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個晴朗的融雪日子，我們“魯藝”一部分同學，還有何其芳同志，跟隨賀龍同志一道從延安出發，到晉西北去。因為機器出了毛病，出發時我們乘的一輛車開得最遲，當下午三點鐘到達青化砭時，賀龍同志已經歇下來好久了。
青化砭離延安七十里，是一個高踞在山道邊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戶人家。賀龍同志正站在路當中和一個青年農民攀談。那個矮小而又瘦削的農民，一面編織著那種恰和北方人豪邁性格相稱的羊毛板帶，一面回答著他的詢問。這些詢問，多半是關于編織毛織物的技術知識的。最后，賀龍同志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帶拿過來，學著編織了一陣。那些圍繞著他的干部、小孩子和頭纏毛巾的樸實農民，全都忍不住笑起來。
我想，不同群眾接觸，在他顯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許他這樣做。當我弄好住處，他又在和“魯藝”的同志們閑談了。他披著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邊沿上，在他的身后是一列一望無際的高原地帶的峰巒，在落照中看起來很迷人；但真正吸引那批青年人的，卻是他那關于前線生活的敘述。從他的敘述看來，戰爭并不可怕，因為即或是在離敵人十里路遠近的地區，戰士們也一樣生活得很好，上著文化課和玩著種種球類。
于是有人，大約是“魯藝”戲劇系的同學莫耶，一個在都市里長大的女同志，驚問道：
“那么，敵人的飛機來了呢？”
“來它的呀。”
“扔起炸彈來呢？”另一個女同學接著問，更加顯得納罕。
“它扔炸彈嗎？”賀龍同志微笑著，照舊用他那種滿不在乎的調子答道，“它扔炸彈，你會往防空洞里躲呀。這是消極的，——積極的辦法是拿起槍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個舉起槍對空瞄準的姿勢。
“你們不要擔心，”接著，他又充滿關心地說，“將來到火線上去，我可以派隊伍保護你們；只要一班人就夠了。你們要搞清楚，我們班把人經常同敵人的大隊伍碰呢。像那類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隱蔽起，敵人一來，就扔他幾個手榴彈！……”
他的敘述生動而又懇切；還一面比著手勢，一面瞇著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于是我們這些對于戰爭還多少抱點恐怖的外行，不但有了信心，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們還有別種別樣的顧慮，雖然其中許多是從他那種有問必答，不嫌麻煩的解釋來的。他的知識廣博，也是同學們喜歡向他發問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樣的疑難，好像只要經他點醒，人便無須把它擱在心坎上了。
在所有的詢問中，有人提到晉西北的莜麥。這點擔心，可以說是我們大家所共有的，因為出發之前，就有人警告過我們，要我們當心自己的胃口。并且還為我們描繪了一幕悲喜劇：一個初到岢嵐工作的同志，因為放肆了一點，多吃了一些，當天深夜，便被那種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奪去了生命。
然而，當那位細心的同志快要結束他的發問的時候，賀龍同志卻不以為然地大笑了，說道：
“這有什么要緊！你只要懂得吃莜麥的規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熱炕。并且莜麥并不難吃！你可以向老百姓買米，買面，要買他的莜麥，那可不成。同志！不要小看它吧！”
他的臉上略略帶點孩子氣的驕傲，摸出煙斗，抽起煙來。
然而，我們的詢問是并不因為他的吸煙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為我們的問題瑣碎而顯得厭倦。他耐心地告訴了我們一些沿途的情形，風習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國古代美人貂蟬的降生地以后，我們每個人便有一匹馬了。部隊上已經分派了幾十匹馬在那里等候我們。
在談到這種他生平特別喜愛的動物的時候，他又不免著實夸獎了它們一番，并且嘲笑了一通一般市面上一部分常見的馬匹。
“讓我形容起你們看吧，”他接著說，頗感興會地仔細描摹起來，“頭這樣一搭搭起，腿子是這樣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兩下子呀，它就連動都不曉得動。給你們講，要我是一個文學家么，單憑這一點我就可以寫它一兩千字！”
他的精彩刻畫惹得我們大笑起來。其間有人擔心冬天騎馬太冷。他回答對方道：
“那有什么！棉褲一穿，棉襪子一穿，外套這樣子一摟，包管你一點也不感覺冷了。”
我們一直談到天黑時才分手。但是半點鐘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圍坐在一張矮小的圓桌旁了。這圓桌是擺在地上的，幾塊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還有我們一位老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聯絡參謀陳宏模。這個人到解放區的險惡用心是十分明顯的，賀龍同志的談話因而非常慎重。因為恰巧我們三個都是四川人，賀龍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過很久，所以我們一面吃著面條燒餅，一面自然而然地談起我們的“堪察加”[1]來。我和其芳告訴他一些抗戰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渾蛋經常用飛機從烽火連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慶、成都胡鬧的惡行。
賀龍同志靜靜地傾聽著，隨即叫罵了一句粗話，深深地嘆息了。
“你們說，這些人要到什么時候才進步呀？”
他發出苦笑，追問著，隨又沉思似的回答著自己：
“我看要讓日本人轟幾大炮才成。”
于是我們的會餐變成了不大快活的會餐，至少沒有先前那樣活躍和愉快了。我們彼此都感覺有點沉悶。如果沒有那位聯絡參謀在座，這點沉悶，是會爆發成為憤怒和申斥的。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現在窯洞門口，賀龍同志眉宇間又復閃爍著微笑了。那是個老太婆，行動矯健，一雙眼睛灼灼有光。
賀龍同志用筷子指點著盛面的瓦盆，親切地招呼她道：
“快來盛起吃吧！還多得很啊。”
“吃過了，同志！”
“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對。”
“早吃過了。”
“那么吃兩個餅子好吧？”
他拿起兩個餅子，讓警衛員遞過去。
二
和我們一道同行的，除了“魯藝”的三個女同學而外，還有兩個婦女同志，全都是四川人，其中一個，賀龍同志叫她作“耗子”，矮矮的，戴著一頂肉桂色鳥打帽。因為丈夫在楊家結臺工作，中途便下車了。另一個卻要一直同我們去嵐縣工作，賀龍同志對她十分關切，年齡有二十歲左右。
這位女同志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歲時，便隨著紅四方面軍經歷過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從延安的衛生學校卒業。小個子，眼睛大膽得很，恰同她那矯捷的舉止相稱。她回嵐縣的另一個目的，是同師部的衛生處長結婚。
當從米脂出發的時候，我們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一直沒有見著十分關切她的賀龍同志。但當我們正在一條傍河的山道上緩緩前進的時候，一陣馬蹄的繁響，忽然從背后掩蓋過來，有如疾風驟雨。
最先超過我們的是賀龍同志的大青馬。他急馳著，一面轉過臉來對那位巴州女同志嚷道：
“趕緊跟上來保護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點，大衣的前襟飄揚著，而他騎在馬上的寬大結實的身軀，就像巖石一樣堅定。他的臉色比平日更紅潤，胡髭更黑，臉上的輪廓也比平日更顯著了。在這種情景下，我似乎更加認識了他那種性格上闊大不羈的特點。他嚷叫著，帶著一種感情洋溢的嬉笑。他的身影逐漸在北方的塵霧中隱沒了。
可是我們的女英雄并沒有緊跟上去。我們都是騎老實馬的，加之，這一天要趕一百五十里路。當我們到達呂家坪的時候，天已經黑盡了。一個在路邊守望我們的老鄉，把我們引到門口燃著一支魚燭的院子里去。院內屋檐邊擺著一張破舊的方桌，賀龍同志立刻招呼我們過去，讓我們大吃他的陜北紅棗和得自敵人的咖啡。這時候他的態度顯得十分悠閑。
其時，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談著他的另一匹大青馬；當我們分別坐下，他又繼續說起來了。
“不但是跑得好，”他向我們投著嚴肅的視線，“它還很有德義呢！比如你前面有人這樣躺起，它就停下來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時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條。每一次總是好幾個人，尾巴上、頸項上都拖得有，我自己還一手提一個：就這樣往返了好幾回。要不然死的人會更多些。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氣很稀薄，身體壞一點的，還沒有喘過氣，倒下去就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誰問起這匹牲口的蹤跡。
“后來給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著；而一發覺大家驚奇的眼光，就又立刻加以解釋：
“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見藏族同胞騎馬，軍隊騎馬，它也懂得騎馬了呀。”
兵站部豐盛的餐食端出來了。用飯過后，雖然飽食和長途行軍的疲勞使我們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們又陸續走進賀龍同志的臥室里去了。
那里已經有五六位同志，正在喝茶。巴州同志的位置離他最近，她捧著茶杯，全身靠在一張壁柜上面。而賀龍同志自己則占據著方桌的一面，手拐支撐在桌面上，整潔的手指間夾著一支葉子煙卷。
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談話，輕言細語，帶著父親般的掛慮。非常明顯，在這需要人們付出全部精力的戰爭年代，又還那樣年輕，他是不贊成她現在就結婚的。
“將來養了孩子，單是生活就夠你麻煩了，還談得上什么工作？……”
他忽然停下來不講了。這也許由于他警覺出來，在眾多生人面前批評到個人的私事不怎么合適吧。他默默吸著煙斗，而他那明澈的眼睛略略浮上一層憂郁。
但是，沉默一會，在向“魯藝”的幾個男女同學投過親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戀愛問題發起議論來了。這對長期生活在國統區的青年說來，確也必要。
他從容不迫地講說著，正像一個慈祥的長輩一樣。因為他所用的是活的經驗和活的語言，所以，富有教育意義，卻又沒有教條味。他極力反對“一杯水主義”，說那樣對工作對個人都是極有害的，沒有任何好處。并且堅決主張政治信仰的一致應該是男女結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愛：“不要拆爛污！”他十分鄙棄地說。
他的話語看來已經完了，但他忽然又帶點嘲諷，用那種說反話的語調這樣加上一句：
“自然啊，背后做一兩回錯事，我們可以裝作不懂。”
三
留宿克虎塞那天晚上，賀龍同志給了我們最大的愉快，主要是給了我們很多社會生活知識。
當上午十點鐘渡過黃河的時候，賀龍同志原是決定繼續向嵐縣進發的，但是，到了后來，我們卻又不能不在那為八路軍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邊停留下來。使他改變計劃的是楊愛源，這位國民黨的將軍正在那里檢閱山西部隊。
在白晝的大半天當中，賀龍同志僅僅讓我們鑒賞了他的戰友們從敵人手里繳獲的日本馬匹，一個警衛員，一個跛腿馬兵和一個小鬼的大膽的馳騁；其余的時間全部花費在他和楊愛源的會談上面。他回兵站時已經是夜里了，我們又陸續走進他的房間里去。一有機會，我們總希望傾聽他那有聲有色的談吐，這在兩三天行軍當中，已經成了大家的習慣了。
他是很會刻畫人物的。有一次，他的幾位戰友偶爾同他談到一個新來參加工作的同志，覺得頭痛。但其中有人并未見過這個似乎有點裝腔作勢的知識分子，因而略顯吃驚地問道：
“這是怎么一個人，我為什么沒有見過呢？”
“怎么一個人嗎，”長久沉默著的賀龍同志，忽然間開口了，“讓我告訴你吧，就這樣：瘦瘦的，頭發很長，隨時夾窩里挾一本書；今天這本，明天那本，可是從來沒有翻過……”
這天夜里，由于大家一再要求，他為我們刻畫了一個辛亥革命時期的人物形象。而通過他對這個人物的介紹，大家不僅認識到當時混亂的社會動態，也從它認識到那次革命的弱點。當然，對于賀龍同志廣博的社會生活知識，我們這些歷世不深的青年同樣感到驚異。
這個人物的諢名叫周鐵鞭，可以說是個地道的騙子手，也正是他那個時代的副產品。他做過跟丁、茶博士和算命先生，還在陜西當過幾天軍門，不過是偷跑的。回到家鄉湖南，他又做起“司令”來了，而且三起三落；垮臺一次，他又很快爬起來了。真也頗不簡單！
醫卜星相這些精神法寶，他都懂。他時常騎了馬去鄉間“捉龍”；而在司令時代，他自信捉住了。于是吩咐他的愛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這因為他愛她，恰恰又只有她養著一個能夠承受一份“龍脈”的好處的男孩。然而她才不受抬舉，哭鬧著，哀求著，最后把他的部屬慫恿起來了。他們于是向他宣稱，要是他再這樣瘋下去，他們就離開他，或者讓他自己滾蛋。
總之，這是很值得考慮的，而那最為適合的辦法，便是讓她活著而到那“龍脈”所在地的廟子里出家……
“你們笑！”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賀龍同志望著我們繼續說了下去，“他硬把她送去當了尼姑才完事的呢。這個人就有這樣怪，他的樣子也特別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頭這樣寬，眼睛鼓鼓的，一個頭小得像湯團一樣……”
我們忍不住大笑了，但是，他自己卻并不笑；而當我們剛剛喘過氣來的時候，他又誘惑似的這樣說了：
“要是高興聽嘛，我一生遇到過的怪人多得很呢。”
但他并不立刻接受大家的邀請，要我先講一個。我講了一個老名士的故事，但是沒有引起在場的青年同志多少注意。十分明顯，這因為我所講述的故事，既缺乏應有的社會意義，也講得不怎么生動。
“這是你們四川內江的趙班若呀！”我的敘述一完，賀龍同志立刻微笑著插嘴了，“這個人我又清楚喲。是湯子模的老師，我兩個還見過面。舊文學好，生活一塌糊涂。茶壺呀、夜壺呀，什么東西都往床頭上擱。他的趣事多得很啊……”
他接著講了一個趙班若的趣事，我們自不必說，連他自己竟也忍不住大笑了。
“這個不算，”停停他又繼續道，“我再給你們講個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個老官僚，滿腦子的封建思想。這個人也算得我們湖南的怪物之一呢！……”
當賀龍同志和這個怪物接觸的時候，老頭子已經七十歲上下了。但是，他的雄心并不因為他的年齡衰竭下來，相反，他還企圖在民國初年那種混亂局面下成立一支軍隊。他同賀龍同志的結識，就為了這件事。他們初次見面的情形，賀龍同志描摹得很精細，使得所有青年同志不斷發出笑聲。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從他所選擇的語言和那諷刺口吻，人們卻不知不覺會嗅到一種官僚社會的腐爛氣息。在講述傅英一些生活細節的時候，也是這樣。而在最后，他更為我們談到老翰林第一次檢閱部隊時的神情。
當老頭兒爬上檢閱臺的時候，因為兵士們一齊應聲立正，他大大地吃驚了！停歇了好一會，這才松了口氣，嘆息道：
“哎呀，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從沒有像今天……”
“以下的話更加糊涂！”在一陣暴起的哄笑聲中，賀龍同志帶著鄙視一切的微笑結束道，“我兩個還沒攪上三個月就分家了。你們看這個人有趣吧？見了趣人，我總要給他畫個像的，來他幾筆。”
四
是到嵐縣的頭一天下午，看好宿營地點，我們三四個人剛好在陽坡村村口的幾塊木料上坐下，賀龍同志終于騎著馬趕到了。
當早上從臨縣動身的時候，他沒有和我們一道走，他得留下來給全城的群眾講話。我們已經到了三四個鐘頭了。這時雖然已經挨近黃昏，天色依舊十分明朗，遠處連綿的山嶺涂抹著一層微亮的紫色。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著擎天的白楊樹。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馳騁著，一進村街，便立刻從馬上跳下來了。
他把韁繩交給警衛員，而由于燥烈的寒凍，又剛才騎過馬，他跺腳搓手地嚷道：
“哎呀，這不冷死人嗎！”
仿佛一個活潑好動的青年人那樣，他又跳蹦著向一個頭戴氈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一面胡亂地揮舞著手臂。
“老鄉！有什么吃的東西賣么？”
他笑問著，而且已經走進那間半開著的小店里去了。
“啊……喲！還賣得有掛面呀！……”
一片洪亮的歡呼聲從那破舊的店屋里傳了出來。隨即，他又仿佛陽光一樣出現在村街上面。他笑著，嚷著，吩咐警衛員趕緊煮點面吃。最后，他要我們一同隨他到宿營處去。這時他的態度已經比較平靜；但當經過那家墻角有著一株老槐樹的大門邊時，他又吃驚似的停下來了。
他歡呼了一聲，嚷叫道：
“喝，馬夫！哪里搞來的皮大衣呀？！……”
馬夫是一個瘦削的長條子中年人，約有四十多歲，站在那家院子當中，穿著新縫的黑布羊皮大氅。周圍空地上錯亂地堆積著五六個馱子。賀龍同志巧妙地邁過那些障礙，一直奔了過去。高高興興拍了一下對方的肩頭，他便翻看著那件新羊毛大氅，審查著它的質量。
最后，他又稍稍離開一步，打量著，認真地評論道：
“不錯，準可穿七八年！”
他又會合起我們前進了，走上一個小小的土坡。
“這個馬夫跟我最久，一二十年了。”他一面上坡，一面充滿感情地說道，“人很老實。全家人都是為革命犧牲掉的，現在就只剩他和一個兄弟了。是一個好同志！”
馬夫同志引起他不少回憶，他向我們一直談到宿營地方。
我們的宿營地是一座頗大的地主的宅第。相當富麗，涂著色彩的檐牙，窯頂上的女墻很高。略微休息了一下，賀龍同志便獨自跑上窯頂上眺望去了。從窯頂上下來后，沒有在房間里停留上五分鐘，他又忽然出現在“魯藝”的同學們中間。這時大家正聚集在院壩里閑談，有的坐在階沿上，有的靠在石碾上面。他提議要大家唱歌，但是他們卻逼著要他先唱一個。他低著頭，含著微笑，十分勉強地哼了兩句山歌。
然而，正當同學們進行齊唱的時候，他的注意，好像已經并不停留在唱歌上了。其實，他要大家唱歌，不過隨便說說，并不怎么熱心。他倒好像有著什么心事似的。于是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賀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這個杰出的女性的時候，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敗她都幫助他重新組織起隊伍又干。她是在一九三四年湘西的游擊戰爭當中犧牲掉的。
“她并不懂得理論，”握著煙斗，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他曾經望著我說道，“但是她的理解力是很強的。膽大，天分比我們高多了。她說隊伍要‘武’，就是要打仗，‘不武’就要坍臺！”
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是，現在引起我發問的，卻是他在抗大女生隊成立時的一場講演。在這場講演當中，他曾經提到賀英同志，后來聽講者之一的頎[2]，把她自己的感奮，以及當時的情形全都告訴我了，所以我就從這點說起。
“聽說毛主席那天也很興奮呢。”我加上說。
“好像有這回事。”他含糊地回答說，接著卻又認真地說了下去，“她確實很能干，不管多少隊伍，她都能夠統率。她知道怎樣發現人才，使用干部。許多土匪都怕她的；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趕下來的猴子，調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紅軍，得到她的幫助最大。……”
他順下眼睛，陷入深思了，一面靜靜地吸著煙斗。
“你就拿給養問題說吧，”一會兒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繼續道，“哪里會像這樣，半天還弄不到吃的！總是自己騎匹騾子趕在前面，隊伍一到，什么飯呀、水呀通弄齊了。”
一個負責管理給養的同志恰從左面階沿上走過，于是他略含惱怒地問道：
“你們在搞些什么呀，飯還沒有弄好嗎？”
“他們正在做呢。”
“今天真把人餓夠了。”
他望了我強笑著說，于是漠然地離開石碾，漠然地走回自己的房間里去。
五
到達嵐縣三四天后，他第一次來看我和其芳的新居，是夜里，警衛員也沒帶，一個人輕悄悄地進來了。他對我們談了一些晉西北的戰況，當時寧武正從閻老西[3]手里失掉不久，敵人新的進攻已經開始。占據著方桌的一面，他平靜地講說著，似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經過慎重考慮。而且同時留神著我們的反應。這已經不是日常生活中賀龍同志的風度了。
他說他三天前去看過一位山西部隊的軍官。
“看樣子這幾天很苦悶，”他接著說，依舊銜著煙斗，“一見了我就拉著手說：你回來得正好，太走久了。”
于是他談起他們商討怎樣對付敵人進攻的情形。他是不贊成打硬仗的，因為敵人已經利用各個據點構成火網，在那里等待著我們了。但他并沒有直接提出來，只是從側面敘述了自己的見解。他用食指在桌面上畫出山脈、河流，以及晉西北各縣的地位。他特別看重寧武，認為這是目前戰爭的關鍵；可惜山西部隊兩次的反攻都失敗了。
為要引起我們注意，他又著力地用手指點著寧武的地位。
“你們看，這樣就成了一個扇面的形式，”他說明著，同時屈起手臂向懷內一擁，“敵人隨便從哪一處都可以進攻我們；從這里，——從這里，都行。這是第三次失守了，前兩次也是我們幫著拿回來的，一落到他們手里就出事了。”
他的所謂他們，當然是指的閻老西的部下。接著他沉思了好一會。而在最后，仿佛要趕掉一種不很愉快的念頭似的，他搖了搖頭，望著我們微笑起來。
“走的時候他說還要來找我，”賀龍同志似乎吃力地說，“要是再吃一個大虧，他會來的！他們這些人都是這樣，一有爛事，就來找你，事情一過，便認不得你了。有的還覺得你討厭得很呢。”
響了一下嘴唇，他輕微地嘆息了；半瞇著眼睛望入空間。
“有什么辦法呢，”他終于發出苦笑，安慰起自己來，“無論什么人，只要他還在抗戰，總該想法子把他引上路呀。就這樣：前頭放一個烏龜，叫他慢慢跟著走吧！”
于是他堅定地微笑著，仿佛忽然從長久的焦灼中得到了一個毫無疑義的決心似的，玩弄起火柴匣子來了。他反復地審視著它，隨又拿來擱在桌子上面，找著適當的地位，恰像他打算要把它改造得更為適合一些、美觀一些那樣。但他終于毫不顧惜地拋開它，凝神地望著我們，用一種略帶感情的調子重新說開頭了。
他的聲調執拗而帶惱怒，但卻照舊滲透著最大的容忍。
“你們說，這樣的事情別人會怎樣呢？”他質問似的說道，“在陽曲，我們一個新兵連遭到敵人襲擊，打崩了，連長打死了，大家舉出一個頭目來收容，結果收容了七八十個人。但是，他們的縣長卻估著把這些人改編了，頭目也打死了，還把尸首拋在河里！”
他被迫似的忽然把話頭切斷了。閉著嘴唇，屏息著，而他眼角上飽經憂患的皺紋，也就更多更密起來。
“你們說這個該怎么做？”他接著說，聲調卻意外地柔和起來，“我們僅僅拍了一個電報，去查問我們自己的人是不是有不對的地方？頭目是不是同他們里面的人有私仇？就這樣！至于隊伍呢，只要士兵愿意，就由他們改編好了。”
他的臉上現出極端忍受的表情。想了一會，這才又以一種心平氣和的口氣提醒我們道：
“要不冷靜一點，這不會立刻攪糟嗎？”
他凝視著我們，嘆息著，慢慢站起來了。但他并未立刻離開我們，還問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瑣事：缺什么不缺？起居方便不方便？他又提到我們用的小鬼，說是如果太笨，就向副官處另外調換一個，并且主張小鬼應該同我們住在一個院子里面。遇到空襲去防空壕的路線，他也告訴了我們。他的周到細致使人感到無比溫暖。
最后，因為發現炕上還睡著一個老百姓，他不免吃驚了。
“這怎么成？你們要談問題、寫文章，明天請他移動下吧。”
我們向他說明，這是一個七十多歲的木匠，白天很少在家，對我們毫無妨礙。并且還是一個聾子。而在聽到聾子這兩個字的時候，他這晚上第一次爽朗地微笑了。
“那就好，”接著他用幽默口吻說道，“再有什么秘密話，你們也可以讓他聽了。”
我們送他到大門口。街上渺無人跡。
六
一天早上，賀龍同志叫人約我們去司令部吃早飯。同桌的只有甘泗淇同志的愛人李貞同志，一個農村婦女出身的干部，現在是教導團的政治部主任，樸實干練，沒有絲毫城市婦女的氣息。吃飯當中，他仿佛家人一樣地同她談著一些日常生活瑣事；有時也帶點幽默神情講一兩句笑話。
飯后，他要我們同他一道去城外看炮兵試炮。這些炮，是三五九旅最近在五臺附近的洗天河繳獲敵人的。在這一次重大勝利當中，除卻三門山炮和迫擊炮，還繳獲到好幾百匹馬，無數槍支和七八百名日本俘虜。然而出城不久，我們才得到改期試炮的通知，于是只好臨時去參觀工兵們演習造橋。
同行的有甘泗淇同志和參謀長周士第同志。甘泗淇同志同我一直閑談著晉西北初期開展工作的困難情形。賀龍同志則在溝道般的大道上漫步著，一時又很敏捷地跳到高坎邊的小路上去。因為碰到牲口，便總帶來一陣煙霧似的塵土。我們照樣地跟著他做，而當我們正在一處土塍上行進的時候，領頭的他，忽然把腳步放緩了。前面來了約有一排騎馬的隊伍。
他同甘泗淇同志互相推測起來，認定那是前來參加干部會議的代表，并且從裝束和神情指點出誰是誰來。他們全猜中了。大約過了有一刻鐘，在和那批代表簡略但卻親切地交談了幾句之后，他走向一個稍稍落后的騎者面前，停留下來。
“這也是個獨只眼呀？”他凝視著那匹小種紅馬，“我先前也有一匹，跑得很好。”
“是害病瞎了的。”那位騎者回答。
“生下來是這樣就好了！你騎起跑幾步看。”
騎者照著他的請托馳騁起來；但還沒有跑上五十碼遠近，他便失望地搖搖頭，不注意了。
我們重新往造橋的地方走去。這橋，是造在嵐河上的，一共有五個橋孔，兩丈多長。河面幾乎全結冰了。我們各自照著自己不同的目的鑒賞起來，一會又下到河面上去。
賀龍同志并不參加周士第同志和工兵負責同志的詳細問答，只一意上上下下地審查著；直到經過好一會了，他才望著我們，臉上閃著一種夸耀似的微笑，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愉快的回憶。
“你不要看，同志！”他接著笑說道，“我們這隊工兵，在長征當中起過滿大的作用呢。”
隨又集中視線，向那位大腳大手、又粗又矮的工兵連長望去，接著扣問起來。
“你說，搭一座可以渡過渭河那樣寬的橋，需要多少時間？”
“我沒有到過渭河。”
皺皺眉頭，他耐心地尋思了一會，遂又柔聲問道：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湖南大庸。”
“對了！”他高興了，“這么說吧，搭一座大庸張家溝對面那樣寬的橋，你說需要多少時間？”
他得到滿意的答復了。
在歸途中，我們碰見兩個牧者，一個半大的孩子和一個牙齒全部掉光的老人；嘴唇下巴全是光禿禿的，沒有一根胡須。各人手里拿著一根長棍，一端上著一只小鐵鏟兒。他問明了那叫揚鏟，是揚起石子塵土趕羊兒的，于是他模仿著做了幾下；老頭兒張開嘴大笑了。
在交還揚鏟的時候，他問那孩子道：
“遇見狼你們怎樣做呢？”
“不敢打……”
這時候，我從那橫著短髭的唇邊發覺出一種鄙視和同情混合著的微笑；但也立刻就消失了。并且隨即詳細地詢問起他們的家庭狀況，工資待遇，等等。離開那一對全不相稱的伙計不久，他又叫住兩個恰好從對面撞來的青年戰士問話。一高一矮，高的手上提著一大塊豬肉。兩個人比起來，那高的一個顯得太魁梧了。
也許就是這點對照引起了賀龍同志的興致，問明了他們的番號姓名以后，他默默地把他們拖在一起，背靠背地比了比高矮；而末了，他拍了一下那高個子戰士的肩頭，贊賞道：
“不錯！這樣大的塊頭，只要一桿步槍，兩個手榴彈就行了！”
七
我覺得賀龍同志住的屋子是再樸素不過的，還沒有我們住的漂亮。陳設也很簡單，只有一個火爐，一張方桌，幾條獨凳，書籍和茶具之類的用具。如果一定要找出點不同來，那就是僧舍一般的整潔，以及貼滿墻壁的二十萬分之一的華北地圖。
我們站在一幅山西地圖面前找著我們的行程。我們是應了他的召喚來閑談的。我正在尋覓著兔板一類的怪地名，他進來了。他客氣地問起我們的生活狀況，一面讓我們坐到方桌邊去。吸燃煙斗，他面對了窗子坐著，我們的閑談也就真個開始起來。而由于他具有廣博的社會生活知識，他那半生來奇瑰的經歷，我們很難插嘴。
我們由湘鄂邊境的戰事談到長沙大火和他的故鄉桑植。
“據說，桑植就是從前的夜郎國，——所謂夜郎自大呀。”
他半瞇著眼睛，意味深長地笑了。
“人民強悍得很，”他接著說，態度變得認真起來，“從前老喜歡械斗；打死個把人不算回事。馬江口一家姓顧的，為一點小事，叔父把侄兒殺死了！侄兒的兩個兒子趕場，在路上攔住這個叔公，又把叔公殺了。都才這么高的人呢！”
他用手比著高矮，在一種苦惱的興奮里沉默下來。
“同志！”他隨又嘆息道，“這就是野蠻呀！”
我們請他告訴我們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著手指頭講起來了，“為世仇，為正月里賽燈，為水，為界址，經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導火線！一鬧大了，總是成千上萬的人參加。經常打得頭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來都擋不住！”
“可以舉幾個實例么？”
其芳追問著，但他似乎沒有聽見。因為他的臉上依舊興奮而又苦惱，眼光聚攏著，緊閉著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見了那種大膽粗豪的風習，或者如他所說的野蠻的生活場面了。
“不過野蠻雖是野蠻，”他忽又顯得滿意地注視著我們，聲調柔和起來，“也有他們的長處呢：樸質，好勝，有骨氣！不講交情硬是不講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不變，不管是拿官、拿錢，都買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單跟我一起鬧革命就犧牲了不少的人。”
他自豪地，然而略帶憂郁地笑了。
他從褲袋里摸出煙包，裝上煙斗，吸起來。這一切都照例做得那么從容，那么有條不紊。而且，在裝好煙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煙斗送進卷起的手指間，轉幾轉，去掉那些塵埃一般的煙末。
這中間，我問起桑植從前貧富之間的關系，他笑答道：
“階級矛盾相當尖銳。就拿放利說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剝削的。小時候的事情我還記得，借錢付利不算，還要說好話，送人情。可是，窮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饑荒，總是一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他接著告訴我們一件民國八年農民起義的故事。
這次起義，是在迷信的外衣下進行的。當時那座古老的山城正鬧饑荒。有一個平常人，一個打鬼的巫師，兩夫婦因為抵抗駐軍拉夫，失手把一個拉夫的兵士一扁擔打死了，于是趁勢奪下槍支，成立神軍，號召起幾萬人參加。他們的口號是反對駐軍，打土匪和保護窮人，一直鬧了一年多才解決；而這解決的主腦人物就是賀龍同志自己。那時候他恰恰被調到他的故鄉追剿，但他卻用嚴格的軍紀和比較溫和的辦法，把他們瓦解了。但他并不滿意自己的措置。
他不滿意，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停了一會以后，他又搖搖頭，嘆息道：
“這的確不是辦法！以后還鬧過一兩回，更厲害！”
我問他辛亥革命以后，桑植的社會關系有過些什么變動。
“變動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辛亥革命不久，我們那里就流行一句俗話：窮人翻身了。很多出去當兵的拖了槍回來，有錢人倒霉了；同時也向從前的窮人借錢。有家姓龔的大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一到冬天總是米呀，棉衣服呀，發給窮人，向窮人進行欺騙。兒子不成器，花花公子一樣，幾年家當就玩光了。后來連老家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橋，都要拆來賣掉，恰恰給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錢把橋買了。我那時候只有二十來歲……”
后來我們又談到桑植的山川形勢，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
八
在全師干部會議這一段時間當中，我們只見到賀龍同志一次，同時還見到了他的親密戰友關向應同志；但是時間都很短促。
一天早上，他照例獨自到我們的住處來了。我們還沒有起床。他自己推開那兩扇小門，我立刻被驚醒了。和陽光一起，我同時發現了他那充滿愉快和精力的顏面。他微笑著，嘴里銜著煙斗，兩手張開撐在門框上面。想到自己在睡懶覺，我一面催促著還在打鼾的其芳，一面帶點慚愧坐起來了。
“怎么樣，住得慣么？”
我很質樸地表示了我的滿意，于是他含笑道：
“那就好。不要起來，你們睡你們的吧！”
我剛剛跳下炕，他已經走掉了。
此外就只碰過三四次頭，在球場上，在晚會當中，在一次空襲后那種充滿荒涼意味的街道上。他在巡視著老百姓的受害情形。當閻錫山政權領導下一個地方劇團的代表來到嵐縣的時候，我存心要去看他，而且存心要和那個劇團的代表們一道去。原因是這樣的：在呂家坪談到男女問題的時候，他曾經宣稱，他要揶揄代表當中某一個人，因為那個青年人和他的一個部下的愛人結婚了。
我沒有得到這個機會，可是事后一個同志告訴我說：
“已經提到過了！是昨天上午。有很多人在場。他半正經半玩笑的，劈頭就是一句：‘唉，同志！我們在前方抗戰，你們在后方搞我們的老婆！’這個人太痛快了！”
當然，這不是什么痛快問題，對于這種違反擁軍優屬政策的人，真也應該當頭一棒，讓他認真受點教育。
半個月后，我們這才跑去看他。頭天夜里，一個在政治部分配了工作的同志來看我們，說是一兩天后，司令部要開拔了。目的地呢，他不知道，只聽說要過鐵路，要行軍一個多月。這件事，使我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迅速和秘密而外，還使我胡思亂想了一整夜。最后，我們決定向他提出要求，讓其芳跟隨部隊開拔，我自己單獨留下，繼續了解晉西北的情況。我覺得我的決心很大，簡直不可動搖。
賀龍同志屋子里有很多人，大部都是帶了建議和要求來的。有的，他耐心地向他們解釋；有的，只消一兩句巧妙的反問，就解決了。他的行動多少顯得有些匆忙。一個戰地服務團的同志也在那里。這個同志在同他談著通過封鎖線的問題。這件事他們似乎不止談過一次，而且已經有了滿意的答復，因為他正在傾聽著，忽然正像受到損傷似的站起來了。
他含著微笑，但卻用了一種顯然不大快活的調子嚷道：
“同志！你們怎么這樣不相信人呀！——我擔保你們安全通過好么？”
一個被分派到鄧宋支隊去的技術工作干部，向他提出的要求頂多。看他的神情，那些要求顯然都不合理，但他耐心聽下去。直到申訴完了，這才逼視著對方，笑嘻嘻反問道：
“你是在搬家么？同志！搬家的辦法，八路軍從來沒有過呢。”
那是個外貌善良的同志，眉毛很短很濃，臉上有點麻斑，隨又繼續提出一些什么要求。
“你拿去有什么用呢？”他照舊反問道，“你說呀！”
于是那位善良的同志瞪著眼睛想了一下，顯然覺得他所要求的東西的確沒有什么用處，于是敬了個禮，準備走了。
賀龍同志一面還禮，一面望著我們笑說道：
“你們不要小看他，他的老婆還是個航空員呢。”
另一個接著提到馬匹的事，他立刻讓那請求者滿意了。并且順便講了許多關于馬的知識，建昌馬小，善走；甘肅馬則很大，等等。他又說，他不久前送了一匹馬給毛主席，還留下一張照片。
他半開玩笑地稱贊那匹馬是他的“有功之臣”。
“有好幾次危險都全靠它，”他列舉著它的事跡，“一次過湘河，正碰著漲大水，河面有五六里寬，不是它我也許早就完了。毛主席原來有一匹馬和它一個樣子。一九二八年的，去年死了。死后，他還親自去看過一次，叫人挖了一個坑埋起。他兩個像滿有感情呢。”
那位國民黨派來的所謂聯絡參謀，忽然帶點掛慮問道：
“師長！聽說明天要出發呀？”
“明天一早就走。再這樣老是吃山藥蛋，莜麥，連人都吃蠢了。”
這時，我也終于向他提出我的要求；雖然在接觸到他那堅定愉快的性格以后，我的決心已經動搖起來，有一些遲疑了。我所根據的理由是：我打算繼續收集晉西北的材料，因為中途擱置下來太可惜了。
賀龍同志微微吃驚地望定我，從而大笑著截斷我道：
“同志！到了鐵路那邊還少了你的材料呀？比這里還豐富！……”
我真不知道怎么說好，有點開口不得。
“讓我告訴你吧，”他又忍住笑接著道，“到了那邊，就要繼續搞晉西北的材料，也并不困難呀？隨便什么人都可以告訴你：老甘，我，都成。最近是沒有工夫，等將來住定了，我們一定有很多時間談話。至少一個星期談兩三次不成問題。講老實話吧，同志！說不定我們還要通到關外去呢。”
我再也說不出什么理由，我的決心已經總崩潰了。賀龍同志顯然也看出了這一點，所以在我們互相望著笑了一會以后，他就直率地關照起我來了，料定我不至于和他糾纏。
“不要再提了吧，”他笑說道，“同志！馬都給你們準備好了。”
這時，一個警衛員正走進來。賀龍同志順勢問他釣鉤在什么地方，隨又取出來讓大家鑒賞。
“這是我托人從河南帶來的呢，”他平靜而愉快地說，“河南的釣鉤頂好，你們看，釣鉤并不大，可是一二十斤重的魚都可以釣起來。好生撿起吧！”他把釣鉤退還給警衛員，繼續道，“將來好在松花江釣魚吃。聽說松花江魚多得很！有人講笑話，說是多到輪船走過，都會擠到河岸上來……”
他嫌警衛員包扎得太馬虎，自己又取來裹上一層厚紙。
九
冒著大雪，我們在黎明的街道上躑躅著，不知道應當跟隨哪一部分隊伍走好。
最后，由其芳看管馬匹，我跑去見賀龍同志了。院子里相當雜亂，塞滿著馱子、馬匹，以及等候各種各樣指示的人們。他正站在階沿上下命令。他在大聲地說著話，不時又揮動一下手臂。他已經扎了皮帶，穿著馬褲，頭上是淡黃色燈草絨的日本皮帽，看來更魁梧了。寬闊的顏面紅噴噴的，因此他那上唇上的濃髭也就使他越加顯出一種堅定不移的氣概。
他的視線首先捉住了我，于是精神勃勃地問道：
“你們準備好了么？何其芳同志呢？”
我把我們的實際情況告訴了他。
“那就好！趕快到東門外去集合吧，跟司令部走！”
接著，他又用同樣洪亮愉快的聲音，跟一位穿皮短大衣的同志進行問答去了。
我們沒有在行軍途中發現過他。但當我們下午到達靜樂的時候，賀龍同志已經坐在兵站部了。他不久前才從趙承綬的軍部宴會回來，正在為房子的問題發著脾氣。我們也是因為房子問題到兵站部去的。根據一位不三不四的老百姓的談話，在那一座頗大的縣城里，幾乎每一家都住得有軍隊，這里幾個，那里幾個。聽口氣，大家似乎只有站在街上擋風的份兒了。加之又是落雪的壞天氣，露在外面實在不是味道。
兵站部長的小屋子里擠滿了人。周士第同志不斷用廣東官話和當地的動委會打電話，交涉著住處。大家都沉默著，顯出急于需要休息的不大安靜的神氣。在這種心情下，一個人很容易發脾氣。一個類似馬兵的同志走進來了。
馬兵的出現引起了多數人的注意。因為他態度悠閑，一進門就走到火爐邊烤起手來；于是賀龍同志耐著性子問道：
“你有什么事嗎，同志？”
除了烤烤手他有什么事呢？馬兵如實地回答了他。
“沒有事就請出去好么？”他抑制地接著道，“同志！都堆在這里做什么呀。”
在那一個顯得有點尷尬的同志出去以后，他又一連接到兩三次報告，大家都向他訴說著同樣的困難。這一下他真的發火了。他憤憤地嚷叫著，態度十分激越。過了一陣，這才逐漸平靜下來。他坐在一張靠墻的獨凳上，一面燃著煙斗，一面不耐煩地用左腳趕著那只老在凳子底下擦癢的黑色小犬；但他沒有成功。最后，他默默站起來，取下對面墻上掛著的一根馬鞭，于是那個倒霉的動物，哀嚎起來，立刻逃跑開了。
這時候，精力充沛、談吐幽默的甘泗淇同志從炕上坐起來，裝作不以為然的神氣批評他道：
“你這個人太殘忍了。”
“怎么樣，你心痛嗎？”
同志間的打趣，使得他的怒氣一下子全消了。他隨即宣稱，他自己明天去打前站，擔負起交涉房屋的責任。他相信他會做得很出色的，因為他有一個有利條件，沿途的動委會他都熟識。他正說著，一個副官處的同志又跑來報告說，房子大部分已經勉強找好，只是一家地主死也不肯讓出幾間空屋子來駐扎師部。
這使賀龍同志又發作了，嚷叫道：
“你給他搬進去就是了呀！難道他會把你趕出去么？”
這自然是氣憤話，因為板著臉沉默一會，他又用顯然含著極大忍耐的口氣這樣說了：
“攪他媽的鬼啊，——還站著做什么？把鋪打開，大家擠著睡呀！”
“這個炕太小了，”警衛員擔心道，“看睡得上五個人么？”
“炕小就擠緊些，總不能擱兩個在外面露起呀？！”
他接著又吩咐警衛員，叫把他自己的鋪位開在挨近墻壁的地方，說是人多了睡覺，躺在中間最不舒服。
“可是老甘無論如何也不要挨著我哇，他身上有虱子。”
“造謠！我會有虱子嗎？你看：清潔，整齊，嚴肅！”
賀龍同志忍俊不禁地大笑了，一面進行著反駁：
“一定有！你不要騙我！”
十
我們在河北靈壽縣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大家都以為住定了，后來才知道是在那里進行通過平漢鐵路的準備工作。
剛到七祖院那天晚上，我和其芳正在那家豆腐店的破炕上納悶，一陣不成腔調的歌聲把我們引到街上去了。街上很黑，但是我們終于找到了村救亡室，那傳出歌聲來的地方。我們耽擱了一兩刻鐘才退出來。我們照舊在暗夜里摸索著，一面說說笑笑地交換著我們的對于那些村民們和兒童們的印象。然而，一剎那間，我的眼睛忽然好像全瞎掉了。
一股電筒的亮光對我們直射過來。一會，我們就聽到一種帶點惋惜的洪亮的聲音：
“你們來得正好！哎呀，我今天找過你們兩次了。”
我們立刻辨認出那就是賀龍同志。在最近幾天行軍當中，我們不時總看見他急馳著從行列側面飛奔過去，或者挾著黑皮大氅，和同志們交談著，一面不知疲倦地跋著山道。但是，自從在山西河北連界的沙湖灘見過他一次以后，我們便再也沒有發現過他的蹤跡。而他現在，又屹然站立在我們的前面了。我們真是說不出來的高興。
他又把電筒朝著街道的東頭照照，然后輕聲說道：
“走吧。我們到周仝那里去，看這個家伙在搞什么。”
周仝是一個剛從蘇聯回來不久的青年干部。大個子，聰明而且愉快，有點孩子氣。我們一到，他就夸耀似的把當天從附近市鎮上買的東西全都搬出來：白糖，茶葉，點心，以及別的一些一個月來沒有見到過的食物。
于是賀龍同志也同樣孩子氣地笑了。
“好得很！”他激賞道，“趕緊一樣拿它一點，我們到司令部扯亂談去吧！”
我們在司令部一共待了兩三個鐘頭。所有一個多月來行軍當中因為疲勞和不習慣招來的煩悶，全部都消除了。
的確，圍著火爐，喝著好茶，在北方小村落冬夜里特有的靜穆當中，傾聽著賀龍同志那種生氣勃勃，充滿機趣的談吐，可以說是一件人生中難得的快事。他講述了許多晉察冀邊區的情形給我們聽，因為他恰恰才從邊區的中心地帶回來。對于邊區之成為抗日模范根據地的原因，他分析得很詳細。
他認為邊區的最大特色，是軍權政權的真誠合作。
“單拿初期的情形說吧，”他一氣說下去道，“軍隊在前面打，打下一個地方，就讓政府自己恢復政權機關。有些地方，比如唐縣、完縣，把偽政府摧毀了，政府的負責人還沒有到，軍隊就幫著建立政權，到了的時候立刻交還他們。說是不準直接征糧，一個命令下來，軍隊就首先實行。要成立銀行，沒有基金，軍隊就自動把自己領的餉款拿出來做基金。像這一類的情形，你到哪里去找？！”
他頓住；而在堅定地凝視了我們一會之后，隨又嘆息著補充道：
“不是吹牛，同志！不是共產黨、八路軍，這根本就做不到呢！”
我們問他，在敵人瘋狂的進攻下，邊區的發展前途怎樣？
“沒有問題！”他滿不在乎地回答道，“單同你們講這一點就夠了：上次政府發行一筆公債，才兩個月就銷完了，還有多的！為什么會這樣？下層群眾全部發動起來了呀。比如，一個鄉下人，賣一點糧食，就買兩塊錢的，一個老婆婆做幾雙鞋子賣了，也買一點，這一下什么人還好意思不買？后來連保定、天津、北平，敵人的老窩子都銷起去了。你們冷靜想一下吧，日本人除了頭痛，另外有什么辦法呀？！”
最后，他又為我們介紹了好幾位在邊區行政方面的一般負責同志。邊區政府主席是犧盟會的領導者之一，很有民族精神。文化廳長是一個比較進步的國民黨黨員。但是，在邊區地帶內，原來很少有國民黨的組織，抗戰以后，這才在共產黨的協助下普遍成立，一面發展著黨員。
在談到邊區負責人之一聶榮臻同志的時候，他望著我和其芳笑道：
“這個人還是你們四川江津人呢，就在江津游溪鎮河對岸住家，留法勤工儉學生，人很能干！同志，在敵后搞這樣大一塊根據地不容易呢！”
他對邊區另一位負責人彭真同志也很佩服。
“這個人了不起！”他認真地說，“對革命堅決得很！在華北青年中威信滿高呢。”
他激賞地連連點頭，于是上身傾折下去，雙手捧著煙斗，抽起煙來。
“確實堅決！”他又忽然把腰身挺直，不抽煙了，緊接著贊賞道，“北平，天津的監牢他都坐過！在監牢里領導過四次罷飯：第一次兩天，第二次七天，——第三次二十天！”
當說到二十天幾個字的時候，他的聲調愈加激越；簡直高昂得無法說下去了。因為他提到的不是一個簡單數字，它們包含著許多寶貴東西。他陡然沉默下來，微笑著，自我滿足地凝望著我們。
“同志！”他隨又自語般嘆息道，“二十天呀！……”
于是沉思地眨眨眼睛，這才靠在椅背上面認真抽起煙來。
十一
黃昏時候，我們正在豆腐店那間到處封滿塵土的老屋里計劃寫點東西，賀龍同志走進來了。銜著煙斗，雙手插在褲袋里面，他望室內打量著，下著批評。但他還沒有談上三句，那位聯絡參謀也走來了。這是一個圓滑狡詐的中年人，個子瘦小，很會裝腔作態。他一進來，看見我們正在一道，于是立刻發出一種興高采烈似的笑聲，甚至跺著腳來表示他的驚異和愉快了。
聯絡參謀看起來頗為激動似的，他討好地笑嚷道：
“好得很，我正要找你們三個人談談！真是遇緣極了！”
賀龍同志于是退往一張對了門安置著的柜子邊去，從容地靠在上面。他毫無驚異之色，平靜而又冷淡，仿佛他是一個觀察家，或者一個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樣。他的態度和聯絡參謀的形成一種十分鮮明的對照。
“你說是什么事情呀？”末了，他冷靜而又簡短地問。
“什么事情？”聯絡參謀顯得忸怩地重復道，“要找你們三個人合作，供給我材料呢！作戰方面的，群眾方面的，什么都要一點，——不然將來回到后方，大家問起來怎么辦呢？！”
“容易得很！”取掉煙斗，用一種洞察一切的眼光望著對方，賀龍同志平靜地回答了，“這個還不容易？我供給你好了。要多少有多少。還有什么問題沒有？”
“沒有了。哎呀，現在算是有辦法了！”
“這個還不容易？走！我們出去逛一轉看。”
于是賀龍同志悠悠閑閑地把我們一直領到了養馬的地方。在村外一家老百姓屋前的空地上，釘著很多木樁，有的就利用樹木，拴著十幾匹馬。其中有幾匹是王震同志才送來的，但他似乎已經很熟悉它們的性格了。他一匹匹下著批評，但是他的神情一直都顯得很冷淡。
在回到司令部后，他的態度也沒有多少改變。這時，天已經黑定了。他默默地親自往一個平常煨水用的小爐子里加著木炭。并且幾次用腳移動著它，審視著，看它是否已經蹲在一個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適當地方。我們大家都落在一種不大自然的沉默里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那個聯絡參謀，他要我詳細告訴他當天我們去附近鎮子上訪問農會的情形，裝出一副很有興趣的神氣。
我照著他的話做了。主要是介紹幾個農民干部在文化上的進步情況。這時候，賀龍同志忽然插嘴說道：
“這算什么？我們一般干部不都是農民出身的？從前一個字不識，現在你去同他們談談吧。”
聯絡參謀立刻同意了他的話。
“是呀，你單看那個警衛班長吧！這兩天怎么不見了呢？”
“到前面偵察去了。你看他土頭土腦的吧？他滿有辦法呢！”
一直被他叫作張娃兒的警衛員，一個敦敦篤篤的青年同志，這時走進來添木炭；添好木炭，隨又退了出去。
“就像這些青年人吧，”賀龍同志望著張娃兒挺直結實的身影說，“一放出去，都是有辦法的。時間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五個月，一攪兩攪，他就會攪出一個滿大的隊伍來。”
聯絡參謀又照樣立刻同意了他，并且把一般抗大畢業的同學和“紅小鬼”出身的青年同志同等地夸獎起來。
“那些都還是蛋！”賀龍同志立刻截住聯絡參謀的話頭，柔聲地反駁了，“出來工作一年兩年，看還成么。這就像石頭樣，磨來磨去，磨玉了就對了。”
他的調子充滿著一種愛撫和期望互相混合的感情。
在談到一般干部的時候，他大都是這樣的，恰像在談著和自己同一血統的親屬一樣。對于那位八路軍進入山西以后，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擊敵人的楊嘉瑞同志，賀龍同志看來特別賞識。而當聯絡參謀提起這位支隊長來的時候，這晚上第一次，他顯得有一點興致了。
“那能打啊！”他半瞇著眼睛，拖長聲音大聲說了，“看樣子三天難說兩三句話，熱也是那樣，冷也是那樣，——一塊面團呢！”
他隨即又興致勃勃地向我們談起另外兩三個干部。
“比如宋時輪吧，”他用同樣充滿愛撫的調子繼續說，“那才要命！他就從來一句話都不多說，石頭一樣。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還矮，看了不成樣子。嗨，可是東一攪，西一攪，他會攪出一個大隊伍來，一直通到冀東去了！”
聯絡參謀極力稱贊這些同志都是白手興家的能手。
“這也正是八路軍的一點特長！”他坦然地承認道，“隨便丟個干部出去都能獨當一面。失敗的很少很少。不過說一句老實話，同志，就是這點特長，也是共產黨拿血換來的呢。”
于是在向我們投過嚴肅的一瞥之后，他又重新往椅背上靠去；慢條斯理地吸燃煙斗，兩手擱在椅靠上面，顯得更冷淡了。不同的是，在他的冷淡當中添加了一點令人肅然起敬的自豪感。在談到共產黨、八路軍的時候，他的表情，多少總帶點這種意味。為了沉默的不合適，或者別有用心，聯絡參謀又和我單獨講說起來。我們談的是靈壽縣優待抗屬的情形。
我先告訴了他一個大概，而正當我準備講幾個實例的時候，賀龍同志暗笑一聲，我便停下來了。他依舊靠在圈椅里，但卻取掉煙斗，一面回憶著什么似的，一面向我講了一個帶有諷喻意味的故事：有一個老太婆，兒子被打死了，按照擁軍優屬的辦法，大家都愿意幫助她，這個擔水，那個劈柴。她高興得很，逢人便說，從前她只有一個兒子，現在全村人都是她兒子了……
我們都失聲笑了。顯然為了點醒這個故事的含意，他隨又加上道：
“這一下再也沒有人幫她的忙了！你們想吧，誰又愿意給什么人做兒子呢？”
說時，他隱隱含譏帶諷地望了聯絡參謀一眼。因為感覺賀龍同志已經顯得有點倦意，我和其芳認為該讓他休息了，于是率先告辭出去。
十二
一天晚上，有人談到朱總司令，他問其芳和我見過沒有。
“他不像一般四川人，”他搖搖頭說，“一開口講演，他總是說：中國，——世界！……”
他帶著尊敬和愛撫笑了。
“是個帥才，——是個帥才。”
說完，他便立刻陷在一種滿足的沉默里面，好一會沒有講話。
當我們偶爾提到汪精衛叛國消息的時候，盡管大家都很激動，他卻一點不動聲色。直到我們的憤怒快要發泄完了，他才忽然慢條斯理地向我們談起來，還一面摩挲著煙斗。聲調很輕，好像他在審核著每一個字、每一句話。而在談到重大政治問題、原則問題的時候，他總特別慎重。
“離開延安的時候，我去見毛主席，”他顯得虔誠地說，“問他最近的政局會有什么變動？他就肯定地告訴我，汪精衛遲早會投靠日本人的。現在已經證實，我也可以說了。”
他微笑著埋下頭，眼光落在紅紅的木炭上面，顯然正在進行深刻的思索；但他不久卻又揚起臉來，輕聲地贊嘆道：
“毛主席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天才，要些人來比呢。”
于是他用一種略帶感情，充滿敬仰的調子，敘述了一些關于毛主席的事跡：他的反對陳獨秀、李立三的錯誤路線，和他在遵義會議中反對王明的錯誤軍事路線，為黨為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勛。賀龍同志特別贊揚毛主席在民族存亡關頭做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的偉大戰略決策，因為它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從而形成和發展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對這部分歷史事實敘述得相當生動。
“他只是說不能打，”他模擬著毛主席的神態、動作，不斷向那些由于十年血海深仇過分激動的同志搖晃著手掌，“絕對不能打！——無論如何不能打！”
他把聲音壓得很低，神情激動地掃視著我們。最后，他是那么酣暢地，啞聲地笑了，使人感到他對毛主席的無限敬愛。
作為一個“西安事變”的直接發動者，他稱贊張學良，認為張學良很坦白，有干勁，在事變中表現了極大的果斷和愛國主義熱情。但在以前，賀龍同志是看不起他的：“父仇不報，一槍不放就丟了東北三省。又是個大煙葫蘆，一天只曉得跳舞，搞女人！”
“九一八過后我們罵得他最厲害！”他大笑著繼續說，“幾乎每天都罵；過草地的時候也罵，——一直罵到甘肅！”
他笑得嗆咳起來了。
當他緩過氣來，我們又由西安事變轉到抗戰，轉到抗戰中的各省的地方部隊。他對一般川軍印象不壞。
“一部分在山西和八路軍配合作過戰的川軍就不錯。其實湖南部隊發生的作用也不小呢！這一點應該說何鍵多少有點功勞。我從前很討厭他，因為他只知道壓迫人民！”
“何鍵還主張過讀經呢。”其芳插嘴說。
“這也是我見不得他的地方，他想把湖南的青年人全變成老頑固。還有一點我恨他的：他把我的祖墳挖了！你們還不清楚，我兩個早前還是把兄弟呢！”
我們全都忍不住笑了；他也好像偶然談起一件早已成為陳跡的趣事似的笑了起來。而且充滿機趣地加上道：
“我們后來很交過幾次手，每次都要道謝他大批槍支！”
“說實在話，”好久不曾開口的聯絡參謀這時接著說了，照例帶著一種虛假神情，“我從前對華北信心是不大的，現在滿樂觀了。大家都看見的，一過靜樂，就到處是八路軍！”
“也不能那樣說，沿著幾條鐵路，倒是給它擺滿了的……”
他輕聲說，感覺得有點害臊似的。因為聯絡參謀的話，顯然言不由衷。也許就因為這點，賀龍同志忽然改變了話題，關心到兩個杰出的女性相當清苦的晚境，并且深深地嘆息了。
“聽說都窮得很，”他感慨無量地說，“可是，她們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并不少呢。”
接著他又稱贊了一番她們在革命上的功績。我們離開他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到了街上，我才記起手套還留在桌子上，又忙著跑轉去取。
在那寬敞的院壩里，有人忽然從暗夜中問我道：
“哪個？”
是賀龍同志的口音。我說明了原因；而當我從屋子里退出來的時候，他還一個人停留在原地方。
“老沙？”他嘆息道，“你莫說，我們剛才講的兩個老太婆確實很不錯呢！”
天空只有很少幾顆星子，一個冷凍而又嚴肅的夜。
十三
離開七祖廟的前一個夜晚，我們向他談了談我們的感觸。
“同志，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呀！”他笑著截斷我們，“那個時候還愁沒有你們的工作？多得很！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恐怕你們兩只手也來不及寫呢！行軍當中只好這樣：走路，吃飯，睡覺！你們看，我還不是和大家一樣？”
他帶笑地停下來望著我們；但也顯然是在安慰我們，因為事實上他并不清閑。
“聽啦！”停停，他又商量似的繼續說道，“我們一到冀中就打發人到天津去買照相機，你們都學著照，哪里打仗你們就去，選擇那些有價值有意義的場面，把它們照下來，以后每篇文章都附照片，——這樣，頑固分子總不會造謠了吧！？”
最后，他還對頑固分子種種“游而不擊”的讕言進行了駁斥，語調相當憤激。閑談當中，每逢接觸到這類事情的時候，他總顯得不大痛快；雖然他相信全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夠判斷是非。我們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計劃。但當我們談到時間問題的時候，他立刻揮著手臂阻止我說下去。
“三月五月不要提吧！”他大笑道，“同志！要搞清楚，將來反攻的時候，我們是在最前線呢！”
“因為同學校里說定的……”
“這沒關系！我給‘魯藝’打個電報去好了。”
“我們還辦了一個雜志……”
“這個更加不成問題！你看啦，等到達了目的地，我們把交通線弄好了，你們寫好一篇，我們就設法送出去，——還不是一樣？”
他詢問地望我們一瞥，隨即又加上道：
“你們最好是抄兩份，自己留一個底稿。”
“我們還有些私人問題。”我遲疑地說。
“什么私人問題？說出來我一樣幫你們解決呀！”
但我沒有回答。我在想象中看見了一次他在延安時的神情：握了煙斗，他拿背靠在副官處的檐柱上，勾著腦袋，好一會不說話。他似乎有些苦痛。一個人不是石頭，在談到全家族的犧牲的時候，他是會感到難受的。然而，他終于吁了口氣，揚起他那飽經憂患的堅毅的顏面來了。
“革命是要犧牲的，他們的血并沒有白流！”他坦然地說。
面對這種心目中只有黨和革命利益的人，你怎么好意思把女人孩子的事搬出來和他打麻煩呢？
我一直沉默著，為慚愧所煎熬，一句話也沒有講。因為我實在也不知道怎么說好。大約在另一種意義上看出了我的難為情，他隨即解嘲似的笑了，顯然想把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有老婆的呢，把老婆接來！”他懶懶地繼續說道，“沒有的，在前線找一個就是了。你們還有什么問題？全都講出來吧！”
周仝告訴他我們的鞋子爛了。
“怎么不早說呢？我一直就叫你們不要客氣呀。”
他立刻跑到門口，吩咐小鬼去叫副官處的同志。而在退轉來的時候，他又從上到下地仔細打量著我們。
“在嵐縣叫人給你們縫的衣服呢？”他末了問。
我們說明了原因。于是細著眼睛，他十分酣暢地笑了。
“哎呀，你們文學家也該穿得像個文學家的樣子呢，怎么像個伙夫一樣！”
副官處的負責同志來了。而在交托過我們的鞋襪、津貼等之后，他又苦著臉用一種指責的口氣說道：
“你們這些人呀！給你們說過的……”
他沉重地嘆口氣，隨即轉過話頭。
“好吧！去找司務長弄一點東西來，——你自己也來吃。”
他最后幾個字在聲調上帶點揶揄人的意味。在日常談話中，在對待熟識同志的時候，他是喜歡開點小玩笑的。而且分明一句極為普通的話，一到他的口里，便立刻變得新鮮而有趣了。過了好一會我們的談話才又活潑起來。吃著油煎饅頭，我們一面談到幾個熟人，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風度。
最后周仝提到一個女同志，他玩笑地批評這個女同志道：
“她確實跟別人不同，有些驕傲。因為拿起鏡子照照，覺得自己也實在長得比別人漂亮一些。”
“是呀！”另一個青年同志應和道，“我就討厭她死了！話都不愿多同她講！”
“那又要不得呢！”賀龍同志忽然變得很嚴肅了，“你應該幫助她才對！一個人總會有缺點的。”
他接著向我問起“魯藝”同學的生活情況。我大略告訴了他一點。而當我正在開頭敘述幾個同學，因為隨著一個干部去軍區參觀惹來的煩言的時候，他似乎知道得比我清楚。
“這都是領導不好！”他嘆息著截斷我道，“對新同志要特別仔細才對：吃呀，住呀，你都要幫著他們計劃……”
臨走的時候，他又再三叮囑我們，叫我們不要向他隱藏自己的任何困難。
十四
我們不但勝利地通過了平漢線，并且到達冀中軍區司令部附近的惠伯口了。然而我們正碰上一個相當嚴重的局面：雄縣、霸縣、安國和深澤，這些大清河、滹沱河沿岸的重要城鎮，都相繼落在敵人的手里了。在通過敵人封鎖線不久，我們又聽到了河間、肅寧同日失守的消息。我們覺得擺在賀龍同志及其戰友面前的，將是一長串艱苦困難的日子。同時，根據歷史經驗，我們卻也相信他們能夠戰勝任何困難。
到惠伯口的那天下午，他派人約我們到西泗頭去，要我們參加一二〇師和第三縱隊的干部聯歡大會。他在三天前就已經住在那里了。他在人叢中站著，掛著六輪子，軍帽掀高一點，神氣恰像一個剛從火線上下來的久經戰斗的老兵。他把我們介紹給軍區的聯絡部長。這是個本地同志，臉蛋有點浮腫，抗戰前是做鄉村小學教師。在介紹過姓名以后，他又照例用他那親切的玩笑口吻談下去了。
“那么，”他拍拍聯絡部長的肩頭，笑道，“現在該你做聯絡工作了；把他們的馬叫人牽去喂起好吧？”
“沒有問題！我馬上叫人。”
聯絡部長立刻東張西望起來，呼喊著什么人；但是賀龍同志卻又打斷他道：
“你不要忙，還有事啊：有他們的飯吃嗎？”
“沒有問題！”
“那就好。以后你們沒有飯吃，問他好了。”
仿佛一個交際場中的熟手一樣，一轉身，他又把我們介紹給了政治部孫主任。其次是呂正操同志，長條子，又瘦又黑，穿著相當整潔。當我們正同我們的新相識寒暄的時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過后，我們才又在大會場中再見到他。并且聽了他那熱情而又堅決的講演。毫無疑義，大行軍的勝利完成，太使他高興了。
參加晚會的時候，他一直微笑著；便是晚會快要終場，軍區的同志跑來向他和呂正操同志報告，敵人已經迫近二十里左右的地區時，他的神色也毫無改變，而且全不張理旁人那些略帶焦急的短促商量。仿佛這個緊急消息同他無關。
直到晚會散了，他才向頭頂掀掀帽子，向我們關照道：“你們騎馬回去睡吧！”而他的眼角浮著一種意義不明的暗笑。
當夜一點鐘光景，我們就跟隨部隊往南邊轉移了。目的地是邊塞村，一個距離肅寧只有十五里地的相當荒涼的村落。我們在那里安安靜靜住了兩天；直到第三天上午，我們才知道在前一晚的夜行軍中，賀龍同志從馬上跌下來，跌傷了。這使我們深感不安，但是直到當天晚上，我們才見到他。因為白天我們總是碰見一批一批的工作人員在同他商量事情。和我們同去的有周仝，以及另外一個年輕秘書。
他斜靠在炕上，顯得有些疲憊。但是一眼望見我們，他就慢慢坐起來了，搖搖頭，開始回答我們的問詢。
“好多了。”他輕聲說，“沒見發冷了。前兩天，一到夜里就只想烤火，這樣偎住火都不夠。那個味道呀！”
他閉緊著嘴，眉頭聚攏著，顯出一種難于忍受的神情。
“同志！三天沒有跨過這根門檻呢！”他接著說，靜靜地笑了起來。“你想，我這個人三天不出門？……”
他望著我們，笑得更好更親切了。
他忽然注意到其芳在同一天夜里跌壞了的、纏著繃帶的手臂，關切地追問起來：是怎樣跌傷的？情況嚴重不嚴重？我們把經過的情形向他說了。于是他嘆息著，向我們講解一些騎馬的方法，以及他自己跌傷的經過。
他接著耐心地告誡我們：
“畜生也像人呢，它救你，你也要救它。有危險的時候，切記不要亂動！等它站穩腳了，才慢慢梭下來，這樣馬不吃虧，人，也不吃虧。不然的話，不說踩你幾腳，壓也會把你壓壞的。我的處境有點不同，只有掀開它，先救起自己再說了！”
他娓娓動聽地說下去；但是他的口氣忽又變得激昂起來。
“老實說吧！”他憤憤不平地嚷道，“我騎馬跌跤，也要看年看月呢！同志，十來歲就騎起馬呀！”
一個小鬼，約有十三四歲，第三次走到門邊來窺伺了。
“你進來呀，小鬼。”賀龍同志柔聲地招呼道。
于是小鬼跟即走了進來，遞給他一卷電報。
“這是幾天的嗎？”
“好幾天的。”
“好幾天的，我就懶得看了。”
他把電報原封不動地還給小鬼，但卻把孩子留了下來，叫他烤一會火。這是一個多少有點靦腆的孩子，瘦瘦的，很沉靜，鼻子、臉蛋凍得通紅；他默默地靠在炕沿上；挨近賀龍同志站著；低著頭，現出一副思索神氣，好像他有滿腹心事。
小鬼忽然仰起臉來，帶著真切的掛慮輕聲問道：
“好了點么？”
“好多了。冷也不發了，下午還吃了這么大一碗粥。”
賀龍同志微笑著柔聲回答了他，同時比了個手勢形容碗的大小。而我們則一直被封閉在一種高貴莊嚴的沉默里面、感動里面，好一會沒有說話，連咳嗽都沒有人咳一聲……
最后，周仝把我失落筆記簿的事向他說了。在通過平漢線的夜里，一個同志前前后后地奔跑著，嚷著要白紙頭；但是誰也沒有。于是我擠出行列，把一冊寫了小半本的日記簿遞過去，叮囑他到達目的地后一定得歸還我；但我后來四處尋訪，再也找不著這個同志了。
周仝說完過后，他驚問道：
“真糟糕！是怎么掉了的呢？”
我向他說明著經過，于是他又苦笑著嘆息了。
“這也算討了一回乖！同志，他們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
十五
從邊塞村動身的時候，為了減少夜行軍的煩苦，賀龍同志約我們和他一道在部隊先頭走，這樣就不會受到行軍行列的限制，可以任意馳騁，提前趕到目的地休息。這在我們是極端需要的，因為自從進入冀中以后，我們便很少有大白天走路的機會了，往往是黑夜行軍，直到天亮才得宿營。
我們四點鐘左右出發，一共有十五匹馬。他披著一件黑羊皮外氅，皮帽子的耳罩挪下來，多少還帶一點病容。他讓他的馬自由自在走去，相當緩慢。但是走過十多里后，也許是那廣闊的大地，以及同他那毫無掩飾的性格一樣的北方的落日令人振奮，他忽然在積雪的原野上疾馳起來。
他馳騁著，不時又大聲地、回轉頭同那些靠近他的騎者交換著簡短的問話。他已經全然沒有一點病人的形跡了。他臉色紅噴噴的，老是浮上一層無所牽掛的愉快。偶爾遇到前頭的向導對路線感到困惑的時候，他就急馳過去，把地圖奪過來，一同審查著方向；最后，總是十分敏捷地指出一個隱隱約約的村落來。并且往往十分準確，正像那是他的老家一樣。
“你就朝那里給我走吧！”他投出手臂嚷道，“只要有一點影子就不怕了！”
于是我們毫無疑慮地策著馬前進了。簡直就連疑慮這兩個字也沒有想到過。然而，有一次我們卻走錯了路。我們望著一條明晃晃的冰河走去，以為可以縮短一點路程。
提醒我們的是一個老鄉，他站在村口大聲嚷道：
“你們過不了的！同志，從那里繞過來吧！”
賀龍同志首先勒住自己的花馬。但他躊躇著，因為如果從大路上轉過去，那是相當遠的。最后他這樣決定了：
“走直線吧，就從這里過去！”
我們大家都下了馬，牽著馬匹，一直望著那個小而破敗的村莊走去。可是，這不是一件簡單事情，那馱著我們和我們的牲口的，恰是一片冰凍著的大水淹沒過的田野。冰很薄，隨時都有破裂的危險，而人和牲口都會陷進泥沼里去。我們十分當心地走著，試探著，把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腳上。
賀龍同志走在我們前面，不時洪亮愉快地提示我們一下。
“離遠一點，——當心踩破冰啊！”
他的聲調使人覺得他是在玩著什么有趣的游戲那樣。
大約一點鐘后，我們才又重新走上塵土飛揚的村道。而在過河以后，那個自愿做我們向導的老鄉，又領著我們走了好幾里路，并且仔細地交代過我們的前程，然后才和我們分手。這件事，在賀龍同志看來，是十分重大的，認為這是我們堅持敵后抗戰的出色條件。
他奔馳著，不止一次轉過身來望我們贊賞道：
“河北的老百姓太好了！……”
其他幾個村子，也有自動為我們領路的。我們到達尹莊的時候，已經九點鐘了。這并不是一個很遲的時間。當我們正同聯絡參謀，還有新從重慶來的一個宣傳廳的干事，在一家院子里喝著開水的時候，賀龍同志走進來了。他嘗了一點，批評道：
“是苦水！”
于是同我們談起甘肅的水來，以及那里的老百姓對于水的珍惜。你可以隨便吃人家的饃，而一碗窖水，有的卻幾乎同生命的價值相等。
“其實他們做的饃很好吃呢！”他著重地解釋道，“這樣寬，這樣長，就和西式面包一樣……”
他說甘肅有的水喝了還會死人；紅軍長征中就曾經上過一次當。
“我的娘！”他驚呼道，“才一兩天就死了一百多匹牲口！那些馬都是經過考驗的。人也病倒不少！”
他做出一副苦臉，搖搖頭，深沉地嘆息了。
“那里的冷也要說說，”停停，他又繼續道，“那個味道啊，說起來都怕人。這點冷算什么？我記得有句俗話：天下第一冷，要數雙眼井。我們恰恰住的就是那個倒霉地方。”
照例，憑著他那廣泛的經驗和銳敏的聯想，一開了頭，他的語言總是立刻像大江長河一樣傾瀉而下。從甘肅和甘肅的風習，他又談到當時反動派對紅軍的追擊，以及一團騎兵和他們的關系。因為這團騎兵在政治上是進步的，同情紅軍北上抗日這個偉大目標，不但經常放棄自己擔負的追擊任務，有一次，甚至把整個軍事計劃都送給他們了；但是紅軍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
“那時候真作難人！”他苦惱地繼續道，“打嗎，怕破壞團結；不打嗎，太氣人了！同志！從湖南起，我們就一直給他們寫信呢，說我們是北上抗日的，可是連回信都沒有！——你看這個國民黨欺負人么？！”
他憤憤地望了我們一會，于是嘆息著，靜靜地加上一句：
“同志！老實講，也只有共產黨才肯這樣顧全大局呢。”
他沉默了。他把炕幾上三個燒餅拿來擺著，疊著，正像是在玩積木一樣。但他又一下子推開它們，帶點激動地向我們談到紅軍和東北軍建立起統一戰線的經過。而且特別提到東北軍的高福源團長。
高福源有一次被俘了，于是和對待其他俘虜一樣，紅軍耐心地向他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把巨大的民族仇恨擺在一個失掉了家鄉的人的面前；而在幾十天以后，這個不久以前還同共產黨作戰的東北軍的團長，終于自愿以一個和平使者的資格，回轉西安去了。
“跟他談話的是彭德懷同志，”他加添道，“第一次就把他說哭了！感覺自己對不起祖國……”
因為那個宣傳廳的干事是東北人，賀龍同志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人物。
“這個人可以說是統一戰線的功臣呢！”他接著熱情地贊嘆道，“雖然沒有他中國也會抗戰，但是要遲得多！可惜后來犧牲掉了。這個人真了不得，是個英雄！……”
他傲然微笑著，輕輕擊了一下炕幾。
十六
因為那個聯絡參謀，還有宣傳廳的干事和雷加同志要回后方，賀龍同志約我同其芳一道去吃中飯。
我們到的時候，看見大家都在烤火，保持著一種略帶拘謹的沉默，而他自己則像巖石一樣屹立在屋子中央。挨近他站著的是周士第同志。他在默默地披閱文件，一只手擎著文件，一只手插在褲袋里面。最后，他顛一顛腳，又不以為然地搖搖頭，于是抿抿嘴唇，干練而又沉著地凝視著周士第同志。
“這個不太簡單、太空洞了嗎？”他沉吟道，“這里只說明了一般任務，還缺少中心工作呀？”
他又注意地把文件翻閱了一會。
“你想，”他繼續道，“現在還是個水濕屋子，主要要形成一個戰斗中心才好呢。你拿著，等下再找老甘來商量吧。”
他緩慢地退到房門口去了。背靠在門框上，靜靜地笑著，但卻顯然正在進行著深沉的思索。其間，客人們的閑談早已經開始了，話題是東北和流亡關內的東北同胞。我也開始向大家講述一位東北朋友的故事：因為妻子進了抗日軍政大學，自己不但無法工作，還得照顧孩子，兼上一份母親的職務……
“看到真叫人難過！”我充滿同情地說，“人生得胖，又是個近視眼，一天都把孩子抱在手里……”
“這個人要是來當兵，一定會被打死！”
賀龍同志忽然硬朗地插斷我，隨即走出去了……
聚餐當中，他的態度也沒有多大改變，很沉靜，很少說話。下午五點鐘，在離尹莊三里地的店子頭碰見他的時候，雖然開朗一點，和平常一樣地有說有笑了，但我總覺得這只是一個外表；顯然還有一些隱秘的想法和期待盤踞在他的心頭。
當時我們正在路邊和莫耶說話，他默默地走近來了。
“莫耶！聽說你在行軍當中很不錯呀？”
莫耶說，起初很困難，現在能夠走了。但他懷疑地搖一搖頭。
“還不成！再熬一些時候就真的不錯了。”
他要我們跟他一起到戰斗劇社去。劇社的屋子里只有一個勤務員在燒炕，很清靜；但是，幾分鐘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劇團團員，便陸續把屋子填滿了。他們像歡迎一個遠道歸來的家長似的接待著他。而且不斷向他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
對于這些要求，他一概承認下來，隨又解嘲似的笑道：
“唉，同志！我還是這個劇團的后臺老板啊！”
那個劇務主任非常擔心缺少女角的問題。
“這個容易！”他斷然地回答了，“你莫慌，聽說‘抗聯’的劇團不錯，向他們要人好了。”
“恐怕不會拿好的給你吧？”
“誰叫你先講出來呢？他們不久就要演戲，看哪個演得好，你們悄悄把名字記下來，我們將來指定人要，她還跑得脫么？你們怎么這樣老實呀，同志！”
他的幽默口吻，照樣把大家惹笑了；而他隨又用拳頭在炕沿上狠狠一擊，態度嚴正地添說道：
“一定要找人來！也該讓張斌休息了。”
張斌是劇務主任的愛人，抗戰前在天津做看護，一個很有才能的演員，已經有六個月的身孕了。這時，那個又黑又瘦的“小八路”已經燒好了炕。賀龍同志摸著他的頭頂，瞧看著，問到他的姓名、籍貫，而在知道他父親是高陽城里的鐵匠，自己不久還在學習打鐵的時候，他顯得有些吃驚似的笑了。
“哎呀！那這個小鬼的成分還不壞呀！你認識字么？”
“認識兩三個字。”
“才認識兩三個！要努力學習呀！”
他眉頭皺著；聲調里帶著一種深厚的關切。
有人忽然向他訴苦，說是沒有武器，在平原上打游擊很危險。他立刻同意了這個看法，答應分配些手榴彈和馬槍給他們。這很快在所有“小八路”當中引起一陣紛擾，大家都毫無顧忌地演習著使用武器的姿勢，笑嚷著。而賀龍同志則認真校正著他們，教導他們在拔去手榴彈蓋子的時候，應該注意些什么事項。
當我們離開劇團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和平常比起來，在回去的路上，他的談話也同樣使人感到有些冷淡。他懶懶地告訴我們，當天軍區的一位營長跑來看他，因為知道他愛馬，深知馬的習性、優劣，還特別牽來幾匹馬要他品評，并且把其中的一匹自夸得很厲害，真像一匹寶馬一樣。
“看樣子他是想送我的。”他繼續道，“只等我說一句他就送了，——我才偏不開口！”
他惡作劇似的冷冷笑了。
回家半點鐘后，我們忽然得到了大曹村戰斗爆發的消息。這是一二〇師到達冀中后的第一次戰斗，我似乎理會到他白天顯得冷淡的原因了；但是，就在次日中午，擔任作戰的六團，便已經愉快地勝利完成了戰斗任務。
十七
整整聽了一天的大炮聲和機槍聲，躲了兩次空襲。大曹村的戰斗，又規模更大地開頭了。這距上一次的戰斗只有兩天。六團的勝利，顯然使得敵人更加瘋狂起來。
根據情報，河間、蠡縣和高陽都有敵人增援出擊。在將近黃昏的時候，敵人還放過一次毒氣。一個通信兵，嫩得像個小孩子樣，馳著一匹紅馬，往村口奔去了。街上只有如水的月光和哨兵。炮聲很密。因為希望能夠從賀龍同志那里多知道一點消息，我向司令部走去了。
我沒有碰見賀龍同志；而當我退出來的時候，我卻忽然聽見他那勇猛而又愉快的話語聲：
“你們馬上反沖鋒呀！——聽見了嗎？馬上反沖鋒！……”
他在向前線發指示。而且就是這個反沖鋒成了功，三點鐘的時候，我們擺脫了敵人分進合擊的陰謀，向留班塞轉移了。留班塞離饒陽十二里，一個相當整齊的村莊。我們早晨七點過一點就趕到了。村街中心空地上擱著幾副擔架。他就挺直地站在擔架旁邊，銜著煙斗，兩手插在敞開的外套口袋里面。他的帽檐，耳罩和衣領，乃至他那濃黑的胡須，完全結了霜了。
他叫我們跟他站在一起去曬太陽，隨又告訴我們：
“我攏得頂早，到的時候小學校才升旗。你看，現在已經上早課了……”
他一直等到直屬部隊過完了才回司令部去。我們再見到他的時候，是第三天夜里。因為到達留班塞后，他就忙著軍事上的布置，不斷地接見群眾的慰問代表。他的客室里幾乎每天都坐滿了人。毫無疑問，由于兩次大的勝利，一二〇師已經在冀中人民的信仰中站住腳了。而在一般農民嘴上，還流傳著種種類似神話的傳說。他們講，老八路真了不起，一時鉆在鬼子當中沖打，一時又爬上樹，架起機槍射擊起來……
我們是為了工作問題去看他的。我們的要求是：我單獨留在司令部，讓其芳去政治部的編輯委員會，因為“魯藝”的同學大半都在那里。他神色懶散地傾聽著，不時又飛快望我們一眼，笑一笑。而且，沒有等我講完，便同意了。
“你看，一來就碰上亂子！”他又解釋似的苦笑道，“從天津帶照相機的事，也弄來擱起了。這回六團打仗，要是有照相機，多好呀！許多情形都可以照下來。你們問老鄉吧，敵人往河間逃跑那個情形好狼狽呵！大家就五零四散地亂竄！……”
話一接上曹莊的勝利，他稍稍振作起來了。他為我們轉述著剛才醫務主任向他做的報告。
“好勇敢呀！”他激賞地嘆息了，“發覺了毒氣，大家還是一樣進行戰斗。有的拿手巾沾了水往臉上一搭，——又打！有的用尿，有的就把人血糊在臉上；打噴嚏、流眼淚也不管。我已經叫他們寫詳細報告去了，材料滿豐富呢！……”
我們向他稱贊了一通那個已經成為全軍驕傲的迫擊炮手。
“頭一次很好，”他糾正我們道，“說打廟就打廟，說打樹林就打樹林，——這一回要差些。”
回憶著什么似的想了一會，他靜靜地微笑了。
“我們的迫擊炮在內戰當中很顯過幾次靈呢。”他接著說，一直顯出一副滿足神氣，“一次是在應城，敵人一師人圍住我們，打了幾天都打不退。那個時候，我正在害瘧疾。我帶著望遠鏡去偵察，把炮手叫來，給他說，你就朝著那個巖堡給我打吧！我想，這樣一來，不但破片傷人，打碎了的巖石，也會叫敵人夠受的，——沒有猜到敵人的司令部恰恰就在巖堡那里！才幾炮就把敵人全打崩了。”
鄰室里的電話鈴忽然急躁地響起來。因為好一會沒有人接電話，他自己跑去了。我們聽見他在吩咐抽一部分隊伍向著安平方面警戒。隨后他回來了；但卻站在屋子當中，好一會沒有出聲。
“恐怕又要搬家了。”他最后沉吟道。
并不改變姿勢，他一直沉思著，顯出一種無限感慨的表情。
“要是早來三個月就好了，——這樣一個水濕屋子！……”
他沒有說下去；但是冀中的局勢給他帶來的苦惱，卻是很明顯的。在河北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上，軍區的同志無疑已經盡過他們最大的努力，成績也很顯著。然而，由于當時環境比較平靜，所有的力量，又幾乎全部消耗在初期混亂情況的澄清上面，他們在作戰上是比較差的。因此喘息未定的一二〇師的部隊，便成了眼前敵人瘋狂“掃蕩”的主要對象；這也就是賀龍同志所最擔心的了。
末了，他退到臺子邊去，坐下，動手修改秘書送來的電稿。
“你看，”他忽然望著我們笑道，“現在晉東南；晉察冀，冀中，黃河沿岸，敵人都在進攻！像專門找著八路軍攪呢！”
其芳忽然提到馬匹的事。
“你牽去騎呀，”他懶懶地回答道，“騎死了又來牽呀。”
接著他又從電報的措辭上同秘書開了幾句玩笑。但這一切都是很勉強的，于是我們忽然發覺，再攪擾他顯然是不行了，所以當周士第同志進來的時候，我們就向他告辭出來。而在臨走的時候，他卻松松爽爽地笑了。
“回去就趕快睡吧！”他關照我們道，“什么也不要管！——最好你們以后每天下午都睡它一覺！”
十八
轉移到任莊的下午，十二里外的武強縣城便失守了。聽見了大炮聲和飛機的轟炸聲。晚上曾經接到準備出發的命令，但卻平平安安地過了一夜，準備出發改成準備戰斗。
早飯時候，賀龍同志神色有點懶散。我忍不住問起他晚上睡眠怎樣。
“打了一整夜的電話，”他懶懶地回答道，“也睡不著，腦子里要想事呀。”
“我也是！”甘泗淇同志插嘴道，“連飯也吃不下了。這樣老得不到休息，怎么行呀？”
“你看，老甘悲觀失望了呢！——我要跟你進行思想斗爭！”
他打趣著；而那個名叫苗子的“紅小鬼”，收碗來了。
“苗子！”他更加大聲地笑道，“我們跟甘主任的悲觀動搖斗爭，好不好呀？”
“好呀。”那個來自貴州的少年回答。
沉悶的空氣立刻變活潑了。
“老實講，”賀龍同志緊接著笑說道，“整整一個晚上，就只有和五團取得聯絡這件事，使人高興了一陣。他們是昨天過鐵路的。不過也真可惡，還是老脾氣，走到半夜，總是這個說冷呀，那個說餓呀，這一下天不管，地不管，大家停下來休息，燒水，煮飯，——敵人就隔他們五六里宿營呢！”
甘泗淇同志哧地一聲笑了。
“亂彈琴！……”
他們隨即就談論到敵情，部隊的布置、給養，等等；但我聽起來卻半懂不懂。我退出去了。到家不久我就聽到了炮聲。起初很隱約，好像來自遙遠的地方，但是，一點鐘后逐漸清晰起來，便連機槍聲也聽得見了。敵機在附近的村莊上盤旋著，投擲著炸彈。第三次空襲后，我到司令部去，我沒有見到賀龍同志。那里的空氣平靜而且嚴肅。有警衛員戴了樹枝、枯草做的偽裝在屋頂上瞭望。戰士們已經笑嘻嘻地在村口做起防御工事來了。
我在街上碰見了我的馬兵，他是替我牽馬來的。這是一個健談家，長征英雄。而且和八路軍當中一般馬夫相似，他們是極端忠實的，但對學習有點冷淡。我們站在大門邊閑談起來。而當扯談到空襲的時候，他扔掉煙蒂，談得更起勁了。好像抽去閘門的河堰里的流水一樣，沒個停息。
“胡子他倒不會怕啊！”放開嗓門，他帶點藐視一切的神氣叫道，“長征的時候，你問問看，一天飛機要來炸多少次呀？還不是照樣走我們的。有一次，恰好一個炸彈落在他的面前，他手這樣一掀，就把它掀到河里去了！……”
“笑！哪個還騙你么？！我們都在他后面呀！我親眼看見的，——他手這樣一掀……”
胡子，是賀龍同志在一般干部、群眾口中最為親切的代名。我沒有再和馬兵同志分辯，但是我的不安，已經被另外一種感情所代替了。我覺得我看見了農民和農民當中那種極可寶貴的單純的信心，也看到了賀龍同志在群眾里面的力量，以及他在一般農民群眾心目中多少被神化了的性格上的特點……
午餐時候，我們和他照舊一道在大炮聲中用飯。惠伯口戰斗后便和我們經常一道行軍的呂正操同志，也到來了。當日上午遭到襲擊的就是第三縱隊的一部分和津南自衛軍。呂正操同志說，當敵人距離他們很近的時候，他曾經下令至少支持兩個鐘頭，好在敵人逐漸轉移方向，往南面敗退了。
賀龍同志傾聽著，十分審慎地插嘴道：
“那來不得呢，——司令部哪都打得？”
接著他又敘述了一段有關他前期軍隊生活的插話。
“就在成都東門外牛市口，”他望著我說，“還是大年初一呢。我和湯子模兩個正在吃飯，等前線的報告。我把碗這么端起，嗨，糊里糊涂叭地一槍，把碗都給我打破了。”
隨后呂正操同志談到敵情：他們捉住一個俘虜，才十七歲，東北大學一期生，新入伍的。同時被征調來的同級生還不少，都不愿意打仗。這是敵軍官知道的，所以只好用火力補救了。
他的結論是：敵軍的人力缺乏得很。
“不但人力缺乏，他什么東西都缺乏了。”賀龍同志緊接著補充道，“槍也用中國槍了，中國馬他也騎。在山西的敵人還吃小米、莜麥。”
他似乎已經說完了，卻又嚴正地接下去道：
“老甘！老實講，我們的敵軍工作，還要好生干一下才成呢！他們冀南做得頂好，那些東西都是他們寄起去的，——宣言喲，標語喲，多得很！……”
他咂響著嘴唇，嘆息了一聲。
“可惜我們懂得日文的太少了。”他加上說。
有誰提到津南自衛軍的潰敗情形，以及他們不夠振奮的士氣，他主張應該盡力幫助他們，并且多做政治鼓動工作。這時，半途來到的魯奔同志，一個冀中區黨委的負責干部，悶聲悶氣地插話了：
“剛才小安還向他們宣傳了一陣。”
“哎呀，那小安還不錯呀！”這時大家已經吃完了飯，賀龍同志半開玩笑地說。“我很喜歡小安，”他一面接著說，一面走到小安的愛人魯奔同志身邊坐下，“就因為她小得好。”
“小得來隨便哪里都可以帶起走。”呂正操同志溫和地緊接著說。
“是呀！”賀龍同志已經把胳臂親切地搭在魯奔同志的肩頭上了，“就是放在荷包里也成！”
大炮聲依舊繁密。
十九
下午四點鐘左右，配備著戰車和坦克的敵人，終于又潰敗了。戰事的重心是大小黃龍。津南自衛軍是一個地方性的游擊隊，當他們撤退的時候，情勢相當嚴重，把這種頹勢挽回轉來的，是五團之一部的猛烈襲擊。五團從側后方出其不意地牽掣了敵人，打擊了敵人，而且從護駕池把敵人驅逐到滄石路以南去了。
我到司令部的時候，賀龍同志正好對二三十個干部講完了話。他們是被分派出去工作的。自從來到冀中以后，雖然局面極為緊張，但是經常都有大批干部分派出去。有的為了應付友軍的請求，有的則被派出去參加民運工作，散播游擊戰爭的種子。
他躺在長凳上，吸著煙斗，一望見我就嘆息一般說道：
“敵人大約照顧劉伯承同志去了，部隊并不小呢。”
我對津南自衛軍說了幾句不敬的話。雖然僅僅三個月以后，由于一二〇師的調整，這個部隊在岔頭鎮的戰斗當中已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八路軍的部隊，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它的負責人抗戰前在北平做過戲劇運動，小小的個子，只有二十來歲，外表很像一個短跑健將。
“真糟糕！”我說，“聽說連司令部都打得不見了！”
“是呀，”他發愁地承認著，“不過它才成立好久呢？壞處是我們來得太匆促了，還沒有建立起整個作戰計劃。像這樣大一個隊伍，東打一下，西打一下，都要得么？”
他認為目前較為重要的工作是培植地方干部。
“培植地方干部頂要緊！”他加重語氣說，“因為風習人情比外省干部清楚。你看陜北吧，現在出來好多人才！看樣子都是土包子，文化水準也低，做起事來用處大呢。”
我插嘴說，實際經驗有時比書本子重要，他立刻贊同了。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從前又懂得些什么？”他興奮地站起來了，“五歲就念起書，念到他媽十幾歲還連一本《人之初》都沒念完；結果打了老師一頓，再也不上學了！”
這時，一個抗聯會的同志走了進來，問他五團和六團住在什么地方。這個同志是運了三百多斤豬肉來慰勞戰士們的。他把來人留下，一面吩咐秘書去找人領路。等到那位同志走后，我們又從冀中新的作戰計劃談到一般的戰略問題。他認為戰略錯誤可能發生于兩種情況，首先，是由于把戰略擱在個人的意志之下，其次，是因為政略錯了。
他一再強調：正確的政略是正確的戰略的基礎。
“比如說吧，”他接著道，“我們既然認清了中日兩國各自不同的性質、現狀，兩國彼此間的關系，我們就規定我們的戰略是持久戰，在戰術上是運動戰和游擊戰。你怕毛主席當真是能掐會算的孔明？政略一搞對頭，戰略自然就正確了！……”
一個青年同志把他的意思做了一個不大正確的推論。
“我們要是在上海打，那又有我們的打法喲！”他立刻糾正那青年人道，“上海有那樣多的工人群眾，還不好攪！？”
我乘興說了一兩件淞滬戰爭時期的往事，他接著嘆息了。
“這就是矛盾的地方呀！……”
周士第同志忽然銜著煙斗出現在房門口。這是一個長而結實的海南島人，生著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平常不大喜歡說話。他的出現，照例是來商量工作，賀龍同志隨即同他一道走出去了。
經過好一會后，我們才聽見他同另外一個同志在隔壁正房里談話。那位同志似乎不樂意調動他的人到別部分去，或者是擔心人數太少；要是碰見敵人怎么辦呢？語氣相當固執，好像很少商量余地。
到了最后，我聽見賀龍同志毫不在意地嚷道：
“這就對啰！有一班人就可以打嗎，——怕個啥喲！”
直到晚飯時候，他才同周士第同志一道回來。吃著晚飯，他們一面充滿關切地談論著戰士們的生活和給養問題，以及每月僅有的一點津貼。因為覺得目前可能隨時發生戰斗，往往又十分劇烈，賀龍同志認為應該經常準備好現成的吃食，小米飯、紅薯，都成，決不能讓戰士挨餓。
晚飯過后，本來已經商量定七點鐘出發了，但他忽然又改變了念頭，沉吟道：
“同志！我們睡一覺再走好吧？”
“好呀。”周士第同志簡潔地回答著。
“大家好幾夜都沒有睡覺了。”
“就是不走也不要緊。”
“那就這樣辦吧！——快去快去！”
他隨即孩子氣地笑了，催促周士第同志立刻去下命令。
二十
向著留楚鎮開拔的時候，已經是半夜過三點了。天很黑，氣候冷得可以，一個不大佳妙的嚴寒的冬夜。最初，我們只好步行，在積雪的映照中摸索著走；而上馬不久，我們卻又把道路迷失了，不能確定怎么走好。
我們在黃甫村村口停下來。所有的人都到村里找向導去了，留在外面的只有一個警衛員，我同賀龍同志。他披著大氅，坐在打麥場邊的石磙子上，默默抽起煙來。而從煙斗里不時閃耀一下的亮光中，可以看出他的神色多么寧靜。馬在啃嚼著濃霜凝結過的枯草。村街上不時傳來一陣短促的犬吠聲，仿佛來自遼遠的地方，使人發生一種奇怪感覺。
賀龍同志忽然同警衛員談起家常來了。這個警衛員同志，可能是才從部隊里調來的，一個經過長征的年輕戰士。他那剛才離開的首長是一個團政治委員，賀龍同志向他問起那個政委同志的日常生活：有幾條駁殼槍，幾支別的手槍，幾匹牲口，瑣瑣碎碎，仿佛一個和善有趣的老人似的。我猜想，那位青年戰士一定向什么人夸過口，恰恰又被他聽見了，所以希望再聽一遍他那幼稚而又自負的口吻。
他問得頂詳細的是牲口，而對方不大起勁地回答他道：
“一共有四匹馬。”
“都很好嗎？”
“有一匹栗色馬不錯。”
“趕得上我們通信兵騎的馬么？”
賀龍同志和那青年人全都忍不住悄聲笑了。
“老實告訴我吧！”他又正經地繼續道，表明他不是開玩笑，“究竟是怎么個好法呀？”
“總歸好就是了么。”
“你要說出它的好處在哪里呀。”
沉默一會，那青年人這才遲遲疑疑，但又十分自信地答道：
“想么，好馬你看毛子也認得出來嘛，很順……”
“真了不得！張桂生已經學會認馬了呀。”
他輕聲笑著截斷那青年人的話頭，從石磙子上站起來了。而我自己，則感到一種聽完一首樸素的牧歌般的喜悅……
向導終于給找來了。于是我們大家重又各自牽了馬上路。那位老鄉手里提著盞風雨燈，和賀龍同志并排地走在前面。他已經不像前一段旅程中那樣的沉默了，一直同向導閑談著，問著這一帶的莊稼，以及那位老鄉本人的家庭生活狀況，正像一般工作同志訪貧問苦那樣。
而當他知道了對方已經結婚之后，于是感覺抱歉似的笑了。
“那就太對不住人了，”他輕聲說，“同志！半夜三更的，我們把你從熱烘烘的被窩里拖出來……”
聽了他的親切、詼諧口吻，連那老鄉自己竟也忍不住笑了。接著，他們的談話更加親切起來。他那種容易叫人樂于和他接近，容易取得一個陌生群眾的信任的力量，是我從來沒見過的。直到我們已經上馬，在大道上跑過一段路了，那位老鄉還提了風雨燈站在分手的地方，望著我們大聲報道著方向，深恐我們走錯了路。這使我們這一小隊人變得愉快而活潑了。
我們奔馳著，一面隨意贊揚著我們的向導和一般河北老鄉。有誰講了一段新聞：上前天敵人逼近饒陽的時候，一個動員，老百姓便立刻實行堅壁清舍，一齊向城外轉移。但是，由于工作人員的疏忽和缺少經驗，許多人在空襲下犧牲了。
“這簡直是亂彈琴！”賀龍同志憤怒地嚷叫起來，“堅壁清舍，就該先對老百姓講清楚堅壁清舍的辦法，怎么能讓老百姓胡碰呀！？老甘！這怕要對抗聯詳細談一談才對呢！”
我忽然發覺我的掛包丟了。我撥轉馬頭去找；而當我找到掛包，趕上隊伍的時候，我聽見賀龍同志正在愉快地叫道：
“只要鉗制部隊發生作用就對了！老子朝東可以打，朝西也可以打！……”
忽然刮起風來，我只能聽到一些不相聯屬的斷句了。
二十一
當到達宿營地的時候，已經大天白日；但是剛才躺下，賀龍同志就叫小鬼把我和那年輕秘書找去了。周士第同志也在屋里，炕上攤開一幅地圖。他們正在審視著，一面用紅藍鉛筆標示出昨天作戰的部位。
賀龍同志是要我們去吃燒餅的，但是他自己卻不吃。周士第同志似乎對燒餅也不大感興趣，他哈欠著笑說道：
“現在就只想睡覺。”
“你還睡了一覺呀！”賀龍同志笑道，“我跟村公所那個小鬼一直扯到天亮……”
但是他的臉上毫無倦容。他顯得平靜而又愉快，倒像舒舒服服睡了一覺剛才醒來的那樣。一個干部隊的同志走進來向他請示。而在那位青年同志退出去后，他很懷念地談起從前一個姓羅的干部隊的隊長，一再稱贊他勇敢堅強。
“隨便帶幾個人，他就敢到大城市里攪，”他對一張屏鏡站著，仔細地重新戴著帽子，一面說道，“有一次，連常德第一紗廠的廠長，也叫他拖走了。這都不說，走的時候，還拿他媽這樣大一桿鐮刀斧頭旗子，在紗廠屋頂上插起，一直插了兩天。兵工廠屋頂上，他也摸去插過鐮刀斧頭旗子！”
他忍俊不禁似的笑了。但卻依舊對著鏡子，耐心地移動著軍帽，似乎極力想要戴得更周正些。
“勇敢得很！”他一面平靜地繼續說，“碰見哪里要作戰呀，不管有沒有他，一聽到就溜去了。他還攻打下一次黃石港呢！那個時候我們有兩艘軍艦。一艘叫列寧號，還開去打過新堤。就是那種大鐵殼船呀！走得很快，上面可以架機關槍，迫擊炮……”
周士第同志著干枯的眼睛插斷他道：
“唉，怎么樣呀？”
“我們就開始談呀。”
他隨隨便便地回答著，并沒有即刻把他那喜滋滋的笑臉離開鏡屏。我們退出去了。
剛好睡了一覺，他又叫苗子把我們找了去。一個抗戰學院的政治教員在他屋里閑談。黑胖胖的，揚州人，說話隨便，也很無聊。幸而賀龍同志這天心情特別愉快，他一直沉默著，就由對方胡扯下去；僅僅在感到過分無聊時笑一笑。
那位“知識分子”走后，賀龍同志不以為然地搖一搖頭，又惋惜地嘆口氣，接著約我到冀中區抗戰建國聯合會去。那里的負責人是一個高長長的青年人，抗戰前在北平做過學生運動。自從撤離惠伯口后，他就跟著司令部一道打游擊了。只是很少住在一個村子里面。
當我們走進屋子的時候，那位主任還在炕上躺著，一身脫得精光。因此他一面坐起來，一面不好意思地笑道：
“你看，我這個人太平觀念好深呀！……”
“沒有關系！”賀龍同志毫不在意地插斷他，“跟著我們一道，你再脫光些也不要緊！”
“也正因為跟你們一道，我才敢這樣呢。你問吧，這還是一年多來的第一次！”
隨后，我們就談起抗聯主任那匹小紅馬來了。由于長期戰爭生活的需要和鍛煉，賀龍同志一向很喜歡馬。而騎上一匹好馬馳騁，又正和他在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性格上的豪邁相稱，所以看看小紅馬可以說是他來抗聯的一個主要目的。
根據一位同志轉述，抗聯主任曾經夸口他那匹小紅馬是冀中第一匹好馬，因此，賀龍同志一開始就用一種行家口氣向他問詢起來。
“跑得怎樣？”
“還快。不過你不要聽他們瞎吹吧！”
“跑的是野雞柳子嗎，蟬頭？”
抗聯主任莫名其妙。于是賀龍同志又甩手勢和聲響區別著馬的種種步法，而且一直有聲有色地說了下去。
“我生平就愛馬！經過的好馬也不少。”他滿有興致地繼續道，“我還有過一匹寶馬呢。頭，只有拳頭這樣大；頸項，巴掌寬一點子，綿羊那樣大小；后腿子要長這么多！由安順到貴陽有四百里路，可以一早趕起去吃早飯。它的特點那才叫奇怪，隨便你好多草呀，料呀，都喂不飽它；一面吃一面拉；肚子里結了膽了。”
因為看見我們一句嘴也插不上，他忽然望著門外嚷道：
“張娃兒！你去把那匹小黃馬牽來，騎起給史主任看看！”
我們一同到村外去了。
然而，小黃馬的表演沒有叫大家怎樣滿意。他自己也老是搖頭，惋惜著張娃兒和那畜生步法上的錯誤：“又顛了！”或者：“他壓不住！”最后大聲嚷了一句：
“一定叫馬兵騎壞了！”
于是脫掉大衣，賀龍同志親自騎上那匹小黃馬去了，在廣闊的平野上馳騁起來。
二十二
我們又轉移到饒陽、肅寧間的東灣里村來了。司令部提出來的口號是爭取兩個星期的休息。而在那一段時間當中，那個小而整潔的村落，幾乎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太平世界。
然而，由于賀龍同志正在開始執行八路軍冀中總指揮的職務，而他的最親密的戰友，一二〇師的政委關向應同志，又剛從路西趕到了，因此盡管我們得到了充分休息，他卻反比以前忙碌。幾乎常是這樣，只要關政委一出現，司令部就立刻更為活躍起來，經常召開著大小會議，軍政干部不停地進進出出。
初到東灣里村那天，看來他還相當清閑。就是這天，我們正一道吃午飯，一個渾身穿戴得臃腫不堪的青年干部，由警衛員攙扶著進來了。這是一個連級干部，才被分派到地方部隊不久，是因病回司令部來的。那是一支剛才成立不久的游擊部隊，作戰地區在安國、無極一帶。
賀龍同志叫苗子給病號盛好飯，一面耐心傾聽著那年輕人的訴苦；終于取笑他道：
“該不是大炮嚇病了吧？”
“嚇病了的！”那年輕人氣憤不平地叫嚷了。
“不是我不相信！”但是賀龍同志故意地揶揄他，“一定是怕死裝病跑回來的！”
“怕死我又不到敵后來了喲！”
“還好意思要人扶呢。”賀龍接著說，“我前一晌不是一樣吃不下飯么？還是照樣做事。我比你的歲數大一倍呀！”
他笑嘻嘻逼視著對方：那青年人沉默了；噘著嘴巴吃起飯來。但不一會，卻又開始向賀龍同志訴說他對那支地方部隊的不滿：長官不能調動，經常有一半人請假，而且敵人一沖，便都立刻換上便衣，回家去了。
“問題多得很，”那青年人恨恨地說，“討厭透了！”
“沒有問題，要你跑去做什么呀？”賀龍同志緊接著反問道，“給我少講點空話，趕快養好病回去吧！”
等那青年人走后，他還約了我到外面去逛。幾乎全村都走遍了。他的態度瀟灑而又愉快，碰見老百姓總要扯談幾句，問東問西，仿佛他是出來調查風土人情的一樣。隨后我們又去看了新從延安來的抗大同學。一共有六七十個，有些是部隊里送去的干部，一小部分是外來的青年學生。凡是干部，他差不多全部都能夠叫出他們的姓名。
在一間黑洞洞的房間門口，他問一個小個子青年道：
“攪了這么幾個月，該學到不少東西了呀？”
“學到了一點。”
“思想意識鍛煉得怎樣了呢？”他接著問，聲調里滲透著深長的掛慮，“還記得吧！有一次，叫你去放哨呢，你躺在老百姓家里睡覺！再這樣，謹防我捶你屁股喲，——啊！？”
這間屋里的十多個青年干部當中，有兩個是他外甥；可惜等我知道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出來了。一個是他大姐賀英同志的兒子，一個是他幺妹賀滿姑同志的兒子。關于他的幺妹賀滿姑同志，我還第一次聽到，因而忍不住追問了幾句。
“他娘被捉去殺了的時候，他才這樣高點。”他回答道，“老子也跟著我犧牲了，就剩這一個仔。”
他的聲調平靜，他的表情給黃昏掩蓋了，無法看得清楚。但是不管怎樣，當我們到了那間住著二十多個青年學生的窯洞里的時候，他的興致依舊很好。他一個個問明他們的姓氏、籍貫，而在末尾，總要照例加上一個使人發笑的按語。
“啊，是個河南侉子！”或者：“那么又是一個山藥蛋了。……”
他仔細地瞧看著那位廣東同志。
“你們廣東人總是這樣小個子，瘦瘦的，一眼就看出來了。廣東婦女一般都眉毛彎彎的，長長的，顴骨這么突起來一點，——你說是吧？”
他的刻畫，使得那個河南青年笑得來打噎了。
其余的人也都忍不住笑起來。這時候屋子里已經完全為昏暗所占領了。風從破爛的門窗竄進來，夾帶著融雪的寒氣。然而，毫無疑問，我們在精神上卻是光亮而溫暖的，賀龍同志親切活潑的談吐，已經把暗夜和寒凍趕走了。
最后問到的是一個歸綏城里的青年，大大的個子，他那闊而甜潤的聲調帶著一種草原意味。
“同志！”這一回，賀龍同志多少帶點激動地大聲說了，“想打回老家去，恐怕要多努一把力呢。我們一連去打過兩回，都沒有拿下來。好在根根給它栽在那里了。”
吸吸煙斗，于是他詳細敘述了一通八路軍在綏遠的進展情形：一路已經穿過長城，伸展過去，到達了河套西緣的托克托；一路接近了熱河的南部，當時正在百靈廟附近作戰。而且，除了城市，廣大的鄉村已經變成堅持抗戰的重要地區。而一個前途廣闊的大青山根據地，已經牢牢扎下根了。
“現在綏遠的毛病，并不是少數民族問題，”他生氣勃勃地繼續說下去道，“回民很好，蒙古人也只有一個德王，只要加強政治工作，就更加好搞了。”
隨后他又帶點憎恨談起綏遠中上層社會的一般陋習。
“那里抽大煙的太多了！”他嚴重地說，“有人來，不請他抽大煙他會慪氣。而且土匪如毛！不曉得有好多強盜啊！過去軍閥、地主的剝削太殘酷了。老百姓都喜歡槍，就和四川人差不多，見了槍就笑得跟熊樣！”
在說到四川人的時候，他笑著用右手拐靠了我一下，隨即離開那只他一直拿背靠在上面的立柜。
他顯然準備走了。而在臨走之前，他又像一個長輩那樣問起他們的日常生活情況，叫他們開張單子，看還需要些什么補充。隨后又順便到副官處走了一趟，叫把那些青年人的菜金暫時由每天六分加到一角，優待一下，好讓他們滋補滋補。
二十三
整整有兩天時間，我們沒有看見賀龍同志。晚上九點鐘秘書正在收聽廣播，我剛睡下不久，賀龍同志銜著煙斗走進我們的屋子里來了。我從炕上坐了起來。他順手用電筒照了照我的鋪位，皺著眉頭問我，為什么沒有褥子呢？
我支吾著回答他：這樣就很不錯。
“那怎么成！”他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把電筒拋在炕上，一面在床對面大柜邊的長凳上坐下，“讓我想法子弄一床來吧。這要不得呢！——這無論如何不行！”
為了改變話題，我問起前天他給我看的那一份奇妙的報告是怎么來的。那份報告的確別致，它寫在一帖小小的賬折子上，字跡粗拙，用野話攻擊著獨立二支隊的一個營長。上面還畫有一幅同樣粗拙的漫畫：一個赤條條的人被反縛了手跪在那里；這大約便是那個不得人心的營長了。
我靜靜地等待著一個滿意而詳細的答復，但他似乎不愿意講；只是平平淡淡回答我道：
“是一個戰士送來的。”
他隨即充滿憂思地凝望著我。好像心事重重，很不快活。
“這是他娘的什么隊伍啊！”最后，他搖搖頭嘆息了，“兩千多人就有四五百個老婆。行起軍來一長串大車，單是家眷就要住一個村子。還有一兩部分也差不多。同志！你說這樣的隊伍怎么能打仗呢？”
他顯得憂郁而又困頓，終于無可奈何似的笑了。
“自然，好的究竟多些。”停停，他又顯得愉快地笑道，神色也逐漸開朗了，“因為這里的大部分武裝，差不多全是地方黨搞起來的，有政治保證。一分區幾個大隊就很不錯，可以算是冀中頂打得的，東邊緊打東邊，西邊緊打西邊。不過還有很多游擊氣息，這不大好……”
他沉思著，隨又帶點寬容口氣加上一句：
“這也難怪，他們的黨齡、軍齡才好長呢。”
他十分愛撫地瞥我一眼，于是專心專意，用火柴棍撥弄煙斗里的灰燼去了。他接連這樣做了好幾次，撥松過后，又重新折裂一片火柴匣子，在蠟燭上點燃，吸燃它。而這中間，他一面懶懶地講說著目前冀中的局勢，而且一再地嘆息道：
“要是早來兩個月呀！……”
我忍不住表示了點我的疑慮，認為有的部隊，顯然是存心避免戰斗。
“那你又看錯了！”他反駁說，不住地搖頭，“實際上每個分區天天都在打呀。毛病是沒有一套完整作戰計劃：營要依靠大隊，大隊要依靠支隊，大家擠在一團！不要說平壩子里，就是山地作戰，你也要有些隊伍去牽掣敵人，迷惑敵人，主力部隊才好攪呢。現在擠得連身都轉不過來，打起仗來就跟正規軍一樣！你想，這個怎么行呢？”
他惱怒地瞇縫著眼睛，額角上的皺紋增多起來；但他隨又獲得自信似的笑了。
“這兩天大家商量了一下，”他緊接著加添道，“幾個大隊都擺出去了。”
于是他開始把雙腿架在炕沿，用大衣衣襟蓋好，靜靜抽起煙來。他顯出一種滿足神氣，而一刻鐘前出現在臉上的憂慮，就像他那柚木煙斗里的煙云一樣，已經消逝盡了。
為要打破深夜的沉寂，停了一會，我問起他對于目前大局的觀感。他告訴我們，敵人已經在準備進攻大西北了。平綏路、平漢路和同蒲路的敵人正在加緊運兵。一個目的是攻占鄭州，一個是西安，另一個是延安。而敵人目前在華北平原上的“掃蕩”，正是進攻大西北的重要準備工作之一。強盜們這樣做，是因為華南、華中沒有前進的可能了，而那些地區的湖沼山地已經變成了敵人機械化部隊的墳墓！
此外還有一個賀龍同志認為極端重大的理由。
“那里的群眾更夠他攪！”他接著說，已經興奮起來了，“都是有斗爭經驗的！比如廣東、閩西南、閩北，江西更不用說，大部分地方原早全是蘇區；另外像湘鄂邊、鄂北、鄂西、湘西南，還有鄂豫皖，我們都在那里攪過，只要碰一碰，他就嘗到辣椒了。就單拿地勢說，你看，一個白螺磯，敵人攻打了好久呀？”
他又詳細地為我們描繪了一番白螺磯的地形，打著手勢。
“同志！那里原早是我們的海關呢。”他得意地笑了，“水淺的時候，你看，輪船這樣一彎，那樣一彎，總要經過那里才通得過。每個月可以收十幾萬元的稅。那個時候，我們就拿百多門土炮在那里架起；炮彈這么大，一齊放起來滿厲害，煙筒一碰上就垮桿了。有個時期，我們攪得它斷航了四個月！”
他振臂一揮，比了個手勢，笑了；隨即沉默下來。
“據我個人的意見，敵人搞西北很困難！”停停，他又比較平靜但很自信地說，“晉東南他拿來怎么辦？還有晉察冀，晉西北；還有那么大一塊陜甘寧邊區。不把這幾塊地方收拾干凈，他不敢西進的。可是，這幾塊橡皮糖也就夠他黏了。”
顯然由于對黨中央、對毛主席的深切關懷，收音員忽然充滿掛慮問他：“敵人為什么要進攻延安？”
“這還不明白嗎，同志！他知道共產黨威信最高，抗戰又最堅決，想在政治上打擊我們，把黨中央所在地搞掉呀！但是毫無用處，——共產黨是在大山里住慣了的！”
他隨隨便便、但是信心十足地回答著；一面拿起電筒，準備走了。但他忽又走向那只關閉了的收音機跟前去，把電門打開，希望聽聽中央電臺的廣播。然而，這是一樁不好受用的事，那時常聽到的幾乎全是一片因為敵臺攪擾而來的使人頭痛的雜音。
這晚上他恰恰碰上了，于是搖搖頭苦笑道：
“真太可憐了。”
隨即關上收音機的電門，走了出去。
二十四
一天早飯過后，賀龍同志在火盆邊慢條斯理地更換衣服。屋子里只有我同那秘書兩個人。秘書年輕好動，一向熬不慣沉默；他先是吃吃地笑著，后來終于孩子氣地扯起來了。他急于想表白的，是關于一個新從延安學習回來，只有一只胳膊的團長參加大小黃龍戰斗時的勇敢行為。
年輕秘書模仿著那位勇士的神情，隨隨便便，滿不在乎。而且，真像面前爬行著一輛正在行進的坦克一樣，他咒罵了一句粗話，同時左手做了一個向下投擲手榴彈的動作……
這時，賀龍同志忍不住笑起來；他已經把衣服穿好了，在扣紐扣。
“這不算啊！”他就敞開上衣笑著說了，“你們還沒有看見他當紅四師師長時候的情形，那才真是勇敢！有一次在鄂西作戰，敵人一師人追我們，他一個人帶一班人斷后；就蹲在山口上，面前擺起這么一大堆手榴彈！……”
他比比手勢，依舊扣他的紐扣去了。最后，他又重新夸獎著那個只有一只胳膊的團長，承認他是一個好干部。
“是不是好干部，你要在最艱苦、最危險的時候去看他。”他著力地說，“好的，一定堅決，一定不悲觀動搖。賀炳炎這個家伙就越打越硬，盡管環境極端困難，他也拿得出勁來！”
為了使得他的意見能夠在人們頭腦里站得住腳，他是喜歡舉例子的，而且一般都具體生動。因此他接著敘述了一段大小洪山戰斗的故事。那個時候，部隊剛才從洪湖拖出來，非常疲憊；可是敵人的追擊卻越來越緊。停下來反攻吧，也有問題，他們還沒有弄清敵人的番號。于是他給了賀炳炎同志一個捉俘虜的任務，限他一天辦到；而他真的一天就辦到了。
“你不要看他一只手吧，”他又得意地補足道，“打起架來，你兩個人也打不過他呢。”
最后，他又用一種愉快調子談起賀炳炎同志的身世。
“湖北松滋人，就在長江邊上住家。”他微笑著一直追述下去，“母親早過世了，只有一個父親。他在一家鐵匠鋪當學徒；因為松滋附近就是蘇區，這個小鐵匠忽然自動跑來替紅軍喂馬了。可是，喂了幾天，大家嫌他太小，都不要。還哭了他媽一場。我恰恰去碰見，就說，好好好，把他撥到宣傳部去提糨糊桶子吧。那時候才十四五歲，又不肯長，這么點高，不搭板凳就會把標語貼歪！后來老頭子跑來找他，也加入隊伍了。”
正說得上勁，那個被他描寫的對象，忽然走進來了。
這個矮而健壯的同志，黑眼仁相當小，炯炯地射著閃光，一眼便可看出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穿著整飭，就是搬來擱在一個肢體完好的同志身上，也都毫無愧色。他把右邊的空袖管服服帖帖地塞在口袋里面，乍看起來，你會以為他不過是在努力搜取東西，或者是一種習慣了的姿勢而已。
一看見他，我們更加忍不住笑起來。而且仿佛做戲一樣，秘書一面又把他那拋擲手榴彈的精彩動作表演了一番，這引得對方難為情地笑了。于是我請他講講沿途的所見所聞，他剛剛講了一兩樁頑固派的丑惡行為，一個“小八路”給他的首長送電報來了。
這樣的電報，幾乎每天總有一次，報告著晉西北以至大青山一帶的戰斗情形。但是賀龍同志并不立刻看它，依舊傾聽著賀炳炎同志的洪亮的談吐；而且一直帶著那種愉快神情，仿佛是在傾聽一個親骨肉述說自己的冒險經歷一樣。直到那位健談家因為覺得不合時宜而微笑著停歇下來的時候，他才把那一大沓電報逐份看了下去。他盤著一條腿坐在炕沿，右手撐在炕上，支持著他那略微傾斜的身體。
他翻閱著電報，有時皺皺眉頭，有時長長松一口氣，而他忽然輕聲地朗誦起來：
“白汝斌現已到達包頭西烏拉山一帶，并已在離包頭五十里之地，結合人槍百余。不久可能增至二百以上……”
他朗誦著，眼角的笑紋逐漸擴展開來，終至于笑出聲氣來了。于是坐直他那充滿精力的魁梧的身體，用右手連連敲擊著那些電報，一面繞視著我們，一面大感興會地笑起來。
“你們看頑固派有什么辦法呀！……”
他是笑得那樣酣暢，以至于嗆咳起來了。
“同志！這個白汝斌還是個一條腿啊！”停停，他又夾著笑聲繼續說了下去，“才出去好久呀？已經攪出一個隊伍來了！而且就在包頭附近！這太有趣了，——正在談頑固派！”
仿佛剛才做過繁重工作那樣，他十分舒暢地吁了口氣，重新展閱起電報來；但卻從未停止過他那種顯然被抑制著的無聲的啞笑。這種笑，只有那些飽經風霜，而又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會有的。他是笑得那么純真而又深徹。
等到看完全部電報，他更顯出一種沉酣在壯麗幻想里的表情，微仰起頭，深思地眨著眼睛；然后自語似的笑道：
“這個白跛子太有意思了！——正在談頑固派！……”
周士第同志不聲不響地出現在房門口；但他并不進來，就停在房門邊告訴賀龍同志：偵察連已經從河間回來了。
“那就叫他們去摸呀。”
“讓別部分也派點人嗎？”
“還是自己單獨攪吧，免得拖泥帶水！”
他聲調輕松，而且一直感覺有趣似的笑著。
二十五
我們一同到于莊的抗聯會去。因為這里的大道，也同冀中其他地區的大道一樣，為了鉗制敵人機械化部隊的活動，通通給老百姓挖毀了，全都成了半人深的溝道，我們只能在溝道邊的小路上走。這是相當吃力的，隨時還得躬下身子，邁過那些攔著去路的棗樹的枝條。我們大家都以一種敏捷的動作走著，不時又得跨過溝那面去。
天空高朗，耳畔隱隱傳來大炮的轟鳴。越過平漢路后，這便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最近四面的戰斗又都進行得很好，所以我們毫不把它擱在心上。快到于莊的時候，一個老鄉跟著一架牛車正從前面趕來。里面裝著一個友軍的戰士，一輛自行車，此外便再也沒有值得用牛車運送的東西了。
賀龍同志老遠就停下來。他發愁地審視著那牛車；等牛車走近身了，他柔聲問道：
“同志！你有自行車，為什么還要坐老百姓的牛車呢？”
“前邊的河解凍了。”牛車上的戰士囁嚅著回答。
“啊！”他沉吟著，望望那條幾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河流，“那么過了河呢？”
“過了河我就下來。”
他想了想，就讓那牛車走掉了。但他并不放心，一面走著，一面不斷回轉頭去張望；直到那架牛車趕了轉來為止。
接著我們很快到了抗聯。這時候，高長長的抗聯主任不必說了，所有工作人員全都立刻活躍起來，差點擠破那間狹小的房間。他們都希望被介紹給賀龍同志。這些男女青年，幾乎全是抗戰后從北平回來的，他們有的穿著軍服，有的則照舊保持著剛從敵占區工作回來的喬裝：羊肚帕，破棉短襖，一個地地道道的河北老鄉。
接著，一種愉快活潑的談話就開始了。他一個個簡單地叩問著他們的經歷，又從頭到腳打量一番，于是閃爍著他那靈活生動的眼睛，來一兩句有趣的考語。其次的話題是前一天夜里東北救亡總會華北戰地服務團的晚會節目。
他不大滿意他們的“沈陽花鼓”。
“內容不錯，就叫兩個女角給弄壞了！打扮得那么花花綠綠的，東一扭，西一扭，——這一來什么政治意義也扭完了！”
好像大家的發笑，乃是一種不信任的表示，接著他又舉出一些旁證。
“你們想想我們警衛連那些戰士吧！”他接著說，隨即裝出一副萎靡神情，“先都這么懶妥妥的，像就要打瞌睡，沈陽花鼓才一登場，大家的精神都馬上振作了，——都振作到那兩個女角身上去了！無論如何這在目前是很有害的！”
停停，他又嚴正而憂慮地環視著我們，添加上一句：
“你不要說，同志！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大問題呢。”
在批評話劇《一心堂》的時候，他的意見也很令人信服。
“這個戲搬到河南去演更好，那里有很多紅槍會，日本人正在想方設法利用。不過，那個演大將軍的，還沒有把性格拿穩：太精明了！那樣精明的人，他會隨便受人擺布？”
一個青年同志，忽然擔心起祖國的前途來了；而他立刻不假思索地插入道：
“一定是民主共和國！同志！你難道還懷疑嗎？”
“那不知道還要多少時候啊。”
“不多！五年就夠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來。好像賀龍同志講的是句笑話。因為這些青年，都是在國統區成長起來的，對于種種極不民主的事實，知道得太多了！
“你看啦，”正因為如此，賀龍同志認真地繼續道，“怎么五年會不成呢？你一面抗戰，一面就建國呀！同志，不要說遠了，現在的晉察冀，不就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嗎？縣長民選，村長民選，人民群眾全都有了自己的組織，——這不是民主共和國的基礎嗎？”
在他熱烈的聲調里響著一種虔誠的信心，而他所列舉的一些事實，又是千真萬確，他們已經和正在親身體察到的，因此，對方難為情地笑了。
停歇一會兒，賀龍同志又柔聲地轉圜道：
“你不要說，同志，抗戰對中國進步的影響大呢。不說旁的，要不是抗戰，你就再攪十年八年，也不會弄到一個縣長才拿它五塊錢一月的！你看這個進步多大，算得清嗎？”
他自信地點著頭，特別愛撫地凝視著那個由于對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還不怎么熟悉，因而對祖國前途缺乏信心的青年。
“你們還沒有見過清朝時候的縣長那個威風喲！”停停，他又用回憶的調子，以辛亥革命前的歷史事實作對照，繼續說下去，“出街時候前頭兩根長號，一群戴尖帽子的皂班，又是堂勇！不準老百姓包白帕子，大家都得站起來，——你再看現在的縣長像個啥樣子吧！”
他順手指指那個曾任縣長的青年部長，大笑起來。
“就是這樣一身！”他邊笑邊接著說，“灰布帽子，灰布衣服，鉆到那里，老百姓哪里能夠認出他是縣長？”
便是那個忸怩不安的青年，竟也毫無忌憚地笑了。
“你再拿我們史主任說吧，”他又感情洋溢地緊接著說，“不抗戰他會鉆到這里來嗎？還不是依舊在北平講戀愛，兜汽車，吃大菜！還有我們的文學家，在上海他至少有一套干干凈凈的洋服么，——現在你們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吧！”
他笑著指點出我。而當大家笑起來的時候，他的態度卻又立刻變嚴肅了，語重心長地提示道：
“同志，要多往進步方面看看，我們對抗戰才會有信心呢。”
因為大家熱烈的邀請，他隨又為他們講了一些內戰時期的故事。他講到戰士們的勇敢、艱苦，以及赤衛隊在土地革命初期成長過程中一些必不可免的插曲，既使我們受到巨大革命傳統教育，也使我們感到愉快。而對革命說來，他是一個多么好的宣傳鼓動家啊！
最后，他拖住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半開玩笑地要她承認自己做她的爸爸。他對孩子們總是那樣喜愛，就像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
“寫張字約，就暫時叫爸爸，好吧？”
“不！”
“還是不！那我再讓點步，做干女兒好吧？……”
我到鄰室去探望那個曾經在天津做過乞丐的農會主任去了。而當我們一道轉來的時候，他已經達到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把那小女孩彩云這個名字改成捷長。
他把雙手搭在捷長的肩頭上，俯視著她，輕聲道：
“知道么，你還有個妹妹，叫捷生，才這么一點子高就跟我過草地……”
他一面說著，一面用手比著高矮。
二十六
幾乎有兩天時間，賀龍同志忽然變得困頓而又沉默，和平日完全不相同了。
這天吃早飯，他更加顯出一種十分疲憊和心不在焉的神情。他的一切舉動都很懶散，掏兩口飯，便又把筷子拄在碗里沉思起來。仿佛他在盡著無聊的義務一樣。他那頗大的食量也減少了很多，才吃了半碗飯，便退回屋子里去了。
隨后，我走近房門邊去，希望同他談談。他輕聲地苦笑道：
“你進來坐呀。”
我帶點拘束走進去了。但是，我感到一種深重的憂慮，竟然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仿佛斷了舌頭一樣。這種尷尬情形，可以說是我們幾個月來僅有的一次，印象最深。我們彼此都浸沒在沉默里面。他架了腿子，坐在一張矮椅子上，面對著可以看見天光云影的敞開的窗戶。他用雙手兜住后腦勺子，眼睛不住眨著，閃著憂愁的柔和的光芒。最后，他皺著眉頭，咬咬嘴唇，忽然凝神地對著我看望了。
隨即把雙手落下在膝頭上面，同時吁了口氣，他問我：
“你看過傷兵開刀么？”
“衛生處搬來了嗎？”
“就在副官處附近，——應該去看看呢。”
他站起來，著充滿憂思的眼睛，不聲不響走出去了。
我立刻跑到副官處去。最近我們周圍都在不斷地進行戰斗，這是我知道的，但我還不清楚衛生機關就在東灣里村；我幾乎被當地的和平氣氛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才找到那個遠在村外的衛生處開刀的地方。然而，我去得不湊巧，副官處、衛生處的負責人都不在！而那位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白求恩大夫又是極嚴格的，不輕易讓人進他的手術室，于是只好回去。
賀炳炎同志正在屋子里和秘書談天。題目是一對青年同志的戀愛。我也勉強參加了進去。但當我們正把一件細事看作重大發現的時候，賀龍同志走進來了。
他追問著我們談話的內容。而當年輕秘書笑著向他訴說的時候，他懶懶地切住對方的追述：
“這是造謠！她要他買紅布做什么？”
他又找了一個反證繼續說了幾句。但是他的歡笑是做作的，使人感覺不很自然，而這件經常很可能使他發一大篇議論的題目，顯然并不怎樣叫他關心。他隨即取了那份五團新近送來的報紙《戰旗》，攤在炕上，坐下，默默閱讀起來。
其間，賀炳炎同志忽然孩子氣地笑了，說道：
“師長！那個白大夫開起刀來可蠻呢！從前幫你做飯那個老王，也叫他把腿桿鋸了。他在六團團部里當司務長。他問我：胡子在哪里呀？我說就在附近，——嗨！這個家伙馬上就流起眼淚，哭了。說：‘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他一道干革命這么多年，現在腿桿也搞掉了！’……”
賀炳炎同志忍不住笑起來。賀龍同志揚起臉望他一眼，也勉強笑了笑，接著又低下頭，照舊讀他的報紙去了。
他盤了一條腿坐在炕上，一只手斜撐著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蘆席上隨意畫著，嘴里低聲哼著一種模糊不明的曲調。十分明顯，他很不快活，正在盡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終于慢慢昂起頭來，苦笑著嘆息道：
“昨晚上一整夜沒有合眼睛啊。”
我們都沉默著不作聲。
“翻來覆去總睡不好！”他接著說，口氣聽來叫人有些難受，“早上一早，我就到衛生處去了。腳呀，手呀，一大堆！同志！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肉，共產黨人的血呢。”
他用同樣閃著柔和的光輝的眼睛直視了我一會，于是發愁地笑笑，吁一口氣，拿起油印的《戰旗》，在炕上躺下了。仿佛決心要隱蔽起自己的感情似的，他雙手繃開報紙，輕聲地朗誦起來；但是，他的語氣是沉滯的，幾乎每句、每字一頓，同他平日的開朗、豪邁一點也不協調……
下午，在和周士第同志談到傷兵問題的時候，他的神色照舊顯得很不快活。他不大贊成他們以往的辦法，僅僅派一個偵察班，就把成百開過刀的傷兵送到鐵路西邊晉察冀軍區去。他以為這是很危險的；雖然從來沒有出過岔子，并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幫助偵察放哨。有一次，因為敵人正在鐵路沿線進行“掃蕩”，無法到路西去，群眾甚至自動負起責來，讓傷兵改了裝，把他們一個個分批地送到目的地去。
但他不相信這是長久之計，誰也不能保證不會發生危險。
“絕不能老是這樣，”他一再苦惱地說，“最好趕快發展兩個游擊隊，沿鐵路擱起，這就一點問題也沒有了。”
他又叮囑到傷員們的伙食，認為應該多派幾個勤雜人員一道照顧，但是一位同志含笑說道：
“他們都不愿意去。”
“為什么呢？”
“近來有些人笑他們是犯過錯誤的。”
“這樣說不對頭呢！”他有點興奮了，“一個同志犯了錯誤，難道胡子這樣長了，他的錯誤也還在嗎？這不對呢！你們應該隨時考核，看他犯的什么錯誤，改過沒有，改過了就馬上注銷！”
他憤憤不平地沉默下來，隨又關照周士第同志道：
“士第，你一定把這件事好生搞一下吧！”
隨后，雖然已經是黃昏了，他還約了我們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過街道，噘著煙斗。我們始終沒有誰說一句話。途中，我們碰見兩個入伍不久的“小八路”，只有十二三歲，穿著空空蕩蕩的大人的軍服。他用手招呼住他們，一個個幫他們扣好那敞開著的領口，很當心地。
二十七
使得賀龍同志這幾天發愁的另一原因，是新兵問題。
還在任莊的時候，他就擔心著這件事。近兩個星期來，我們又陸續進行了窩北戰斗，黑馬張莊戰斗，以及河間附近的伏擊，兵員的補充自然更需要了。然而，困難還不在這里，冀中群眾入伍的踴躍，是很不尋常的，兵源問題不大；但是，在集合和輸送當中，卻常常有被敵人沖散的危險。
曾經有兩三次，他忽然沒頭沒腦望著周士第同志沉吟道：
“莫是打散了就糟了呢！……”
然而，有一天，我們正吃中飯，大批的新兵終于來了。護送的是一個連長，年歲很輕，外表看起來嫩得像個小鬼。聰明英俊，穿著非常整齊。他是從警衛連來的。他交代完畢就要回去，但是賀龍同志卻要他留下來，等到編制完成后再走。
他玩笑似的望著那個表示拒絕的青年人說道：
“你一定留下來！要多給他們做些政治工作才對呀。”
“連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又沒有指導員。”
“這也是工作呀！還記得你自己入伍時候的情形么？今天鼓動，明天鼓動，沒有把人的嘴巴說得來翻白泡，我才不相信呢！”
“我倒沒有要人鼓動過喲！”
“你敢說真是這樣？！”
賀龍同志擺出一副認真的神氣，逼視著對方；而那青年人立刻笑了，但也顯然被說服了。
“在八路軍當中，不做點政治宣傳工作那才怪呢！趕快坐下來吃飯吧，吃了就帶他們到六團去。”
于是我們繼續吃起飯來。而賀龍同志的神色，再也不像前兩天那樣的憂悶了。他一面吃著，一面向甘泗淇同志訴說著他最近一向的憂慮。并且深自慶幸，以為只要兵源不成問題，任何殘酷的戰斗就都不在乎了，一定能夠戰勝敵人。
他把筷子拄在碗里，凝神地望著我們，嘆息似的笑道：
“你想，四面都是敵人，天天都要打仗，沒有補充不完事呀！？”
“這該感謝馬克思列寧的在天之靈！”
有誰情不自禁地開了句玩笑；我們大家忍不住啞聲笑了。
照例，吃完飯他就立刻回到寢室里抽煙的，但他依舊留了下來，守著那個落后一步入席的青年軍官。他慢條斯理地把煙斗摸出來，一面裝著煙末，一面打量著那青年人。
“這個小鬼怎么弄得這樣漂亮呀？又是皮帽子，又是皮掛包！什么地方搞來的？該不是找到老婆了吧？”
青年軍官只顧吃飯，一張臉漲得通紅。
“我給你說，”他接著道，“討老婆不要緊，可不準同土豪的女子結婚！這是要受批評的，懂得吧？”
“現在根本還不是結婚的時候。”
青年軍官回答，隨即擱下飯碗，站了起來。
“這樣想就好得很！”賀龍同志衷心地贊許了，顯得十分愉快地笑起來，“等到抗戰勝利了再說吧。我給你講，那個時候，自己又是革命戰士，人又年輕，還愁找不到一個好的對象？”
說著，他又重新裝起煙來。而那個青年人也把煙卷摸出來了；于是他又笑著指責他道：
“怎么還抽紙煙呀？總部早就通令禁止抽呢！”
青年軍官的臉一下紅了，顯得有點羞慚。
“好吧，通融一點，這一盒抽完，就不準再抽了。”
他的聲調里帶著一點嬌縱；停停，他又認真地加添道：
“我給你講，最好是抽旱煙。你看吧，容易買到，又不貴，我一個月頂多才抽一塊錢的。”
這個青年軍官顯然給了他一個好印象。因為當他把那大批新兵帶走以后，賀龍同志回到屋里，依舊帶著那種因為感到夸耀而來的愉快，而且仿佛談說一種靈跡那樣，輕聲道：
“你不要說，我們八路軍這一類小鬼很不少呢。”
吸了會煙，他又提到我在延安認識的一位同志。
“這個同志，小時候也滿聰明呢。才這樣高就跟著我。廣州起義失敗過后，我們一道住在香港，他就天天穿件長衫子，戴頂破皮帽，到碼頭上接人，沒有出過一回亂子！”
我問他知不知道那位同志在上海時一場失敗了的戀愛；但我還沒講完，他便不以為然地把我的敘說給截斷了。
“那根本不會成功！”他緊接著說，“我早就說過，他對象找錯了！那些人都是小姐，怎么能認真呀！？”
他的神色顯得有些惱怒不平。
二十八
已經是夜深的時候，賀龍同志走來同我擺談一部分“魯藝”文學系的同學要求返回延安的問題。
“你應該勸勸他們才對，”他發愁地說，“沒有政治上的堅定，是寫不出好東西來的。比如高爾基、魯迅，如果他們對政治沒有熱情，不關心人類的解放事業，不關心民族的解放事業，他們會有那么偉大嗎？絕不會的！就拿別的杰出的作家說吧，他們叫人尊敬，也不單因為文章寫得漂亮呢！”
他頓住，把腿桿慢慢移向長凳上去，落在沉思里面。
“他們說是沒有材料，材料要你自己去找呀！”他隨又繼續道，“一天就躺在炕上亂彈琴，那怎么會有材料？”
他凝神注視著我，帶點憂郁，也帶一點惱怒。顯然，他對毛主席、黨中央批準創辦“魯藝”和鼓勵作家上前線的深遠意義，體會很深。而對于我們思想政治上的落后，則感到不滿。
“老實說，”停停，他又苦著臉繼續說下去道，“在我看來，材料就豐富得很。單是把我們新兵入伍后的變化反映出來，這個對抗戰就有很大幫助。比如說吧，別人總講練兵困難，我們的新兵，今天入伍，明天就可以上火線打仗；帶一點傷，出醫院來就是個老兵了！”
他十分敏捷地發現了我的驚疑，于是立刻反問我道：
“你不大相信吧？這也難怪，就是我和幾個區委談起，他們也不大相信呢。但是這有什么稀奇！同志，內戰時候，還要不到兩天，——上半天入伍，下半天就可以開出去打仗！”
于是他站了起來，仿佛演講似的，充滿感情地向我訴說著訓練新兵的要點：政治宣傳，班長單獨釘住一個人說明槍的構造和使用，以及戰場上的重要事項。而一碰上戰斗，這個班長又親身帶著他一道放槍，并且給以不斷的鼓勵……
“不單是這一點值得注意，”他有點興奮了，一口氣接著說下去道，“就是我們的戰斗過程，只要你們肯去觀察，體會，寫出來也不壞呢！有黨的動員，群眾的動員，還有流動宣傳隊，專門在火線上做政治鼓動工作。所以不管戰斗怎樣殘酷，——哪怕馬上要人死吧！黨的小組會一開，說不退就沒有一個人退！……”
他傲然地把雙手朝褲袋里一插，微笑著，重新坐下去了拿背靠住那只已經褪了漆的大立柜，腿子依舊移在長凳上面，現出一種非常滿足的神情。但他忽然又把臉轉向我。
“同志！”他認真地接著道，“八路軍現在就是靠小組會、靠政治動員打仗呢！你當是靠火力打么！”
他得意地、啞聲地笑了。
“老實講，”他又慢騰騰繼續道，“我們的沖鋒也好，堅持也好，完全依靠政治情緒。像架起機關槍督戰呀，拿起大刀督戰呀，退卻就要砍腦殼呀，我們絕對不用！從紅軍到現在，我們沒有殺過一個退卻的干部，——連戰士都沒有！”
從他的聲調可以聽出一種堅定的自信，但他隨即又苦笑了。
“請問，這不是材料么？”他接著道，“槍一響你就要跟著去呀！說怕死呢，我們會派兵保護，還要人怎樣呀？”
他發愁地反問著我，接著，又深深地嘆息了。
“真不湊巧，早來三個月就好了！你可以幫忙把他們組織起來，寫東西就沒有問題了。老沙，我們重新來過好吧？”
我說目前相當困難，太不安定了；但他立刻反駁我道：
“目前自然困難，等我們把敵人的圍攻粉碎了，就好了呀！你看在嵐縣吧，一住就是一年。你還沒聽見說，去年平靜的時候，這里常常有人坐汽車到天津附近去呢。”
我承認了他的意見；但他搖搖頭笑道：
“你像有點悲觀動搖呀，同志！？”
他的看法使得我很難為情。因為我的確有過不大爭氣的時候，可是，每一接觸到他那生氣勃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特別是每一想到他的親密戰友關向應同志，單獨對我好幾次富有教育意義的深刻談話，無論什么消極思想感情，都立刻消失了。
當時的情況正是這樣，因此，我立刻說出了我的意見。
“我一點也不悲觀，”我回答說，“我說的是實在情形。”
“這樣就好！”他贊許道，神色一下變得很愉快了，“一個人干革命就要愈困難愈堅決，老實講，現在比內戰時期好多了！可以聽收音機，還可以一氣住上它十幾天。像過去么，吃飯都要擔心子彈把飯碗打破！可是我們也一樣地吃喝，開玩笑，生活得跟平常人一樣！”
我想起了通過平漢路的情形：當一列火車沖過來阻攔我們的時候，由于一些非武裝人員的張皇，以為是鐵甲車，大家胡亂奔跑起來。而賀龍同志卻獨自牽著馬，站在路基附近的土坎上，異常鎮靜地注視著鐵道。
這天夜里很黑，許多干部都沒有發現他，于是不免驚慌起來，壓低嗓子互相問道：
“胡子呢？師長在哪里？……”
他不張聲，依舊平靜地半蹲在那里……
我向他提談起這件事。
“唉，不錯！”他承認道，“我不在那里督率怎么辦呢？要他們收容人呀，騾馬呀，文件箱呀，你一走他們就更亂了。那天晚上我一直攪到天亮才離開鐵路！”
他眨著眼睛想了一會，附加道：
“其實每逢緊張的時候，我總是留在后面……”
于是慢慢吸燃煙斗，他又為我們講了一件洪湖時期的戰斗故事。地點是大小洪山附近，在一回遭遇戰當中，一個新兵師被敵人沖散了。許多人都主張他先走，但他大發脾氣，偏要親自督率著收容。而在最后，他不但在猛烈的火力下把所有的人集合起來，并且以一個反沖鋒把敵人驅逐開了。
“這樣的事多得很！”他繼續道，“從前八師師長就經常和我爭著收容。他總是要我先走，又吵又鬧的，說，你先走吧，讓我收容好了！這個人叫陸東生，到蘇聯學習去了。”
他充滿愛撫地笑了。
“賀炳炎也是這樣。”他接著道，“有些時候，他還要同你扯呢。你莫看吧，我兩個民主得很！……”
二十九
呂汗離東灣里村只有十里，一個敵人從河間進攻肅寧必需占據的要點。黎明時候，敵人便從滹沱河對岸用大炮轟起來，中午占領了它；下午三點，卻又被我們趕回河間去了。
當村街恢復了往日的和平，村公所和農會挨戶收集著慰勞品的時候，賀龍同志領起兩個本地少年，到我們的住處來了。他一條手臂擁抱一個，而兩個小腦袋就在他肋下鉆動著，發出嘻嘻哈哈的笑聲。他一進門就把他們推給我和秘書，自己踏上長凳，在柜子上坐下，慢條斯理抽起煙來。
“這下你們跑吧！”他一面抽煙，一面大笑著嚷叫道，“張娃兒！你就在門邊給我攔住！”
“我們唱不來歌呀！”那小的一個說。
“哪里有唱不來的！”秘書緊接著勸誘道，“你聽，連我們房主人都會唱：叫老鄉！……”
于是，那個青年人做起政治工作來了。
最肯答話的是那小的一個，地主家的獨養子，有十二三歲。那個大點的很沉靜，一句話不講，埋起頭拿了我的剪刀剪著指甲。他的動作看起來很困難。賀龍同志于是摸出自己的指甲刀來，遞給他；但他做得同樣笨拙。賀龍同志接著就又把他叫了過去，親自替他剪起指甲來了。
而當賀龍同志替那個沉默寡言的孩子剪好指甲以后，接著用一種不大快活的調子說道：
“這種小孩子有什么用處！我像他們這樣大的時候，已經干過不少的事情了。”
他傲然地劃著火柴，打算吸煙；但他隨又一下把它扔掉。
“看吶，我才十多歲就一個人到涪陵做生意，一來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還到過貴州販馬，總是百十來匹地買；放到辰州去賣。一直把賺的錢玩光了才回家！”
他一頓，忍不住笑起來。因為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他青少年時代在舊社會經歷過的一些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這也是為什么他在偶爾提到這些經歷的時候，總是侃侃而談，直言無隱，仿佛他是講述別人的秘聞。
“就是一九一五年反對袁世凱當皇帝，那時候我的歲數也并不大呀！”停停，他又滔滔不絕地接著說下去道，“才十九歲！同盟會要我搞湘西暴動，我說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門縣的團槍提了。轉來碰見我的叔父，我說，齋公！我們去提鹽運局的槍好吧？于是氣都沒歇，我們又掉轉頭搞鹽運局去了。這一來我們就去進攻大庸，人數也增加了。”
“你們還沒有看見農民轟動起來的時候那個情形啊！簡直擋都擋不住！凡是和我認識的青年人，都參加了。都是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綢短打，黑紗套頭，——后面拖這么長！不過因為城里住著一旅北洋兵，打死我們好幾百人，第三天上，剩下來的幾乎全跑光了。”
“這都是小事，最壞的是那般勢利鬼！你攪對了的時候，他捧你，說，這些茅荊條了不得，說干就干！你一失敗，他就把嘴一癟：這些人都攪得出名堂來么？我就說吧！……”
他悶著臉停歇下來，仿佛他正面對著那種渺小庸俗的市儈一樣。
而那個年輕秘書于是帶點掛慮問道：
“后來又怎樣呢？”
“后來我把剩下來的隊伍拖到辰州，跟著就下野了。”
沉默一會，他接著又說，雖然是下了野，因為一個民軍領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當時新上臺的督軍譚延闿，不但沒有把他當成一個不折不扣的仇敵，還委他為督軍署的咨議，并且撥出進口的兩只糧船讓他收稅；但他跑到長沙去了。
“我記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憶著繼續說，語調、措辭照樣坦率，“路上打了賬房一頓，就東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長沙，更加鬧得厲害，酒館、戲園，沒一處沒有我，——簡直一塌糊涂！……”
他縱聲大笑起來，之后，卻又用一種哲學家的口氣說道：
“不過，胡鬧是胡鬧，同志，長沙這兩年的生活，對我的影響也滿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因為房里已經昏暗，停停，他就瀟瀟灑灑走了。
三十
次日下午，他又走來同我們談起他幼年時代的生活。
“你們不要看，我小時候還打過官司呢！”
“大家都曉得的，清朝時候，一個領班那多兇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經過他，手下總是養起好幾十個徒弟。我們縣里的領班叫陳小濤，無惡不作，隨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壞事都干。他的兩個兒子更是豪強霸道，沒有人惹得起。一騎起馬來，那個勁呀，不管人喲，攤子喲，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們那里去了，照例騎起馬在街上亂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門口說：
“‘是好樣的你給老子來撞！’”
“這個狗娘養的硬是撞來了呢！我就給他一頓打起。許多哥哥兄弟呀，也都出來幫我。因為滿街全都是姓賀的。還不到半點鐘，就打得他頭破血淋，趕緊跑了！”
“可是，一跑回去，馬上就在衙門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擔心起來，說，這下怎么辦呢？我父親也著急。到了審問那天，把我們族里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請來了，預先教我怎樣做口供，免得取不脫手。因為實際上是我打了別人呀！”
“你們還沒有看過清朝時候問案的情形，好威嚴喲！把你一帶上大堂，就夾棍、板子，啪的一聲堆在你的面前……”
“說起來我也滿膽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說：
“‘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買東西，他騎起馬亂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爛了。要他賠，還打我一頓！……’”
“除了這個，我另外還有個供詞，是一個姓王的舉人跑上門教給我的。這個舉人和陳小濤仇恨很深，——這也是個無惡不作的惡棍，后來叫老百姓殺了。他要我暴露陳小濤的黑幕，怎樣勒索人，挖苦人，見錢就搶。并且要我咬定那個小領班是下鄉抓人的，所以結果連陳小濤的領班也革職了。”
“這樣說，你不是很年輕的時候就討厭官府了？”年輕秘書多此一舉地問。
“很小我就討厭官府了！記得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們鎮上來了一個禁煙委員，有喝道的，堂勇喲，一大串！這種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攏去看。可是，還沒有走近身，就一陣吆喝，把我趕起走了！連街沿都不準下。”
“這還不算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年天旱，農村里吃大戶，鬧得轟轟烈烈。眼看城鎮上的老百姓也快動起來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糶米。我父親是縫工，一邊種一點地，家里糊不圓了，也跑進城糴米。帶著我同他一道，擔了這么大一對籮筐，這能裝多少呢！”
“糶米的地方在大堂邊，那好多的人哪！你擠我，我擠你，都想早一點把米搞回去下鍋。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發，要等杜老爺來了再說。杜老爺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勢力，他是主辦這一件事情的。這有什么辦法呢，大家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爺老不來，而糴米的人愈來愈多；都在往前面擠。這把那些差狗子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我父親拳術很好，可以打贏十幾個人，就去講公道話。”
“‘大家來糴米的，不是來挨皮鞭，怎么興亂打呢！？’”
“話才說完，那些狗腿子就給他一鞭子；他一閃，鞭子恰恰打在我的手上，這一下可把我父親惹毛了！”
“我父親立刻把我抱起，擠出去，擱在人堆外面一個高坎上面，說，你把籮筐看好！就又跑轉去了，把鞭子奪過來，給他媽一陣亂打。隨后杜老爺跑出來，又叫他一頓打起。那真攪得痛快呢！可是結果開來一批堂勇，把我父親抓了。”
“好在我們兩個堂叔出力，才關了一夜就放出來了……”
當他笑著停下來摩弄他的煙斗的時候，我們提到環境給予一個人的深刻影響和教育意義。
“是呀！”他衷心地贊同道，“比如說吧，要不是南昌起義后去一次香港，哪里能夠真正知道什么叫作帝國主義？！我反帝的思想，可以說是從這里生根的。不過在辰州駐防的時候，我也干過一件痛快事情：辰州教堂的石碑叫我打了。”
“這太可惡，太丑人了！打死一個洋人，賠了好幾十萬銀子，殺了兩個正將，兩個游擊，還要一五一十寫上，立他媽那么大塊石牌，好像生怕把中國人的臉丟不完，——太可惡了！”
恰在這時，張娃兒走過來了，請他回司令部開會。
三十一
當賀龍同志出去以后，賀炳炎同志緊接著講起來了。
“你莫看現在吧，啊喲！先前他的脾氣相當躁呢。”
“有一回，好容易弄了些布匹回來，他叫裁縫給我們縫衣服，后來發覺裁縫把布偷了，好氣呀！說：‘好呀！我們從土豪手里搶來，你又來搶我們！’立刻叫人把那個跛子拖去看管起來……”
“可是，只要你不犯錯誤，工作積極，那他對你好到天上去了！從洪湖撤退出來的時候，我們一面走路，一面打仗，一面還要擴充部隊。有一回，我帶了一團人單獨出去工作，給敵人隔斷了，好幾天通不到信。他著急得不得了，幾個通夜沒有睡覺。嗨！他不曉得我已經抄小路轉到他前頭去了。忽然一天在路上聽見說我來了，好高興呀！一路就那么叫我：‘賀炳炎喃？！賀炳炎在哪里？！趕快把他叫來，問他這幾天在搞些什么呀！……’”
“我才鋸了手的時候，他把碎骨頭拿手巾包起，見了人就打開看，說：‘這就是賀炳炎的骨頭呀！’”
“他先前就怕他大姐賀英。盡管他脾氣毛，說干就干，只要賀英一擋，就擋住了。我還記得，有個人犯了嚴重錯誤，已經綁到河邊，要槍斃了，他大姐看見了，說，你們把這個人交給我！過了幾天，她又把這個人送轉去了，照舊留在部隊里教育改造。”
“賀英犧牲了的時候他好難過呀！”
“其實，一早大家就都勸她搬到蘇區去的，她不聽；手底下吃閑飯的人太多了。平常總愛什么人都收留。那些沒人要的小孩子呀，無家可歸的老頭子呀，她都收留下來，養在那里。女孩子長大了，還要幫著找人戶，辦陪奩。許多她兄弟不要了的人，她也養起，沒錢的給錢，有病的就住在她那里養病，過一個時期，又把他們送回蘇區，要他分配工作……”
出事的第二天早晨，他跑來向我說：
“‘賀炳炎呀，這一下完了。’”
“我說：‘她自己不聽話呀。’”
“隔了好半天這才吩咐我，”說：
“‘你帶點錢去，總還剩得有點渣渣吧，收拾一下。’”
“賀英犧牲得太可惜了！能干得很。有一回，她兄弟收編了一股土匪。這些家伙心眼兒虛，怕他宰掉，很快就拖起走了，還準備向我們開火。他也想把這股土匪宰掉算了，免得壞事。賀英出來擋住，不贊成打響；自己一個人騎一匹騾子，就跑到土匪那里去了，——后來她硬把隊伍又拖轉來了呢！”
“你不要看她是女的，連許多大土匪頭子，聽了她的名字都嚇怕呢。誰猜到會遇見保安隊！這些東西他管你那許多？只要一月拿得到七塊半錢，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
三十二
那個有著四百多個老婆的獨立二支隊叛變了！
支隊長叫柴恩波，從前是吳佩孚部下一個連長。他的部隊在冀中算是頂復雜的，土匪偽軍的數量很大，因此也就成了漢奸和一切民族敗類繁榮滋長的場所。而在這次抗拒軍區整軍計劃的叛變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事變的第三天夜里，我們四五個人正在閑談，賀龍同志頸子上掛著根手電筒，噘起煙斗走進來了。
“已經打響了。”
他站在門邊通知我們。而在引起大家的注意之后，他又緊接著加添道：
“你不要說，我們這次的計劃滿不錯呢！”
我們大家都懷著渴望，睜大著期待的眼睛，希望他告訴我們一個究竟。但是，仿佛故意作弄人似的，他誰也不再多看一眼，也不再說什么，慢條斯理地踏上長凳，居高臨下地在柜子上坐下。而且架起腿子，一聲不響地抽起煙來。
他把軍帽掀得很高，亮出整個前額；挽起一段褲管，仿佛剛才走過長路來的那樣。
“你們看這個形勢吧！”隔了好久，他才拿手指在膝頭上比畫著，用一種沉靜調子說道，“他的司令部就在這里，周圍是水，幾個大隊就在兩邊。他自己帶的只有一個警備連，一個特務營。這兩部分人是他頂打得的，也就是他打仗的本錢。嗨，別處不打，我才偏偏要打他的司令部！”
“有戰報來沒有呢？”
“那個托派壞蛋，已經叫我們抓住了。”
“還有那個縣長呢？”
“就是這個東西壞得很！……”
好像是走來歇歇腳的，他去掉煙灰，把煙斗在衣包里放好，就又灑灑脫脫地走了。
此后一兩天我們都沒有見到他。而在第三天夜里，他走來告訴我們，那個叛變的支隊，大部分已經給解決了。可惜事前柴本人有準備，現在還在文安附近一個村子里面，同那個托派縣長一道負隅頑抗。
“并且已經公開當了漢奸！”他繼續道，“前天把我們派去的十多個高級干部，全交給敵人了！”
“這才糟糕！”
“不過還有個好消息：都跑脫了！一個日本軍官跑出城來接人，才在清點數目，那個參謀長一手槍就把他打死了。又是挨黑時候，兩邊都莫名其妙，大家跑得一塌糊涂！”
“這一槍打痛快了！”
“那支槍一定是一個同志遞給他的，”他推測著，“你想，又是手槍，像那種三號勃朗寧，才好大點？送茶遞水的時候，眨下眼睛就遞過去了。像這樣藏在褲袋里，你哪里看得出來？同志！他里面我們的人也多少有幾個呢。”
隨即他又講了一個政治委員的英勇行動。
這個政治委員同柴恩波是老朋友，所以在事變的前一天，柴就找他談話，先用私情，后用威嚇，逼迫對方同他站在一道，去當漢奸！也就是背叛自己所屬的政黨，神圣的抗戰，以及那份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誓死不渝的忠于民族的天職。然而，那是一個不可屈服的革命戰士，他最后從身邊掏出一枚手榴彈來，向柴表示，如果柴還要強迫他，他就和他同歸于盡！
“柴恩波硬拿他沒辦法呢！”他精神煥發，聲調忽然高亢起來，“只好把他放了。這個人夠得上是個共產黨員，是一個好同志，值得表揚！——真值得表揚！”
“柴恩波拖走多少人呢？”
“沒有幾個。其實就再多些，他也攪不到好久的！”他緊接著說，口氣十分肯定，“先前倒還可以欺騙，說謊，現在你公開和日本人往來，難道士兵就沒有長眼睛么？我給你說，現在當兵的進步多了，你看上次那一份報告吧！”
他是指那個畫著漫畫的賬折子說的。于是我們又從士兵群眾的進步，一直牽扯到一般招募新兵的難易。他認為補充最方便的是內戰時期。而且談起洪湖蘇區的往事來了。
“給你說吧，同志！二十二三歲以上和二十歲以下的，我們還不要呢！并且都是自帶裝備：軍衣，八角帽，干糧袋。到鄉蘇維埃報名的時候，負責人把你上下一看，缺一樣都不要。原因是人口太密，一個小村子都有幾百戶人。大家分的田地又好，一年要收三季；再加上不斷的政治宣傳工作，老百姓參加起來怎么不起勁呢？是你，你也要參加呀！”
他把尾聲拖得很長，站起來準備走了；但他隨又坐下去繼續擺談起來，照舊滔滔不絕。
“不單是這點呢，作起戰來，老百姓自動幫助部隊的情形，也了不得呀！有一次，我們攻打湖當中一個鎮子，四面是水，只有一條獨路。敵人派了一旅人在那里守起，看你怎么辦吧！嗨，農民他才聰明得很！一個吆喝，就替我們動員了一兩千條水牛。那個時候，紅六軍正同我們一道打仗。我走了一轉回去，一看，怎么一個人都沒有了！走去問鄺繼勛，他說，那不是人呀！原來都牽著大水牛做掩護，從湖中間打過去了！”
他頓住，看了看手表，于是一面不相關聯地自言自語道：“柴恩波他攪不到好久的！”一面離開了我們。
三十三
因為大炮越響越近，越響越密，我和秘書跑去偵察科探聽消息。探聽結果，據說，除開饒陽一股敵人而外，窩北和義門由于都有敵人同時出動。而且，河間、獻縣等處的敵人，都在一兩日內大量增加起來。毫無疑義，敵人對我軍的殘酷“掃蕩”又開始了。
呂汗陷落的時候，我們正在吃午飯。一個參謀跑來見賀龍同志，說是敵人已經在造橋了。但是，這個緊急報告于他似乎毫無影響，他照舊吃著飯，同時充滿機趣說道：
“是呀，造起橋他才好過來呀。”
“沒有什么話要說嗎？”停停，對方就又追問了一句。
“沒有了，你走你的吧。”
而當那個顯得有些緊張、有些莫名其妙的同志剛才轉過身去的時候，他又望著我笑起來。
“同志！你看，敵人對我們的興趣真不小呢。”
他的態度使我發生一種奇怪感覺，而且，不知道為什么，我也跟著他丟心落意地笑了。在此后十天的行軍當中，他的態度都是很隨便的。好像一個習慣于驚濤駭浪，而又喜歡同驚濤駭浪搏斗的舟子一樣。而我呢，在他這種指揮若定的精神感染下，也沒有顯得怎樣緊張、不安。
在這十天當中，在一個地方停留上二十四個鐘頭的事，是沒有的。早晨開到，夜半或者傍晚，就又得走路了。有兩次，我們剛從東頭開走，敵人便從西頭進了村子。經常聽到的是大炮聲和機槍聲。許多雜務人員，一到宿營地就躺下睡了。然而，賀龍同志卻依舊鎮靜而又愉快，幾乎跟平日一樣。
在進行反“掃蕩”斗爭的第四天上，我們駐扎的地點叫臥佛堂，十里外的石馬正在進行戰斗；然而，賀龍同志卻忽然想起要同冀中行署比賽籃球來了。而且興趣似乎很大。
“一定要注意啊！”他悄聲地叮嚀著我們，“看哪一個打得好，你們就把他拖過來！”
他隨即孩子氣地大聲笑了起來，解釋道：
“你們不清楚，我們還輸給趙承綬幾個球呢！將來一定要組織人撈轉來才想得過！”
然而，隨便的是他的態度，工作卻比平時繁重。每每經過一處住有隊伍的地方，他都要停留一陣，親自給他們一番指示。而在到達宿營地后，因為一夜的行軍，大家都睡覺了，他卻還得同別的領導人忙著軍事上的布置。而且不僅限于直屬部隊，全冀中的部隊的行動，都得取決于指揮部。因為在那廣大的平原上，幾乎無時不在進行戰斗。
是到青塔的早上。我正在卸行李，他從司令部里走出來了。眼睛有點枯燥，炯炯發光，比平常射人。臉上帶著一種病態的紅暈。那個短小精悍的六團團長走在前面，離他一兩步遠，推著架自行車，一面不時側轉臉去傾聽他的囑咐。
當走到第三個門道邊的時候，賀龍同志停了下來，繼續沉著而又分明地說道：
“不要理他！你回去就催他們弄飯，——吃了就睡！”
那個漁民出身的青年干部離開他已經相當遠了，而他又從后面著力地、大聲地加上一句：
“沒有命令無論如何不許動啊！——黃新廷！”
他決然地退回去了。
當我死尸似的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我又忽然發覺他屹然不動地出現在我們的房門前。銜著煙斗，攤開兩手撐住門框。他不聲不響地打量著我們的屋子，悠閑自得的，好像房主人那些積滿塵埃的家具，以及同伴們的睡相，使他十分感覺有趣。而他的行動立刻引起我一種極不尋常的感覺。
我翻身起來，出奇地望著他。可能我的神情有些可笑，他對我眨眨眼睛，用一種打趣的口氣說道：
“快好生睡你的吧！”
于是一轉身又走掉了。
到了傍晚出發，碰見關向應同志的時候，我這才弄清楚，這一天是我們最近一向行軍當中最緊張的一天。披著一件草黃色皮短大衣，站在村口一堵土墻下面，他扼要地告訴了我幾天來的戰斗經過。聲調照舊那么安靜、柔和，同時充滿了信心。這使我忽然感覺我們曾經經歷過的，好像并不是什么充滿血和火的戰爭，而是一種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
關向應同志向我談了很多，一面用鞋尖在泥地上畫著簡略的地形。
“敵人的進攻部隊一共十路，有兩萬人呢。”他接著說，胡子邊帶點笑意，“你看，昨天我們住在這里，嚴家塢的敵人隔我們才五里路。它想追上我們，可是從我們身邊擦過去了。今早上，這里，——還有這里，都是敵人。西邊的梁會村隔我們三里路都不到。還轟過我們四五十炮啊！”
“我簡直沒聽見呢！”我說，想起賀龍同志早上的神情。
“可能你睡熟了。”
他靜靜地笑起來。接著我就擠進列子，跟隊伍出發了。
三十四
這一天的宿營地是邊關。這是第九天的行軍，敵人已經失掉他們追逐的線索了。早飯后躺了一覺，賀龍同志就走來約我們出去逛街。他穿著一身新近漿洗過的藍布制服，胡子也修剪過了，打扮得很整潔。他整個神態給人一種喜氣洋洋的印象，使人感覺愉快。
我們走著，一個同志向他報告著當地村政權的腐敗情形，以及一般群眾對于惡霸地主的怨憤。
“那你們就好好調查一下呀，”他囑咐我們，“現在就需要這種材料呢！”
一個紳士模樣的老人很有禮貌地向他打著招呼。
“這就是他媽一個土豪！”
他看也不看那老人一眼，而且覷著我們低聲說了。
“要不相信的話，你們去調查吧！”他隨即又加上道，“一定不會錯的。”
橫街轉角不遠便是劇團，我們進去坐了一陣。除開關于行軍生活的詢問，他還閑情逸致地對離開東灣里前一夜上演的《農村曲》下了一番批評。他最賞識那個串演主角的女同志。這個女同志參加劇團不久，還是第一次演戲。
“真看不出來！”他贊賞道，“你的眼睛呀，眉毛呀，都會做戲。”
隨后，他又問起她的年齡，而且扳著指頭計算起來。
“噫，再過兩天我就滿四十五歲了呢！”
“那就請我們吃飯呀！”幾個女同志一齊嚷叫出來。
“這個容易！”他滿口應承下來，打趣道，“你們哪個有愛人的，就趕快結婚吧！我來幫你們做喜酒。”
最后我們又去看了他的捷長。這個漂亮活潑的孩子，已經在宣傳隊工作了。他坐在磚砌的欄桿上，握著她的雙手，詢問著她的學習情形，并且給予她父親一般的勉勵。
而臨到離開的時候，他又傴僂著腰身，柔聲叮嚀捷長：
“聽我講吧，首先，要把政治水平提高；其次，要注意文化課。都記得嗎？不要搞忘記了！”
捷長承認地點點頭。
“這個不大好呢！”他忽而指著捷長眼瞼上一個小瘡，忍不住驚叫了，“趕快請大夫給割了吧，長大了那才丑人！”
回去的時候，我們是從房頂上走的，因為依照賀龍同志的意思，這樣捷便得多，而且可以一覽初春的北方原野。而當我們這樣做著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忽然變得更年輕了。
三十五
河西村離東灣里只有三十幾里，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繞回到十天前出發的地區來了。不過不是東灣里村，而是侯村。
侯村比東灣里大兩倍，三分之一的地面聳立著幾家姓侯的地主的宅第，高大結實，仿佛城堡一樣。這里離高陽四十里，河間四十里，任丘六十里，肅寧二十五里，這幾處都是敵人的重要據點。而辛橋、柴里兩個據點離我們最近。
上午，我們正在談著我們十天來的觀感，賀龍同志忽然踱進來了，微笑著問我道：
“怎么樣，這幾天的行軍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是吧！同志，這是亭子間里看不到的呢。你看，我們東一轉，西一轉，把敵人的頭都碰昏了。”
我很感興會地提起那天在青塔的緊張情形。
“是呀，”他大笑了，顯出一種十分開心的神情，“梁會村那一股敵人，是我們到青塔的時候才發覺的呢。有些人主張走，我說怕什么！要是他來，我們就對碰一下。在北嚴家塢，也只隔幾里路呀，我們才走半個鐘頭，敵人就進去了！……”
他在一張大圈椅上坐下，隨即又嘆息道：
“真可惜，前天一個漂亮仗沒有打好。槍放早了一點。有好幾百敵人，五團計劃埋伏一部分人在村子里，一部分從側面攻擊，把他趕進村子里消滅他。這應該打得很好。你看呀，里面的隊伍還沒有埋伏好，就叫敵人發覺出來了。”
想想，他又笑著寬慰自己：
“沒有關系，好生休息幾天吧，我們還準備打大勝仗呢！”
于是仿佛真該好好休息一番似的，他把雙腳在一只果筐上一擱，全身落在圈椅里面，悠悠閑閑地躺著，不說話了。我們大家都沉浸在那種春天的融融和和的靜穆當中。小鳥在屋外的陽光下啁啾著，屋后傳來細而平穩的推磨的聲音。
賀龍同志坐的椅子，忽然前前后后搖蕩起來。
“還是在延安的時候，”他停止了搖蕩，帶點回憶地說了，“他們問我到哪里？我說哪里都好，河北、山東都行，就是不要在晉西北休息得太久了。要我再住下去，我寧肯坐牢！”
他笑著撐起來了。停停，遂又用指頭敲擊著桌面，喚起我們的注意，顯得認真地說道：
“老實講，同志，這里的士兵質量好呢。文化程度高，生活又很簡單。只要有兩個窩窩頭往肚皮里一裝，就完事了。睡覺不要被蓋，連鞋子都不脫，穿起衣服往炕上一滾就睡！作戰又勇敢。六團那些新兵，才補充進來好久？在石馬就可以拖起槍打沖鋒！要是把村政權改造一下，這了得呀？！”
冀中的鄉村政權的確存在不少問題。他接著舉了幾個比較突出的例子，于是概括地繼續道：
“所以你們看吧！今天的情形就是這樣：挖路拆城，農民起模范作用！報名參軍，農民起模范作用！抬傷兵、運糧食，——還是農民起模范作用！而農民本身的痛苦呢，就談不到了。結果連合理負擔也是農民起模范作用！”
談到這里，他狠狠舉起手臂一拋，把話頭頓住了。陷在一種深沉的惱怒里面，好一會沒有說話。
但他隨又坦然地望著我們，同樣用指頭敲擊著桌面。
“你看呀，”他苦笑著嘆息道，“雖然這樣，農民還是很好。只要你肯打仗，不管大的小的，他們那個情緒好高啊！同志，這就是民族解放戰爭的特色呢：我們是和日本法西斯強盜打！……”
他重重地在桌子上擊了一掌，同時突地站起來了。而他整個神態使人感到一種凜然不可干犯的氣概。
三十六
我們開始聽廣播了。但是，能夠聽清楚的，只有敵人漢奸的反動宣傳。而且事情真有那么湊巧，我們第一回聽見的恰恰是北平方面對于賀龍同志的無恥攻擊。
自從共產黨賀龍侵入河北以后，即憑其湘西人之蠻橫，馳騁冀中，視抗戰為彼一己包辦之事……
接著便是一大堆想入非非的所謂“罪名”，以及種種只有日本軍閥和漢奸賣國賊才能制造的事例。
秘書已經記錄一份，正在躊躇著是否應該交到司令部去，那個遭受攻擊的本人走進來了。這天賀龍同志顯得懶洋洋的，一進門便順勢在炕沿上坐下了，好一會沒張聲。
最后，他拿背靠著墻壁，眨眨眼睛，嘆息道：
“賀炳炎他們這幾天在大清河一帶才打得厲害呢。都是整天打，一連打了三次了。”
“那里面的老干部很多吧？”
“是呀，我就擔心老干部。一個營長在前天帶花了。”
他隨即站起來，走向方桌邊去，尋找著火柴，準備抽煙。而且就在桌子面前的圈椅上坐了下去。秘書恰恰坐在他的對面。自從賀龍同志進來以后，他便一直在暗笑著。現在，擦著桌面，他終于把那張廣播記錄送到賀龍同志面前去了。
我們都不自覺地閃著好奇的眼光，期待地望著他。但他漫不經心地看了幾行，便立刻推開了。
“對付敵人我是‘野蠻’呢！”他接著道，“難道還要對他們客氣嗎！？——對他們就要‘野蠻’才好！”
他理直氣壯地笑了。
于是靜靜抽起煙來。十分明顯，對于那些攻擊，那些謠言，他早就習慣了，用不著把它們放在心上。而且，這種對敵要狠的精神，正是賀龍同志在革命戰爭中的本色。沉默一會，他又為我們講述了一段一九二三年，他當混成旅長時同日本人之間發生的故事。我認為，這個故事，以及其他一些他所講過，已經成為他個人歷史陳跡的經歷，對于理解賀龍同志后來之所以毅然決然參加黨所領導的南昌起義，而從此一直在黨和毛主席指引下勇往直前，不斷發展、成熟的過程，很有幫助。
他所講的故事是這樣的：作為舊軍隊中的一個將領，當時他正在長江上游的四川涪陵駐防。一天，一只日本輪船打從那里經過，他叫部下把它扣留起來。在沒收了一批私運軍火之后，他放走了那只賊船；但卻扣留下兩個日本浪人，而且扣押了兩年光景。
當其釋放那兩個日本浪人的時候，他們要求見一見賀龍同志。他準備接受這個請求，他的部下卻不贊成。
“這有什么見不得呢！”他反駁道，“把他們叫來吧！”
于是一場別致的會見就開始了。除開那兩個日本浪人，還有駐重慶的日本領事，他是特別跑來營救那兩個冒險家的。
“才一見面，那兩個日本浪人就開口了，”他一直講述下去，“問我，他們犯的是什么罪？我說，什么罪？砍頭的罪！你們私運軍火，助長內亂！那個領事聽到，把脖子都氣紅了，——好紅呀！……”
他搖曳著聲調停歇下來，帶著一種孩子氣的愉快；但又立刻變嚴肅了，重重擊了一下桌子。
“同志，這件事情對我的刺激也很深呢！和那兩個日本浪人一起捉來的，還有吳佩孚一個軍法處長，叫張介一。你看呀，兩個日本浪人不過是普通軍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腦殼打電報來說人情！對于那個軍法處長呢，連信都沒人寫一封！”
接著他滔滔不絕地對軍閥官僚政治攻擊了一通。
“這太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憤憤地接著道，“張介一還算是國家的官吏呢！這一來我不但更加恨日本帝國主義，也更加恨北洋政府了。我對那個軍法處長很優待，才押到黃角椏就放了。走的時候還送盤川。我說，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給曹錕、吳佩孚說，要想武力統一中國是不行的，——你一個織布工人，一個秀才！最好是同廣東聯合。那個時候孫中山在廣東……”
一個秘書的客人走進來，打斷了他的話。而當那位客人出去以后，他已經處在一種十分靜穆的氣氛中了。一條腿搭在椅子的靠手上，上半身傾側著，無掛無慮地抽著煙斗。
因為大家都沉默著不說話，對他閃著期待的眼光，于是他又充滿興會地笑了，接著擺談下去。
“你莫說，日本人很講禮貌呢。走的時候，我才送了一點盤川，那個感激樣子呀，又是笑，又是鞠躬。那個領事還約我到東京去。我說，你們的地方太小了，裝不下我！”
他把后一句說得粗聲粗氣的，并且打起哈哈笑了。
“說起來大家都知道的，”停停，他又平靜地笑說道，“林攸梅，就是林老的弟弟，還有蔡松坡，好大一點病呀？不過是牙齒痛！他給你一點藥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那些人都沾得？所以那個領事送我的罐頭喲，洋酒喲，我才不吃！”
他笑得更酣暢了。而他接著又說，一九二七年，黨中央原是要他到蘇聯學習的，但是，快要起身的時候，中蘇邦交就斷絕了，沒有去成。因為繞道德國去吧，路太遠了。而他又不愿意經過日本，認為日本的統治階級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不過這個說起來還是有利，”他結論道，“經歷了十年內戰！……”
于是他用手掌悠閑自得地在大腿上打著拍子，微笑著，陷在一種滿足的沉默里面。
三十七
從最近的情報看來，敵人的進攻已經告結束了。這從司令部的動態也可以看出來，雖然照常緊張，但是戰爭的氣氛卻很稀薄。全軍正在總結關于最近一次戰役的經驗。而賀龍同志的忙碌，那是可以想象到的；我們一連幾天沒有看見他了。更少見到關向應同志，在一般情況下，他也很少在司令部住。
有一次，因為返回延安的問題，我和其芳跑到司令部去見賀龍同志。房間很大，生著一個火盆，看神氣他好像生病了。靠院壩的窗子邊坐著好幾個從不認識的干部。屋子里的空氣跟以往不同，相當嚴肅。長期為胃病所苦的關向應同志特別忙碌，剛同組織部長朱明同志在一張方桌邊講了陣話，兩個人就又轉往另一個房間去了，顯然不曾注意到我們。看見他正在緊張地安排工作，我們也沒有打擾他。
我們顯然來得不是時候。簡單同賀龍同志談了幾句，我們就退了出來。然而，就在這天夜晚，他卻忽然陰悄悄地走進我們的屋子里來了。
我們正在收聽重慶的廣播。他一直走到安置收音機的桌子邊站住，聽了聽，于是搖搖頭道：
“趕快收拾起吧！一定到天津去買個好的來。”
他悶著臉，聲調帶點惱怒；但當我們把關閉器閉住以后，他又照常變得很開朗了。
“你們看，”他輕聲地接著道，“我們現在搞了兩副發電機來，只有這么大點：荷包里一塞就帶走了。這個在偵察上作用大呢！以后還要裝配，專門到敵人附近去搞！”
這時，我們也都根據自己的一些體會，一知半解地談了談偵察工作在平原游擊戰中的重大意義。
“是呀！”他贊成道，在一張圈椅上坐下，“要不怎么好打仗呢！現在鐵路兩邊，敵人據點周圍，算是有了點布置。你看，昨天河間的敵人才增加一輛汽車，我們立刻就知道了。”
接著我們便又說到目前冀中地方部隊的情形。而我出乎意外地說了很多，尤其關于三四個月來他們的進步，因為單就我們日常接觸到的來說，這個進步也太顯著了。比如三支隊吧，在我們來的時候游擊氣息很重，戰斗能力也弱，但是，經過整頓以后，在北嚴家塢的戰斗當中，卻已經成為堅強的戰斗部隊，人們不能不用尊敬的眼光看待它了。
另外我還舉了幾個我所熟知的例子。他傾聽著，隨即閃著夸耀的微笑說道：
“同志！不單是部隊進步了，各方面都有進步呢。就拿政權來講吧，從前一打仗就把攤子收起來了，現在不但不收攤子，反而更擺開了。群眾的進步也大呀！尤其北邊、西邊，現在都有了武裝的除奸團，經常配合部隊搞偵察工作；前天肅寧的老百姓抓住一個漢奸，本地人，民憤很大，他們自己挖個坑坑就埋掉了！……”
他不能抑制地大笑起來。隨又在桌子上擊了一拳，移動一下座位，傾折了上身，壓低聲調叫道：
“同志！昨天下午，饒陽縣的縣長，就在離城三里路的村子里召集老百姓開會呀！”
他吃驚似的望了我們一會，于是溫和而又平靜地笑了起來。
“就是勤雜同志的進步也不小呢，”他繼續道，“你看我們那些伙夫馬夫吧！這一點不夸大，一般講起來，戰斗力可以說比國內戰爭時期提高了一倍。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在最近的戰斗當中，我們的進步不小，敵人可只得到三個縣城：肅寧、任丘、文安。這三個縣城，我們從來就沒有住過人，城墻老早就拆毀了，這有啥用！？尤其文安，四面是水，只有這么寬一條路：這邊倒下去，要人死；那邊倒下去，也要人死！柴草、糧食一點沒有，——就只不愁沒有水喝！”
他的表情和語調充滿著幽默，我們忍俊不禁地笑了。
接著，他又向我們宣稱，抗日戰爭比國內戰爭舒服多了，自己不必直接跑到散兵線去……
“不過還好，”他指著自己的左腳笑道，“打了二十多年仗，就是民國五年腳指頭擦傷了一點。同志！早先我連參謀也沒有呢，什么都自己干。當營長的時候我就直接指揮幾十個班打仗。你不要說，這個作用滿大！只要你負責指揮的人一挺，一硬，士兵作起戰來勇敢得很！”
想想，他又充滿自信地補充道：
“當然啊，現在作戰，主要是依靠黨的力量了。這一點頑固分子頂清楚！”
他沒有再說下去；但是，對于某些惡意的擾攘，卻已經被他那充滿智慧的明澈的微笑揭露穿了。
“老實講，”隔了一會，他才又忽然改變了話頭，接著說下去道，“我自己在作戰當中也危險過幾次呢。一次在石門縣被敵人包圍了，我就帶一個手槍排，東一轉，西一轉，一下又和敵人碰了頭了。才隔好遠點呀，——幾十米！幸好守哨的是我從前一個老兵，他說，嗨！師長，這里來不得啊！后面的手槍隊馬上抽出槍來要打。我說，不要動，不要動。就領著他們在麥田里繞了個彎子，隔得相當遠了，我才說，這一下你們打吧！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爬上一個小土包了。”
他沉思著，隨即向我瞟著柔和的眼光，輕聲地加添道：
“你不要說，我自來帶兵就滿好呢。”
他的神氣是天真無邪的，他滿足而又文靜地笑了。這種感情，是我在成年人當中很少見到過的，因此每當他談到黨，談到他的同志、戰士，以及老百姓的時候，總使人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仿佛直接接觸到了他那純金一般的革命品質。
三十八
已經是夜深的時候，他把電筒掛在肩頭，走來告訴我說，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回延安了。隨即取下一支日本軍官用的自來水筆送我，說是從滑石片戰斗中得來的，多少有點紀念意義。
談了幾句，我們便都沉默下來。停停，他才懶懶地嘆息道：
“這一次老沙不值，連白洋淀的螃蟹都沒有吃到，就走了！”
他發愁似的望著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滿有名呢。”他又語調緩慢地加著說明，“我就愛吃螃蟹，今天早上，看見老百姓墻壁上掛起一個蟹殼，是去年留下來的，——那好大呀！……”
我們重又落在沉默里面。為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種異樣的不安，我問起他對于冀中今后局勢的意見。
“將來的局面一定打得開的！”他決然地回答道，“敵人才好幾個人呀，就成天守在他媽幾間爛房子里！”
緩一口氣，他又顯得激動地向我們解釋。
“這并不是小看敵人呢！”他加重語氣地說，“兵力不足，是它永遠沒法子補救的。這回圍攻我們的敵人，你怕是新調來的么？都是從各個據點，像保定呀，天津呀，滄州呀，這些地方湊的！結果怎樣？往東開，找我們的主力；往西開，找我們的主力，——最后找到的卻是敵人自己的死尸，傷兵！”
他猝然撐著桌沿站起來了，紅漲著臉，軍帽往后一掀，露出他那闊而圓潤的額頭，使人感到一種倔強豪邁的氣概。但他隨又坐了下去，而且溫和地笑了。
“現在算什么啊！”他滿不在乎地接著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過后，才剩七個人我都還要干呢！在鶴峰那個艱苦呀，七個人就在山上鉆，這里被包圍，那里被包圍。后來把我攪毛了，我說，索性拖下山去吧！你打，我溜；你想休息，我可打起來了！……”
這時，兩個蒙眬睡眼的同伴，都已振作起來，而且受了傳染似的愉快地笑了。但這還只是故事的開頭。接著他又告訴我們，下山以后，他們經常得到農民的掩護，而且往往就住在敵人附近。一天上午，他們寄居的那戶農民的家門口，來了兩個賣黃瓜的，在和一個團丁爭論價錢。因為正是熱天，他對那種平常瓜果，忽然發生了極大興趣。但是他的同伴都竭力勸阻他，擔心露出破綻，他們就又得轉移了。
但他拒絕了他們的勸阻，闖出去了。而且出乎意外，他立刻認出那團丁是他從前一個老兵。
“趕快回去對你們團總講！”于是他索性告訴那個老兵，“說我回來了。”
他敢于這樣做有他的理由：首先，那團總是賀英同志的干兒子；其次，他本人的資歷和聲望也可能保證他的安全。所以就在當天下午，他被接待到團防局去了。許多知道了他的行蹤的舊部，都陸續跑來看他。由于長期的軍旅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大都成了地方上的紳士。他把他們對他的饋贈一律分散給所有的團丁。
一天，團總進城去了。他召集起那些可憐的特殊職業者來講話，問他們：
“你們的生活怎么樣呀？”
大家都回答他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對你們該好吧？”
他得到的是一陣唉聲嘆氣的訴苦。于是他開始對他們鼓動了。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宣稱道，“我們的黨是為你們謀利益的。去找你們的團總算賬吧！他就是一個大架子，叫他拿錢拿地給你們！”
“他不給呢？”一個團丁膽怯地問。
“沒出息！你們手里不是都有槍嗎？他不給，你們把他吊起來呀！”
講到這里，他一頓，靜靜地笑了。
“你看，”他隨即補充道，“才三五天工夫，就全部參加游擊隊了！……”
接著他又另外講了一個同一時期的故事。一個青年，“筋拌筋綹拌綹的”，忽然妙想天開，到處借了他的名義招搖撞騙、欺壓農民。發覺之后，他立刻把那小流氓逮捕了，并且召集當地老百姓來共同審訊。最后，一致決定給他以嚴厲制裁。
“起初，他還抵賴呢！”他繼續敘述道，“后來看見罪證如山，就只好承認了。我就說，好吧，你借我們做幌子去騙人，我們也跟你借一樣東西，——馬上吩咐人拖出去槍決了！”
等到我們笑過一通之后，他又興會蔥9蘢地繼續追述起來。
“同志！”他說，自信地點著頭，“那個時期，艱苦自然艱苦，也好玩呢。開始，我們只有四桿手槍，又沒有匣子，就像電筒這樣背起。大家都穿草鞋、藍布短褂、一頂破草帽子，經常都是陸東生和我換班睡覺。你看，就這樣，我們就把蘇區搞出來了。”
看看手表，他又熱烈地給了我一番鼓勵，還表示愿意給我種種必要的幫助。
“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他接著說，一面站起來了，“這一來就可以搞它幾年了。才三十五六的人，年齡也并不大呀！你看，我這個人就永遠什么也不管的！……”
他揚聲笑著，而他的神態更加使我深切地感覺到，他正是一個除開黨的事業和革命利益，什么也都滿不在乎的人。他隨即走了出去；但才走到門邊，他又忽然回轉身來，帶點掛慮凝望著我。
最后，他嚴正而又熱情地這樣說了：
“你一定來，老沙！我們將來還要通到關外去呢！”
三十九
大炮聲和機槍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轉來。
作戰的地帶是大團丁村，離河西村只有八里。我猜想，我們首途的日子，一定會延期了。
但是，黃昏時候，敵人終于遭到了完全的潰敗。而當戰士們的愉快歌聲代替了大炮的轟鳴不久，我便得到通知：我們動身的時刻到了。我立刻趕到司令部去向賀龍同志辭行。
在那間頗為寬敞的磚屋里，好幾位參謀同志正在展開一幅很大的地圖。賀龍同志則站在靠墻壁的一面，手持紅藍鉛筆，面對地圖，不斷指指點點地講說著，神情專注而又興奮。使我感到遺憾的，是我沒有發現關向應同志，而在兩三天前，他還作為臨別贈言，單獨同我談過一次，給了我不少鼓勵……
聽見我的招呼，賀龍同志繞過那幅地圖，繞過那些手持魚燭、牽著地圖角兒的參謀同志，走到房門邊來，熱情地握住我伸出的手。
賀龍同志一面搖晃著我們緊緊相握的手，一面愉快響亮地笑道：
“再見吧，我不送你了。”
他隨即忙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圖去了。
“路上當心些呀，老沙！”他同時又大聲加上說。
我就這樣結束了我五個多月來難以遺忘的生活。但現在想起來，如果賀龍同志當時說的不是“再見”，而是別的話，比如：“走什么，還是留下來吧！”或者：“現在到后方去，——亂彈琴！”說不定我會馬上改變我的計劃，至少不會走得那樣匆忙。
事情非常明白：在離開冀中后，正像我們民族渴望神圣的自由一樣，對于賀龍同志那種對黨、對人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忠貞不貳的高貴品質，對他那種在革命進程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堅強信心，以及他對同志、對群眾的深切關懷，我是多么地懷念和景仰啊！
我在這里僅向我們杰出的民族戰士、他的親密戰友關向應政委和其他領導同志，以及一二〇師全體指戰員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禮！
一九三九年十月寫完
一九八五年六月定稿
（據知識出版社1940年11月版《隨軍散記》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