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偶爾同一位朋友談起某某先生的近況。這先生我自然是見過面的，經歷很多，早年干過革命，也擔任過要職，已經賦閑好幾年了。

我是年前在省外和他認識的，在上海做寓公，找尋著刺激，但同時也很關心時事。而且，自然年事已經不小，那態度卻是熱烈的、徹底的，便在年青人聽來也不免覺得偏激。

但這當然值得稱贊，主張對日抗戰，無論如何比主張對日屈膝有理百倍。何況這也合乎目前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可是，根據朋友的談話，這位先生是逐漸沉淪在懺悔里了。

這懺悔大約來自軍事上的節節失利。但說得深一點，則是恐日病抬了頭，倘是不避挖苦人的嫌疑，我們還可加以發掘：先前他是寓公，光人一個，現在住的大公館，兒孫滿堂，心情自然就兩樣了。

這樣的人，我想是還有的，決不止他一個。但需知救亡決不類于做投機生意，一轉眼便會“麥克麥克”，“恭喜發財”。這是苦難，這里能有的是血和火的光榮的斗爭。而那最后的勝利，卻就正建筑在這斗爭的長期支撐上面的。

全民族的解放運動，可以和生孩子比么？但我們都知道，就是生孩子吧，也決不像打呵欠那樣的舒服、容易，是要經過大痛苦的。

（原載1937年12月18日《大聲周刊》復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