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是清朝最認真的一次改革。經過跟西方近七十年的接觸和碰撞，中國新崛起的一代士紳階層和紳商階層已經站到了前臺，在他們的努力下，這場變革還算是做得不錯的。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的話，那么中國的前景還是不壞的。就像李宗仁先生曾經回憶的，他晚清時期在陸軍小學上學的時候，感覺一天比一天好。但是，這場變革中間出了一些變故，節點就是1908年光緒帝和西太后的先后離世。西太后死前匆忙指定的接班人是一個年僅二十五歲的攝政王載灃。載灃和與他同齒的一些少年親貴當家，開始搞收權活動。
    新政是清廷特別重視的一場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而且中央和地方對此也都注入了很大的熱忱，但是這場變革所引發的爭議卻很多。因為這場變革開始后不久就發生了革命，而我們一般在評述一場推翻了前代王朝的革命時，總是從正面對其進行評價。我們慣常的邏輯認為，肯定是前代王朝做錯了什么事情，至少有些事情做得很糟，所以才導致了革命。而新政和革命在時間上是存在先后關系的，因此有人推論，新政其實加速了王朝的滅亡。現在很多論點都指向這一判斷。還有一些研究認為，新政的動作較大，比如倉促間廢除了科舉，斬斷了傳統士子與朝廷的聯系，這些改革導致了一系列的負面問題，等等。這樣的議論很多，但在我看來，很多推論都是倒果為因，因為后面有革命的現實在那兒擺著，有人就喜歡做事后諸葛亮，相信這次新政就是干得不好，不然清政府怎么會垮臺呢。他們所堅持的，一直是倒推法的邏輯。
    新政的成就
    當我們翻閱當時的史料，會發現新政還算搞得不錯。當時朝中的主政者西太后是下決心要搞變法了，不過那個時候的國家統治機器已經不行了，所以變革可能就會走岔道。當年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也不錯，但為什么會越變越壞呢？因為他主政時也是國家機器已經不太靈了。不過對比北宋時期，晚清的變革實際上是一種開放式的變法，這個過程出現了幾個新的因素。
    當時中國的士紳階層已經開始向紳商階層轉化了，這樣他們就有很強的積極性，希望中國變好。而士紳階層當時還是一個很有力量的階層。在晚清，整體社會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也就是說，比起清朝中期，這個中間層在社會變動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變得更強大了。因為從曾左李之后，士紳階層就經歷了一個公開崛起的時期。我們前面講過，太平天國被平定前后，相對于中央而言，地方勢力開始崛起，其中第一輪可能就是督撫專權，到了后來就不僅僅是督撫專權了，地方士紳和紳商各種勢力也都相繼崛起。而在當時，這一派的力量特別希望中國能開始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他們期盼朝廷不再像以前那樣羞羞答答的，只變器物，不變制度，或者是即使變制度，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而且中間還有可能被打斷。他們希望清政府能啟動新一輪比較徹底的變革。所以在地方勢力的推動下，這次變革能夠往前走。而在這次新政過程中，出現了三種新鮮事物：一個是媒體的壯大；一個是新市民的興起與發展，士紳和紳商團體的壯大；其三是準議會的出現。
    近代的新式媒體在中國早就出現了。像上海的《申報》，是1870年前后出現的，后來又有了《新聞報》。但只有到了庚子之后，媒體才成了氣候。庚子年剛過，1903年就爆發了《蘇報》案。《蘇報》抨擊朝廷的時候，最初朝廷還只是沿用以前以言論定罪的辦法：你是言論上的大逆不道，我就可以用叛逆罪來治你的罪。最初清朝官員就是按這個思路去查辦的，但沒想到時代變了。而且，《蘇報》辦在租界里，中國警察是不能進去抓人的。最后清政府沒辦法，只能以原告的身份出面來起訴《蘇報》。這樣租界當局就以西方的法律標準，以誹謗罪的罪名判罰了《蘇報》，而不是用中國傳統的大逆不道、謀反之類的來定罪，所以最終也只是判處了鄒容和章太炎兩人幾年的苦役。而且，判的這幾年苦役，還都是鄒容和章太炎自己找的。按當時查辦者的意思是要放他們一馬的，早就放出風來，就希望他倆趕緊走，到時候找不到人，這事兒也就拉倒了。但這兩個家伙，尤其是章太炎，竟然自己找上門去了，那就只好依照法律把這案子給辦了。其實，當時的租界當局和查辦人都希望他們一走了之的。但是，這個案件在當時的確很有意義。
    與此相關的，后來還出了個沈藎事件。嚴格來說，沈藎不是一個媒體人，而是一個有革命傾向的活動分子，他被朝廷抓了以后，在外界的宣傳中被塑造成一個單純的媒體人形象，其實他所做的確實是煽動造反。沈藎以革命行動者的身份自居，他比章太炎的動機還不單純，章當時畢竟還只是鼓吹革命，而沈藎就是一直想實踐革命了。但他確實也有一個媒體人的身份，所以就被外界鼓吹成一個單純的全職媒體人了。他最后被西太后杖斃，他的死惹得西方輿論大嘩。西太后也完全沒有想到外界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對她來說，這既是一種教訓，也是一種學習，因為她此前從沒有接觸過這些東西。而且我們知道，庚子一役以后，她已經下決心要變法了。政治向后轉，此路不通，再走下去，不僅國家要完，朝廷要完，她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所以，在她下決心向西方學習之初，國內出現了這么兩件事情，使得她從此將觸手從媒體那里縮回來，再也不敢隨意干涉了。因此，新式媒體在那段時間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十分之活躍。司法改革后，還出現了中國近代新聞法，也就是《報律》，這就跟以前大不一樣了。
    這里也需要廓清一些我們傳統的習慣看法。這個時候出現的媒體并非如我們以前所想象的，都是革命媒體，都以呼喚革命、推翻清政府為目的。其實，多數媒體都是商辦媒體，他們并沒有很強的政治立場，但是這些報紙的老板都希望中國能在一個適宜和平變法的條件下進行變法。這種聲音越來越大，最終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此外，由于在變法過程中地方自治、地方士紳的聲音逐漸提高，他們的政治需求借著媒體和其他傳播媒介被極大地放大了。實施預備立憲之后，他們的聲音就主要借助諮議局和資政院這樣的平臺發出。這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朝廷不敢在這次變法中兒戲。雖然國家機器已經不行，但還有支撐著這一國家機器的外在因素，比如輿論、新市民，以及在野的士紳。因為此時有外界的東西對它形成了保護，所以當時的國家就不像傳統王朝那樣，一旦腐朽就完蛋。
    所以，在我看來，清末的新政實際上是一次比較成功的變法。事實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創辦的新機構，如郵政、內政（就是警察）等，還有廢除科舉，都在有序地進行。我們不能因為這一過程十分緊密就認為廢科舉引起了很大的社會不安。其實，廢科舉基本是波瀾不驚的，沒有引起什么大的動蕩。賈樟柯有一次跟我講，他看到一條史料，稱清朝廢科舉后，山西侯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議。但是，也不過爾爾。總的來說，這次廢科舉并沒有引起太大的騷動，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引起什么深層次的變動，這個我們稍后還會再講。
    總的來看，這次變法在行動的深度和廣度上其實都遠遠超過了戊戌維新。由于變法的緣故，吏治逐漸變好，國家整體上也沒有什么大的異動，這就帶來了第二個新現象，也就是民營工業的崛起。紗廠、繅絲廠、面粉廠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學熙創辦的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簡氏兄弟創辦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還有之前辦起來的張謇的大生集團，以及榮氏兄弟的紗廠，等等。此外，朝廷也開始創辦許多國有銀行，不再依賴過去的舊式錢莊，比如開辦了大清銀行、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等等。1905年到1908年間，民營工業出現了發展高峰，各種廠礦增加了兩倍有余。所以，在這一時期，朝廷的財政狀況也大為好轉。
    經過庚子之變，北方基本就處于混亂狀態，義和團的破壞加上八國聯軍的入侵，以及四億兩白銀的賠款，造成了極為慘痛的損失。當時清政府的歲入也不過近一億兩白銀，這四億兩賠款在當時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中國人已經不能自主支配關稅和國內大部分鹽稅了，收了以后就直接成了賠款。在此之前，關稅已經占到整個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鹽稅占的比例就更大。也就是說，當時國家稅收中的一半左右中國人都無法自由支配了。在這種情況下搞新政，的確是很窘迫的。但是新政以后，國家財政情況居然大大好轉，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都有很多結余。1911年，國家財政收入達到近三個億，而且沒有什么赤字（被資政院削掉了）。革命前夕，其實各省都有結余。藩庫里至少都有一百萬兩以上的銀子，像首義的湖北省更多，四千萬兩，就當時而言，這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當然，此時地方的獨立性已經大大增強，地方有錢不一定能夠說明中央財政也很寬裕，但總的來說，國家整體的財政狀況已經在好轉。至于司法改革這一塊兒，清政府也做得很認真。沈家本真的是一個中國法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僅就司法而言，從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國民黨執政時期，這次改革是做得最認真的。而且，朝中大臣，如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表現也不錯，甚至一些滿人大臣，像端方這樣的表現也不錯。
    所以，總的來說，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監督和刺激，在這次變革中，整個國家機器并非我們以前想象的那樣無可救藥。越到后來，它的吏治腐敗程度其實越是在逐漸降低，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監督，報界能監督各地自治的士紳，后來的省諮議局能夠對官僚系統實行監督；一方面商業發展之后，國家整體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當的儲備，不必再像以前那樣竭澤而漁了。所以吏治其實是在逐漸好轉，預備立憲以后，這方面的表現就更明顯了。事實上，官員們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胡作非為。地方自治團體真正辦起來以后呢，他們一方面能夠對老百姓的利益進行適度的整合，同時也能對官僚形成一定的外在制約，官員們想干什么事，若是不經過他們，有時候還真的比較難辦。在新政期間，地方的自治團體確實也成了國家法律上承認的合法機構，不像以前，官方可以無視這些民意代表的意見，因為他們以前是沒有合法地位的。
    預備立憲
    關于新政，有幾個問題是需要重點談的。
    第一個就是預備立憲的問題。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談預備立憲的事兒。他們寧愿忽視新政中這個最積極最先進的部分，他們主觀上想壓低新政的歷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對預備立憲有太多正面評述。其實，這次預備立憲真的是不錯的。在當時，立憲的呼聲是從康梁開始的，康梁當時都還在國外，他們對這次變法其實都是保持著一種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們相信這次變法的方向是正確的，因為這次變法就是接續了戊戌的邏輯，改革者抄襲的就是戊戌維新的舊稿，他們不可能不認同這次變法。但是，戊戌變法失敗后，他們在海外罵西太后罵得太厲害了，西太后絕不可能容忍得了他們，所以，他們的通緝令是不可能被撤銷的。這個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貪戀權位有關，西太后和康梁之間存在的是一種私人恩怨。當年康梁等人流亡國外，過于意氣用事，把西太后罵得太厲害了，比如說她不過就是咸豐帝的一個小妾如何如何的。對于這個話，西太后肯定是無法釋懷的。
    康梁歡迎這次變法，但他們又不能參與，而他們又特想參與，所以立憲的聲音是他們最早喊出來的。本來立憲的主張在變法中是一個比較激進的聲音，西太后最初決心變法的時候，她的改革路線圖上應該是沒有立憲這回事兒的。其實在戊戌維新時，所謂的籌備開議院也是相當遙遠的事情，沒有說馬上就要進行。光緒當時主持變法，其實并沒有將立憲這一動議放進他的路線圖。但就在這個時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這個事情給提了出來，很快就得到了國內知識界和政界的積極呼應。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參與過維新變法的部分士子此時已經回國，而原本國內就有許多跟他們志同道合的人，這個時候他們就很興奮，相信變法應該按照他們的意圖，也就是當年維新派的意圖來走。另一方面，贊同他們的人也越來越多，因為經過庚子之變，很多有點頭腦的士紳都認識到，中國非變法不可，不變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結果就是再次鬧出義和團。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義和團，人人都恨義和團，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遠一點。正因此，盡管在當時立憲主張是一種很激進的呼吁，卻得到了社會的廣泛支持，與之相呼應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最后連朝廷的重臣，比如張之洞、袁世凱、端方等人都開始應和。當然，這中間也有一個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
    我們后來的史學家描述起這場戰爭，都說中國人當時很憤怒，因為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在中國的領土相互廝殺，戕害中國人民。但可能事實并沒這么簡單。當時有些中國人卻是很興奮的，因為日本戰勝了俄國，第一次，東方的黃種人打敗了西方的白種人。當小個子的日本兵押著一長隊的俄國戰俘的照片出現在報紙上的時候，實際上中國人一片歡騰，他們認為，日本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們也能夠做到。而為什么日本能夠戰勝俄國呢？當時沒多少人強調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認為是日本立憲之故，立憲的日本戰勝了野蠻專制的俄國，這是日俄戰爭給中國人留下的最直觀的啟示。事實是不是如此？這個另當別論，但當時的中國人都是這么看的。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材料發現，當時對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讀，這是一種風氣和潮流，而這種風氣和潮流在當時也極大地刺激了立憲運動的發展。
    所以，日俄戰爭結束以后，西太后的確坐不住了。這時候她開始了一些調查，先是讓曹汝霖這些留學生進宮給她講課，講什么叫立憲，什么叫國會，什么叫憲法。她特別關心的是，開國會以后，皇帝的權力會如何。結果每個人都跟她說，皇帝的權位沒問題，立憲以后皇帝的權力會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當穩固的。當然，說這話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憲后確實是會得到保障的，比如現在歐洲許多國家還保留著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為一個統治集團，或者說是一個占據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滿人的政治權力毫無疑問是會逐漸喪失的。立憲走到最后，肯定就會建成比較充分的代議制民主。開始的時候未必會這樣，因為君主立憲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個過程，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一下子建立起一個像今天英國這樣的制度，英國的制度也是經過了一個很漫長的變革才走到這一步的。但是立憲搞到最后，皇帝的權力肯定會被逐漸剝奪和架空，最終變為虛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財產和榮耀，其他的就都沒了，實際上沒有權力來控制國家了。但是，當時畢竟沒有人會把這事想得很透很長遠，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講了立憲政治的一個方面。西太后這種政治老手當然不會只聽一面之詞，于是又讓以端方為首的五大臣出國考察，親眼去看看外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究竟是什么樣子。五大臣出去轉了一圈，然后回國，找人寫考察報告，之后這件事兒就落到梁啟超頭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實是特別想參與這件事情，而且在事實上也真的積極參與了這場變法。不過，至于這個考察報告寫得怎么樣，其實無所謂，西太后不會細看的，她就是聽口頭匯報。西太后問得很直接，立憲以后，各國的皇帝怎么樣。端方對此也說得非常明確，他肯定地說，立憲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襲罔替，而且還有國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聽到這句話，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預備立憲了。
    預備立憲中所頒發的《欽定憲法大綱》，其實就是一個對日本和德國憲法文件的雜糅文本。所以，有些人也批評，說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這些批評者忘了任何事情總是要有個起點，從這個起點堅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錯，一般都會走到政治體制相對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們現在一直存在著一個誤解，以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就一直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如果堅持要這么說的話，很多歷史現象就沒法解釋了。日本開設國會，開始出現政黨政治的雛形以后，盡管君主權力還相當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線走下去的話，日本也會變成英國的東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紀初，軍人的權力開始崛起，并由此導致了軍國主義。歷史是按照這樣的順序發生的，而不是說，是因為君權的崛起而導致的軍國主義，這是兩回事兒。如果日本的改革沒有走岔道，如果它沒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國，成為世界上的前幾號國家，那么估計它也不會走到后來的那條路上去。所以，同樣是搞君主立憲，不同國家可能會因為各種復雜因素而生出多種變化。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國，中國是不可能走軍國主義道路的，這種設想基本上沒戲，軍人在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較為長久的統治階層，因為中國有一個無比強大的文人政治傳統，這在其他國家里都是沒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設定的道路繼續走下去的話，可能中國最終會走到今天英國的這一步。
    而預備立憲做得很認真。各地的確都在搞選舉，選舉各省的諮議局成員，資政院也辦起來了，我們今天看諮議局和資政院的會議記錄，他們做得的確都還不錯。有人批評當時的選舉有財產限制，說朝廷對選舉人和被選舉人都設有很高的財產門檻，但你不能據此就說那是假民主。在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國家的選舉都有限制，都有財產和納稅的限制，而且婦女都沒有選舉權。若是以普選為標準來衡量當時的民主的話，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沒有民主國家——一個國家一半的人口都沒有選舉權，那憑什么說它是民主國家啊。道理不能這么講，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廣民主的意義。民主其實是一個過程，整體的框架還沒完成，總會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參加進來。所以說，清末新政開了選舉之端，這已經很好了。而且，清末的這次選舉不是等額選舉，而只是為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設置了資格限制而已。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選的，因為老百姓不懂。但反過來說，如果真選，他們選出來的還是那些人，就是那些辦理地方自治、熱心公益的鄉村士紳們。有沒有個別不良分子混進來呢？也有，但是多數都不是。從清末諮議局到資政院，再到民初的兩屆國會，再到1947年的國民大會，若是要講議員的素質或者代表的素質，或許還真就是晚清時候的議員素質最高，就是這些地方鄉紳和紳商。他們也的確代表了一部分底層民眾的聲音，群眾也相信，他們的判斷能夠代表自己的判斷。群眾不去想這個代表的真實性問題，因為在平時的生活中他們已經對士紳表示出了服從——你們有文化，知書達理，我們都不懂，所以我們干脆把判斷權交給你好了。現在來看，底層民眾可能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即對自身合法權利有清晰認知的現代法律意義之個體。但是，公民的現代概念畢竟也是一個歷史形成的過程。對自身利益的認知，個人判斷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個過程，至少需要經過長期的現代化啟蒙才能得到。
    但是，現在這個制度已經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紳，只要有了財產，有了權利意識，有了表達的能力和訴求，那就可以參與競選。所以，當時因為預備立憲而搞選舉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它的結果似乎都不是選的，而是變成了小紳士選大紳士，大紳士互選，然后選到諮議局、資政院了。但有這玩意兒總比沒有好，起碼它開了一條口子。事實上，選出的這些民意機構還真的認真辦事，不僅對此前的督撫體制構成了強大的壓力，而且對整個官場也形成了強大的制約。它代表了另外一種來自民間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們說，預備立憲確實是件大好事。
    清廷后來犯了大錯，在1911年搞了皇族內閣，然后又出了全國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也許，當家的滿族少年親貴看到了立憲的危險，為了避免這個危險，他們事先把權力和資源集中到自己手里。這樣的措施都遭到了諮議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對朝廷和時政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樣混蛋的權貴政府，那樣一個皇族內閣，也沒有說要解散各省諮議局，反而是諮議局很憤怒，看見革命黨起事了，也跟著鬧起來了。
    廢除科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廢科舉的問題。以前中國學者是不注意這個問題的，只是籠統地說新政不好，新政擾民，為此還舉了各種例子，比如說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記。這些多少倒真的有點擾民，因為老百姓不喜歡這樣，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戶口。數目不清楚在中國是個老問題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當然，現在有了航拍和衛星遙感，土地瞞報現象比較好解決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說到廢科舉，許多人認為廢科舉、辦新學，就把舊學給擾亂了，無形中也中斷了傳統文化的延續。其實，之前我也是持這個觀點。新學堂、新教育的興辦的確把舊教育擾亂了。當時朝廷廢科舉，本意是想廢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卻把科舉當做一套教育制度來對待，這就是吊詭之處。
    中國的科舉制度發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復雜。一方面，因為科舉的發展，作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學體系逐漸廢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國子監廢了不說，地方的州府縣學基本也都廢了。以前每個地方的行政長官都要講學，州縣都有學官，他們平時要輔導學生學習，而且地方官也要來學堂講講課，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會被地方士紳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沒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會盡量避免讓非正途出身的人去當地方官。后來這個事也廢弛了，沒人講，學生也不進學堂了，學堂都荒蕪長草了，所以官學就廢掉了。
    而科舉就逐漸變成了一個證明個人受教育資歷的憑證，原來秀才還有淘汰，但后來制度廢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資格，不會遭到淘汰，平時也不用再繼續學習。不過，科舉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須得有人教，所以私學，就是我們講的各種私塾很興盛。事實上，私塾是個統稱，它們形式各異，規模有大有小，比如有鄉紳辦的義學，有族里辦的族學，有大家庭里辦的家學，還有更多更為簡陋的形式。比如某個農民以前上過學，識過字，光種地養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騰出，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個班講學，有小孩子來讀書就教，沒孩子來就在家閑著種地，這種情況很多。很多人都是掛個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說自己開了個學習班兒，也不用去報批，就開成了，比如像洪秀全這樣的酸秀才也能招學生。也就是說，這種私辦教育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有個問題在于，他們的教學基本都與科舉制度相銜接，也就是說，好學生都是要讀四書五經的，而且都是要開筆作文的。一般的學生可能無所謂，本來就為了識倆字兒，能讀個布告、看個對聯兒，能湊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類的韻文，學學也就罷了。但是，每個私塾總有幾個比較聰慧的，他讀書不是為了識倆字兒就回家種地，他是要準備參加科舉的，于是私塾先生也會有意識地對其進行特別栽培。這種教育制度與科舉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說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農村每個男孩子都會讀個兩年書，他們倒不見得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考科舉、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學。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參加科舉的人一起就學。換句話說，科舉憑借著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一旦國家上層下令要辦新學堂，而且把科舉廢了，那么，科舉與教育之間的牢固聯系就被一下子掐斷，底層就開始亂了。這時私塾教育沒有了方向，以前辦得很有勁兒，雖然就學的人多數不是為了考秀才，但是總有一兩個人會去應試，而且，沒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識，這對社會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識比較粗淺，但它總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便利，出去做點小買賣，平時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記個賬什么的，都會方便點。還有就是鄉村的禮俗往來，比如過年貼對聯時，家里如果有人能寫，不就不用去找人寫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會寫的人啊。后來有些農村的文化根子斷了，沒人會寫對聯，于是過年時只能拿口大碗，在碗邊上蘸墨后就往紅紙上扣，蓋成幾個大圈圈，然后就當是對聯往門上貼。或者說就像現在城市里這樣，只要花錢就能買到寫好的對聯，但是上面的話都差不多，顯得特沒文化。過去農村，別說要在家里的門上貼，連牲口棚、豬圈都得貼，這些都是有講究的，寫得要跟自家有點關系，緊挨著的兩家還不能一樣的。還有就是婚喪嫁娶這些事兒。別人家死了人你得寫個挽聯送去，這樣到時候別人也才會給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訃告也是要有人寫的，這些都不是開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才能做。
    現在農村似乎反倒敗落了，那個時候可不是這樣。當時農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點兒。農村的這種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學教育聯系在一起的。現在一旦切斷了二者的聯系，私塾教育沒有了方向，許多傳統就沒辦法延續。科舉廢了以后，很多人就會感嘆，我學這東西干嗎呀，學這些也沒出息啊，那就去學新學吧，結果都去學新學了。那舊學怎么辦呢？那些老書怎么辦呢？老書不學，現在這套東西誰來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時候，很多地方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學堂老師白天教新書，晚上教老書。也就是說，傳統仍在頑固地維持著，但總的來看秩序有點亂，有點被干擾，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諸如何炳棣等人說，科舉之廢除，把士紳和朝廷聯系的紐帶掐斷了，因為科舉是底層士人上升的階梯，現在階梯被撤掉了，因此傳統的聯系也就斷掉了。這個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說，朝廷把科舉當成一個教育制度給廢掉了，但是科舉制度就其本身而言應該是一個選官制度。作為選官制度，科舉沒什么錯，依考試選官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制度創造。但是，科舉錯在哪里呢？錯在它把教育制度綁架了，綁到最后，朝廷就誤認為它是一個教育制度。當然，不僅僅是朝廷這么認為，士大夫也持這種看法，先進的士大夫都這么想。
    把科舉廢了以后，新的問題也都出來了。再選拔官吏該怎么辦，國家選拔官吏應該依靠什么方式呢？這是個大問題，其實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辦法，就是開經濟特科，也就是只改科舉的內容，但不改科舉的形式。國家不考八股文了，開始考經濟學問，這里所謂的經濟學問就是經世濟民的學問，通曉外國情況的學問。經濟特科也的確選拔出人才來了。當年第一名是梁士詒，第二名是楊度，第三名是張一麐，這三人后來都有不凡的表現。梁士詒，雖然我們后來在民國罵他罵得很厲害，但他真是個人才，清朝最早的鐵路建設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當鐵路總局局長的時候，因為與袁世凱的關系而受到牽連，被搞掉了。京張鐵路其實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來的，京張鐵路為詹天佑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因此梁士詒就默默無聞了。梁士詒被搞掉以后，朝廷組織了一幫人馬查他查了三個月，一點錯兒也沒有，找茬也難找，他真是個人物。楊度也是個人物，雖然說他當時擁護袁世凱稱帝，在那個時間點上選錯了，但你不能否認他有本事，而且他還一直堅持他的操守，就是堅持做一個君主立憲的擁護者。其實就他個人的主張而言，并沒有多大的錯。張一麐一直活躍于袁世凱的幕中，曾擔任機要局局長，執掌要務，是袁世凱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舉改變一下考核內容，還是能夠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個已經沒用的制度。正因為此，我認為這種考試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處的，科舉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變其考試內容，另行興辦一整套的教育體系，讓教育體系跟科舉考試脫鉤。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對社會，主要培養各種社會型人才。這樣的改革路徑才是對的，而朝廷一下子廢除科舉事實上并不見得是對的。
    除了經濟特科，統治者在某些方面也進行了一些修補，比如開設了歸國留學生的考試。到外國留學，拿到外國的文憑后，國家就能給你考試機會——分科開考，考完了給通過者分配頭銜。學農業的，考得好就給個農科的進士，學牙醫的，就給個牙醫進士，等等，相當于國家給考試通過者授予一種身份。這類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補性功能，比如當時進入國家政權的留學生曹汝霖就是通過了專門科舉考試，還有像那些學軍事的，比如藍天蔚、吳祿貞、蔡鍔等人，都是回國通過了武科的考試，朝廷賞給他們以兵科的進士或舉人的資格，然后發到各省去做軍官。其實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經意識到選官出現了危機，并且已經采取了部分措施，但這些措施卻無益于從整體上挽救頹勢，總有一天國家要恢復一種選拔官吏的考試。北洋時期，選官考試也是分專科進行的，比如有縣長考試，這個考試就專門取縣長，如果是外交官考試，就專取外交官，如果是稅務官考試，就專取稅務官。當時考完試也沒有面試，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傳統的科舉很像。我覺得這種方式在當時也是一種比較不錯的選官方法。
    廢除科舉的確給社會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紛擾。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講的那樣，這種不穩定足以顛覆整個王朝呢？我覺得不是。廢科舉的確把士子上升的傳統階梯抽除了，但它并沒有中斷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聯系。士大夫跟政府還有其他的溝通渠道，比如諮議局、地方自治團體等，這些都是一種溝通方式，讀書人完全可以通過這些途徑進入仕途。實在不行還可以去當兵，當時在南方，讀書人加入新軍后的升遷機會要多很多，隨便去參加一個隨軍開辦的學堂，出來就可以升為班長、排長，這樣就是軍官了。當時南方編練的新軍都鼓勵讀書，學文化是一種先進的風氣，甚至新軍在錄取時也要考文化課。這個跟北洋軍不一樣，北洋軍在招募新兵時，就看這小子是不是夠老實，是不是個子夠高，有股子力氣，手上是不是有老繭，腦袋后面是不是有辮子，一看就是老實巴交的那種。而在南方的新軍里，想當兵就得過一個考試關，進軍營以后還鼓勵大家去學習。革命黨在新軍中開辦的振武學社、文學社之類的組織，就是應士兵崇尚學習的風潮而組建的。我翻資料發現，當時一個團，甚至一個營都會設有圖書館，那真是弄得像學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還可以做新市民，做記者、醫生，或是銀行、郵局的實習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說讀書人的路子中斷了呢？只能說，的確有些人的生活被擾亂了，像一些農村基層的知識分子，可能他們的生活受到了影響，這是可能的。但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不好說，這邊受到了影響，那邊可能還會有機會，這個工作丟了，可能還有很多新機會等著挖掘。
    過去曾有種說法，說鐵路一通，沿線的挑夫都會失業。于是一些學者派人去鐵路沿線調查，結果發現那附近沒有專職的挑夫，這工作都是農閑時候的農民出來干。但是鐵路修了以后，他們真的失業了嗎？并沒有，以前是長途轉運，現在直接就待在車站里干，一樣有工作。而且現在貨物更多，他們工作的機會更多了，沿途還會有客車經過，他們就可以做小販兜售各類商品啊。以前沒通鐵路時，可沒有這種機會啊。
    所以我說，過去的歷史記述常常很奇怪，常見的敘事邏輯是這樣的，某某新事物出來以后，就會對舊有的產業結構造成影響，繼而引發大量失業，然后人民就會造反。但這些編歷史的人卻從來沒有想過，原有的工作沒了，是不是還有許多其他的機會啊？有教授曾經說，農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當時就提醒他，農民失地和失業不是一回事啊，如果農民發現有其他行業比在田地里勞作賺得更多，那么他們也不會固守在農村里不出來的。不然，中國就沒有其他行業的發展了，全國只剩下一種行業，就是種地。實質上真沒這回事。只要還有別的賺錢的行當，而且可能比種地掙得多，那么農民肯定會去干的。但很多傳統的理解就是這樣，一根筋似的理解。
    所以我個人覺得，與此同理，當時科舉的廢除不至于導致清王朝的覆滅。事實上也沒有多大的動蕩。中國當時有多少群體性事件是因為廢科舉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滿意直接把學堂燒了，其他地方好像還沒有。這就是我們講的新教育和舊教育的沖突。沖突是有的，但在當時都只是小規模的，是不足以拿來說事兒的。
    滿族親貴收權
    當然，最后，新政是辦砸了。1908年，光緒和西太后都死掉了，西太后臨死前下懿旨，讓溥儀繼承皇位，溥儀的爹載灃為攝政王當家。載灃當年二十五歲，身邊有一群跟他年齡差不多的宗室權貴，然后這幫人就開始動手收權，把漢人權力收回到滿人手里，把地方權力收回到中央手里。他們的確是太年輕了，而且沒有任何的政治閱歷。載灃僅僅是出使了一趟德國賠禮道歉，除此之外沒有干過任何事兒。他沒有被外放到哪個地方去當個地方官，因此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和政治理念。驟然之間就把這樣一個大國的擔子放在這樣一個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這擔子的，但那個時候，載灃就敢干，然后發現權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籌劃著收權。他先是從北洋派的手里收權，不僅把袁世凱開了，就連袁帳下的幕僚梁士詒也都開除了，整體收權。盛宣懷在此時崛起，而盛宣懷恰恰不是袁世凱的人，袁很不喜歡他這種人。盛宣懷原屬于李鴻章系統，雖然這個人很能干，但是他貪污得很厲害，盛氏家族到民國的時候，那錢還是嘩嘩的，可想而知盛宣懷當時貪了多少。袁世凱則恰恰沒有我們后來說的那么貪瀆，袁世凱很多的行賄是不得已的，比如他收買慶親王奕劻——在滿人底下，不這么干怎么能行呢。但袁世凱自己并沒有那種貪污斂財的習慣，袁家第二代就沒錢了，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張伯駒養著。有時候張伯駒的供給沒來的時候，袁克定只能就著咸菜吃窩頭，人們說袁大公子吃窩頭咸菜也要用餐巾，要把窩頭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貪。
    所以，說良心話，當時北洋派不僅是一個最大的實力派集團，而且是一個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團。就像唐紹儀、蔣廷干這樣的，原來是留*童，回國后一直都不受待見，從海軍士兵干起。當時中國滿打滿算，十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的留洋大學生，就讓人家從士兵干起。袁世凱當權時，這些精英都被他籠絡到帳下了，而滿族新貴剛上來就把人家開了，反而重用盛宣懷這樣的人，的確是非常沒有政治頭腦的考慮。后來袁世凱重新當政，全國人都喊著要殺盛宣懷，盛宣懷是得了英國人的庇護才逃到青島，撿回一條命。
    之后滿族親貴進一步收權，首先就是想收回路礦權。但這原本是地方士紳的權力，當時很多鐵路都是民營公司辦的，雖然像四川這種地方辦得很不好，但是也有些地方辦得還行，比如江浙一帶。而且，辦好辦壞都是地方的事兒，這次辦不好下次就能吸取教訓了。四川鐵路公司也并不是貪污，他們當時只是投機買了橡膠股票，又正好趕上國外的經濟危機，結果就賠了。但一下子收歸國有是什么道理呢？當時收權的范圍很廣，比如擔任海軍新添置的重巡洋艦艦長的人選，這些親貴撤掉了原來的漢人，改派滿人來當。可是，滿人根本就沒受過這類教育，他們是從頤和園滿族海軍軍官學校畢業的，那里能練海軍嗎？明顯不能啊。這樣的人去當重巡洋艦艦長，能服眾嗎？一艘重型巡洋艦，就相當于一個大工廠，憑那兩下子就去當艦長不是完全胡扯嘛。
    我們可以想象，像這樣的收權，漢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氣。滿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時是一塌糊涂，比如負責南下剿滅武昌起義軍的督軍大臣蔭昌。蔭昌就是一個紈绔子弟，什么時髦玩什么，玩什么又像什么，人緣極好。就像有人說的那樣，一口昆曲唱得，兩筆好字寫得，三兩黃酒喝得，四圈麻將推得。他絕對是一個大家都喜歡的好人，但屁大的能力也沒有。很多研究都說蔭昌帶兵去撲滅武昌起義，指揮不動驕橫的北洋軍，但事實上他指揮了嗎？他連湖北都沒進過，直接把指揮部設在河南信陽——你帶兩萬人去平叛，用得著這么靠后嗎？要是帶二百五十萬人馬，把指揮部設在后方還可以理解，但是他躲在這兩萬人后面怎么指揮啊？這么點兵都去前線了，他一個人還待在信陽，明顯就是沒指揮。沒指揮怎么能說人家指揮不動呢？當時的通信還沒有現在的這么發達，但是即便如同現在這般發達，帶人去打武漢，自己卻躲在信陽，士兵肯定也不會跟著玩命的。所以，這樣的收權肯定是胡鬧的。
    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從另一方面講，成立皇族內閣，同時廢除軍機處，也是出自立憲派的吁求。當時立憲派在資政院彈劾軍機處的時候，就是希望成立責任內閣，但他們所謂的責任內閣是由資政院選舉的，而不是由朝廷選的。這樣，只要資政院對內閣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臺，在議會制度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內閣卻是由朝廷定下來的人選，十三個閣員中有九個是旗人，七個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圓干了，這不是胡扯嗎？
    他們這么收權事實上是很蠢的行動。因為地方權力大，強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國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國鬧起來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勢力來維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綠營兵不行了，蒙古騎兵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紳來編練團練。最后，這些團練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軍練成的勇營發揮了作用。像曾國藩，當時就是一個在野的地方士紳，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編練鄉團，然后把清廷的統治給救了。地方權力大最后導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親王不是不知道這些，但他們就是不敢一拍腦袋說把權給收了，他們根本不敢動地方的實力派。曾左李雖然權傾朝野，但基本上沒有受過什么大的處分，沒有被撤職查辦過。比如李鴻章，甲午戰爭后國人皆曰可殺，西太后也剝除了他的官職，但是仍然保留著他大學士的稱號。這是因為，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們代表著地方士紳，代表著漢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親王不敢去動他們。連西太后他們都做不了，這幫二十五六歲的小孩兒能收得了？這幫年輕人就這樣把事情弄砸了，當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為朝廷政治太糜爛了，而是他們與朝臣之間，或者說是掌權者與官僚體系的關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實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們玩活了。
    其實，他們在收權的時候也有隱憂。可能有人已經看到，如果按照立憲派的路子走下去，滿人的統治權力遲早會逐步喪失。實情也是如此，立憲這條道路走下去，滿人的利益肯定會喪失，如果滿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稱其為立憲，而是假立憲了。那么，如果我們是滿族親貴，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呢？我覺得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只能是順應歷史潮流。就像英國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鐸王朝時代那樣保持權勢，那早就玩完了，連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這就是個趨勢的問題，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遠掌權，然后再想你是光榮退休，還是被人趕下臺，或者是被人砍掉頭，這才是實際的選擇。從來就沒有能使人一輩子掌權的選擇。
    他們不僅收權，而且收攬資源。路礦權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營資本經營的權利。結果到了清朝最后兩年，也開始權利上收，搞鐵路國有。地方鐵路的確有的地方辦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當事人炒股票炒沒了，但也有辦得比較好的，比如滬杭甬鐵路。不管辦好辦不好，都是地方的權利——辦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訓重新辦，你給收了，憑什么？
    親貴們以為把所有權力和資源抓在手里就能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他們不斷收權，拼命掠奪和占有資源，以維護自己統治的穩固，但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來，世界上沒有一種能夠讓人永遠掌權的選擇，如果選了這樣一個選項，就相當于按下了自我毀滅的按鈕，因為這一選擇得罪了太多的人。
    中國被拖入西方體系，被迫從傳統向現代發生轉變的時候，統治中國的是一個滿人的王朝，是一個異族王朝，人們對這個政府犯錯的容忍程度會小得多。所以滿族人一按按鈕，很快就爆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