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們把五四運動作為近代史和現代史分界的標志，按革命史的劃分，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分野的一個標志。在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五四運動實際是分為兩個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運動，叫五四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時就已經開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議運動。一般來說，這兩個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區分的，統而言之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在我看來，這兩個實際上是兩回事、兩個事件。
    “五四”的確是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它的意義、它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而不僅僅是傳統上說的那些東西。
    白話文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文化啟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識之士對辛亥革命的現狀不太滿意。他們很不滿意，感覺為什么革命之后，國家的政治、社會現狀還不如清朝。不滿意就找原因，他們認為我們的啟蒙不夠，中國人沒有經歷一次比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變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開始做啟蒙工作，比如章士釗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新青年》開始不是在北大辦的，是在上海辦的）。新文化運動首先是白話文運動，一種文體的改革。這個白話文運動一開始就對舊的文學、舊的文學形式進行批判，很激進。他們為了推行這種新的文體，就對舊的文體尤其是清末以來那種桐城派的文體進行批判，同時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選》。后來有一個說法叫“桐城謬種，文選妖孽”，它實際上是對當時流行的古文體進行了批判，他們要實行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起點是胡適，胡適后來說，他的主張還是技術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陳獨秀手里，才變成革命。
    其實中國早就有白話文，宋朝的平話就是白話文小說，后來的很多小說戲劇基本上是白話體。清末各地的有識之士進行啟蒙，辦俗話報、白話報，也是用的白話體。那么，中國已經有白話文了，為什么這時白話文運動會成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們提倡的白話文，實際上有兩個東西是跟過去不一樣了。
    第一，過去的白話文是不強調和古文體決裂的。它們是并存的，互相之間還有摻雜，許多白話小說中間都會夾雜一些文言詩詞，它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關系。雖然士大夫們還是以做兩漢的散文、六朝的駢文，或者變形的四六文來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們并不認為（至少有一些人不認為）通俗白話就是引車賣漿者流的東西。其中很多人，如馮夢龍、金圣嘆等，也在整理白話小說。很多白話小說也是文人創作出來的。但是，到新文化運動時出現了問題——提倡白話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創作新的小說、新的詩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舊的文體，不用典故、不用成語，完全就是一種跟文言決裂的狀態。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話文不太一樣，它有很強的歐化的意味。它要講求文法，也就是講究語法結構。這是胡適先生提倡的，這個是很關鍵的一點。什么是文法呢？講究白話，講究語法結構，它講究詞性，形容詞、動詞、名詞這樣的概念。把當時流行的西方這個語法引進到中國語文中來。這個工作《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時落到了白話文頭上。為什么要這么做呢？這個時候學界認為中國語言學是一種科學，中國人沒有語法不科學，書寫說話都不科學，太不像話，因此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書寫。當然最激進的方式就是把漢字廢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隨著新文化運動一出來，胡適說是陳獨秀讓它革命的，其實他一出來就有一種革命姿態，只是他不說出來而已。當然陳獨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態，三個成立，三個打倒。
    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我們一系列歐化運動的一部分，所以在整個知識界引起的反彈不是很強烈。那個時候，整個知識界歐化的風尚遠比我們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滿意這樣全盤西化，但是他們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為在當時知識界看來，歐化進步就是科學、就是現代，在那個時代誰能夠抗拒這些東西啊？實際近代很多變化都有這樣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學、進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對方基本上就只能繳械了。
    今天來看這個白話文運動，它其實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國語言強安在這種主謂賓、定補狀的結構里，害得現在語文教學很失敗。語文界的大師呂叔湘先生說，我們的母語教學真是很失敗，孩子們從小學到大學，幾萬個小時下來，還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語言。為什么這么失敗？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漢語的方式，我們實際是用英語的方式教漢語，我們強加于漢語這樣的詞性和語法結構，把這個語言教死了。反過來，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電視人對我說，他們最頭疼的是“的、地、得”，總得請教語言專家怎樣分辨。我說這玩意其實就是從“五四”冒出來的，以前沒有。“的、地、得”跟語法結構有關，古文不講語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會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嗎？會因此而覺得古文不美嗎？古漢語的魅力不在這，漢語本身是講究抑揚頓挫、合轍押韻的，那才是它本質的魅力。
    我們學這種英語式的漢語，實際上唯一的好處是，在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的時候稍微方便了一點。因為我們可以按語法結構對應嘛，我們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長定語，還可以加補語。雖然看起來是很難看，但據說意思準確性增加了——其實有時候還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這個白話文運動現在看來不是很成功，但在當時真是獲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頒布命令，所有學校都得用白話文了，它從一場民間運動變成了官方法令。這跟后來廢中醫一樣，雖然中醫沒有被當場廢掉，但中醫的卑微地位從此就定下來了。再怎么牛的中醫也不能叫醫師了，只能叫醫士。按這個架勢，如果不盡量把中醫科學起來，中醫就要被廢掉，但中醫科學化了以后，它還叫中醫嗎？中醫等于不廢而廢。這實際是我們一直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對于傳統學術，傳統學科，傳統技藝，我們應該怎樣保持、保存它們？即使談不上發揚，但都把它當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問題的。
    當時就是這個趨勢。所以后來新文化運動更進一步輸入新思想、廢除舊倫理、打倒孔家店。到了這一步，五四運動才回到它的本意，當年陳獨秀和章士釗的啟蒙，是進行深度啟蒙，要摧毀舊的框架、舊的倫理。雖然在白話文運動中，章士釗和陳獨秀是分道揚鑣的，但分別起到了對傳統的批判，起到進一步引進西學這樣一個啟蒙的作用。到了這一步的時候，個性解放和自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基調，大批青年投入其中。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并不是一場社會科學意義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場文學性的革命，或者說，是從文學角度開展的社會革命。當時興辦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許多都是文學性的。很多人表現出個性的張揚和解放，追求沖脫舊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縛等。
    五月四日政治運動
    如果沒有這場新文化運動，有沒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發生抗議運動？我認為是可能的，但它們兩個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系，不是說先思想解放了，他們才能夠抗議賣國賊，抗議賣國政府。在中國歷史上，只要出現了人們認為的政治危機或亡國危機，就會有學生起來。以前叫太學生，現在叫大學生，沒什么區別。因為年輕人都有一種沖動，比較愛管這種大事。再一個，整個社會對學生比較寬容，學生們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權。過去每逢科舉考試到試期的時候，學生也鬧事。學生砸個什么店啊，上街撒個潑啊，只要是群體性行為，大家都不太管，社會對學生有一種天生的寬容。
    “五四”時之所以發生抗議活動，主要是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而與前面思想解放關系并不大，要我說雙方還有一點抵觸。為什么會發生五四運動？“五四”當天，大家都說中國要亡了，青島要亡了，山東要亡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顯然是當時許多人的真實看法，但我認為實際情況并不這么簡單。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此前，日本已經占了青島、占了膠濟線、占了山東，當時武力發生的關頭，人們也不知道會不會擴大。而且日本又把條約遞了過來，不簽就要開打。顯然那個時候是最危險的，但是當時有大規模的運動嗎？沒有。有一些抗議，但是絕對沒有達到“五四”這樣的規模。
    而五四運動發生在什么時候呢？發生在中國人以為自己最牛的時候，民國以來最順利的時候。因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中國第一次成了戰勝國。盡管我們沒有出兵，但我們是戰勝國了，所以當時中國人很興奮。慶祝停戰時的北京幾乎跟后來的“五四”一樣熱鬧。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學生也是到天安門游行集會，北大師生在那演講、游行、提燈慶祝，非常興奮。陳獨秀先生還寫了一篇名為《公理戰勝》的文章。中國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戰勝”四個字樹在中央公園，就是現在的中山公園里（新中國成立后人們又把“公理戰勝”去掉，刻上“保衛和平”）。成為戰勝國了，就可以從此擺脫過去的半殖民那種屈辱，可以跟列強改訂條約，人們很興奮啊。
    第二年參加巴黎和會。巴黎和會當時有三種參會資格，一種是派五個代表，一種是派三個代表，一種是派兩個代表。我們當時認為自己是大國，肯定是五個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兩個代表，而這兩個代表中還有一個是南方政權的。就像被潑了一瓢涼水，原來我們被視為最弱國，原來認為我們當時對戰爭沒有多大貢獻。他們不認為幾十萬華工挖坑道、挖戰壕、救傷員是一個貢獻，他們認為招勞工已經付費了，因此華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個國家行為。中國的意見是沒有多少人認同的，但是中國人也看到了希望。因為作為強國之一的美國代表威爾遜發布了十四點聲明，美國第一次提出無論國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權利。這讓我們中國人很興奮，畢竟有一個大國的總統來為中國人說話了，而且當時威爾遜的國際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國人就認為他的話是最有分量的。當然，我們現在能夠看到，巴黎和會上的外交折沖也集中體現了美國人爭奪話語權的心態。后來這個話語權一直掌握在美國手里。美國人也許只是為了自己，但中國人聽著很興奮，感覺看到了希望。
    但畢竟那個時候國際政治還是叢林政治。實際上，中國代表的發言權大小要看國家實力的，而非國家的貢獻。要論貢獻日本有多大貢獻？日本整個期間就攻打了青島，沒向歐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實力，所以戰后是五大強國之一。五大強國里，其實最核心的就是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因為它們實力最強，在戰爭中貢獻也比較大。意大利雖然是一戰時的戰勝國，但它在戰爭中表現得特別不好，打一仗敗一仗，所以雖然它勉強被列為五強之一，其實沒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歐洲問題發言，它參加會議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戰中拿到的亞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亞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島和膠濟線、山東的權益。當時中國人大的要求是整個把不平等條約全廢掉，重新確立關稅自主的地位。我們知道這在當時是沒戲的，而最后的防線就是要收回山東和青島。但是我們最后的防線恰恰跟日本的底線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這些。而日本是五強之一，歐洲列強能不滿足它嗎？必然滿足它，所以我們最后的要求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原來信心滿滿，從外交界、政府到知識界都很膨脹，但是到了巴黎和會上被一瓢涼水澆下來。說實話，我們在和會上表現不錯。尤其是顧維鈞先生頭腦很清醒，他確實是口才很好，很有邏輯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發言完畢大家都跟他握手，說這小子真棒。因為開會要用英語發言，而日本人說英語是很糟糕的，日本當時的外長，講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說什么，每次發言都很尷尬。但是弱國無外交，國際交往不是比口才，關鍵是看實力。所以到最后威爾遜也變卦了，威爾遜找借口說，你們1918年和日本都換文簽約了，都承認日本占領的地位了，這個時候還跟我們談什么啊。
    開會的時候，梁啟超和一大幫人一起旁聽，這時候他們找到了借口：我們外交失敗是因為有內奸的緣故，尤其膠濟鐵路的換文，我們已經簽了，那你還說什么呢？于是，他把這個所謂內奸的消息捅給林長民，林長民捅給報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首先，我們期望很高，我們自認為是戰勝國，但是我們得到的很少，這令人失落。其次，我們發現這個失敗是因為有了內奸的緣故，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們真的打不過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強大，如果有內奸大家就受不了，內奸就是曹、章、陸。所以五四運動實際上是這樣兩個因素促成的。
    這個事情非常吊詭，中國為了參戰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實際上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親密無間，那段時間是中日關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來是強橫的，強橫之后發現不行，突然就從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國政府合作，這一合作就引出了內奸的問題。如果中國對青島問題、對膠濟線延長線的問題從來不發言，從來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沒有了。但是，由于它們合作了，問題就產生了。當時中國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東的問題呢？反正膠濟線你已經控制了，青島你已經占了，我沒有能力趕走你，既然你還宣稱名義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給你定一個條約式的東西，我約束一下你的行為，要不然你在這胡來隨便折騰，我不就損失更大嗎？
    晚清的外交就是這個路子，就是說我們不能避免損害，但我們爭取把損害控制在一個范圍之內，在大損害前提下減少一些損害。李鴻章他們辦外交就是這個思路，你說這個是賣國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誰有本事不簽這個條約？誰都沒有。實際上換文就是這個意思。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發生，為防備俄國事變，日本要拉攏中國，所以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后來我們稱為防共協定，它就是怕共產主義或俄亂引發周邊國家不安寧。說日本人為什么要拉中國？是像春秋時的故事“假途滅虢”一樣，借道把中國滅了嗎？實際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沒有“假途”對中國動武，并沒有把中國滅了。其實它不是這個意思，就是拉中國做個小兄弟，幫它做后勤供給。但是這一系列東西一簽之后問題就大了，因為這等于是一種軍事合作。最關鍵的問題是“西原借款”，中國政府拿人那么多錢，而且用這些錢來打內戰，確實有賣國嫌疑。這些疑問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會不開便罷，一開這些問題都冒出來了，中國要不回山東和青島，問題就全爆發了。
    所以五四運動表面打的是曹、章、陸，就是經手中日關系的這幾個人，實際上反的是整個的皖系政府。這一點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燒趙家樓之后，他對曹汝霖講，他們打的是你，實際目標是我。但是，打他的不僅僅是這些學生，還有知識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為什么此時把這個事情捅出來？曹汝霖很淺薄，他后來回憶說，林長民當時向他借三千塊錢，他沒借給林長民，林長民就報復他。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林長民是個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錢別人也會借。民國的風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錢，人家不在乎這個。林長民是研究系的干將，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腳踢開了，這個仇當然要報，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發難。此外，所有不滿皖系、不滿安福國會，尤其不滿徐樹錚的各種勢力全都冒出來了，所以五四的抗議其實不僅是學生的抗議，是所有對皖系不滿的人的抗議。
    各地不滿皖系的軍人也加入了抗議隊伍，尤其是吳佩孚罵得最兇。他一個外地駐軍的師長敢罵政府總理、罵國會、罵總統，而且罵得非常過癮。那個時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這種文章實際是駢體文的轉化，有一點八股文的味道，又有點時務體的流暢，所以罵得非常盡興。這樣一罵，吳佩孚聲名鵲起，不僅很多軍人佩服他，連學生也很崇拜他。實際上，由于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的緣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會中國人是不是什么都沒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國、奧匈帝國的租界我們收回了，它們份上的庚子賠款我們不用賠了，日本也在巴黎和會上承諾在適當的時機把山東歸還。德國還把八國聯軍入侵時搶的一些東西，比如說觀象臺上的古代天文儀器退回來了。中國人的地位跟戰前比還是有所提高的，戰前西方列強是不跟中國談關稅自主、治外法權的，但是這個時候它們也準備談了。經過這一場戰爭，中國作為戰勝國并不是一無所獲，只是說和當時知識界的期待相差甚遠。
    五四運動的具體情況比較復雜。當時所謂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在政治運動中并不是領袖，這場運動也不是他們這些啟蒙導致的。一到那種時候，學生就會上街，有沒有新文化運動都會。學生運動中先進分子還沒有去動員，也還沒有跟工人運動相結合。不論是北京的學生還是上海本地的學生，到上海后，沒有一個去動員工人罷工。相反，他們主*人不罷工，只需和平抗議就行。但工人說我們干嗎不罷工，你們愛國我們不愛國？工人聽幫會的，根本不聽學生的。
    這個運動到上海的時候成了一種時髦，成了戰勝國反而權利被剝奪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眾鼓動起來的。于是，它很快成了從知識界到學生、再到一般大眾普遍參與的愛國熱鬧。而且在那個時候，軍閥政府也不鎮壓，他們自認為是民主政府。所以，參加這種活動的人自認為是沒有風險的。沒有風險又能表現自己的愛國精神和高尚，誰不愿參加？所以當時的工人運動并不表示這個成熟的階級登上政治舞臺了，而且所謂的工人階級跟知識分子結合還看不到任何明顯的跡象。
    五四運動的吊詭之處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運動發生以后的一些現象跟原來的新文化運動是抵觸的。新文化運動提倡個性解放，提倡個人的自由，但是這個政治運動中經常是限制別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義起來了，道德口號起來了，你不跟著走就是賣國賊。說要抵制日貨，買日貨的就是賣國賊，賣日貨的更是賣國賊，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關起來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輪船，學生就在背后蓋個章“你就是賣國賊”，這不是跟新文化運動的主張相悖離的嗎？但是當時的學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只要我是愛國的，怎么做都可以。他們去沖擊趙家樓，把曹汝霖家燒了，把章宗祥打個半死。當時大家認為他賣國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燒了。曹汝霖幸虧躲起來了，否則可能被學生打死了。學生認為自己完全正當，整個社會也認為這些行為是正當的。只有兩個人不這樣看：一個是梁漱溟，他說，雖然你是愛國的，但你必須承認你的行為是違法的，還有一個北大法學教授也說學生這個行為真是違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邊倒地說打得有理、燒得有理。最后審判的時候，連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認賬了，包括誰打的、誰燒的都說沒看清楚，全不作證，最后只好把抓的學生都放了。
    這一系列行為與原來主張的自由主義精神相背離，但是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當時新文化運動還在往前走，經過政治運動催化后，新文化運動走到了另外的方向，從原來的個性解放變成反政府，后來就從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來，五四青年開始分化，什么國家主義派、自由派、無政府主義、布爾什維主義都出來了。但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運動，卻是從俄國輸入的。
    1920年以后，蘇俄解困了：所謂十四國武裝干涉結束了，國內的叛亂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蘇俄發現本來預想的歐洲革命沒發生，很孤立，它要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沒有幫手，歐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東方。于是它急于在東方掀起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是一個主戰場，蘇俄開始往這里投入，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契機。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主要是共產國際想在中國找一個合作者。
    五四運動本身也像各種政治運動一樣，充滿了愛國的激情，充滿了為愛國而做出的犧牲，但這場運動當然也有一些政治動員、悲情制造等權力技術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我們說當時的北洋政府是軍人政府，但它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個運動中總的是軍警怕學生，不是學生怕軍警。學生和軍警之間，稍微有一點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進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鎮壓了，怎么殺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傷人了，等等。在運動中只要是死了人了，無論是病死的還是累死的，都會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五四運動的影響
    最有意思的是，這場運動激化了北洋軍閥內部的裂痕。它給了反皖系勢力一個最好的口實——一個愛國的口實、一個民意的口實。當時皖系政府在這場運動中窮于招架，步步退讓。本來在收回山東的要求被拒絕之后，政府是準備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簽了之后就可以繼續走嘛，但是運動一來，就不能簽，沒人敢簽。本來沒什么證據，曹、章、陸是不能被罷免的，但是非被罷免不可，結果真的被罷免了。這個罷免的要求，不是說，工人一起來就罷免了。其實當時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以及江蘇督軍李純，都認為該罷免，吳佩孚就不用說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將張敬堯都拍來電報，說把他們幾個文官犧牲算了。這些軍閥都表態了，所以政府頂不住。說實話，上海罷工對北京的影響并不大，當時軍閥割據，不管上海有多少錢，一分錢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罷工威脅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軍閥卻因為這場運動發生了裂變，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沒有撕破臉皮，無論是段祺瑞和馮國璋，還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馮國璋死后段祺瑞還去大哭了一場。這次由于五四運動的緣故，吳佩孚破口大罵，甚至聲言要動武，就撕破臉皮了。而這最終變成了一場直系反皖的政治動員。皖系在這場交鋒中完全處于下風，一點話語權沒有，它沒法為與日本的合作辯解。如果日本這個時候把山東交回來那就萬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這么好，這個無論如何都說不清楚了。本來就是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打打電報仗，打打嘴仗，妥協讓步就可以了，但現在這種筆仗、電報仗已經升級了，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直系把它變成一種政治動員，皖系整體失語，所以直系就很占優勢。我們前面講過了，那個時候軍閥打仗還不認真，更多是打一種氣勢，或者互相的收買等。氣勢一沒，仗就沒法打了，皖系盡管在軍事上占優勢，結果仗卻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運動最后的結果是直皖交惡，北洋軍閥真正分裂，而北洋軍閥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這一分裂就不行了。從此以后，分裂之勢不可遏制，軍閥就不斷處于裂變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沒有一個軍閥能夠控制住全國，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派系，當然北洋軍閥的統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個傳說，說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門邊上開了一個小門（水關），以方便使館人員進出，而小門一開北京文氣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門又開了個門（和平門），這門一開北京政府的武氣也沒了，所以北洋軍閥也亡了。實際上北洋軍閥整個統治的結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這個分裂從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帝制結束后，再沒有一個東西能夠統住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憑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國也是如此，藩鎮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變了。只是這可能要經過一個代際的轉換，第一代沒有撕破臉皮，第二代就可能這樣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樣，代與代之間很多東西是會發生轉換的。
    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確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說有了中國共產黨，主要是有了共產主義力量的發展。雖然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小支部。共產國際開始跟中國某一勢力合作，開始找吳佩孚、陳炯明，不行，后來找孫中山，但孫中山缺少實力。除了孫中山外，沒有任何一個勢力肯跟共產國際合作，所以共產國際便跟孫中山合作。但是，這個國共合作是共產國際跟國民黨的合作，還不是中國共產黨跟它的合作。發生這件事之后，中國大變化了，但大變化的前提是軍閥的分裂。
    等到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開始北伐的時候，軍閥的裂變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就是說重新崛起的吳佩孚統領的所謂十四省聯軍，實際上是一個分崩離析的體系，他沒有一支自己的軍隊。吳佩孚跟孫傳芳之間，孫傳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間，張宗昌、李景林、郭松齡之間都存在著種種矛盾，而且這些矛盾大到必須得兵戎相見不可，他們全都互相打過。孫傳芳和奉系打過，郭松齡反過奉、反過張，更不用說馮玉祥了。裂變達到這個程度，軍閥實際上已經沒有力量了。列寧主義帶來了一種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機會，而且采用了新的話語體系——打倒列強、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諸如此類。這樣的話語體系跟“五四”后來的激進是有關系的。新文化運動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著某一路徑走到了布爾什維主義，走到了列寧主義。“五四”的確是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它的意義、它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而不僅僅是傳統上說的那些東西。（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