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對西方的逐步開放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開小口到開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我們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總理衙門），這個過程一般認為是二十年。當時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這種必然也必須的開放是對立的。在他們看來，我們和西方建立外交關系，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國對中國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時世界已經進入了殖民時代，大英帝國在全球許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過，此時英國還是一個商人國度，在制定對外政策時都會進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慮成本和收益作為制定對外戰略決策的出發點。究竟是將這個地方變為殖民地，還是保持其原樣；是由英國人來直接統治，還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這些問題的關鍵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當一些地方沒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備的社會組織或政府機關時，英國人可能就會直接占領此地作為殖民地。如果當地有首領（哪怕只是酋長），英國則會利用一下這些首領，然后一步步地使這一地方殖民化。
    英國人明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完全摧毀其國家機器，進而建立起一個新殖民政府的代價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國人也承認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國交戰只是先迫使中國開放市場。這就是我們第一講中說的，英國把中國拖入其世界體系的第一步。英國之所以迫使中國割讓香港，就是出于此種目的，當年派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也是想謀求一塊地方作為其商業據點。馬嘎爾尼的理由很簡單，當年明朝政府給葡萄牙人一個澳門作為據點，為什么現在不能給我們英國人一個呢？當時英國人考慮了寧波，考慮了舟山，最后選定了香港。香港的確算得上是中國的第一良港，中國從北到南，沒有一個港口比它好，英國畢竟是海洋國家，眼力真好。
    所以盡管英國人派來了艦隊，但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他們還只是想恐嚇一下中國人，如果能通過恐嚇達到目的，那就輕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國艦隊直上天津白河口，這里畢竟離中國的首都更近，恐嚇會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協了。不過，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說，洋人在廣東蒙受了冤屈——被林則徐枉法冤屈了，他們派艦隊前來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覺得自己的冤屈無法在本地得到解決，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樣。道光皇帝以為就是這種事兒，他想，既然他們喊冤，我們可以去理直啊，我們去把這事擺平不就完了。他不認為這是一場戰爭，而把其當做了一場訴訟，自認為派出欽差大臣去廣東為英國人平反冤屈就沒事了。道光帝的這一想法在當時檔案里有記載，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當琦善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廣東以后，很快發現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問題。英國人仍然是想要中國開放口岸，以達到和中國人經商的目的，他們甚至還要求獲得一個據點。談了半天還是這個問題，給還是不給？顯然，琦善身為欽差，其實沒有權力答應或拒絕這樣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說了一句他可以考慮這個問題之類的話。這邊英國人就以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國人誤認為琦善跟他們一樣，在涉外談判中可以是國家的全權代表。他們不知道，在中國沒有這回事，中國還沒有新式外交，沒有這種全權代表的概念，欽差大臣雖然位高權重，卻根本沒有這個權力。此時林則徐在廣東還沒走，就把琦善的行為寫進奏章，通過廣東巡撫遞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派他去辦事，怎么把國土給賣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中英的戰爭技術和戰略對比
    琦善被免后，鴉片戰爭的第二階段也就開始了。這里有個問題，就是為何英軍不立刻把廣州占了。其實原因很簡單，廣州離北京太遠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這個帝國的一個通商口岸。天高皇帝遠，廣州是唯一允許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國傳統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廣州能走在變革的前列，就是因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許態度。所以，廣州肯定不是帝國的要害。要想威懾清朝，應該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遠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駛入內地還很難說。然后英國人就想到了第二個攻擊目標，也就是漕運的起點，長江三角洲這一塊兒。他們之前就測量過了，大船從這里絕對可以駛入，他們知道，只要把長江這里一掐，就能斷絕漕運路線，北方政權沒有糧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們后來的歷史書卻說，英國人沒有在廣東交戰，是因為怕林則徐，在福建也沒有交戰，是因為怕鄧廷楨。其實，根本沒有怕的道理，他們怎么可能怕呢？
    從武器上講，雙方當時的差距并不算太大，當時英國的工業革命還沒完成，派來中國的軍艦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輪船也有，但還主要是作為輔助船只應用的。英國人的炮和槍基本還都是前裝式的，比我們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還處在一個檔次上。我們的火炮也是從前面裝藥，在后面點火，無非他們比我們裝藥快一點，射速高一點，也靈活一點。我們的艦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國人的船都是幾層的，一層層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艙里頭的炮架帶著輪子，可以活動，這樣就可以調整角度，裝填好炮彈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轟的一下，將炮彈發射出去以后，炮架就會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艙，船艙后都放著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對船體的破壞。當時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繩子牽引的，如果繩子斷了或是亂了，炮就有可能亂撞，甚至把船撞沉。歷史上多次出現過這種事故，就是作戰時船艙里的炮亂撞，結果把船撞沉了，所以發射火炮時必須嚴格管理。大家想想，這樣的火炮和當時中國所裝備的火炮相比，盡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幾十門炮齊射，瞄準的技術也更好，但基本還是處在同一個等量級的。中國沿海的許多要塞都裝備了大炮，后來林則徐到廣東整頓海防，發現這些海防炮沒有瞄準器，而且不能移動，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變革措施，不過，清軍的火炮的確沒有英國人的好。槍也如此，英國人當時裝備的是前裝燧發滑膛槍，而當時清軍也有三分之一的軍隊都裝備了火銃。單從人數上看，裝備火槍的清軍總人數應比英國的多，但是英國人的具體戰術是和使用火槍相配套的。他們作戰時組成方陣，當時不像后來這樣講究散兵線，士兵們會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槍，后排裝藥，前排射擊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頂上，層層輪換，有條不紊，這樣方陣就能夠保證不斷地發射。當中國人面對著這種能持續放槍的方陣時，不消一會兒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嚇散了，當然也就無法對英軍造成實質性的傷害。這種情況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見，真的不是中國士兵太慫，只是英國人的戰術真的太厲害了。英國人后來也曾經攻打過虎門炮臺，那些炮臺曾經被林則徐和琦善等人加固過，而且往上面增了許多兵，但是沒什么用，為什么呢？想想看，炮臺也就一小塊地方，平時幾十個人就足夠了，無非就是搬搬炮彈，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幾百人有什么用啊？沒什么用，只能是給人家當活靶子炸。而且我們的炮臺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蓋兒。那個時候火炮的威力還不算大，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就連開花大炮都不多。開花大炮用的炮彈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彈里再裝上*和*。那個時候好多的還是實心炮彈，威力有限，如果炮臺上加筑了頂蓋兒的話，炮彈一般射不進去，只會砸一個小坑，只有開花大炮才會在發射到預定目標后爆炸，此時威力才大一點，但如果防護堅固一點，也可以頂一陣。所以，當時如果炮臺有頂蓋，就能起到很好的防護作用，可是那時的炮臺基本都沒有蓋兒。去沿海的一些戰爭遺址參觀就會發現，那些炮臺外表看起來很不錯，開放式的，利于游人參觀，但打起仗來就不行了——被人瞄準了一頓猛轟，估計連人帶炮都會炸沒了，然后步兵登陸一沖，這邊就徹底潰退了。所以虎門一戰，關天培手下三千將士幾乎全軍覆沒，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軍只有幾個受傷的。你想想，這打的是什么窩囊仗。
    其實，鴉片戰爭之敗，不在于清軍的將領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愛國，也不是武器差太遠，關鍵還在于具體的戰爭技術和戰略境界比別人差太遠。清政府不知道炮臺還要修筑頂蓋，而且增兵也不是這么個增法，往炮臺上多增兵就是增大傷亡嘛。后來沿海的歷次戰役幾乎全是如此，唯一給英軍造成較大損失的就是鎮江，在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衛了他們祖先的榮譽。以前八旗兵很厲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現不好，這一次是他們最后一次閃耀光輝，副都統海齡率領他的一千青州兵確實打得很不錯。當然，英軍也太大意了，因為之前沿途的戰役贏得都太順利了，所以在攻打鎮江時他們沒有按照之前的作戰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國軍隊的防御體系砸爛，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陸——這一次英國士兵沒有準備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這一次英軍傷亡了一百余人。馬克思曾說，如果英軍一路都是這么損失的話，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畢竟英軍的總人數是很少的，但給英軍造成重大損失的戰役，也就這么一次。
    所以說，現在回望當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兩國軍隊在物質上的差距并不算大，關鍵是戰術境界差了檔次。我們的軍事思想和軍事組織已經落后了歐洲許多年，中國軍隊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專執火器的神機營，但從來沒有想過在軍事組織上進行革新，將冷兵器時代的肉搏戰法轉變為現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戰法。清朝統治者和軍隊將領或許從來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因為在此以前他們沒有遇到過像英國這樣的對手。而一旦遭遇這樣的強敵之后，他們就會覺得非常不適應。這么多能戰之士，從全國各地征調到沿海，卻是打一仗敗一仗。我們歷史書上所說的英雄，從關天培、定海三總兵到陳化成，這些英雄們的戰績都非常差，他們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較壯烈。其實海齡是打得最好的，但我們卻沒把他當成英雄。總之，中英之間軟件建設的巨大差距，導致這場戰爭一直呈現一邊倒的態勢，英軍最終打到南京，中國被迫與其簽訂城下之盟。
    開放教禁帶來了西方的輸入
    對道光皇帝來說，《南京條約》是莫大的恥辱。此前的清朝皇帝還沒有在戰敗的情況下跟對手簽訂過這樣的條約，所以道光帝覺得這種事落在自己頭上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說良心話，在當時的帝制時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個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說這個國家唯一需要擔當責任的就是一個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責任心，起碼從法理上講是這樣的。除非你有額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國平天下。但前面講過，清朝恰恰又是一個皇帝不讓士大夫胸懷治國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沒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積極性。這樣，全國只有一個皇帝要對國家大事負責，所以他確實是很難受的，但盡管他很難受，卻并沒有對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深入思考。在簽訂這個條約時，其實道光帝只是想盡快地把這事情解決掉，無論是賠錢也好，割讓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罷，他只希望把這件麻煩事趕快解決掉。包括后來嚴重損害中國司法獨立，讓我們中國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領事裁判權，也就是外國人在中國違法時，中國將對其審理的權力讓渡給外國領事，這個條款其實是中國人拱手相讓的。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時候，外國人在中國犯罪究竟由誰審理，按哪國法律審理的問題一直沒能解決，中國人不勝其擾，最后中國人讓外國自己處理算了，我們不管了。后來外國人也說，中國不是個法治國家，因此外國人不會將在中國犯了罪的外國人交給中國法官審理，這種事情一般是由外國領事負責，外國領事在此時就相當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國領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領事說了算。進入二十世紀后，中國人看到中國的法律無法制裁在華違法的外國人時，感覺非常痛心，但一開始這其實是中國人自己送出的，外國人根本沒提這件事，不過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納了。
    中英《南京條約》沒有規定開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項關鍵條款。英國人是個很有意思的民族，鴉片戰爭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覺得其他列強也可能跟中國打仗，所以在《南京條約》的附件中有一項“利益均沾”條款，其中規定，大清帝國以后跟其他西方國家所簽訂的條約，其效力應對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別國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著沾光。之后法國、美國就跟著來了。法國當時是羅馬天主教教皇的護教國，也就是說它有支持宗教傳播的責任。在中法《黃埔條約》中，對比《南京條約》多了一項條款，就是開放教禁。這個條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國也曾對西方天主教開放過，后來因為禮儀之爭斷絕了，到雍正時期就徹底禁教了，這一次又開了。開放教禁以后，事情就發生了很大變化。法國人的意圖只是開放天主教，雖然新教其實早進來了，但也通過條約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傳入在中國引起過很多糾紛。天主教主要在農村傳播，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鄉村引起過很多很大的糾紛，總是生出一些群體性事件來。新教在傳播中雖然引起的糾紛不多，但它給中國帶來的變化和影響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國起義的誘因之一就是新教的傳入。后來中國的變革，從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甚至到民國后的軍閥時期，很多都跟新教有關。真正在中國有影響的傳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傳教士，這很有意思。還有像《萬國公報》這樣由新教教士創辦的報紙，對中國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啟蒙作用。也就是說，開放教禁，其實也就是開了一個后門，借著這個后門，西方思想借著傳教士的力量再次輸入進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是要靠信息的輸入，而不是槍炮，槍炮只是一個引子，要想真正讓這個古老的帝國發生變化，其實還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輸入，而當時的信息輸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說，關于新教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以前的中國歷史研究中，可能長期被低估了。
    傳統歷史締造的兩個神話
    傳統的灌輸式歷史，關于鴉片戰爭曾經創造了兩個神話，如今都需要我們破解。
    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話。它實際上最初是一個民間流傳的范本，民間常常流傳楊家將、岳飛傳之類的愛國故事，在這種故事的敘事中，忠于國家的將領在前線殺敵報國，一般來說是勝券在握的。但他們最后失敗了，為什么呢？民間的說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搗亂。這種敘事的邏輯是：如果后方沒有奸臣搗亂，中國人將每戰必勝。
    這種忠奸格局盡管是民間敘事，但對朝廷畢竟還是有影響的，這在鴉片戰爭中特別明顯。在民間敘事中，林則徐是忠臣，洋人們都怕林則徐，穆彰阿、琦善他們則是奸臣，專在后方搗亂，如果沒有他們，鴉片戰爭的結局肯定不會是這樣。當然事實并非如此，洋人們怕林則徐嗎？其實不怕，后來林則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謙一起組織抵抗，也是照樣失敗。事實證明，琦善來了之后，并沒有削弱廣州的防務，最后還不是一敗涂地。林則徐一個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敗局的，他也就是剛睜開眼睛而已，睜開眼后他也沒有辦法來戰勝這些洋人，他也手足無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線的就是忠臣，身處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論著告訴我們，待在后方還沒有上前線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兇，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線就完了，因為他們發現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兒。而且這些京官一般都會驚呼滿地都是漢奸，他們都很疑惑，在中國打仗，為什么中國人都向著英國人啊！他們的驚詫有道理嗎？沒有。我看材料時發現，當時多數中國老百姓在戰爭中其實沒有什么立場，因為他們的觀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國歷史上，兵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歸屬于一個封閉的組織。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們的紀律就會很不好，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搶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語說，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兵來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說法，注意，這里躲的不是敵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軍來了中國老百姓也躲，不過，從現有的材料來看，當時英軍的軍紀要比清軍好一點——我們老百姓會跟英國軍隊做買賣，因為他們發現洋兵很少欺負他們。在長江沿岸，只要英國軍艦泊岸了，農民們就挎著盛著茶葉蛋什么的籃子，很勇敢地爬上大軍艦，跟英國人做交易。這個真的沒辦法，老百姓們都沒有什么立場，但不能因此就說他們都是漢奸，至少，當漢奸還是要有條件的。
    但是，當時到前線的官員都很恐慌，感覺遍地都是漢奸。然后就有人問了，為什么清政府不發動群眾，讓英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其實清政府也想過，好多朝廷命官都想發動群眾，借此組織民團。于是，另一個神話也在戰爭中逐漸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這有點類似老虎棒子雞的游戲，中國人骨子里都喜歡這個游戲，其實它也是個神話。即使朝廷成功地發動起群眾，他們也未必頂事。像三元里抗英這件事，其實就經過了我們長期的演繹加工。英國人明明就損失了一個人：英國人用的是火繩槍，需要用明火將引火索點著，然而當時大雨如注，火繩槍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個英國士兵就被中國農民用鉤鐮槍給鉤去了。英國人發現后，又派出一個燧發槍連的士兵去把受圍困的軍隊救回來了。就這么一件事，卻演繹成了三元里抗英斗爭大捷，殺死一名英軍少校等。如果當時我們的民眾真的同仇敵愾，能對英軍產生這么大的威脅，那當時朝廷或地方政府發動發動群眾不就能打贏那場仗了嗎，也就不用簽條約啊。而且，當時政府其實一直在發動群眾，很多檔案材料都可以證實這一點，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這個故事也是一個神話。缺乏組織而且沒有什么先進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會抵擋得住英國的正規軍呢？根本就抵擋不了。
    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步
    鴉片戰爭結束之后，中國開始邁出近代化的第一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也贊同將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自此開始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盡管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但中國官方卻一直想辦法去抵抗，就是明開暗封。你們外國商人不是來了嗎，來了我不讓你賣出東西。當時外國人也是異想天開，一看到中國開放了，就把各類大宗商品嘩嘩地往中國運，就連刀叉、睡衣、鋼琴都運來了，但這些玩意兒中國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賣不出去的。當時外國人對中國市場還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體的商貿規則還沒有制定，所以開放口岸之初，開展正式的中外貿易還存在許多障礙，此時仍然是以走私貿易為主。但有一個變化，關鍵在于他們把上海作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這是英國人最聰明的選擇之一。
    當時上海還是一個小縣城，一個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縣城，本身主要是長江所攜帶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發展歷史比較短，沒有什么底蘊。但上海的優勢在于位居長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體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個延長點，以廣大的長江沿線為腹地，尤其是以長江中下游這一地區為支撐。而那里從唐以后就是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這一帶的農民沒有多少自然經濟的概念，他們的生產主要是為了交換。比如，農婦的紡織業基本就跟包買商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包買商把原紗批發給各家各戶，等他們織成布后再以較高價格收回來，這種形式作為一個巨大的商業網絡在江浙地區長期存在。在開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廣東十三行這樣的官商機構控制對外貿易，此外只能進行非正規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貨物就是鴉片，這是一種非常惡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這里就不一樣了，本來這一地區就有很強大的商業潛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場網絡和商業傳統，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達成一致，很多原來在澳門、珠海一帶跟洋人打過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發展機遇，于是這個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買辦商人，上海的廣東幫逐漸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對外貿易總額已經超過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
    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不愿意在城內居住，希望在城外規劃土地建房，當地官員也覺得管理外國商人比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員就跟外國人簽訂了一個租地的條約，即后來外國人的居住區發展成租界的雛形。現在的上海市就是圍繞著租界開始發展的，原來老的縣城反而被冷落了。當時租界外邊是華界，華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辦法，于是，整個城市都以租界為發展的模仿對象。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的出現，也在日后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從前的上海就是一個小縣城，無論是從政治還是經濟方面都沒啥地位。但從此以后，上海不僅一躍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很多事兒都是在上海發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強。上海的出現，使中國的政治地理格局發生了改變。
    清政府對鴉片戰爭的態度，如剛才所說，是希望盡快把這場戰爭以及它所帶來的影響消解掉，統治者希望假裝這事情沒發生過。于是，整個朝廷對這個事就不再說話了，只有少數人開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說梁廷枏，他有一本筆記叫做《夷氛聞記》。他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西方，從而著有這本筆記。更偉大的是魏源，他根據林則徐編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資料編了《海國圖志》。現在有人批評魏源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書成之后居然完全沒有提到林則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樣，他還是做了很大的貢獻的。做得最好的，當屬徐繼畬，他當過巡撫，編了《瀛寰志略》，這本書是當時中國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實還是比較馬虎的，《海國圖志》有些地方很想當然，到了《瀛寰志略》這里就很不錯了。但這樣一些努力當時都被埋沒了，他們絕對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們的書在當時沒有多少人看。此前還有一個福建的士人，曾被擄掠到西方，后來寫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繪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沒有多大影響，發行量非常小。當時不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鴉片戰爭給忘了，士大夫都假裝不知道。畢竟此時還只是五口通商嘛，整個內地還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貨，除了鴉片。而鴉片此前已經輸入，所以大家覺得都無所謂，從上到下競相裝鴕鳥。沒有人想辦法去改善軍備，改易軍事制度，或者學習西方造點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藝不行，造不出來，就算了，沒人想去買一艘回來仿制。《南京條約》一簽，所有事情就過了，然后就想怎么把開放了的幾個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個口子，現在多了四個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唄，我還可以把它們封上。于是，隨后就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在英國人和法國人要求續約的時候。這場戰爭在國外被稱為“亞羅戰爭”，也就是由“亞羅號事件”引發的戰爭。我們的歷史書也講過，所謂的“亞羅號事件”，其實是一個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掛著英國國旗的中國船，被中國水師查了一下，然后有個中國士兵把那面英國國旗拽下來，踩了一下。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這本來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過外交交涉解決的，但在當時卻比較麻煩。首先，當時中英還沒有建交，當時中國政府還沒有承認英國外交使節的正當性，那該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國也沒有什么衙門可以和英國使節交涉，哪個部門愿意出面擔當呢？禮部不買賬，理藩院也不管，也沒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兩廣總督出來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問題在于，當時的英法兩國，尤其是英國，根本就不想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它們不希望這一事件被簡單地處理掉，而是想以此為借口，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英法覺得五口通商很不夠，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開了和沒開一樣，所以這一次必須讓中國真正地開放市場，必須要讓通商口岸擴大到沿海各處。其次，要跟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也就是讓中國政府承認外國公使的正當地位，允許其進駐北京，而且中國也必須派出使節到外國。總之，要迫使中國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能夠不打仗當然更好。但他們確實希望利用這件事給中國政府增大壓力。如果通過談判或是恫嚇的方式能達到目的的話，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嚇不起作用的話，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燃起了戰火，廣州淪陷，葉名琛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當了俘虜，給弄到加爾各答。其實，葉名琛的行為并不是個笑話，在那個時代，葉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動表明自己是個負責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這樣了。他以及他所率領的軍隊的確抵擋不了英法聯軍，換誰誰也抵抗不了，只有當俘虜；當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沒有完成，皇帝不讓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當俘虜；當了俘虜他表現得很英勇，不食敵粟，自己帶了幾袋米到加爾各答，把這幾袋米吃完后，就絕食死了。葉名琛的悲劇實際是朝廷的悲劇，面對這樣的危機，朝廷只會裝作不知道，當鴕鳥，拒絕英法兩國的要求。但其實真能裝得了嗎？裝不了！要說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豐皇帝，道光皇帝的兒子。此時太平天國起義勢頭正勁，南方幾個省都在太平軍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經內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應英法聯軍的要求。事實上，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簽訂的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相比，除了賠款數額加了一點以外，沒什么本質區別。為何會這樣呢？本來清政府已經答應了，后來英法公使進京換約，外國公使提出從天津大沽口走比較近，從大沽口溯白河這條線路進京比較方便。但清政府堅持讓他們從北塘走——咸豐皇帝已經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著兵，如果公使從北塘走，就可以讓人化裝成土匪偷偷打他們一下。咸豐帝非常喜歡僧格林沁，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做鴕鳥這種想法上是一致的。
    為什么咸豐帝想讓僧格林沁打外國公使一下呢？盡管當時戰局已定，只要換約完成，《天津條約》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豐帝對于外國公使進京這件事是非常不高興的，他寧愿多開放幾個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國公使進京，乃至互派使節。中國人真正以駐外使節的身份出訪他國是十幾年后的事情了，當時根本沒想過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國人進來，哪怕外國使節只有幾個人。因為他們從不下跪，對皇帝來說，這就是大問題，以前乾隆時還能把人趕走，現在卻只能讓他們在北京城里待下來了。咸豐相信，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禮將是對中國禮制的重大威脅。咸豐擔心，如果外國公使見皇帝不下跪成為榜樣，那么其他臣民見他也就不會下跪了。他認為自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對他下跪的基礎上的，行跪禮象征著對其統治體系及其帝國的臣服，臣服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道德，不能被沖擊。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公使進駐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沒有跟著他們學，人們都認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還是清帝國的臣民，所以照舊向皇帝下跪。其實，傳統的帝國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們只是想復制一個跟原有體制一樣的體系，從來都是如此。所以，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沒有引起中華禮制的崩潰。但是在當時，皇帝就是這么認為的，所以很恐慌，想盡辦法要攔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損招偷襲一下人家也要攔住。后來英法公使仍然堅持從大沽口走，結果就被防守大沽炮臺的清軍襲擊了。當然，這個畢竟還能看成是外國公使不守規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從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襲了他們，那就不好說了。
    大沽口的襲擊似乎有點理虧，是因為他們畢竟只是使節，是進京換約的。當然，這也不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全部理由。還有一種說法，英法聯軍進京后，發現此前的使團被關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給他們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們就很憤怒，進而燒了圓明園。其實，這些憤怒也都不能說明他們非燒圓明園不可。我覺得圓明園之被搶、被燒，與這個園子懷璧其罪多少有關。這么大的園子，有這么多好東西在里頭。在那個年代，戰爭都帶有很強的商業性質，一般軍隊在戰爭中都會公開搶劫，從歐洲封建時代后期開始就已經是這樣了。戰爭就是商業行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虜，然后就去要贖金；打贏了就占據某個地方，然后搶東西，這也可以看成是某種賠償。可見，當時的戰爭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對英法軍隊來講，干這種事也不稀罕。雖然說在他們國內已經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這類作家，覺得做這種事很丟人，但是就當時國家整體而言，他們的道德水平就這樣。國際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實是逐步提高的，那個時候還是叢林時代，叢林時代的道德規則就是弱肉強食，所以只要找個借口就能公開地搶。
    最后，圓明園被搶了，皇帝跑了，條約也重新簽。除了損失圓明園，損失了藩庫的銀子，損失了大量的金銀財寶之外，條約還是那個條約，《北京條約》就是《天津條約》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間，俄國人還趁火打劫，把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全部搶走了。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地沒有人，幾乎千里無人煙。清政府認為關外是龍興之地，不許漢人往東北遷徙，所以那一帶長期無人。俄國政府借助哥薩克組成的拓邊隊，逐步往里滲透，直到把這片土地完全占據。等到失去了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果東北長期無人的話，那么這一帶早晚會被外國勢力占據，于是才逐步開放柳條邊。今天東三省，包括內蒙古東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從山東、直隸以及山西遷過去的。其實漢人很早就有移民動機了，只是清政府不許而已。
    中國在對西方的逐步開放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開小口到開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我們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總理衙門），這個過程一般認為是二十年。當時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這種必然也必須的開放是對立的，在他們看來，我們和西方建立外交關系，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們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歸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說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別來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來的時候，能不能假裝不管我。咸豐講了，只要公使不進京，或者不當著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賠點銀子，多開放幾個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來，維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時期，進駐北京的外國公使第一次覲見皇帝后，清廷讓他們從邊門走，而不是讓他們從朝臣常走的正門，即東華門走。中國人很高興，我們終于贏得了一次外交勝利，羞辱了他們啊。其實外國人并沒什么感覺，我見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宮那么多門，他也搞不清楚哪個是正門哪個是偏門。在東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為這種禮儀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說，這種意淫的觀念，這種跟面子相關的所謂的禮儀，在一些人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實際上，當你發現占了很多小便宜時，可能你已經吃虧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