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孫樹興和李效時為長城公司效勞夾有私利因素的話，那么，在當時確實有一些專家和學者對沈太福的集資模式表示由衷的贊賞，其中便包括老資格的社會學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在1993年1月，費老撰文《從“長城”發展看“五老”嫁接》，對長城模式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他所謂的“五老”是老大（國有企業）、老鄉（鄉鎮企業）、老九（知識分子）、老外（外資企業）、老干（政府官員）。費孝通認為，長城公司在高新技術成果的委托加工、成果轉讓、搞活民間金融、對外合作以及發揮老干部余熱等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績。

到1993年年初，沈太福先后在全國設立了20多個分公司和100多個分支機構，雇用職員3000多人，主要的業務就是登廣告、炒新聞、集資[3]。到2月份，長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共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投資者達10萬人，其中個人集資款占集資總額的93%。集資款逾5000萬元的城市有9個，北京的集資額最多，達2億多元。隨著集資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講的故事也越來越離譜，他宣稱擁有300多項專利技術，“其主導產品高效節能電機已在各生產領域應用，已握有15億元的訂貨量”，同時，“在全國數萬家民辦科技企業中，長城還是唯一一家納入國家行業管理的”。事實上，在這段時間里，長城公司只售出電機50多臺，價值僅600多萬元。為了制造經營業績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億元集資款變成公司的營業銷售收入，然后向稅務部門繳納了1100多萬元的稅款。與此同時，沈太福在人際公關上大下功夫，先后聘請了160多名曾經擔任過司局長的老同志擔任公司的高級顧問，由此構筑起了一個強大的官商關系網。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于是，他下令終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于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凈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莊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后，他當即宣布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嘩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于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布，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后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干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著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20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4]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盡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后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后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余元，構成了行賄罪。法院于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著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說：“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里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采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5]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說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么，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周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于，經濟呈現出全面復蘇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營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

憂則在于，投資的超速增長正在誘發一系列的相關效應。英國的《經濟學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終稿中便警告說：“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上一次在1988年，中國幾乎著了火。”上半年，全國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華西村的吳仁寶就狠狠地賺了一筆。與此同時，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變得有點紊亂，地下錢莊格外活躍，民間的資金拆借利率越來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虛設，那些有門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從銀行貸到錢，轉手就能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對這一局勢，6月份，朱镕基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央行下文嚴令“各企業單位必須把錢存進銀行，要走正路，不許搞體外循環”。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決心嚴肅處理沈太福“長城事件”——在領導者看來，如果縱容沈式融資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無從談起。

朱镕基在經濟治理上的強勢風格，在對金融秩序的維護以及對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朱镕基開始用一種更專業、更具體細微的方式來管理中國經濟。

朱镕基于1991年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此前他曾經長期工作于國家經濟委員會。在上海主政期間，他以親民和對官員的嚴厲管理而聞名，上海的某些廳局長向他當面匯報工作，小腿肚子會發抖。在他北上之際，一些國際媒體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認為他那種管理風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開，有人甚至預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6個月。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朱镕基在此后的10年內主導中國的經濟，并成為繼鄧小平之后，對中國經濟改革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戰”是清理三角債。[6]當時，各企業之間拖欠的“三角債”已累計達3000多億元，其中80%是全國800多家大型國有企業拖欠的。幾年以來，年年清欠，卻越清越多。朱镕基面對的是一個積重難返、幾成無解亂局的債務連鎖現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還沒有坐熱，朱镕基就趕赴“三角債”糾結最深的東三省，親自坐鎮，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套鐵拳式的解決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億元，東北問題基本解決。

帶著一片贊譽聲，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開全國清理“三角債”電話會議，他用長途電話、傳真、電報向全國各地政府下達了一道口氣強硬的“軍令”：“各地務必在1991年9月20日21時以前，將你省（區、市）固定資產投資拖欠注入資金情況（銀行貸款、自籌資金和清理項目數），報至國務院清欠辦公室，如果做不到，請省長、自治區政府主席、市長直接向朱镕基副總理匯報，說明原因。”朱镕基還明令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給予監督，詳細披露各地清欠的進展情況。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時清欠，令出必行，讓各地官員無從躲避。到1992年5月，全國總計共清理固定資產項目4283個，收到了注入1元資金清理3.5元欠款的效果。困擾中央和各地政府、企業數年的“三角債鐵鏈”終于被解開。經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有的務實和強硬風格確立了自己的治理權威。

清理“三角債”首戰告捷之后，朱镕基在金融領域開打“第二戰”，他在金融政策的調控上再顯鐵腕手段。

首先，他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下定決心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對于任何有可能擾亂現有金融秩序的行為都嚴懲不貸。在這種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案便被視為頂風作案而受到了最嚴厲的懲處。

其次，他頂著巨大壓力，提出分稅制，重新梳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多年來，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國營企業的發展，靠的都是中央財政的投入，用經濟學家馬洪的話說，是“一個老子，養了成百上千個兒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到90年代初期，中央財政已非常拮據，不得不靠大量發行貨幣來解困，因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危機則讓人不寒而栗。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時出任財政部長的劉仲藜回憶說，他曾經三次找朱镕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镕基不允許。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財政體制的弊病，從上海和北京可窺見一斑。上海實行的是定額上解加遞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財政收入165億元，100億元歸中央財政，65億元歸地方財政，每增加1億元，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結果，上海實行財政包干5年，年年財政收入是163億~165億元之間，一點沒增長。對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遞增包干分成模式，約定的年增長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財政增長從沒有超過4%。中央政府在這種財政分配體制中表現得非常被動。鑒于這種現狀，朱镕基采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稅制的想法，一個多月后，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出臺。為了說服各省，朱镕基在隨后的兩個多月里，奔波于全國，一一說服，其間頗多拉鋸、妥協，但是，實行全國統一分稅制改革的大原則始終沒有動搖。[7]

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1994~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占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埋單”的現象大量存在。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后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是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