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太平的時候，這年頭也是過得格外的快。仿佛就是眨了下眼睛，時候便就到了隆慶四年。</br></br>三年多的時候不算長，但也不算短。除了番薯這些東西，已盡在種不得稻麥的地方生長起來外，各地的錢莊也已成風行之勢。</br></br>隆慶二年末，內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蕭墨軒上疏。各地私設錢莊，須押錢銀入“朝莊”做保，其名“兌押”，否則不得經營。</br></br>押銀入朝莊作保，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始，小一些的錢莊，甚至不得不把大半的金銀全部送入朝莊。</br></br>但是這樣做，卻也不是沒有好處。押金銀入保的錢莊，此后便有了兌換朝莊金券銀票的資格。而若是私營的錢莊有事，自然也有朝莊那邊出面幫著打理善后。</br></br>而金券銀票，比起金銀實物來說，攜帶更是方便。數年前，只那京杭大運河上往來的商人，裝了半只船的金銀去買賣貨物的也有。若是用了金券銀票，就連只包裹放了也足夠，其中的風險和運費，更是省了不知道多少。</br></br>于是數年之間，金券銀票便在全國通行開來。初時仍有在江南或是四川湖廣拿了銀票，再去京城的錢莊里兌換了去買賣的。至后來，就連兌換也省得了，都直接拿金券銀票交易。只是金券銀票初行時，只在各地的朝莊內通行。每月便換一套密押，尚且保得住那偽造的手藝，尚無所失。后來擴展到各錢莊也可通存通兌之時，只一套密押便有些保不住了。</br></br>其中隆慶三年二月，假券之害最盛，只南京一地，冒領者即竊銀愈萬兩，全國各地失銀總數近二十萬兩之巨，朝野震動。朝莊之信。也幾乎毀于一旦夕。</br></br>大明朝若不是仍有一個蕭墨軒在，而是其他人想出的法子，只怕此時的朝莊便要倒下去了。</br></br>其實早在隆慶元年的時候。蕭墨軒便決意要直接用水印防偽的法子去制作銀票。水印防偽，是十三世紀的意大利造紙匠們在無意中發明的。</br></br>首先將水印紙用在鈔票上地，也有兩個說法。一說是1666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另一說是1772年德國發行的薩克森紙幣。</br></br>總而言之，1564年的時候。不論是大明朝，還是世界各國。都沒有想到把水印用在紙幣上去。尤其是這時候地大明朝，對這種從來沒有體現出任何實用價值的東西根本一無所知。</br></br>但是之所以一直拖到隆慶三年還生出假券的禍害來，實在是連蕭墨軒也低估了其中地手藝。水印造紙，其實說起來也簡單，只要在盛紙漿的抄紙簾上編織上凹凸不同的花紋就可以制出。</br></br>可要將其中地花紋制作的難以模仿。又不影響印刷，倒是有難度了。</br></br>造券用地紙，也得了皇上的特允，命內衙寶鈔司**。所用的紙，也用太祖皇帝用過的桑皮紙，禁民間采買。</br></br>最后仍是卡在水印花紋一路上，改了又改，變了又變，直到隆慶二年的九月。歷史近兩年才制了出來。</br></br>隆慶二年七月。廷議改《大明律》，增設其中錢銀一項。凡偽制朝莊金券銀票者。罪即與造私錢者同，斬不赦。</br></br>隆慶二年十二月，準各地錢莊經營兌換朝莊券，假券始現。次年一月廢舊券，以新制水印金券代之，所以才有了二月份地假券大害。用蕭墨軒的話來說，就是“最后的晚餐”，旁人雖聽不懂這話的意思，那“最后”二字卻是明了。</br></br>雖然知道假券盛行是因為有錢莊里出了內鬼，泄了密押的底細，卻又無從追究。只從三到六月間，禁兌金銀，凡十兩以上銀票須積在一起，發文至京師堪對。</br></br>此三月間，因為禁兌金銀，也是鬧得鼎沸，多有鄉間云朝廷欲吞民銀。好在朝莊的股東，都是鎮得了一方的大戶，才沒鬧出事來。</br></br>從朝莊設立的那一天起，到改水印券，蕭墨軒拉各大世家入伙的好處，也是發揮地淋漓盡至。</br></br>期間，各地因為偽票而起地官司也是以數百起論。其中誅制假者十六，販賣者上百。奪其田產以為賠償，余者充國庫。</br></br>六月底，盡以水印金券銀票行于天下，廢密押。初見之，民莫能仿之。其上又加“紅，藍，黑，黃”套色疊印花紋及難摹之花紋印章。此外，各地錢莊又增辨鈔掌柜，專司辨鈔一職，民間亦尋其辨真偽，其俸祿同九品，造官冊，由吏部入籍，只是不與他官通。</br></br>此前或有欲仿制者只那一項疊印花紋便是難制。印券的雕版，都是手工刻制，即使同一個人，刻兩個出來也絕不會一樣，仿制者印出來后多以手工畫筆加繪之，連辨鈔掌柜那里就未必過得了關。新券出后，疊印花紋愈加難仿不說，一時間更是學不了“朝券”上地水印花紋，假券之害乃止，錢莊之勢比前更盛。</br></br>按照蕭墨軒估計，假券之害至少十來年間可平。而十來年后，以如此大一份產業之力，換出更難仿的水印，甚至銅版雕刻，還有新紙，新墨也問題不大。假券完全消除是不可能，但是卻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另在辨鈔掌柜的指教下，十來年也足夠讓大部分百姓能識得假券了。隆慶三年秋，戶部核準各地官倉，其年雖有數處受了災害，可其中十之四五竟溢。其中江南和湖廣，四川三地，竟多有存糧無出而腐爛者。</br></br>以十畝地為例，以前盡種稻麥，風雨順時，所得至多四五十石。現分半者為番薯等新糧，風雨順時，五畝獲稻麥二十五石，五畝獲番薯玉黍七八十石。即使時節不濟，十畝地所產亦不下六七十石，比歷年大豐尤過。</br></br>是年，糧價大賤。民爭入他坊為工，以獲金券。富戶則爭改其田為桑麻，以求多入。</br></br>只隆慶三年十二月底，由南京送到的文書備記即錄，隆慶三年間，南直隸增設大小織坊共三十一座，織機五千多張，增產絲綢棉麻布六萬多匹。</br></br>次年開春，布價亦大跌。有自蜀中至京師者云：蜀錦不貴，道上行者皆著緞。</br></br>帝聞言大喜，親攜蕭大學士詔告太廟，加其為太子太保。</br></br>從歷史上看，明末的土地兼并確實存在著極其深遠的負面效應，可偏偏在隆慶帝和蕭太保手中，卻成了另外一種局面。</br></br>在足夠的糧食供應下，糧價日跌。大明朝也才六七千萬人口，比起以后的十多億也算是地廣人稀，可用的土地甚多。各省富戶，自此皆不以地廣為豪，咸數所擁金銀及作坊之數。</br></br>隆慶三年七月，蕭少保又上疏請廢不準商人著絲緞及子弟不許入學之法。是年，商稅入京城越百萬，幾近田稅之數。帝喜，準之。</br></br>若是說大明朝商人地位皆低下，倒也不準確。向來商人中都有這么一份特例的，那就是掌了天下錢稅四分之一的鹽商。</br></br>尋常的商家子弟，就連科舉的資格也沒，可偏偏那些鹽商家里，不但可以考，還有額外的“商籍”，商籍的子弟，甚至比起尋常子弟更容易錄取。王崇古和張四維，也都是鹽商家的子弟。</br></br>不過朝廷的恩惠，從前也只到了鹽商這一級便停了。直到隆慶三年，商稅幾乎與田稅相等，且勞作者皆得食，未誤田產。再加上蕭太保的上疏，才降下了圣恩。</br></br>圣旨傳下，商家多有焚香遙祝者，皆言圣上萬歲，蕭太保千歲，輔佐皇上至千秋也。</br></br>在歷史上，張居正的兒子張敬修在被抄家的時候，也對張四維這么說過。可是眼下這些尋常人家對著蕭墨軒說起來，倒是大為不同，真是一番實意了。</br></br>江南和蜀地的絲綢布匹高產，在一地自然是消耗不盡。</br></br>糧食的豐產，絲綢布匹的充盈，再加上金銀券的通行，使得商旅日盛。不但是絲綢糧食，其他比如延寧的五寶，嶺南的干果，江西的瓷器，以及各種酒宴器具等等物什，也通過無數條大道運往全國。</br></br>當年九月，原廣東總督，現兵部侍郎張臬征南洋返。南洋至印度一線，皆握大明之手。朝廷設南洋鎮撫司，經蕭墨軒舉薦，以張四維為首任鎮撫使。蕭太保，想了個周全，終于給未來的“張首輔”尋了個合適的位子，讓他去和努爾哈赤做個伴。</br></br>南洋鎮撫司的建立，使大明朝內幾乎已經快要要膨脹的貨物，頓時像是找到了一個宣泄口。南京龍江船塢，年內造船近百艘，獲利數十萬之多。寧波，泉州，廣州各地的碼頭，真正是千帆競流。</br></br>偌大一個東方帝國，再此時也漸漸呈現出一片歌舞升平之勢。但是太平的日子里，風暴的誘因往往藏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br></br>隆慶四年二月，一份看起來其貌不揚，毫無分量的奏折，輕輕的放到了司禮監的文案頭上。</br></br>寫這份奏疏的，也只是一個尋常的戶部給事中，名叫張齊。張齊，這個名字從來就沒有被人重視過，他的本人就和他的那份奏折一樣，其貌不揚，毫無分量。</br></br>可偏偏就是這份其貌不揚的折子，卻要在朝廷里引起一場偌大的風波。</br></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