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失敗基因”

導致中國一大批草創型企業家被“集體淘汰”的原因有很多。而通過對眾多失敗案例的剖析，我們發現其中最為致命的是：中國許多企業家的體內潛伏和滋生著一種共同的“失敗基因”。正是這些至今不為人察覺的“失敗基因”，使他們始終無法真正地超越自我。在本書所描述的10個敗局中，我們力圖捕捉到這些“基因”：

第一，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關懷意識。

草創型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在某種意義上算得上是“功利的、不擇手段的理想主義者”群體，在這個特殊的群體中蔓延著一種病態的道德觀。當關注史玉柱、吳炳新、姜偉這一代悲劇人物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異的現象。

這些企業家中的絕大多數就他們個人品質和道德而言算得上是無可挑剔，甚至律己之嚴達到苛刻的地步。他們的生活都十分儉樸，不講究吃穿排場，不做一般暴發戶的擺闊嘴臉，為人真誠坦率，做事認真投入。同時，他們還是一些十分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擁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對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有著深厚的感情和責任感。他們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熱的民族經濟捍衛者。

可是，當我們考察其市場行為的時候，我們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們對民眾智商極度蔑視，在營銷和推廣上無不夸大其詞，隨心所欲；他們對市場游戲規則十分漠然，對待競爭對手冷酷無情，兵行詭異。而我們的公眾輿論和社會集體意識又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考量標準，對那些取得輝煌市場業績的企業家往往無意于追究其過程的道德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長了企業家們的功利意識。這一現象，幾乎成為阻礙中國許多新生代企業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

本書要解讀的是，這種種的蔑視、漠然和淡薄，最終必定會傷害到企業家自身及他們的事業。

第二，普遍缺乏對規律和秩序的尊重。

1800年左右，當法國經濟學家J. B．薩伊杜撰出“企業家”這個名詞時，他是這樣下的定義：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20世紀中葉，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熊彼特簡潔地描述說，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創造性的破壞”。

薩伊或熊彼特都沒有從道德的范疇來規范企業家的行為。甚至在工業文明的早期，連恩格斯都認為“原始積累的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腥”。如果我們用書卷氣的固執來堅持對一切經濟行為的道德認同，那顯然是不現實的。問題在于，當經濟或一個企業的發展到了一個穩態的平臺期后，經濟宏觀環境的道德秩序的建立及企業內部道德責任的培育，便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課題。一個成熟的、健康的競爭生態圈，不是簡單地在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條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追求利益，它更應該體現為法律與道義傳統、社會行為規范的整體和諧。

而我們的許多企業家則缺乏對游戲規則的遵守和對競爭對手的尊重。在捍衛市場公平這個層面上，他們的責任感相當淡薄，往往信口開河，翻云覆雨。他們是一群僅對自己、對部下、對企業負責的企業家，而對社會和整個經濟秩序的均衡有序則缺少最起碼的責任感，這種反差造成了他們的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的分裂癥狀。

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為榜樣。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牌理”是為蕓蕓眾生而設的，天才如我，豈為此限！于是天馬行空，百無禁忌。豈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么還要牌理干什么？一個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還有誰愿意跟他玩牌？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獲取的超額利潤，其實是以傷害大多數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為前提的，是通過以破壞市場秩序為策略而亂中取勝的。于是，在很多企業家兵敗落難之際，往往是冷眼旁觀者多，挺身救險者少，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冷嘲熱諷者多，同情憐惜者少，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普遍缺乏系統的職業精神。

深圳萬科董事長王石曾經概括過包括他自己企業在內的新興民營企業的七大特征：一是企業的初期規模很小；二是短期內急速膨脹；三是創業資金很少或沒有；四是毛利率較高，總是找一個利潤空間較大的行業鉆進去；五是初期的發展戰略不清晰；六是創業者沒有受過現代企業管理的訓練；七是企業家的權威作用毋庸置疑。

王石描述出了幾乎所有新興民營企業和草創型企業家先天不足的原因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像王石這般清醒意識到不足并努力提升自我的企業家實在是鳳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在他1995年出版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第一次指出美國經濟已經從“管理型經濟”轉變為“企業家經濟”。他認為，“這是戰后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出現的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此之后，中國的經濟學家中便也有人作出過類似的預言，高呼中國也進入了“企業家經濟”的時代。

但是，這樣的歡呼顯然是過于樂觀的。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經濟”應該具有三個基本的特征：一是該國擁有量大面廣的中型現代企業，它們以蓬勃的生命力成為這個國家經濟進步的孵化器和推動力；二是管理成為一門技術被廣泛地應用，由此出現了一個具有職業精神的專業型經理人階層；三是在經濟生態圈中形成了一個成熟而健康的經濟道德秩序。

如果用這個標尺來衡量，我們自然可以清醒地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離“企業家經濟”還有多遠？這也正是本書希望表述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中國企業家要真正成為這個社會和時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一項比技術升級、管理創新乃至種種超前的經營理念更為關鍵的工作，那就是塑造中國企業家的職業精神和重建中國企業的道德秩序。

本書不是一本闡述“為什么要塑造和重建”的書，恰恰相反，它是一本描述“如果不這樣做將會發生什么災難”的書。本書所寫到的10家企業及其企業家的跌宕命運，是過去10年里發生在中國新興企業中的最著名的10個悲劇。

它們之所以走向失敗，或許有著各自的緣由——偶然的，必然的，內在的，外部的……可一個幾乎共同的現象是：它們都是一個道德秩序混亂年代的受害者，同時，它們又曾是這種混亂的制造者。

失敗是后來者的養料

今天的中國企業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理性復歸的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進步和宏觀環境的成熟，那些產生激情敗局的土壤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的市場氛圍和競爭狀態也不可能復制，任何一家企業已不可能僅僅靠一個創意或一則神話取得成功。知識、理性成了新經濟年代最重要的生存法則。在這樣的時刻，研究這些以往的敗局及一代被淘汰者是否還有現實的意義呢？

吳敬璉先生在論及“新經濟”時曾經表達過一個很新穎的觀點。他說，新經濟并不僅僅是指網絡公司或所謂的“高科技企業”，它指的是所有擁有新觀念和新的技術手段并將之快速地轉化成生產力的企業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土豆片還是硅芯片，只要能賺錢都是好片。同理，企業的成長經驗與行業是無關的。無論你是一家傳統的生產果凍的工廠，還是一家吸引風險投資的網絡公司，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臺階，有很多是具有共性的。每一個企業、每一個新興的產業都有自己的狂飆期，有自己的激情年代。我們現在正置身其中的數字化年代，不也處在一個激情的洪流中嗎？此起彼伏的網站公司，令人眼花繚亂的網絡概念，給自己冠以CEO、COO等新鮮名詞的新興企業家們，誰能告訴我們，究竟要過多久，他們中的多少人以及他們的企業也將會出現在失敗者的名單中呢？

哪怕對于那些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來說，中國新興企業的失敗案例依然具有借鑒的價值。中國市場是一個地域差異性很大、國民特征很明顯的市場，東西橫跨上萬里，南北溫差可達50攝氏度，世界上很難尋找出第二個如此豐富和遼闊的市場。就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曾經創造輝煌營銷奇跡的“中國臺灣經驗”“日本模式”，均在中國市場上進行過嘗試，而相當多的企業也因此陷進了所謂的“中國泥潭”，舉步維艱，無法自拔。在這種意義上，研究10個經典的敗局案例或許可以讓這些企業在征戰中國市場時少遭遇幾個“經營陷阱”，少付出幾筆數以億元計的昂貴“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