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思想尤錯綜復雜，敘事手法變化莫測，這一切都使這部小說帶有一種“詭異”的色彩，故人們稱《金瓶梅》為“謎”一樣的小說。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細致地研究《金瓶梅》文本本身，以揭開籠罩于其上的層層迷霧。

一

《金瓶梅》的創作時間大致在1579—1610年，即晚明萬歷十年到萬歷三十年之間。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此書最早的版本是《金瓶梅詞話》，刻書于1617年左右。但這一版本并沒能流行于世，刻成之后不久就失傳了，直到1932年才重新被人發現。真正盛行于世的是《金瓶梅》另一版本，即刻于明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本金瓶梅》。此版本可以看成是文人墨客對《金瓶梅詞話》的改編和修訂。它重點改編了《金瓶梅詞話》的楔子、第一個章回開篇，以及近90個章回的回前和回后的詩詞。清代的學者張竹坡正是根據這版本對《金瓶梅》全書作了系統的評點，并盛贊此書為“天下第一奇書”。有張竹坡評點的《金瓶梅》是此書的第三個版本，即《第一奇書皋鶴堂批評金瓶梅》。《金瓶梅》版本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學術問題，至今仍無定論。由于《金瓶梅詞話》與《新刻繡像本金瓶梅》在內容上有著較大的差別，故美國學者宇文所安曾驚嘆世間有兩部《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國文壇上較為特殊的一部古典長篇小說。無論是在敘事內容和敘事方法上，《金瓶梅》與在其前的中國古典長篇小說迥然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就故事的來源來說，《金瓶梅》不是像《三國演義》、《水滸傳》那樣單純地依據歷史或傳說來構思故事，而是著眼于最為普通的現實生活，是在最為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故事來。這是《金瓶梅》與《三國演義》、《水滸傳》最為主要的區別。這種區別，代表著中國長篇小說在創作上開始與歷史故事和傳奇事件告別，同時也代表著中國長篇小說的創作找到了一個新的起點。由于在取材上不再傍依歷史和傳奇，《金瓶梅》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而《金瓶梅》幾乎用寫實的筆法講述了西門慶及其家族的故事，因此，它又是中國第一部以個人成長經歷為中心的長篇小說，也是中國第一部家族小說。

第二，在敘事方法上，《金瓶梅》并不是像以往的長篇小說那樣來單純地“講述”一個故事。其作者笑笑生有意地運用一種“反故事性”的敘事方式，最大限度地還原現實生活，體現出了生活的原生態。《金瓶梅》所講的故事，多是些日常生活的瑣事。按一般的邏輯來說，這類故事很難生動。但《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其才華就體現在他能讓這些生活瑣事變成鮮活而生動的故事。在這部小說中，寫得最多的就是人物之間的對話。而作者正是通過大量的人物之間的對話，讓故事在人物的對話中自己“呈現”出來。

第三，如果說《三國演義》、《水滸傳》所關注的是較為宏大的歷史問題，屬于宏大敘事，而《金瓶梅》更為關注的卻是生活中一些最為細微的細節問題。雖然，《金瓶梅》也有較為宏大的歷史敘事，如它關注到北宋滅亡這一歷史問題，但它所描繪最多的卻是微觀世界，是以一個小小的家庭變化來反映整個世界。這種敘事謀略，類似于佛家所說的“以一粒芥子而觀天下”。

在中國長篇小說發展的歷史上，《金瓶梅》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小說正逐漸地擺脫“說話”的傳統，由讓讀者“聽”故事，轉向讓讀者去“讀”故事。這一轉變是中國小說在文體形式上極為重要的變革，其意義非同小可。

出現在中國16世紀《金瓶梅》，在世界長篇小說發展史上也應該占有一席之地。它所出現的時期，恰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后期，正處在西方人文主義文學創作的鼎盛時期。按照蘇聯著名的文理理論家巴赫金的說法，西方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正是在這一時期孕育而生的。在世界文壇上，與《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同處在一個世紀的西方著名作家有：法國的拉伯雷（1483—1585年）、英國的莎士比亞（1564—1616年）、西班牙的塞萬提斯（1547—1616年）。單就作品的藝術表現形式來講，笑笑生的《金瓶梅》在敘事的技巧以及藝術表現力上，要遠遠地超越拉伯雷的《巨人傳》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完全可以相提并論。在某種意義上講，《金瓶梅》的出現，顯示出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早熟”。

在西方，能與《金瓶梅》相類似的長篇小說，直到19世紀中后期才在巴爾扎克、福樓拜的筆下出現。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金瓶梅》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在精神氣質上可以說是遙相呼應的。因而有學者把《金瓶梅》比喻成中國的“人間喜劇”，而笑笑生也被譽為中國16世紀的巴爾扎克。

《金瓶梅》在中國乃至世界長篇小說發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只不過，由于這部作品存在著過多的性描寫，使它不易公開發行，多被列為禁書。這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就其實質來說，《金瓶梅》應該屬于“成人小說”，是寫給那些生活經驗豐富、人生閱歷深厚的讀者的，而不是面向所有讀者。

在中國，《金瓶梅》自誕生之日起，對其評價就是“毀譽參半”。毀其者稱之為“天下第一淫書”，而譽其者稱之為“天下第一奇書”。在中國文壇上，從來就沒有一部小說像《金瓶梅》這樣，對其爭議是如此之大，而爭論雙方的觀點是如此的對立，簡直是勢不兩立。

《金瓶梅》距今四百多年。盡管年代久遠，但它仍然是一部“活在現實生活中”的小說。滄海桑田般的時代變化，并沒有使《金瓶梅》壽終正寢，變成一個古老的文物。恰恰相反，隨著時代的發展，《金瓶梅》這部古老的小說越發顯示出其獨特的魅力。即使在今天，在我們這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社會里，我們同樣會發現《金瓶梅》所展示的世界不是離我們越來越遠，而是越來越近。近到《金瓶梅》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們周圍，而其書中所寫的事件也常常就發生在我們的身旁。甚至我們自己就是其中的人物，有著和他們相同的心態。

《金瓶梅》是一本仍“活著”的小說，時間并沒有使它失去應有光澤。由于《金瓶梅》緊緊地貼近人生，反映出錯綜復雜的人性，昭示著人自身的罪惡，期盼著人自我的救贖，而這些都是人類生活亙古不變的主題，因而它會對人生有著重要的警示和教育意義。也正因如此，《金瓶梅》應該是一部真正的經典之作，應該是一部不因任何時代風尚之變而增損其本身價值的一流巨著。

二

《金瓶梅》是一部讀起來令人不安的作品。《金瓶梅》所寫的生活并不是陽光燦爛，而是灰暗不堪。《金瓶梅》以一種近于喜劇的筆法揭示了人生的黑暗。這種黑暗不僅僅是社會的黑暗，同時也包括人性的黑暗。在《金瓶梅》里美好的人性少之又少，而多的是人性的丑惡。眾所周知，19世紀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以一部《人間喜劇》，揭示了法國社會在資本主義初期金錢關系對人性的扭曲。誕生于16世紀的《金瓶梅》，同樣寫出金錢關系對中國晚明時期人們心靈及整個社會的戕害，深刻而真實地展示出生活在那一時代的人們在情欲和物欲中的痛苦的掙扎。與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相比，《金瓶梅》更具有滑稽可笑的喜劇風格，但從根本意義上說，它所寫的更是人生的悲劇。

《金瓶梅》深刻地反映出中國晚明時期全社會倫理道德的衰敗，呈現出一種倫理道德無所歸指的人生狀態。如果說，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中，傳統的倫理道德宛如一輪明月，懸掛在歷史的天空；而在《金瓶梅》中，這種倫理道德已經變得如螢火蟲所發出的微光，雖然有，但其光亮是那樣的暗淡。

在《金瓶梅》中，展示得最為充分的是人的原始本能和欲望。它對世人的情欲和物欲采用一種近乎于寫真的方式加以描繪，凸顯人之丑陋，這在中國長篇小說中極為罕見，令人驚愕。也正是因此，《金瓶梅》自誕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淫書”的烙印。

與其他古典小說不同，讀《金瓶梅》不會給讀者帶來通常的快感和欣慰，也不會令讀者賞心悅目，怡然自得。相反，《金瓶梅》帶給讀者的多是驚恐和不安，是數不清的疑問和困惑。而這恰恰是《金瓶梅》最詭異、最具有魅力之處。

《金瓶梅》在藝術上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研究這部小說之前，有必要從敘事技巧這一角度對此小說的總體風格再不厭其煩地說上幾句，從而，為我們理解這部小說打下一個基礎。

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那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不同，《金瓶梅》所面向的是一個微觀世界，而這個微觀的世界就是晚明市民階層的生活瑣事。正是這些被以往小說家所忽視掉的，我們耳熟能詳的日常瑣事，支撐起了《金瓶梅》最為主要的故事內容。這些市民階層的瑣事通常是：偷情、交友、聚宴、狎妓、游玩、娛樂、節慶、算命聽經、婚喪嫁娶，等等。作者對這些日常瑣事反復書寫，并以一些更為細微的事件作為故事的轉折點。一支細細的竹竿打在了西門慶的頭上，注定了西門慶和潘金蓮兩人難分難解的“宿命”。而一句不經意的話語、一只繡花鞋、一個酒壺、一劑春藥、一張小孩玩的撥浪鼓、一次艷遇、一個眼神、一場偷窺，都會使其故事的情節變得波瀾壯闊，跌宕起伏。

與《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評說歷史、指點江山的“大說”相比，《金瓶梅》倒更像是一個“小說”的世界。如果說，《三國演義》、《水滸傳》是靠對重大歷史問題的描繪和對傳奇英雄的打造而引人注目；那么，《金瓶梅》所靠的是對日常生活精細的描繪而吸引讀者眼球的。寫歷史、寫英雄的小說具有一種陽剛之氣；而《金瓶梅》寫日常生活的詭異和不測，帶有一種陰柔之美。在風格上，陽剛之氣多帶有男性的粗糙和力度；而陰柔之美，則更傾向于一種精致和細膩。

在藝術上，《金瓶梅》是一部以精致和細膩而見長的匠心之作。在晚明，商人崛起，享樂奢侈之風盛行。精巧、雅致、匠心獨運是這個時代對所有藝術品提出的審美要求，并逐漸成為晚明時代人們的審美觀念。晚明時期的山水畫、小品文無不深受此風格的影響。《金瓶梅》同樣受到晚明時期這一審美觀念的影響。這部洋洋灑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表面上俗不可耐。實際上，無論是藝術構思、或是敘事技巧，《金瓶梅》處處都隱藏著一種精巧。其細膩而完美的藝術構思和敘事能力曾令張竹坡大為感嘆，說出《金瓶梅》“一百回是一回”這樣高度的贊美之詞。

《金瓶梅》是由微觀世界入手來描繪現實生活的。但作者的視野并不僅僅局限于這個微觀的世界，而是透過微觀世界，探究一個意義更為廣闊的宏觀世界，而這個世界就是晚明整個社會。《金瓶梅》這部小說所展示的世界是由兩個方面組成的：就家庭層面來講，它寫的是西門慶的家族史。就社會層面來講，它寫的是整個北宋的滅亡史，所暗指的是晚明行將衰敗。從思想意義上來講，《金瓶梅》以研究一個家庭的衰敗為切入點，進而研究一個國家是如何走向滅亡的。在更深層次上講，《金瓶梅》所要研究的是道德的淪喪給一個家族、一個國家所帶來的危害。它是從反面研究倫理道德對一個家庭、一個國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如果更進一步地講，它所研究的是人如何能更好地生存這個大問題。從微觀世界入手，進而推及整個宏觀世界，這是《金瓶梅》的敘事策略。讀《金瓶梅》就有如在爬天梯。當我們在作者的引導下，一步步跨越過瑣碎、零星而毫無意義的生活碎片，會逐漸地“明悟”到作者真正的創作意圖所在。

《金瓶梅》的內容錯綜復雜，細節多如牛毛。如何理出頭緒？為此，本書提出以下兩個關鍵的論點，這兩個論點是我們從整體出發把握此書的一把鑰匙。

第一，《金瓶梅》首先是一部關于“家”的小說。

《金瓶梅》是西門慶的家史，是一部關于西門家族命運的小說。但如果我們的認識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顯然辜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我們要認識到《金瓶梅》是一部關于“家”的小說。但在這部小說中，“家”是具有兩個層面的。從小處說，這個“家”指的是西門慶一家人，演繹的是西門慶一家兩代人的興衰史。從大的層面來講，《金瓶梅》還講述了一個“大家庭”——國家的故事，寫出了北宋這一國家的滅亡史。作者巧妙地把西門慶小“家”的“興與敗”與北宋國家的“衰而亡”交織在一處描寫，因而它是一部典型的家國一體式的小說。

《金瓶梅》充滿了色情描寫。但在本書看來，《金瓶梅》最為獨到之處并不在寫性上，而在于它把西門慶的“小家庭”與宋徽宗的“大國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加以描寫。其巧妙的藝術構思在于它把西門慶所治理的小家與宋徽宗所治理的大國交會一處，演繹其共同的衰敗的命運；并從中推導出天理、道德、秩序的重要性。這是此書最為精巧之處。而不懂得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金瓶梅》這部大書最為根本的意義所在。

第二，《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

在如此廣闊的敘事空間里，《金瓶梅》勾畫出八百多個人物：皇帝、官員、衙役，商人、幫閑、妓女、媒婆、醫生、術士、和尚、尼姑、磨刀人、磨鏡人、乞丐無所不有，社會百業，俱囊括其中。

尤為重要的是，《金瓶梅》細膩地寫出晚明時期的風俗民情，展示出那一時代人們所有的日常生活。晚明時期人們吃喝拉撒、休閑娛樂、聽曲看戲、宗教活動無不在此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故《金瓶梅》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晚明社會的“百科全書”。甚至當下人們對晚明時代生活的了解，許多不是來自歷史書籍，而是直接來自《金瓶梅》。像《金瓶梅》這樣能全面地反映一個時代整體風貌的長篇小說，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恐怕是僅此一部。只說《金瓶梅》是“世情小說”，這是對此書文化價值的嚴重低估。

如今，“百科全書式的小說”作為長篇小說中的一種極為獨特的文體形式，越來越受到西方文藝理論家的推崇。西方著名作家、文藝理論家卡爾維諾對福樓拜的小說所體現出來的豐富性贊美備至，推其為“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并認為這是西方未來長篇小說發展的方向。

誕生于16世紀的《金瓶梅》具有“百科全書式”小說的全部特征，故本書提出《金瓶梅》代表著中國長篇小說的“早熟”，絕不是草率的溢美之詞。

三

如果問哪一部中國古典小說最難讀？首推的就應該是《金瓶梅》。《金瓶梅》這部長達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不僅篇幅宏大，而且整部小說的情節破碎凌亂，枝蔓繁多。尤其是此書的細節多如牛毛，事件零零散散，對話多是家長里短。讀者讀罷此書，很難對它形成一個完整的印象，甚至很難理出一個清晰的脈絡。張竹坡為此曾告誡讀者說《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分開讀，要一氣讀完”。張竹坡如此說，就是因為這部小說的微細之處太多，稍不留神就會錯過。而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對全面理解這部小說都將會是一個損害。《金瓶梅》的敘事內容頗為復雜。但從藝術結構上來講，它又是四大名著中最為完整的一部。千頭萬緒渾然一體。《金瓶梅》不僅難讀，尤為難解。它的思想更是錯綜復雜、隱晦艱深。讀者始終感到其“有所謂”，但很難斷定其所謂者是何！

可以說，四百多年來，學界對《金瓶梅》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過。而《金瓶梅》恰如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個寶藏，總是取之不竭的。尤其在當下語境中，人們發現《金瓶梅》這部古老的小說具有極為現代化的色彩。不論是巴赫金所說的“對話體”、“雜語”小說、“狂歡化”寫作；或者是什克洛夫斯基所提出的“陌生化”手法；或類似于福樓拜所提出的“純客觀化”敘事；都可以在此書中找到最為明顯的例證。由此，我們不能不驚嘆《金瓶梅》在藝術手法上是多么過早地成熟。

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金瓶梅》這部曠世奇書，有必要對《金瓶梅》的研究狀況做一介紹。

總的來說，400年來，人們對《金瓶梅》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性描寫研究。（2）作者研究。（3）版本研究。（4）主題研究。（5）人物研究。（6）藝術結構研究。（7）語言研究。（8）文體研究。（9）文化研究。在此，本文將就這幾方面的研究狀況逐一介紹。在介紹這些研究狀況的同時，本書將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將在本書中得到進一步地闡釋。

1.關于《金瓶梅》中性描寫問題

《金瓶梅》最令人觸目驚心處，是存在著大量的性描寫。如此書在很多處細致地描寫了性器官、性過程。在這其中不僅有男女交媾，還有孌童，等等。在一定意義上說，大量的性描寫是《金瓶梅》的特色之一。對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寫，研究者們所爭論的首要問題，就是這樣的描寫的目的是什么？有沒有必要？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分為觀點針鋒相對兩派：一派認為《金瓶梅》如此寫的目的是“誨淫”；而另一派認為這是“戒淫”。至今這種爭論仍在繼續，尚無結果。

本書認為，只站在道德層面上研究《金瓶梅》到底是“誨淫”還是“戒淫”，是永遠不會有結果的。應把這一問題納入此部小說的整體構思和文體形式的來源中加以思考。

其實，在《金瓶梅》這部小說中存在著一個潛在敘事結構——“縱欲者死”。因而大量的性描寫，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由此，它是有意義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本書認為《金瓶梅》在文體形式上繼承的是隋唐以來佛教中的“俗講”。而在佛教中的“俗講”中也有一些講“性”的作品，這些作品最后都要講到“性”給人帶來的危害。“說性事”也是佛教中經常使用的一種宣教方式，在現在的小乘佛教中仍留有這種宣教方式的烙印，而《金瓶梅》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帶有這一特點，屬于“以色說法”。

由此，本書認為《金瓶梅》大寫性事，應該是一個有意而為之的創作。笑笑生是把自己所寫的《金瓶梅》當成是“參禪書”一類的東西；而把讀者的閱讀此書的過程，看成是一次精神上的“參禪”活動；他希望讀者看破情欲的“虛假”和“空幻”，有所“明悟”。為此，作者特意在書的結尾，安排一個超度眾生的和尚——普靜，并且，給西門慶的出家的兒子孝哥兒，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法名——明悟。

由對色情描寫的思考，也可以引發出關于作者世界觀探討。有學者指出，熱衷于性愛描寫的笑笑生，其思想的根基卻是儒家的。因為，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所探究的是倫理和道德的重要意義，并要以“天理”為核心，重塑日將崩潰的社會秩序，而這些都帶有儒家文化的色彩。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從《金瓶梅》大量而超乎尋常的性描寫來看，笑笑生似乎既在提倡“天理”，同時，又總不忘以“色之幻”來覺醒世人。因此，本書提出笑笑生的思想核心應該是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合一。

2.作者研究

《金瓶梅》的作者迄今沒有定論，只知其名是“蘭陵笑笑生”。《金瓶梅》的作者不詳，這給“金學”研究帶來了無窮的懸念和空間。目前，研究者提出《金瓶梅》可能的作者達六十多人。其中包括王世貞、屠龍、馮夢龍、湯顯祖，等等。幾乎涵蓋了晚明嘉靖、隆慶、萬歷時代所有的著名文人雅士。當下，對《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日益成為“金學”中的“顯學”。但這種研究在沒有得到最后的證據之前都只能是猜測而已。

對作者問題，筆者學識淺薄，姑且避開，在此也不作贅述。但筆者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笑笑生”這個名字，實際的含義應該是“笑看蕓蕓眾生”。這個名字本身是帶有寫作視角傾向的。而這個視角決定了作者的敘事態度和敘事策略。“笑看蕓蕓眾生”是站在一個高點上對眾生的俯視。這種“俯瞰”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內在含義。我們注意到，在《金瓶梅》中作者就是站在一個“天理”的高度，對其筆下的人物進行揭露和批判的。因此，作者對其筆下的人物多是嘲笑和諷刺的。“笑看蕓蕓眾生”包含著作者的敘事態度，這種態度有鄙視、嘲笑、悲嘆和憐憫等多種內涵。“笑看蕓蕓眾生”暗含的是嘲諷，因而作者在寫其筆下的人和事時多采用一種“戲謔”的方式。這種“戲謔”式的寫作方式，決定了此書在總體敘事風格上是“喜劇式”的。因而，也有人稱《金瓶梅》為“笑書”。

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笑笑生采用了這種俯瞰式的敘事視角和敘事態度，它既深刻地揭示出人世間的罪惡，同時更看出人自身的迷茫。如西門慶、潘金蓮是迷茫于人的情欲；應伯爵等眾多的小人物迷茫于對金錢的貪婪；官員們迷茫于以權換錢；而其最后所導致的結果基本上都是悲劇。從本質意義上講，《金瓶梅》是在喜劇的外表之下，隱藏著更為深刻的悲劇精神。這種悲劇并不是指向某一具體的事件，而是屬于人類自身的悲劇。在這種俯瞰的視角之下，《金瓶梅》中人物的缺點和過失，在某種意義上講都帶有著“原罪”的色彩。

3.版本問題

在筆者看來，《金瓶梅詞話》根本就不適合于說書藝人的說演。道理很簡單——其內容過于復雜，故事性不強。對于一個文人來說，細致地閱讀《金瓶梅》都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更何況讓聽眾去“聽”。

也有人說，此書中大量的性描寫，是為迎合低俗百姓的要求和愛好。其實，大量的性描寫反而證明此書并不是專為好聽故事的百姓而作。因為，這樣沒完沒了地說“性事”，對大眾來說并沒有意思和趣味。相反，大眾所喜歡的倒是《紅樓夢》這類的故事。因為，《紅樓夢》所表現的那種貴族生活，是大眾沒有過過的，更具有神秘性和夢幻色彩。

在兩個版本之間，筆者更傾向于《金瓶梅詞話》是最早的版本；而《繡像本》是《詞話本》的改編。筆者認為《金瓶梅》有一個潛在的敘事方向，即它是寫給“有產業人的教科書”。是從反面告訴人們該如何持家、如何交友、如何避禍、如何做一個好家長。而這一點是理解此書版本問題的一個關鍵所在。因在晚明時期，人們所追求的是如何去發家致富，而致富的目的是為了縱情地享樂生活。《金瓶梅》想告訴人們，致富不要忘記“齊家”；縱情地享樂時，不要忘記了要讓家道更為長久。而對這一點，欣欣子的《金瓶梅·序》直接說了出來。

當我們從這一點出發來看此書時，就會發現在《金瓶梅詞話》的回前、回后詩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些詩詞中有大量的道德說教內容，所告誡的就是如何持家、避禍的問題。因而，盡管這些詩詞是啰啰唆唆的道德說教，但從小說的整體來看，它是有意義的，應該是小說整體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

《繡像本金瓶梅》把《金瓶梅詞話》的回前、回后詩詞都改寫成意義朦朧的愛情詩詞，與作品的內容基本上互不相干，這是對此書的歪曲，對整個作品的敘事目的起了破壞作用。因而，《金瓶梅詞話》應該是原本，而《繡像本》應是對《詞話本》的改編。

有些學者并不喜歡《金瓶梅詞話》在回前、回后詩詞中所體現出來的道德說教，認為沒有《繡像本》的回前、回后詩詞寫得美。如田曉菲女士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中就表露出這種觀點。實際上，在《詞話本》每一章回前、后詩詞中的這些道德說教，恰恰作者為其在這些章回中所寫的故事設定的道德“邊界”，沒有這個邊界，《金瓶梅》的創作意圖反而要受到人們的懷疑。

本書認為《金瓶梅》不可能有什么更早的“祖本”，而《金瓶梅詞話》就是祖本。因為它已經是最完整的了。本書認為《新刻繡像本金瓶梅》是明晚后期的文人對《詞話本》的改編。由于這些文人不喜歡，或不理解此書中濃厚的道德說教意味，故改編了《金瓶梅詞話》，以使它變成當時文人喜歡看的小說。當然，在這其中肯定也有書商謀利的想法在作祟。

此外，《金瓶梅》還是一部殘缺的小說。缺少第五十三回部分，第五十四回、第五十六回、第五十七回全部，第五十八回部分。對這個缺少，本書也做了思考，并提出在這些缺失的部分里，原著所要寫的主要的事件，應該是西門慶販鹽。西門慶販鹽這件事在全書中意義重大，因為鹽在明朝是政府的專賣品，由國家掌控。而且，在16世紀時，明朝食鹽供應嚴重不足，價格昂貴。在西門慶販鹽之前，蔡京提出“七件事”。而七件事中，第三件就是更換鹽鈔。西門慶正是抓住了這個有利的機會與蔡蘊勾結做了一筆大生意。這單生意應該是西門慶最大一筆買賣，暴賺一筆。在這其中可能涉及西門慶販賣“私鹽”的問題。因西門慶的手法過于惡劣，作者怕后人模仿，破壞國家的經濟體制，故在寫完此書后，把這一段有意地拿了出去。

4.主題研究

《金瓶梅》其主題是什么？這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由此也產生的大量的索隱式研究。這種索隱式的研究起始于張竹坡，他提出了著名的“苦孝說”。繼張竹坡之后，臺灣的魏子云先生又提出“影射說”；霍現俊先生提出“西門慶的原型是明代正德皇帝說”，等等。與之類似的說法還有“暴露說”、“諷世說”、“世情說”，等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其不足之處。

本書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多主題”小說。這種多主題的小說，并不同于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小說”。“復調小說”指的是在一部作品之中，有多種不同的“聲音”并存。與“復調小說”不同，《金瓶梅》所具有的是“多層次”的主題，并且這些層次是逐步遞進的。

政治主題應該是《金瓶梅》最為重要和最有價值的部分，也是此書的核心所在。但由于第五十三回到第五十八回的丟失，使這部小說最為主要的政治話題并沒有徹底展開，而這個話題就是“官商勾結”問題。也正是因為這一部分話題沒有展開，使《金瓶梅》的主題思想變得極為朦朧難解。

5.人物研究

《金瓶梅》這部小說最成功之處是人物塑造。此小說中每一個人物都栩栩如生，觀其言如見其行。為此，本書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至上”的小說。在人物研究方面，學者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應伯爵、宋惠蓮這些主要人物上。

《金瓶梅》的人物研究成果很多，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我們在對此書中一個具體的人物做研究時，往往是把這一人物從其所處的復雜社會關系中抽離出來，單獨研究某個我們感興趣的方面。諸如我們研究西門慶是不是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代表，或研究潘金蓮是不是值得同情的女性人物。這類研究雖然有一定意義，但都有失于單一化。《金瓶梅》這部書的偉大，是在于它把人物放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來描寫，它所寫出的人物并不是單一色的，而是“雜色”的，若單從一個角度來研究《金瓶梅》中的人物，都會犯簡單化的錯誤。

正如寧宗一先生所說，《金瓶梅》的人物看似很簡單，其行動一覽無余，人物也沒有什么復雜、深刻的思想。但當我們把這些人物放在具體的境遇中加以研究時，反而感到不好言說。他們猶如我們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個體，具有太多的側面，難以言盡。本書分析了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宋惠蓮、王六兒、陳經濟、應伯爵七個人物。

6.藝術結構研究

《金瓶梅》的結構異常復雜。我們常說它是“網式”結構，而不是單線式結構。這種說法是比較形象的，但過于籠統。何謂“網式”？一個故事有多條情節線索是否都可以稱為網式結構？

《金瓶梅》在時間上是線式的，敘述西門慶一家的生活歷程。但在敘述時，笑笑生努力地要寫出西門慶本人及其家庭每一成員在生活中的每一個橫斷面、每一個細節。用現在的術語來說，笑笑生想達到的敘事效果，是要展示出一種“立體化”、“全景式”的生活。此小說在結構上最為復雜之處，一是在敘事時間上逐年逐日地記載，達到時間的最細小劃分；二是在敘事空間上無限地擴展，達到同時展示多個敘事空間的目的。因此，《金瓶梅》這部小說在時間上是緩慢向前的，甚至在局部時間上幾乎是停滯的。而在空間上，卻是不斷地枝蔓開來，逐步地向外繁衍，以達到敘事的最大化。從總體時間來看，《金瓶梅》可以以西門慶升官前、升官后、死后分成三大部分。從總的空間上看，《金瓶梅》上連朝廷，下接市井，全面展示了整個北宋社會。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講，《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是一個善于利用時間和空間來創作的作家。這一點，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是極為罕見的。時間的緩慢發展，空間的不斷膨脹，這是《金瓶梅》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結構方式。

7.語言研究

《金瓶梅》的語言研究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對此書語言研究，做得較為出色的是一批語言學家，他們把《金瓶梅》作為中國語言的活化石。而作為文學研究者，研究《金瓶梅》語言藝術的卻很少。只有周中明先生在《金瓶梅藝術論》中提及此書的語言問題。孫遜、詹丹在《漫說金瓶梅》中也提出《金瓶梅》是“純乎語言之小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并沒有真正地展開。本書對《金瓶梅》語言風格問題將有所涉獵，并指出《金瓶梅》中的人物語言具有明顯的職業化特征。

8.文體研究

對《金瓶梅》的文體研究是“金學”中最為薄弱的一個環節。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論文，只有石昌渝先生的《金瓶梅小說的文體創新》，以及寧宗一先生的有關此書文體的論述。

本書認為，《金瓶梅》在文體上形式上顯然受到“俗講”這種佛教文體的啟示。在書中薛姑子、王姑子在西門慶家宣經，所講的就是俗講。俗講這種文體在形式上是說、唱結合，并具有表演性，能更好地表現出現實生活的鮮活。笑笑生正是把這種文體風格運用到《金瓶梅》中。如《金瓶梅》有大量的唱詞，人物的對話也都具有表演性。

需要指出的是，笑笑生在《金瓶梅》中不僅借用了佛教俗講的形式，而且也借鑒了俗講所具有的宗教精神。如俗講這種宗教文體，主要講的是世俗的虛假，目的是引導人們去看破紅塵，從而認識佛家所說的“真正的真實”，即“真如”。《金瓶梅》在敘事時，也是寫盡俗世的“虛假”。如它所寫的虛假的官員、虛假的父子、虛假的朋友、虛假的夫妻、虛假的妓女，可以說是揭下一切假面具。其目的是讓人們去領悟什么是生活中的真實。這種基本思想是與俗講幾乎是完全一致的。甚至《金瓶梅》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放大了的俗講。

《金瓶梅》在文體形式上具有宗教色彩，其本質是“由假悟真”。因而，它對讀者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要求讀者能“看破假”、“悟出真”。如果細讀《金瓶梅》，我們就會發現在這部小說中，潛在地存在著一個“看—看透”的接受模式。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幾乎是把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不斷地碾碎，其目的就是要讓讀者對生活看得更為清晰，最終看透生活。

9.文化分析

近些年對《金瓶梅》進行文化研究的文章很多。研究者一方面研究《金瓶梅》與晚明文化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在《金瓶梅》中找尋著晚明文化的特征。如有研究者研究《金瓶梅》與晚明歷史之間的關系，研究《金瓶梅》與晚明商業文化的關系。還有研究者通過《金瓶梅》來研究晚明時期人們的生活起居、娛樂休閑、服飾、飲食，甚至有學者專門研究《金瓶梅》中的酒文化。

《金瓶梅》產生于晚明時期，這是中國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朝綱混亂，眾說紛紜。但在眾多對此書文化研究的論文中，卻很少有學者來解釋《金瓶梅》與晚明蓬勃興起的“心學運動”之間的關系；也很少有學者從晚明時期的人們“治生”觀念的興起與“齊家”意識的衰微來看笑笑生的創作意圖；更少有學者專門來研究《金瓶梅》與佛教、儒教、道教文化之間的關系，而這些都是晚明時期文化極為顯著的文化特征，誕生于這一時代的《金瓶梅》必將打上其時代的烙印。

本書對《金瓶梅》的分析恰是從其所在的歷史文化背景開始的。如貨幣經濟是晚明時代的重要特征，而在《金瓶梅》中大量地寫銀子。那么，這種貨幣經濟與《金瓶梅》的創作有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是本書將要闡釋的。

總之，四百多年來《金瓶梅》研究可以說成績斐然，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金學”。但《金瓶梅》的研究也存在很多很多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下，許多“金學”的研究者把精力都用在對《金瓶梅》作者的考證上，試圖去解開這一“金學”中的哥德巴赫之謎，但對《金瓶梅》文本自身的研究卻常常被學者們所忽視，這才是“金學”研究中最大的問題所在。

四

本書的題目是《〈金瓶梅〉敘事形態研究》。“敘事”指的是作家對故事的講述方式，包含作家敘事意圖、敘事結構、敘事視角、敘事風格，等等。“形態”指的是事物外表所體現出的整體樣式，或總體特征。“形態”一詞表面上似乎只涉及事物的外表，其實不然，它與事物的內在品質關系密切。舉例來說，我們看待一個事物，首先就是先從事物外在形態入手，進而看其內在本質。沒有外在的形態，就沒有一個事物的存在。因此，外在形態既是一個事物的外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事物的內在品質。故外在形態與內在品質本是密不可分的。從文學角度來講，即形式與內容的統一。

本書之所以從“敘事形態”這一角度來研究《金瓶梅》，主要原因在于《金瓶梅》是一部敘事特征非常鮮明的小說。這種鮮明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敘事內容表面上看凌亂，但在實質上卻是高度緊湊、密不可分。二、《金瓶梅》是一部相當完整的小說，其洋洋灑灑一百回，但回與回之間關系緊密，一百回有如一回。

《金瓶梅》內容凌亂，卻高度緊湊；回數眾多，卻有如一回。這在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中是較為罕見的，而此書形成如此完整性的內在機制是什么？這是值得研究，但研究不深的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只研究此書的敘事內容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也研究不出來。我們必須跳出《金瓶梅》煩瑣的故事內容，從總體上對此書進行一個全面的把握。由此，從外部對《金瓶梅》進行一個總體的觀照就顯得意義重大。而對此書的總體觀照，就必須從此書總的敘事形態入手。也就是說，我們對《金瓶梅》的研究，首先要搞明白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質的小說。然后，從這個整體出發，進而研究此書的局部問題。

對《金瓶梅》敘事形態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從整體出發，對《金瓶梅》的全面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核心點，就是要時時把握住《金瓶梅》的整體性，從整體來闡釋此書的局部問題。如本書提出《金瓶梅》是真正的家國一體式的長篇小說。這就是《金瓶梅》的整體敘事形態。而在這一形態之下，本書闡釋了《金瓶梅》的藝術構思問題、敘事結構問題、敘事視角問題、敘事風格問題、人物的設計和塑造的問題。

本書這種研究方式是較為新穎的。研究《金瓶梅》的論文和專著很多，但很少有人關注到《金瓶梅》的整體性。大家所關注的多是《金瓶梅》的一些局部問題。比如批判社會黑暗面、揭露社會現實，等等。諸如此類的研究，很難把《金瓶梅》的整體構思揭示出來，更難反映出此書在整體安排上的奇思妙想。故人們讀過此類的評論，難以對《金瓶梅》形成一個總體的印象。因而，本書將從敘事形態這一角度出發，從整體上來闡釋《金瓶梅》。這種研究也是在還原作者創作此書的意圖，探究笑笑生對《金瓶梅》這部小說的整體設計思路。

《金瓶梅》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極為罕見的具有高度整體意識的長篇小說。由于它不再傍依歷史傳說或傳奇故事，而是從現實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從而使中國的小說與歷史故事和傳奇告別。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笑笑生開始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創作。這種小說最為鮮明的特征，在于它所寫的是作家身處其中的社會生活，相對于其他小說，這種生活更真實可信，更有質感。

在中國“小說”本身就是一個模糊而含混的定義，因而我們很難去接受巴赫金的觀點。但是，巴赫金的觀點至少會對我們具有啟發意義。以巴赫金的觀點，《三國演義》可以歸為歷史史詩，《水滸傳》、《西游記》可以歸為傳奇故事。因為它們所寫的都是過去的事，或是對祖先的回憶，或是根本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出《金瓶梅》與中國以往的長篇小說有著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它完全是作家虛構的產物，既不是產生于歷史，也不是來自于傳奇。第二，它所寫的是現實生活正在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事。由此，說《金瓶梅》是中國“小說”的開端未嘗不可。

《金瓶梅》這部長篇小說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它深深地扎根于晚明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的變革中。其作者笑笑生一定是觀察到晚明時期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變革，以及由這種變化所帶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巨變，并深深地感受到這種變化對當時人們思想意識和行為方式的沖擊，從而來寫這部巨著的。甚至可以說，笑笑生是中國第一個對其所在時代有著全面和整體性思考的作家。因為他是從社會的政治、經濟、地位、性、人與人之間關系等多個角度來考察人生，并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時代的總體變化，以及在這種變化中的人心所向。從而探尋社會、人性、人的自我存在之類的重大問題。

《金瓶梅》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是頗為復雜的。清代張竹坡在批注此書時，既感到困難重重，又不斷驚嘆作者的才華，因而稱之為“天下第一奇書”。《金瓶梅》也的確能堪當此名。

本書不自量力地要去探討這部“天下第一奇書”，而筆者又不具備張竹坡這個清代才子的才氣，故在本書展開之前，雜亂無章地寫下這些話，以作為一個開場白。是為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