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行走的范圍，就是他的世界。

蘇洋在這兩天的時間里，把打撈海域擴大到了橫直一公里的范圍，但仍然沒有見到導彈的蹤跡，美軍也派來了掃雷船，但是仍然在這片海域沒有發現雷達的任何金屬回波。找了三天后，美軍兩艘軍艦無奈地離開了這片海域。

美國軍艦離開后，蘇洋的打撈船開始對那艘古船進行清理打撈。

蘇洋把覆蓋著沉船的污垢沉泥用高壓水槍清洗干凈后，一艘側翻傾斜的古代木帆船呈現出來，二十多米長的船身，船周圍散落著許多瓷器碎片，蘇洋和賴茜在船艙里翻出了幾個較為完整的花瓶和盆碗。

“這有一個很園的洞口。”賴茜在一邊叫道。

蘇洋過去一看，斜坡的船肚上有一個直徑三十厘米的園洞。

蘇洋找到一根船木，把洞口撬開擴大后，發現這艘古船正斜覆蓋在一個海底洞穴上。

蘇洋用水下電筒往里一照，發現洞口三米遠的地方正躺著那枚找了幾天也不見蹤影的導彈。

蘇洋高興地說：“原來這個導彈正好穿過古船板，鉆到這個巖石近十米米厚的洞穴中，難怪掃雷船也找不到。”

“這船艙有些金幣，和一些玉器。”賴茜高興地說。

蘇洋把小導彈拖出洞外的吊籠里，他和賴茜開始般沉船上的瓷器和金幣玉器。

打撈船很快就把裝有導彈和瓷器古懂的吊籠吊到甲板上。

保羅和梅自香知道有東西打撈上來，急從駕駛室跑到甲板上。

甲板上，蘇洋和賴茜正在把吊籠里的東西往外搬。

“哎，原來這導彈還是在這里呀？”保羅見到導彈驚訝地說。

“它鉆到了一個洞穴里，掃雷艇那里測得到。”賴茜回說。

“美軍走了，我們正好做這個軍火生意。”梅自香說。

“不好吧？被發現事情就大了，美軍那肯放過我們？”保羅擔心說。

“這個玉石印章有中文字，我看不懂，這是什么字？”賴茜拿著一個玉石大印章挮到蘇洋面前說。

蘇洋接過一看，嚇了一跳。

“馬三保印”四個字不就是鄭和的別名嗎？

蘇洋激動地說：“這個是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的印章，這個章較為粗放，應該是鄭和在航海期間消除航船寂寞而自娛自樂的，馬三保的名字是他在老家云南時的名字，入宮做太監后就一直沿用鄭和這名字了。”

“鄭和是中國的航海家，聽說他的船隊都是龐大的帆船，并且傳說他有作戰的船，這個船是鄭和的嗎？”賴茜說。

蘇洋說：“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隨行艦船和人數驚人，據資料統計，船隊每次均由200多艘巨大的“寶船”組成，人數約二萬七八千人間。這樣一個龐大使團所耗之巨當可想見，再加上大量交換物品和賜品，則鄭和使團的每一次下西洋都耗費國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歷史早已證明了鄭和下西洋并不是以侵占掠奪為目的，那這樣一個勞民傷財、虛空國庫的舉動為什么可以持續近三十年，明王朝或者更準確地說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因何原因要這樣做，它的價值何在呢？我不知道。＂

賴茜：＂這么龐大的船隊，又不是戰事，那肯定是貿易了。＂

蘇洋：＂?在不為戰事的情況下，這樣大規模的連續多次遠洋船事，在中國史上只有一次，在世界史上也是絕無僅有。不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偶發事件，明成祖這樣做一定有強烈的動機和迫切的政治需要。關于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原因，這向來是史家爭論不休的焦點，至今尚難定論。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原因，可能有多種多方面，而各方面也可能有輕重之別。至今已提出的要項，大致可分為皇位繼承、政治、外交和貿易四個方面。以下試述一下這四個方面的可能性和相對重要性。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BJ，同一年，鄭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樂年間的最后一次遠行。

靠永樂皇帝撐腰的宦官鄭和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也早讓朝中諸多高官覺得很不爽，他們有意銷毀宮中保存的大量相關檔案資料。故除了鄭和本人在《明史》立傳外，他的船隊核心領導層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數普通隨員的事跡，則幾乎湮沒無聞。

盡管如此，經過當代中國及日本一些學者的努力，仍從史料中梳理還原了至少60多位隨員的資料，他們大多來自江、浙、閩、粵等東南沿海省份。廣東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學者陳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跡可考的廣東籍隨員共12人，東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還有一對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萬七千多人中，東莞人必定不在少數。

為什么鄭和下西洋的隨員中，廣東人特別是東莞人多呢？

原來，鄭和船隊的高級武職人員，多出自直隸（遷都BJ后又稱南直隸，大致是今江蘇、AH兩省及SH市轄區范圍）和南京行在衛軍，尤以錦衣衛軍為骨干。一般軍官和士兵，都是從各個衛所調撥。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從閩、粵、浙慣經風浪的船民中挑選，大量民夫、雜役，則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陸集結途中隨時征發。

既然鄭和七下西洋有兩次是從廣東出海，當地壯丁應征隨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編纂的《廣東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樂十九年時，隨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經粵北重鎮韶州（今SG市）時，征用民夫、騷擾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時東莞縣素稱“吾粵中路咽喉地”，扼守廣東中路海防線，縣境內設有東莞千戶所和大鵬千戶所（轄地今分屬香港和深圳）。這些沿海衛所的軍人，往往就是鄭和船隊武職人員的調配和補充來源。

這些東莞人在“征西洋”過程中也屢屢立功。如東莞縣人鐘左，因父祖鐘海清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間在舊港（印尼第一大島，明朝曾設舊港宣慰司，為當時駐南洋最高行政機構）接受招安歸國，他本人蒙蔭加入錦衣衛，“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東莞縣人李真、陳永華，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錦衣衛鎮撫司。

還有前面提及的東莞“父子兵”黃子成、黃本奴，父子成出身衛所，早年在海運途中殉職，子本奴遞補，數下西洋，因功先升總旗，再升百戶，在衛所里當上了中級軍官。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

永樂元年（1403年），剛剛奪權成功的朱棣，改變了其父朱元璋以守為主的對外政策，在北方頻頻用兵，同時四出遣使，積極發展與海外諸國的關系。他下旨恢復了洪武年間罷設的廣東、福建、浙江三個市舶司，并派宦官為提督加以監察管理。

當時海外各國朝貢（其實是以此為名前來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廣西，南洋多國通常走海路取道廣東。因此，廣東是明代朝貢貿易的最主要通道與樞紐，廣東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務最重、規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連該市舶司附設招待來使的懷遠驛，也是三省驛館中最大，有各類房舍120間。

永樂年間鄭和六下西洋之壯舉，在明廷官方來說，主要目的是宣揚天朝國威，懾服海外諸藩，客觀上卻拉動了東南沿海諸港的商船貿易發展，廣東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廣州人郭棐在萬歷三十年（1602年）所修《廣東通志》中記載：永樂五年九月“命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首從廣東往占城國起”。這就是鄭和二下西洋，船隊從廣東啟航后，所經國家有占城、爪哇、暹羅、蘇門答臘、南巫里、故里、柯枝、錫蘭等，永樂七年才啟程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