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打了個激靈，拿出手機查了下萬年歷：“案發是在昨天凌晨，昨天就是農歷六月初四！”
我看見林濤和大寶一起打了個激靈。
林濤笑著說：“目測，這案子要破啊。”
專案組的第一步行動受到了挫折，對曹哲的審訊一無所獲。曹哲說，他根本就沒有看上戚靜靜，當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飯，就獨自回了家。
“他租住的小區的大門監控證實了這一點。”陳局長有些沮喪。
“就說嘛，”我有些得意，“他沒有作案的條件。不過，從他嘴里，你們得出什么線索了沒有？”
主辦偵查員搖搖頭。
我略感可惜，道，“那他們大概幾點結束吃飯的？吃飯后有沒有人再給戚靜靜打電話？”
“查了。”偵查員說，“飯店門口不遠處路邊有一個IC卡電話機，這個號碼給戚靜靜打過一個電話。”
“現在還有人用IC卡電話？”我沉思道。
“可能是為了躲避偵查，所以不用手機的吧。”林濤說。
“對了，”我抬起頭，說，“女孩被捆綁的那座墳墓，是一個抗日烈士的，而女孩被殺害的那一天就是這個烈士的忌日。我覺得，你們當務之急是要從這個烈士的家人開始查起。目前看，活人獻祭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戚靜靜為什么不反抗？”胡科長問。
我搖搖頭：“不知道，反正先查著吧，其他也沒有什么線索。胡科長，不如我們先去討論一下‘六三專案’的情況？”
“好，好，好，去討論，去討論。”陳局長慌忙說。顯然這個“六三專案”一個月都未能發現一點線索，上級領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六三專案’還真是有一些進展。”在法醫辦公室，胡科長說，“尸骨的身份已經搞清楚了。”
“這么快？”我很驚訝省城刑警的辦案效率。
“其實當初發現手指的時候，就一直在找。”胡科長說，“在周邊省市也都發了協查通報。巧就巧在，尸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里，尸源認定了。DNA也證實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
胡科長頓了頓，說：“死者是青鄉人，青鄉市立醫院泌尿外科的醫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后在省立醫院進修。他每周周末都會回老家，但是5月16日并沒有回去。他妻子給他打了無數電話，都無法接通，于是5月18日報了警。”
“時間和我們推測的比較一致。”我說，“孟祥平比方將早死了半個多月。只是因為方將的尸體被拋在鬧市區，所以我們先找到了。那對孟祥平的生前活動軌跡調查了嗎？”
胡科長點點頭，說：“查了。5月14日，周三晚上，孟祥平在醫院食堂吃飯，還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線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為他一個人獨住一個宿舍，所以14日以后，就沒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給科室主任打電話，才發現他失蹤了。”
“這就是調查結果？”
“是啊。無法確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動軌跡。”胡科長惋惜地說。
“社會關系呢？”我追問道。
胡科長搖搖頭：“目前還在調查，沒有結論。”
案件雖然有了一些進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們三個人和胡科長都顯得很沮喪。這兩個人究竟有什么聯系，他們為何先后被殺，又被這么殘忍地分尸、剖腹？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呢？
“繼續等調查結果吧，”胡科長說，“我們手里掌握的線索實在太少了。”
關于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
陳局長之前對曹哲的懷疑是錯誤的，被我們輕易地預言，他有些沒面子。
但這次我們的推測也被調查否定了，他顯得有些耀武揚威。
“我就知道是巧合。”陳局長說，“都什么年代了，還活人祭祀？舊社會都不興這個了。”
“怎么排除的？”我有些不服氣。
“李華夏烈士的后人去年起就不在龍番市居住了。”陳局長說，“李華夏只有一個兒子，已經去世了，一個孫子今年五十歲，一個孫女四十七歲，兩人在南江伺候八十歲的老母親。根據南江市公安局的協查，這兩人一年沒有回來了。”
陳局長指了指主辦偵查員，讓他接著介紹。
偵查員慌忙翻開筆記本，說：“李華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的時候搬去南江了，就李華夏的曾孫子，十八歲的李建國，在外地上大一，偶爾會回龍番，住在他姨娘家。他從小就是姨娘帶大的，感情很好。”
“這怎么排除？”我說，“怎么排除李建國的嫌疑？別忘記了，給戚靜靜打最后一個電話的，是一個IC卡電話機。現在只有大學生還會用這個玩意兒。”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嗎？”陳局長問我，“我就問名字，我都不問忌日。一個曾孫子，還是大學生，會記得曾祖父的忌日，給他獻祭活人嗎？再說了，我們分析認為兇手是為了逃避偵查，才用IC卡電話的。”
我撓撓頭，被說服了：“是了，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起劫財案件。”
“曹哲和戚靜靜他們中午吃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靜靜的胃內容物。
“西紅柿炒雞蛋、宮保雞丁，還有一些素菜。”偵查員說。
“看來他沒說謊，”我說，“和胃內容物一致。這也可以肯定，戚靜靜從中午飯后，一直到晚上十二點之間沒有去吃過飯了。”
“這個調查可以查清，胃內容物起不了作用。”陳局長傲慢地說。
“現在死者和兇手是否熟識，都不好說。”林濤岔開話題打圓場，“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說，即便是熟人，也不會輕易讓人家綁上、割衣服。”
“但至少是對現場環境很熟悉的。”我說，“知道有墳地、有磚廠的人有多少？”
“不少，住那一片的人，都知道。”偵查員說。
“可惜，足跡只能去認定，不能去排除，而且還要找到相對應的鞋子，所以不能作為甄別犯罪分子的依據。”林濤說。
突然，一名偵查員闖進專案組說：“戚靜靜的銀行卡，剛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兩萬元錢。”
陳局長猛然站了起來：“好！取錢人的視頻截圖帶來沒有？”
偵查員搖搖頭，說：“沒有，他戴了個帽子和墨鏡，看不清。”
陳局長又坐了下來：“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沒用。”
“不，”我說，“很有價值。一來我們知道嫌疑人的體態特征了，二來這個案件的性質終于明確了，至少有一個殺人動機是侵財。”
“是的是的，”偵查員使勁兒點頭，“一米八，身材健壯，背雙肩包。”
“體態特征和痕跡部門推測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濤，說。
“可是，我們仍然沒法去確定偵查范圍啊。”大寶說，“龍番七百萬人口，怎么找？”
“復檢尸體，看有沒有進一步發現。”我說。
“‘六三專案’目前沒有進展，我們也沒有什么好做的。”走出會議室，胡科長低聲對我說，“這個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們做的？”
我想了想，說：“現在外圍搜索出的所有線索，都是死者戚靜靜留下的東西，只有一樣，應該是犯罪分子隨身攜帶的。”
胡科長低頭思考。
我說：“就是那幾個餅干袋子。”
“嗯，對。”胡科長說。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這幾個餅干袋子。看看生產商是哪里，主要銷售渠道是哪里。”我說，“看看能不能發現什么線索。”
胡科長點點頭，說：“我來和支隊長匯報，讓他調人去調查。我們這邊，會仔細檢驗餅干袋，看有沒有指紋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偵查意識很強烈。”我說，“取錢都知道戴帽子、墨鏡，所以我覺得他不太可能在餅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議是從餅干的生產銷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長轉身離去。我看了看林濤和大寶，說：“繼續干活。”
還沒有到殯儀館，林濤就打來了電話：“剛才我對死者的包和錢包都檢查了，沒有別人的痕跡，連手套印都沒有，只有死者的指紋。我判斷，可能是死者主動把錢和卡拿給兇手的。”
“那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熟人，”我說，“另一種就是被威逼。”
“我也覺得死者一直沒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為害怕，”大寶說，“戚靜靜是個膽小的人。”
“你說會不會是和前兩天案子一樣，兇手是采用了非正常體位的性交？”
我說。
“不會。非正常體位，他把她脫那么干凈做什么？”大寶說，“而且口腔、肛門也仔細提取了生物檢材，陰性的呀。”
我點點頭，沒說話。
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尸體復檢，我們并沒有什么新的發現。雖然第一次檢驗是在晚上，但是并沒有什么遺漏。直到我們再次縫合尸體的時候，我一眼瞥見了死者腳趾上的一些異樣。
陽光照射進解剖室，灑在死者的腳趾上，腳趾中央的皮膚上有一塊斑跡在陽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針線活，趴在死者的腳上看。
“怎么了？”大寶問。
“那天晚上沒有注意到，死者的腳趾上有一塊反光點。”我說。
“那是什么東西？”大寶問。
我搖搖頭，沒說話。用棉簽擦拭了一遍腳趾，裝進物證袋，脫了解剖服發動了車子，趕往市局DNA實驗室。
實驗室里，DNA技術人員對我提取的棉簽進行了浸泡和離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張涂片。我拿過涂片，放在顯微鏡下觀察著。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檢驗！”我興奮地說道。
在DNA室門口等著檢驗結果的時候，胡科長也傳來了好消息。
“餅干袋子我們調查了。”胡科長的聲音透過電話依舊洪亮，“是地方產的餅干，產地是在陜西省，主要銷售渠道也是在他們省內。按理說，我們省不會有這樣的餅干出售。而且，與之吻合的，戚靜靜接到的最后一個電話，不是IC卡電話機打的嗎？經過技術處理，可以確定用這個IC卡電話機打電話的那張IC卡，是陜西電信發售的卡片。也就是說，打電話的這個人應該就是兇手。”
“陜西？”我說，“兇手是從陜西過來的？陜西過來的怎么會對我們龍番那一塊地方那么熟悉？那這案子怎么辦？我剛從死者的腳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來沒用了。全國這么大，陜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這兒有個好消息。”胡科長說，“我馬上到辦公室來，在我的辦公室里見。”
4
胡科長的辦公室里，胡科長靠在座椅上，喝著茶。
他說：“如果一個膽子不大的兇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會選擇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兇手膽子不大？”我問。
“我就是做個假設。”胡科長繼續賣關子。
我想了想，搖了搖頭。
胡科長說：“如果我是兇手，我對現場環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墳場作案，就會選擇我最熟悉的一塊地方，比如說親戚的墳墓。”
“等等，”我打斷胡科長的話，“可是兇手為什么非要去墳場作案？”
“這個不好說。”胡科長說，“但你還沒聽出來我什么意思嗎？”
我點點頭，說：“知道，你還是在懷疑李華夏的親人。可是偵查他們已經說了，李華夏除了個曾孫子，沒人回龍番。而且，一個曾孫子，還是大學生，怎么會愚昧到給自己的曾祖父獻祭活人呢？這肯定是個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