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理江督節(jié)制兩湖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標志著以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nóng)民運動開始退潮，清朝封建統(tǒng)治渡過難關而趨向穩(wěn)定。南方的太平軍余部、北方的捻軍以及西北的少數(shù)民族起義雖然繼續(xù)堅持數(shù)年之久，但已經(jīng)無力扭轉(zhuǎn)乾坤了。
    經(jīng)過農(nóng)民運動風暴的掃蕩，愛新覺羅氏皇權趨于衰落，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地主官僚嶄露頭角。漢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軍取代了經(jīng)制軍八旗兵和綠營兵的地位，許許多多湘淮軍將領一躍而成為督撫、提鎮(zhèn)等地方軍政大員，中央政府對武裝力量和地方政權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為首的清廷對曾、左、李等漢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撐危局，又鰓鰓然限制其坐大以防范內(nèi)輕外重之患。
    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后，曾國藩與清廷的關系驟然緊張起來。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統(tǒng)治的最大威脅并不是太平夭國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當時曾國藩總督兩江，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他所創(chuàng)建的湘軍已增至30萬眾，他直接指揮的湘軍包括其嫡系曾國荃部在內(nèi)亦多達12萬人。他還控制著皖、贛等省厘金和數(shù)省協(xié)餉。他因“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選者震驚，近者疑忌”。
    ①而權勢遠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鴻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則降到次要地位。清廷為了防止曾國藩的權勢繼續(xù)膨脹而同自己分庭抗禮，便采取了壓抑曾國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與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軍攻陷天京尚不到4個月的時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國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其迅速前進，勿少延緩”，而改派李鴻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趙烈文為此發(fā)出“殊咄咄可怪”的驚呼，曾國藩本人也“意殊寥落”。雖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舉卻是明顯的楊李抑曾。
    長期浮沉宦海的曾國藩，鑒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兇于國而害于家”的慘痛教訓，認識到“遠權避謗”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jié)則漸漸可以收場耳。”
    ②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讓二字保全晚節(jié)”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認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軍“以濟湘勇之窮”，穩(wěn)操兵權，從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統(tǒng)治集團中的地位。他致書李鴻章說：“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早持此議，幸閣下為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yǎng)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
    ①李鴻章既窺見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國藩的真實意圖，因而決定投雙方之所好，坐收漁人之利。他深知在專制制度下“兵制尤關天下大計”，淮軍興衰關乎個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國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決策，說“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淮軍“改隸別部，難收速效”，“惟師門若有征調(diào)，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
    ②由于曾、李達成默契，所①曾國傷：《復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書札》，卷23，第34頁。
    ②曾國藩：《致沅弟》，《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926頁。
    ①曾國藩：《致李宮保》，《曾文正公書札》，卷24，第17頁。
    ②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5，第35頁。
    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當時曾國藩直接指揮的12萬湘軍中，已有4萬掌握在閩浙總督左宗棠手中，3萬多先后撥歸江西巡撫沈葆楨管轄，尚有5萬是由曾國荃統(tǒng)帶的嫡系部隊。曾國藩深知清廷最為疑懼的武裝力量，正是曾國荃部湘軍。為了消除清廷疑懼，他一面陳請曾國荃因病開缺，回籍調(diào)養(yǎng)：一面陸續(xù)遣撤曾國荃所部湘軍。而擁有7萬水陸之眾的淮軍則在曾國藩的支持下，僅僅裁撤數(shù)干了事。當然，淮軍得以保留，還同所謂“粵匪殘焰猶張，中上邊疆傳烽正盛”
    ③的國內(nèi)形勢有關。長驅(qū)河洛的捻軍，于1865年5月在山東曹州擊斃被清廷倚為長城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皇室控制的嫡系精銳武裝僧軍的覆滅，迫使清廷把絞殺捻軍的希望寄托在湘淮軍身上。鑒于湘軍業(yè)已大量裁撤，清廷只得借助淮軍以濟急，這就給淮軍的保存并向北方擴展勢力以可乘之機。
    5月23日清廷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赴山東督軍“剿捻”，以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江蘇布政使劉郇膏暫護巡撫。曾國藩接到命令后，“為之咤嘆憂憤！”李鴻章卻為曾國藩被推上剿捻前線，兩江軍政實權落到自己手中而拍手稱快。他一面致函曾國藩勸慰說：“上意專倚吾師，保障北方，收拾殘燼。事機緊迫，物望叢積，自屬義無可辭。”
    ①一面冠冕堂皇地向清廷表示“臣籍隸安徽，該省系總督兼轄，例須迥避”，惟時勢危迫，“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誤事機，擬即料理交卸，馳赴金陵，暫行接任。”
    ②李鴻章署理江督之后，奉清廷之命，在調(diào)兵、集餉兩個方面支持曾國藩剿捻活動。
    李鴻章深知湘軍“已成強弩之末”，曾國藩剿捻必須借助淮軍，因而主動提出調(diào)撥銘（劉銘傳）、樹（張樹聲）、盛（周盛波）3軍共33營近1.7萬人，歸曾氏指揮。同時還調(diào)其弟李鶴章隨侍旌麾，“聯(lián)絡諸將”。當時清廷命令李鴻章派得力鎮(zhèn)將統(tǒng)帶勁旅北援，以防范捻軍威逼京畿。據(jù)悉清廷“盼開花炮及洋槍隊甚急”，李鴻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軍10營（包括開花炮隊一營）航海赴津，準備轉(zhuǎn)進景州、德州，護衛(wèi)畿輔。可李鴻章又擔心這支“精整可靠”的勁旅落入滿洲親貴之手，因而懇請曾國藩將其調(diào)赴前敵，“不令久留直境，致有為難。”
    ③曾國藩環(huán)顧左右，發(fā)現(xiàn)“金陵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人，作為護衛(wèi)親兵，此外惟調(diào)劉松山寧國一軍”
    ④，只得借助淮軍遠征。
    于是，他一面函告李鴻章，表示將把銘、盛、樹、鼎等軍“資為干城腹心”；一面上奏清廷，說這4軍“皆系淮勇，經(jīng)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已調(diào)甘涼道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處，請旨準開甘涼道缺，并令李鴻章之季弟李昭慶赴營差遣。”⑤獸國藩還設法招致淮將劉秉璋以為己用。李鴻章雖不情愿，但因無正當理由，只得同意劉秉璋率10營移剿中原。曾國藩“剿捻”，先后調(diào)集8萬湘淮軍，其中湘軍2萬人，是大量裁撤以后留下的精銳；淮軍6萬人，裝備洋槍洋炮，并有獨立的炮兵隊伍，粗具近代陸軍規(guī)模。然而湘淮門戶甚深。淮軍雖由湘出，但卻只尊其長李鴻章，而不聽曾國藩調(diào)度，6萬淮軍形式上撥歸曾國藩指揮，而實杈仍操諸李鴻章之手。由于李干預掣時，貽③李鴻章：《復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1—2頁。
    ①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20頁。
    ②李鴻章：《署理總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第74頁。
    ③《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23頁。
    ④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卷10，第202頁。
    誤戰(zhàn)機，曾國藩曾宣言批評道：
    目下淮勇各軍既歸敝處統(tǒng)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批令概由敝處核奪，則號令一而驅(qū)使較靈。……以后鄙人于淮軍，除遣撤營頭必須先商左右外，其余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勇，或休息假歸，皆敝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
    ①經(jīng)此波折，李鴻章雖然有所收斂，但并沒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國藩批評后，致函潘鼎新說：“湘軍將帥，藐視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與先輩爭雄，惟有決數(shù)死戰(zhàn)稍張門戶。”
    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鴻章在調(diào)兵的同時，還以后路籌餉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軍剿捻的曾國藩實收餉銀11069802兩，報請核銷總數(shù)則為11026452兩，結(jié)余43350兩。這筆巨款主要是由李鴻章負責在江蘇籌集的。當時兵餉“根本在吳”，而厘金為其大宗。李鴻章認為蘇省瘡痍之后，農(nóng)田荒廢，錢漕多請蠲緩，“正項既不足以養(yǎng)兵，必須厘金濟餉”。當時只有商業(yè)尚未減色，抽厘助餉，各省皆然，何況江海通衢，“利無鉅于此者”。李鴻章依仗權勢，橫征暴斂，引起江蘇士紳的強烈不滿和嚴厲彈劾。1865年7月江蘇吳江人、內(nèi)閣中書殷兆鏞和江蘇常熟人、給事中王憲成先后上書抨擊李鴻章在江蘇“霸術治民”，“恃功朘民”，“不聞德政，惟聞厚斂”，歲人厘捐達4000萬兩，罪不容誅。清廷據(jù)奏諭今“李鴻章將不肖委員嚴加裁汰，厘卡仍以歸并為主，俟軍務肅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將江蘇厘捐收支情況“造冊報部核銷”。這可以說是李鴻章躋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機，因而“愴惘”不已。曾國藩也憂心忡忡，致書規(guī)勸：“惟末世氣象，丑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茍非極有關系，如糞桶捐、四千萬之類，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問。……總宜處處多留余地，以延無窮之佑。”
    ①但是，李鴻章卻深知問題的嚴重性，決意不顧“合詬忍尤”
    的師訓，以攻為守。他致函友人說：
    自殷兆鏞奏稿發(fā)鈔，知者咸為不平，不知者藉以嚇制，而吳人或因此造謠抗鬧，鄙人別無他計，做一日官，帶一日兵，即辦一日厘捐，與其病農(nóng)，不如病商，況非真病也。如有旨離任督剿，必請責成后來者為辦厘餉，否則必另撥有著之餉，否則棄軍撤官可也。
    ②李鴻章首先安定僚屬，說“我輩所爭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勢”，其咎與怨皆鴻章一人任之，惟賴諸公隨時確查弊端，就近整頓，以匡不逮。
    隨即復奏辯駁，指責王憲成“不識時務”，殷兆鏞“意存傾陷”，聲稱“殷兆鏞以蘇屬巨紳，為貴近之臣，不以國家大局為念，乃倡為浮議，肆口詆誣，上以眩惑朝廷之聽，下以鼓動愚民之氣，遠近傳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無所措手。”
    ③李鴻章所以敢于抗疏辯護，是因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準清廷有賴于自己籌劃剿捻的調(diào)兵、集餉事宜。他抓住時機，全力反擊，“聊表心跡，以觀上意之從①《曾文正公書札》，卷25，第37頁。
    ②《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33頁。
    ①曾國藩：《復李宮保》，《曾文正公書札》，卷24，第39頁。
    ②李鴻章：《復陳子奉觀察》，《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27頁。
    ③李鴻章：《復奏殷兆鏞等條陳江蘇厘捐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第5頁。
    違為進退耳。”
    ①清廷從維護自身統(tǒng)治的大局出發(fā)，對于李鴻章及其淮軍，既想操縱之以為己用，又要抑制之以防不測，因而敷衍了此公案，雖然詔責殷、王等假公濟私，要譽鄉(xiāng)黨，但又以宏開言路為由，對殷、王等免于嚴譴。這種結(jié)局，李鴻章竟然以為“怨謗”“已蒙昭雪”，說詔旨“以厘卡斷不可裁，殷王騰謗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
    ②。
    李鴻章以江督身份駐節(jié)的南京，原為六代繁華的江南名城。湘軍攻占南京后，秉承曾國荃意旨，對所謂“從賊者殺無赦”，“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shù)悉于湘軍”。曾國荃手下干將蕭浮泗從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結(jié)果“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
    ③移督兩江的李鴻章交織著憂憤與悲傷之情供認：
    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后無從著手，節(jié)相（曾國藩）以蕭[何]曹[參]
    清靜治之。何貞翁過此云：誼竟廢棄一切，另移督署于揚州。”雖似奇創(chuàng)，實則無屋無人無錢，管（仲）葛（諸葛亮）居此，亦當束手。沅翁（曾國荃）百戰(zhàn)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局固無如何，后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
    ④面對這種“無屋無人無錢”的慘景和“婦孺怨詛”的局蟄，李鴻章采取了某些恢復生產(chǎn)和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秩序的措施。封建士大夫們把這些措施吹噓成所謂“尊主庇民”的“惠政”。直至李鴻章死后，兩江總督劉坤一還在《江寧奏建專祠疏》中進行贊譽。
    李鴻章署理江督，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地位不穩(wěn)，時間較短，成效甚微。
    他受命剛滿5個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顧山陜門戶，以漕運總督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清廷此舉，用心險惡。
    從軍事上說，時值捻軍主力從安徽轉(zhuǎn)進河南，向西運動，而曾國藩則側(cè)重東路，無力西顧，清廷擬調(diào)李鴻章督帶號稱洋槍精整為淮軍之冠的楊鼎勛等部馳往河南、山西、陜西三省邊境，“備回剿捻”，以防止捻軍和西北回民義軍聯(lián)合抗清。從政治上說，“江督天下大缺，樞廷部臣衣食所擊（系）”，豈能讓曾、李久居？清廷陰謀一石二鳥：通過獨立于湘淮集團的吳棠奪取李鴻章手中的兩江地方實權，利用淮系李鴻章牽制湘系曾國藩，以防“內(nèi)輕外重”。曾國藩、李鴻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堅決抵制的態(tài)度。曾國藩接奉廷寄，認為“措置太驟，竟日為之不怡”
    ①。他未經(jīng)與李鴻章協(xié)商，就上疏抗爭，聲言“目下賊勢趨重東路”，清軍“自當以全力專顧東路”，“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xiàn)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diào)之師”，“臣今所倚以辦賊者，全賴淮勇諸軍，供其指麾，李鴻章若果入洛，亦豈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顧”。認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習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難勝其職②。李鴻章接奉廷寄，“反復籌思，似難盡妥”。
    他在《復方比部》中說：
    ①李鴻章：《復劉松護撫》，《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2頁。
    ②李鴻章：《復劉松護撫》，《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2頁。
    ③何紹基：《金陵雜述四十絕》，《東州草堂詩鈔》。卷26。
    ④李鴻章：《復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34頁。
    ①《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同治四年九月十日。
    ②曾國藩：《奉旨復陳近日軍情折》，《曾文正公奏稿》，卷4，第727頁。
    此間疊奉批諭，督師河洛，自為秦晉門戶起見，不知捻逆大股盡竄東徐，其張總愚一支留南陽者，尚非悍眾，豫楚諸軍當足制之。鄙人于西北形勢生疏，而所部各軍盡調(diào)歸爵相四鎮(zhèn)之內(nèi)，冒昧前去，非特遷地弗良，豈忍奪爵相已成之局，諸將聞弟視師，必皆舍彼就此，一軍兩帥，牽制殊多，況餉源全恃吳中，付托非人，轉(zhuǎn)運接濟終必匱乏，恐于前敵無甚裨助，而東南全局先自動搖。
    ①由此可見，李鴻章之所以拒絕視師河洛，是因為捻軍主力業(yè)已揮師東指，同時擔心“一軍兩帥，牽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對協(xié)源重地兩江實權的控制。他致函曾國藩，先后提出兩種應付方略。11月2日，即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懇請曾國藩對于兩江的人事安排“熟籌密陳”。他認為倘若自己視師河洛，吳棠必爭江督一席，而吳棠“滿腹牢騷，用人行政必多變局”。吳棠（字仲宣）是安徽盱眙（今屬江蘇）人，曾任南河、桃源、清河知縣，署邳州知州，1861年升江寧布政使，兼署漕運總督。他早年曾有德于貧窮未達的葉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簾聽政后，“圣眷頗隆”。李鴻章雖然恭維吳棠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慮到吳棠既是慈禧親信，又被曾國藩貶為“殊憒憒”，因而從派系利益出發(fā)，反對吳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別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聲，建議調(diào)李瀚章為蘇撫兼通商，而以丁日昌為蘇藩，或調(diào)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蘇撫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務既熟”，又與淮軍“息息相關”。在他看來，只有他們才能穩(wěn)定東南大局。他勸告曾國藩在擇人問題上，“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系至要者。”11月4日他再次致函曾國藩，表示最好是維持現(xiàn)狀，否則就彼此對調(diào)。所謂對調(diào)之說，是李宗裁提出的。李宗羲（字雨亭）深得曾國藩信賴，1858年調(diào)充營務處，1865年薦擺江寧布政使。他從湘系利益出發(fā)，提議曾、李對調(diào)。李鴻章對曾國藩說：
    頃于雨亭專差遞函，附呈鈞察。師門回任，此間亦多此議。鴻章深以為然。惟前次叩送時，奉諭決不回任，故不敢擬議及之。若朝廷即照目前局面，勿急更調(diào)最好。而鴻章恐貽貪位避難之譏，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擬，請以鴻章代吾師剿賊，如尊意肯俯徇眾望，回駐金陵，則后路大局，滿盤俱活，不致掣動，此必待請示而后敢行，伏乞明訓。
    ①曾國藩既然早有“決不回任”的表示，至今就只好主張維持現(xiàn)狀了。因而，李鴻章便于11月25日復奏，婉轉(zhuǎn)要挾清廷，說視師河洛，有“兵難遠分，餉難專恃，軍火難常接濟三端”。
    清廷鑒于曾、李的這種態(tài)度，不敢強制，只得下諭：“該大臣等均能詳察縷陳，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實為有見，現(xiàn)在賊勢趨重禹城，張樹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陽僅止張總愚一股，自不必再為更張”
    ②。
    但是，這場政治風波平息剛滿一年，曾國藩就因被捻軍打得狼狽不堪，而愧懼交加，稱病請求開缺。清廷深知只有換馬，才能消滅捻軍，因而于1866年12月7日命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授李鴻章為欽差大臣，專辦“剿捻”
    事宜。李鴻章對母親說：“曾夫子自謂剿捻無功，精力太衰，不能當此大任，屢請罷斥，當蒙圣上照準，命曾夫子回兩江總督任，授男欽差大臣，專辦剿捻事宜。”
    ③翌年2月15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捻①《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46頁。
    ①李鴻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6，第47頁。
    ②周世澄：《淮軍平捻記》，卷1，第14頁。
    ③《李鴻章尺牘》，第32頁。
    事宜，調(diào)湖南巡撫李瀚章為江蘇巡撫，命署理湖廣總督，以李鴻章的僚屬郭柏蔭、丁日昌分別署理江蘇巡撫和出任江蘇布政使，又以曾國藩的至友劉崐為湖南巡撫。這種人事安排，目的在于安撫湘淮兩系，使三江、兩湖連為一體，便于籌措剿捻軍餉和穩(wěn)定后方基地的政治軍事局面。著名學者俞樾致函李鴻章表示祝賀：“歷觀載籍，無此遭逢，洵竹帛之美談，衣冠之盛事。”
    ①而這也正是李鴻章努力籌謀的戰(zhàn)略大計。他早就指出，欲圖中原，東路以江蘇為根本，西路以湘鄂為根本，“庶可大可久之計。”現(xiàn)在由于三江、兩湖的地方實權落入湘淮之手，李鴻章終于如愿以償了。
    ①《俞曲園書札》，第3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