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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異彩。這個時期起于漢末的建安年間（196～219年）。黎東方先生在《細說三國》中就介紹了自建安至曹魏時的許多名人，但是對在曹魏時已經卓有成就的晉初名士，有些卻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賢”中的嵇康、阮籍，他倆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卻把他們稱作晉人（傳見《晉書》）。我在本書中不得不補上幾筆，所以，本篇的題目用了“魏晉之際”的字樣。
    “竹林七賢”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濤（205～283年）、向秀（約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劉伶七人。《三國志·王粲等傳》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說新語》、《晉書》嵇康等傳，都說他們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談，問學議政，意氣相投，因此才留下了這個美名。
    他們作竹林之會的時候，當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幾年中，如再早則王戎的年齡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濤絕交了。史書說他們都是不拘泥禮法、脫略形跡、喜讀《老》、《莊》的人，但詳察各人生平，他們的志趣其實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過中散大夫。他對司馬昭專擅魏政，抱堅決反對的態度。親司馬氏的山濤要推薦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為光火，寫信與其絕交。他在信中自稱不堪流俗，“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是影射意圖取代曹魏的司馬昭，結果被強加一項“想幫助毋丘儉造反”的罪名給殺了（毋丘儉于魏正元二年[255年]在壽春起兵反司馬氏，兵敗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與嵇康同志，但是表現得不太露骨：他愛飲酒，司馬昭想為兒子司馬炎娶他的女兒，他就連續大醉六十天，不給司馬昭以開口的機會。他聽說步兵校尉衙門里的廚師善于釀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鄰家有個美女，常當壚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邊睡覺，他自己不以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實，他的“縱情、敗禮”，都是做給司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無所作為。但有兩件事，卻最能說明他的內心。一是他不允許兒子阮渾跟著去“通達、不飾小節”，說：“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二是他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強烈地同時又隱晦曲折地批判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近代詩學大師黃節在所著《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敘》中說：“若自絕于禮法，則以禮法已為奸人假竊，不如絕之。其視富貴有同盜賊，志在濟世，而跡落窮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話。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會打鐵，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陽做了個閑官。司馬昭看到他，冷言問道：“聽說足下有高隱之志，怎么會來到此地？”向秀只得說：“以為巢父、許由等，對堯不夠了解，不值得模仿。”這是把司馬昭捧作堯，他聽了自然滿意。向秀這種向權奸屈節的話，嵇康、阮籍是不肯說的。向秀注過《莊子》，后來郭象以向注為基礎，撰成新注（一說郭象竊取向注，只補了未完成的《秋水》、《至樂》兩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過東海王司馬越的主簿（秘書），是個很喜歡賣弄權威的人。這樣一個人竟愛讀《莊子》，似乎很矛盾，然而這種情況，歷史上并不少見。
    劉伶字伯倫，是個放浪形骸的人。他寫過一篇《酒德頌》，和阮咸是七賢中比較次要的人物。
    山濤和王戎的人生道路與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晉朝做了大官。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阮籍等都愛好《老》、《莊》，但為人處世則與他們不同。他和司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親，魏末雖很受司馬師、司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為一正派人物。在晉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夠搜訪賢才；后來做吏部尚書，對所舉薦的人物，“各為題目”（分別作出品評），再為上奏，他的評語，當時號稱“山公啟事”。嵇康寫信與他絕交，后在得罪臨刑時，卻對兒子嵇紹說：“巨源在，你不要怕沒人照應。”可見嵇康對山濤的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時有膽有識。六七歲時見猛獸在籠中吼叫，別人都害怕逃開，他卻神色自若，站著不動。有一次，他與同伴在路邊玩要時，見李樹結滿了果實，同伴都奔過去，想摘來吃，只有他不為所動，說：“樹在路邊，結了果實，卻沒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來一嘗，果然如此。阮籍認識他的父親王渾（這個王渾不是滅吳的大將王渾）。王戎十五歲時，阮籍便發覺他談吐非凡。見識會在他父親之上，從此就與之結為忘年交。但王戎實在是個清談家。他做官沒有政績，領吏部時不選拔寒門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卻把事務都交給屬員經辦，自己不管不問。他在政爭劇烈的時候，與時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時，他孳孳為利，到處購置田園、水碓，還常執牙籌，親自算賬。有件事最為后人不齒。他家種養的李子品質優良，因怕人家得到種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談家好說虛無，但對錢財都看得重而且實。這王戎是十足的偽君子。
    王戎是瑯邪臨沂人。臨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負有盛名的清談家，和樂廣（字彥輔，？～304年）是晉初名士的領袖。
    清談風氣是從曹魏正始年間（240～249年）開始的。之前，漢末清議著重于品評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轉而談玄，即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立論率以“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為宗旨。針對漢代儒生墨守成規的迂腐學風，“三玄”清談確有頓開風氣的作用，但是發展到崇尚虛無，把世事都看作俗務，那就太過分了。其實，當初何晏談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書，任用的官吏都能稱職，但因為是司馬懿的政敵，才被說得一無是處。到了王衍手里，他雖身居高位，卻不能匡正時弊，只是一味地執玉柄麈尾，口談玄言，其“不以經國，而思自全之計”（《晉書》本傳語），這就不免要受人指責了。對此，本篇不擬具體多講，只說他的末日一節，就可以見其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為大臣之首，送東海王越之喪東還，在途被漢將石勒所俘。這時他就對石勒說：“晉朝禍敗，與己無關。本人不喜為官，不豫世事”。他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并且進一步勸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結果卻被石勒罵了一頓。不知石勒為何覺得對這批人不可以動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墻砸死他們的。
    樂廣與他不同，無論做什么官，在職時似無作為，離職后卻常受人掛念。當時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輔之等，為了表示通達，有時把衣服都脫光。樂廣聽了覺得可笑，只說：“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書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馬穎的岳父，后在政爭中憂慮而死。
    魏晉之際的文學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詠懷詩》已見上述。西晉初年，三張、二傅、二陸、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屬文學史上之“太康時代”的中堅人物。三張是張華、張載、張協；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陸是陸機、陸云；一左是左思。
    張華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見前篇，這里只說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這主要有兩條。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獎掖文士，對太康時代的文學繁榮起過促進作用。二是寫了一部《博物志》。這部書內容龐雜，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識，也有神話故事的材料，魯迅把它歸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之內（見《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他寫的詩賦，在當時很有名氣，但近人已不大讀了。其余二張，張載字孟陽，他的兄弟張協字景陽，留傳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對他們也比較陌生，可以從略。
    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學史卻常把他寫進太康時代。他做過司隸校尉，寫的詩清新雋永，而見識更有可取。他不贊成清談虛無，主張無鬼論，認為人死之后，不會有什么魂魄。這在當時是很難能可貴的。傅咸字長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兒子，也做過司隸校尉。他的詩并不好，但為人疾惡如仇，曾彈劾過好幾個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楊駿對他也很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