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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tǒng)一政令、改革官制之后，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有了去處，而且經(jīng)過官制改革，官員的職位名稱也發(fā)生了根本上的變化，例如以前一個城市的最高長官稱之為城守，現(xiàn)在不這么稱呼了，稱呼縣令或郡守，郡城的級別比縣城的級別高半級，一個郡的治所就設(shè)在郡城，郡城的最高長官同樣也是縣令，但郡守的官署也設(shè)在這里。
    官制改革不僅對官員的職位稱呼進行了變化，最重要的是在行政管理級別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劃分，而且對轄區(qū)的所有地盤進行了重新劃分，這可以說在根本上對之前的行政區(qū)域劃分進行了根本上的改變，隨之而來也改變也涉及到了政治體制的改革，只不過這次的官制改革并沒有對政治體制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但這沒關(guān)系，秦東決定既然官制改革依然成功，那么下一步進行相關(guān)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也只有先進行官制改革，才能進一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趁著現(xiàn)在政治體系剛剛成形就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優(yōu)化和規(guī)范才是最好的時機，如果等到以后政治體系成熟之后再進行改變就會很困難。
    至于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秦東經(jīng)過幾番思量決定采用明朝萬歷朝的張居正改革的《考成法》，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改革，而且它的作用即使在后世二十一世紀也深深影響了世人。
    張居正的《考成法》的主要內(nèi)容有兩條：“第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yīng)辦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內(nèi)閣。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jù)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zhí)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后內(nèi)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說起來很簡單，比如一個知縣。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錄成冊，自己留一份，內(nèi)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對。如果發(fā)現(xiàn)哪件事情你沒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東西準備去守城門吧。如果你到了城門口依然如此，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直到卷鋪蓋滾蛋為止。
    考成法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年底考核制度和效績考核制度，年初的時候制定當年的績效目標，年終的時候?qū)δ甓瓤冃繕诉M行總結(jié)，凡是未完成績效目標的——即績效評估不合格的。一律降職處理，這完全符合我們現(xiàn)在的績效管理理論啊！
    張居正之所以選擇考成法作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這樣一種現(xiàn)實：“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茍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在成也。”“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張居正認為朝廷頒發(fā)的法令、章程，案牘勞神，不可謂不多；“置郵而傳之四方”，不可謂不及時，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員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里出來，送進衙門，看過之后，再出衙門，經(jīng)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進入另一衙門歸檔。在這種情況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所以張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對大明王朝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
    考成法明確規(guī)定：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凡內(nèi)外各官丁憂、起復(fù)、給由、升轉(zhuǎn)、改調(diào)、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其實嘉靖、隆慶年間，也都做出過一些限制，但最后都變成廢紙一張。為什么呢？沒抓落實。張居正首先從自己做起。他的兒子回江陵應(yīng)試，自己雇車，他的父親過生日，他吩咐仆人背著壽禮，騎驢回去祝壽；萬歷八年，他的次弟張居謙病重，回家鄉(xiāng)調(diào)理，保定巡撫張鹵發(fā)出勘合，居正給退了回去。甘肅巡撫侯東萊的兒子擅行馳驛，被言官彈劾，其子的官蔭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于此可見一斑。
    在財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績最為顯著。考成法實行以后，規(guī)定征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御史聽糾，府、州、縣官聽調(diào)。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級官員不得不為開源節(jié)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據(jù)隆慶二三年間的預(yù)算，每年國家收一百五十萬兩，支出四百多萬兩，財政赤字一百五十萬兩；在考成法實施三年之后，庫存銀達七百零三萬兩，每年正常開支三百九十余萬兩，尚有盈余三百萬兩，京師地區(qū)的存糧可支七八年，這是怎樣輝煌的成就！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張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內(nèi)閣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么誰控制六閣？大約應(yīng)該是皇帝。誰控制皇帝呢？沒人控制皇帝。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們提出依法治國，這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我們也看到，雖然法令、法規(guī)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況下，是有法不依，是權(quán)大于法；雖然制定了不少決策、決議，但往往只落實在會議室里，落實到了紙上，而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結(jié)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強決策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實，抓執(zhí)法。
    在張居正推出考成法之后，成績斐然，萬歷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撫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計237件，撫按諸臣54人。鳳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以未完成事件數(shù)量太多而罰停俸三月。萬歷四年（1576年），朝廷規(guī)定，地方官征賦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十二月，據(jù)戶科給事中奏報，山東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員，因地方官征賦不足九成受到降級處分，而山東2名，河南9名官員受革職處分。
    在張居正整個當政期間，因為考成法而裁撤的冗員約占官吏總數(shù)的十分之三。立限考成的三本帳，嚴格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便強調(diào)要將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牟取信行的官員列為下考，對于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盡行裁撤。同時，張居正又廣泛增添人才，提拔擁護改革、政績卓越的官員，委以重任，因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tǒng)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歷，大膽任用人才。
    與歷史上的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安石變法等幾次重大改革相比，發(fā)生在明神宗萬歷年間的張居正變法，是改革范圍最廣，收效最好的一次，而造成這種結(jié)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張居正首先進行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為以后實行一條鞭法等經(jīng)濟改革提供了組織保障。
    秦東在后世對萬歷新政有一些了解，現(xiàn)在他的官制改革已經(jīng)完成，如果繼續(xù)深入下去推出考成法，那么勢必會造就一個辦事效率高效的政權(quán)，而這正是他所需要的，推出考成法之后，對那些懶惰的官員、不思進取的官員是一種鞭策，等過幾年之后在順水推舟推出反貪污法，讓官員既能高效辦事，也能廉潔奉公，當然再嚴密的制度也總是會有漏洞，總有官員為了錢而鋌而走險，所以適當?shù)奶岣吖賳T的俸祿也是必要的，另外就加強思想教育，在這方面宣傳上的作用非常大。
    秦東花了一些時間將考成法的具體內(nèi)容寫出來之后將佩特烏斯、費爾頓、鐘暉等主要官員召集起來，然后把寫好的考成法各給他們發(fā)了一份，“你們看看，為了督促官員上進，努力為民眾辦事，提高工作效率，本王寫了幾項法規(guī)，稱之為《考成法》，看了之后提點意見！”
    幾人分別接過從侍從手上遞來的羊皮紙，羊皮紙上詳細寫了考成法的具體內(nèi)容，他們越看越驚訝，如果考成法出臺，那么勢必會對所有的官員都是一個督促的作用，辦事拖拉、光說不練的官員可能會混不下去。
    佩特烏斯看完后說道：“大王，下官認為這個考成法非常好，如果頒布出來的話，只拿錢不干活的官員絕對沒有了，否則到了年底就過不了關(guān)，我完全贊同，只是現(xiàn)在就推出這個項法規(guī)是不是太著急了一點？畢竟我們才剛剛進行官制改革，許多官員還沒有從這場地震中回過神來”。
    費爾頓也說出了自己的意見：“我倒是認為此事推出這項法規(guī)最為合適，趁著官制改革成功這股浪潮繼續(xù)推出考成法非常的及時，官員們既然接受了官制改革這個事實，那么對于多出來一個考成法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等以后再推出這項法規(guī)又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秦東看向鐘暉：“鐘大人以為如何呢？”
    鐘暉捻了捻胡子，思索一番后說道：“大王，下官也贊同此時發(fā)布這項法規(guī)，不過立法很容易，困難的是將法規(guī)執(zhí)行徹底，這才是關(guān)鍵！”
    秦東聽了一拍桌子大聲道：“沒錯，鐘大人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就是執(zhí)行的力度已經(jīng)要徹底，要成立相關(guān)的官署監(jiān)督法規(guī)的執(zhí)行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