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文圖書的羅應中先生策劃了一套“士兵”系列，由我翻譯的《雪白血紅》有幸被列為其中的第一部。
“士兵”系列不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將涉及現代戰爭，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來自最底層士兵的遭遇、經歷、見聞，他們的生與死，他們的喜與哀。我認為這是審視戰爭的一個很好的契入點，它讓我們離真實的戰爭靠得更近，血腥和殺戮不再是隨著高級指揮官在態勢圖上輕輕一劃而形成的某個抽象概念。一個個士兵，作為戰爭的參與者和距離最近的目擊者，他們的記述也許會缺乏整體的大局觀，但卻能帶給我們更加真實、更加震撼、更加貼近的感受。
二戰中的德軍士兵，這一視角的書籍在國內出版的并不太多。德軍，作為二戰中的侵略者，相關書籍的定位頗有些尷尬，國內出版時，一般會特地注明：“……由于作者的觀點……，希望讀者在閱讀時加以鑒別和批判。”
以我們今天的視角，很容易將戰爭的責任推到普通德國人身上，甚至出現了“有罪的一代”的說法，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如45年后被分割的德國。吉多·克諾普的《黨衛軍檔案》一書中曾提到過這樣一件事，1994年，居住在阿根廷的納粹罪犯埃利希·普利布克對采訪他的美國電視臺工作人員說：“……那時候軍令如山，您理解嗎，年輕人？”
當然，作為罪行累累的黨衛隊成員，普利布克的說法僅僅是為自己開脫的辯詞。但從另一個側面來看，他說出了一個事實：戰爭中的士兵是沒有選擇的。在“為國報效”的召喚下，你投入了戰爭，你殺死了許多敵人，最終卻發現自己成了戰爭罪犯的幫兇，成了必須一輩子低頭認罪、懺悔的“有罪的一代”，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加悲劇的呢？對普通士兵來說，“正義”與“邪惡”的區分僅僅是因為你生在哪里——如果你是個美國人，槍口下的亡魂會讓你成為英雄；可你若是個德國人，那就只能成為邪惡的殺手。站錯隊是個不幸，更為不幸的是，站哪條隊由不得你選擇。
王外馬甲在他的書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是否為信仰而戰，這是烈士與炮灰的區別。我深以為然。但由此帶來的問題有兩點，一是信仰的正確與否，我們無法從今天的角度去告訴當年的每一個德國人，“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為了元首”是一種錯誤的信仰，我們也無法懷疑他們對這一信仰的誠摯——《黑色雪絨花》中曾對此有過詳盡的探討——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盡可能地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盡管理解并不代表認同。就像拋出的一枚硬幣，直到它落地，你才知道其正反面。你只是這一結果的接受者，而不是操縱者。韓寒說：……沒有信仰，一定比有著錯誤的信仰要強。我覺得這句話不僅適用于中國人，同樣也適用于當年的德國人。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有多少參戰的士兵是有信仰的。如《兄弟連》所述，許多美軍士兵直到目睹了集中營的慘狀后才明白了自己“為何而戰”；《貝德福德的男孩》中的小伙子們，僅僅是為了一天一塊錢的津貼才加入的國民警衛隊，最后被送到了奧馬哈……。而對德軍士兵來說亦是如此，他們并不都是冥頑不化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他們只是普通的士兵。“思想意識”觀察員在德國軍隊中并不受歡迎，甚至曾出現過“觀察員”被逐出部隊的現象。西格菲爾德·克納佩在戰后的回憶錄《Soldat》中曾不無委屈地說：我們不是納粹，我們只是德國士兵。
我覺得不能苛求普通士兵一定要抱有某個信仰，而且這個信仰必須是正確的，甚至還要加上一條，該信仰的正確性還將經受數十年時間的驗證。
那么，這些德軍士兵為何而戰呢？為了侵略，為了殺人？這似乎是臉譜化正反面角色的標準答案了。
科朔雷克在書中指出，他們不是為了祖國、為了元首、為了國家社會主義而戰，他們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為了自己的戰友乃至自己的上司而戰。在《雪白血紅》中有一個名叫格羅梅爾的士兵，他訓練有素，但他所信奉的宗教使他無法對著活生生的人開槍射擊，這可能就是一個普通士兵對強加到他身上的戰爭所能做出的最大的抗爭了。為了保護自己的戰友，格羅梅爾陣亡了。在這一點上，他與代表正義方的盟軍士兵沒什么區別。
軍隊，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對內和對外的雙重職能，“以服從為天職”可能會使軍隊和軍人淪為盲從，而對每一道命令產生質疑又會使軍隊喪失戰斗力，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實際上，《美軍軍法條例》中對這種情況有過明確的規定：服從符合軍規條例的命令（890.ART.92（1））；服從合法的命令（890.ART.92（2））。他們明確地規定了“服從”與“不服從”的定義：（一）軍人有服從命令的義務（Duty to Follow Orders）；（二）軍人有不服從非法命令的義務（Duty to Disobey Unlawful Orders）。在這一規定下，“執行軍令”不再是戰爭犯罪的借口和托辭。
德軍的軍法條例不太清楚，不過，看看他們的宣誓誓詞，與美軍的宣誓有著根本的區別。美軍的誓言是“捍衛憲法”，而德軍則是向“德意志帝國和人民的領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從這個差異上，我們大致能看出兩支軍隊性質上的不同。
《雪白血紅》一書中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節。科朔雷克和他的戰友們住在俄國的一個村莊里，與房東的女兒卡佳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卡佳甚至與一位德軍士兵產生了朦朧的感情。這該如何理解？從人性的角度說，這種情況的發生合情合理。但從“侵略和被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宣傳層面看，卡佳似乎可以被列入“俄奸”一類。實際上，她并未做出任何損害國家、民族的壞事，幫著德國侵略者燒燒飯、削削土豆，僅僅是為了生存罷了。對這些老百姓來說，今天來的是侵略者，明天或許又是解放者，他們的命運被反復撥弄，同樣是身不由己，無從選擇。與戰爭中的普通士兵一樣，他們也是被動的參與者和受害者。
歷史學家們認為，對某段歷史的評判，至少要在一百年后。其目的是保持一種“歷史的眼光”。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距今天的時間太短，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則更近，客觀性在某種程度上難以得到保證。其實，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上的拔都、忽必烈或是拿破侖，今天的研究和評論幾乎很少涉及他們的侵略、非正義性及其造成的生靈涂炭，甚至多帶有一種對其赫赫武功的贊許，這是不是雙重標準呢？決定歷史評判的，究竟是什么呢？威廉·夏伊勒認為，“希特勒也許是屬于亞歷山大、凱撒、拿破侖這一傳統的大冒險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個，第三帝國也許是走上以前法蘭西、羅馬帝國、馬其頓所走過的道路的帝國中最后的一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說可能是合理的，但從近代人的情感上看，這一觀點恐怕難以被接受。著名的歷史學家約翰·托蘭，不也因其“過度的客觀性”而飽受批評嗎？
近代戰爭歷史研究是個太過宏大的課題，涉及到太多的情感和利益關系，客觀與否僅僅是相對的。除了上面所說的，再舉兩個小例子，一是德國入侵波蘭，今天的許多中國軍迷并不反感，為什么呢？因為波蘭支持日本發動的盧溝橋事變，輪到他自己被侵略了，所以“不值得同情”，而且是“大快人心”。第二個例子是二戰的“偉大勝利”，實際上我們沮喪地發現，導致二戰爆發的兩個因素，一是確保對波蘭獨立和完整的承諾，一是使英法列強免遭潛在的威脅，二戰結束時這兩個目的都未能實現。相對的客觀甚至需要經受時間的考驗。隨著歷史的變遷和政權的更迭，越來越多原本秘而不宣的資料浮出了水面，許多既成的認知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和沖擊，相對的客觀是否還能繼續“客觀”下去，很值得懷疑。
但這一切，與我們這個系列中的士兵并沒有太過直接的關系，這也不是需要他們思考的問題。對廣大讀者來說也是如此。就回憶錄來說，我們需要的是真實、詳盡的記述，既不是“文史資料”那樣的認罪書，也不是充滿了灌輸意味的“教科書”。至于個中的孰是孰非，在如今這個資訊異常發達的年代，相信每一個具有獨立思維能力的讀者自會作出鑒別和結論。
科朔雷克的《雪白血紅》，英文版中有一些小小的錯誤，例如“卡拉什尼科夫”的出現，在翻譯和校訂的過程中予以了修改。其他一些疏漏和錯誤之處，望讀者們見諒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