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內閣會議的缺席者
——訪佐治亞州的華盛頓小鎮
離我們家半小時車程的地方，在78號公路邊，有一個典型的南方小鎮，叫“華盛頓”。據說這是全美國第一個以他們的建國之父命名的城鎮。駛進華盛頓鎮，一路上還可以看到當年棉花王國“白色黃金”的痕跡，那就是南方種植園特有的大房子大花園，房前有寬敞涼爽的柱廊，很多房子還是所謂維多利亞風格。在現在的華盛頓鎮上，黑人男女老少悠閑地逛著，他們想必是當年奴隸的后代。
和大多數南方老鎮一樣，華盛頓鎮有一條十分耐看的商業街，一家一家小店，似乎家家雷同，卻又家家不同。店主人會在門口擺上一張長椅，旁邊放一盆盛開的花。街角的一家藥店，墻上的銅牌鐫刻著一百多年來主持藥店的藥劑師們的名字。
小鎮的中心是一個廣場。大多數南方小鎮的廣場就是十字路口，而這個小鎮的廣場卻是在大街的一側，由四周的建筑物圍成。這樣的廣場有點像歐洲傳統的城鎮廣場。四周建筑物的尺度和廣場的大小很有講究，給人既寬敞又有護衛的感覺。廣場的中心是一座戰士紀念碑。在美國南方城鎮看到這樣的紀念碑，不用問就可以肯定這是本鎮居民豎立的南軍紀念碑。廣場的一端是鎮上最壯觀的建筑物，那是現在的法院。法院門口有若干紀念標牌，講述這個小鎮的歷史和典故。
這個小鎮上，有一個民間組織，名字特長，叫“最后一次內閣會議學會”。在法院門口，這個學會豎了一塊紀念牌，講述華盛頓鎮在南北戰爭結束時的獨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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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邦聯”在此解體
1865年春天，南方“邦聯”總統戴維斯在南軍司令羅伯特·李將軍向北軍投降以后，被迫撤離南方“邦聯”的首都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市，率領內閣人員向南方撤逃。車轔轔，馬蕭蕭，兵敗如山倒。5月初的一天，戴維斯逃到了小鎮華盛頓，到了我們現在站立的小廣場，下馬駐扎。
他們在小鎮上休息了兩天。鎮上悲哀而懷著敬意的民眾盡一切可能招待了他們當時的總統和政府官員。5月4日，就在廣場上的一棟房子里，戴維斯召集了他的內閣部長們，舉行了南方“邦聯”政府的最后一次內閣會議，決定內閣化整為零，分頭撤逃，到得克薩斯州會合。
這是一百三十六年前美國南方人十分悲哀的一天。歷史記載，就是這一天，他們為期望獨立而建立的政府解體了，以后再也沒能集合起來。戴維斯和他的家人向南逃難，不久后被北軍包圍而被捕。其他內閣部長們也陸續被捕。南北戰爭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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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部部長布萊肯利奇將軍
在閱讀這段歷史的時候，引起我注意而令我感興趣的，不是這位戴維斯總統，而是戴維斯內閣里一位最重要但因故缺席最后一次內閣會議的閣員，那就是他的戰爭部部長約翰·布萊肯利奇將軍（General John Breckinridge）。
布萊肯利奇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當過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的司法部部長。他在大學里學的是法律，畢業以后當過律師，后來卻從軍，參加過墨西哥戰爭。從戰場上回來以后，他又當選為州議員，年紀輕輕就文武雙全。1856年，他作為民主黨推出的候選人，當選為副總統。這時候，他才三十五歲，達到憲法規定的競選總統、副總統的年齡才五個月。他是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他被史家稱為“天生的政治家”，前途無可限量。可是有時候命運比人強，后來發生的事情，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又一個傳奇性的悲劇人物。
四年副總統滿期，剛好是1860年，又一個總統大選年。這一年，美國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張廢除奴隸制的共和黨推出了林肯作為總統候選人，而主張保留奴隸制的民主黨卻一分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萊肯利奇兩個總統候選人，從而使得民主黨的選票大為分散，這是最終林肯當選為總統的重要原因。而林肯的當選，被史家公認是促使南方分離，從而爆發南北戰爭的重要因素。
根據憲法，大選舉團選出總統的結果是由參議院開票宣布的，而此時主持參議院開票的必須是上屆副總統，也就是說，剛好是布萊肯利奇。由于當時南北方嚴重分歧，開票前就傳出謠言，說南方人一定會在參議院開票過程中做手腳，阻撓林肯當選。結果人們看到的是，布萊肯利奇以“鐵腕般的嚴格”，公正地主持了開票過程，甚至贏得了共和黨對手的衷心欽佩。
與此同時，肯塔基州又把他選為代表肯塔基的參議員。這樣，他從副總統位置上一下來，就在參議院里代表肯塔基發言。這時候，全美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奴隸制問題。他本人或許還算不上是個奴隸主。在他家里，他曾經有過一兩個黑人仆人，可是一個人將另一個同類當作財產，這樣的概念使他感到苦惱，所以他就主動解放了這些黑人仆人，還他們自由。在奴隸制問題上，他認為，既然美國憲法將是否保留奴隸制的權力劃給了州一級，從理論推導，州政府就擁有這樣的決定權。他成為林肯總統政治上的主要對手之一。巧的是，林肯總統也是肯塔基人。
南北戰爭爆發后，對北方發動這場戰爭感到不滿，位于南北之間的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實力大為加強。這時，同樣位于南北之間的肯塔基州參加哪一方，有可能改變南北實力的對比，所以林肯總統非常重視肯塔基的態度。當肯塔基最終決定參加北方的時候，林肯總統立即命令北軍開入肯塔基，并下令見到布萊肯利奇立即加以逮捕，盡管直到此時為止，所有的人都承認，布萊肯利奇還沒有做過任何非法的事情。林肯總統之所以能下這個命令，是因為他已經用總統名義終止了憲法規定的“人身保護令法”。這是在政治學史上林肯總統所做的最有爭議的事情。
布萊肯利奇從一開始就認為，南方的分離是沒有成功希望的，為此而打一場內戰是愚蠢的錯誤。然而，當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報他的時候，他變得沒有選擇余地。他猶豫再三，最后決定帶領愿意追隨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參加南方“邦聯”作戰。
由于肯塔基州歸了北方，他能夠帶走的肯塔基民兵數量就不多，所以一開始他在南軍中的地位并不高。四年戰爭期間，他表現出了出色的軍事才能和戰場運氣。在南北戰爭史上，只有他幾乎沒有打過什么敗仗。布萊肯利奇在南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深得羅伯特·李將軍的器重。到南北戰爭后期，他在南軍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約第十位，這完全是靠他的戰績，靠他的指揮才能，南方人開始把他看作第二個“石墻”常勝將軍。
可是，四年打下來，北方漸漸占了上風。1864年冬天，南軍處境困難。南方“邦聯”總統戴維斯決定，任命布萊肯利奇為戰爭部部長。羅伯特·李將軍得知消息，立即以個人名義敦促布萊肯利奇接受這個任命。李將軍認為，這是一個能夠影響總統的職位，而南方的命運現在到了關鍵的時刻。這個決定對于布萊肯利奇個人，也是命運的一個轉折，他從戰場上的一個軍人又一變而為文官內閣的閣員。
布萊肯利奇接手戰爭部部長以后，運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處于冰天雪地里的南軍士兵的給養。他和羅伯特·李將軍，一個是內閣的戰爭部部長，一個是軍隊總司令，兩人一致認為，南軍敗局已定，南方人已經為他們的理想奮戰過，現在到了光榮投降的時候了。他們想說服戴維斯總統向聯邦政府談判講和。以后的幾個月，是布萊肯利奇企圖全力說服南方“邦聯”政府投降的幾個月。他運用他的政治技巧，艱難地在南方“邦聯”政府內閣中游說，成功地說服了幾乎所有的人，但是卻無法說服戴維斯總統。
1865年4月，李將軍在戰場上率軍向北軍投降。戴維斯帶領內閣向南方撤逃。布萊肯利奇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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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萊肯利奇還像幾個月前一樣是一個帶兵的將軍，他大概會像李將軍一樣，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嚴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個降將的命運。但是，現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長，是總統任命的內閣成員。在他看來，只有總統有權宣布南方政府的投降，而他作為閣員是沒有這個權力的。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內閣成員，他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盡職盡責，在他卸下戰爭部部長這個職務以前，他必須做他應該做的工作。他唯一可以爭取的是，只要一有機會，就繼續說服總統投降。
這樣，布萊肯利奇開始了他一生中最艱難的逃亡。
由于他曾經是一個善于打仗的將軍，在南方內閣的逃亡過程中，他理所當然地擔任殿后掩護。一路上，他帶兵留在最危險的地方，掩護龐大的內閣隊伍撤退。一有機會，在能夠見到戴維斯的時候，他還是指望戴維斯能傾聽他和李將軍的意見，立即同北軍展開投降談判。可惜的是，戴維斯非常固執，始終沒有改變抵抗到底的決定。
當布萊肯利奇的馬隊到達華盛頓小鎮的時候，戴維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經離去。這就是布萊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內閣會議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說服戴維斯的機會。
這個時候，兵荒馬亂，鎮上到處是南軍的敗兵，像沒頭蒼蠅一樣亂竄。人心一亂，軍紀開始渙散。布萊肯利奇在華盛頓鎮停留期間，依然履行他戰爭部部長的職責。他要處理戴維斯留下的大量錢幣和文件。他命令給南軍士兵發餉。對那些隊伍已經散了的士兵，他下令告訴他們，南軍司令已經投降，他們可以在北軍到來的時候，向北軍要求簽發證明文件，然后平安回家。對那些隊伍建制依然存在的士兵，他下令士兵們要服從命令，保持紀律，不得騷擾民間。
他安排了一大筆錢，交給鎮上同南北雙方都有良好關系的民間賢達，要他們在北軍來到以后將這筆錢交給聯邦政府，并且說明，這筆錢用于將來戴維斯總統在法庭上的辯護費用，因為他預料，他們的總統被控以叛亂罪而上法庭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了。他還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來，要求妥善移交給聯邦政府。
在這些文件里，有他調查的這樣一個案子。
戰爭后期，有不少黑人加入北軍。1864年10月，在一次戰斗結束以后，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叫做羅伯森的南軍軍官，縱容手下的士兵，在戰場上搜尋受傷的北軍士兵，找到黑人傷兵就當場殺害，一共殺害了一百多個北軍的黑人傷員。這一事件后來泄露了出來。差不多同時，布萊肯利奇被任命為戰爭部部長。布萊肯利奇一上任就下令調查這一事件，傳訊證人、收集證據。他認為，殺害對方傷員和俘虜，這是一種絕不可饒恕的謀殺罪，必須受到法律懲罰。而調查和起訴這一罪行，是他這個戰爭部部長的責任。以后的半年里，雖然南方“邦聯”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的最后階段，他一直沒有忘記要起訴這項罪行。可惜的是，盡管羅伯森一直追隨在戴維斯周圍，布萊肯利奇在掩護戴維斯撤退的一路上，卻一直沒有機會逮捕羅伯森。現在，他知道南方已經瓦解，他沒有機會親自把羅伯森送上南方政府的法庭了。他把有關這個案件的調查文件和證據都留下，要求把它們轉交給北軍，將來由北軍把罪犯繩之以法。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萊肯利奇給隨行人員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領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帶領幾個愿意追隨他的人，繼續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總統還在逃亡，他就還是內閣成員，還有職責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聽總統的行蹤，一面放慢自己的行軍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跡，把追擊的北軍吸引過來，以保護總統。最后，他得到了戴維斯已經被北軍逮捕的消息。他和隨從逃到美國的最南端，佛羅里達州的海邊，自己花錢買了一條小船，取名“無名號”，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時候，古巴是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
就這樣，歷史在這兒創造了一點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軍抓住了南方“邦聯”政府從總統戴維斯開始的所有官員，唯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萊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戰爭一開始就認為南方必然失敗，在戰爭臨結束前還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戰后的美國渴望和解、恢復并迅速回到原來的法治狀態。聯邦并沒有踏上向“叛亂”的南方報復的道路，沒有像人們原來預料的那樣，把南方政府的官員控以叛亂罪，送上法庭。布萊肯利奇在古巴用賣掉“無名號”的錢遣散了追隨他到最后的人，讓他們回家。他給他們每個人一份他的親筆證明書，證明這些人只是聽從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責任應該由他來負。這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這位仆人是一個朋友“借”給他的奴隸。他為這位黑人寫了證明信，宣布這是一個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個人的名義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這位黑人。
這個時候，他為自己拍了一張照片，托人帶回家報平安。據說，他的夫人見到照片后久久無法辨認：才四十四歲的他，已經蒼老衰弱得無法認出了。
戰后三年多，他在英國和加拿大流亡。雖然他在聯邦政府里的朋友紛紛勸說他回國，雖然他也知道，他回國是安全的，沒有任何危險，但是他沒有回來。他居住在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側，在那兒他可以看到邊境另一邊的星條旗在飄揚。他說，他不肯回國是出于這樣的原則：在世界各地還有上千名原來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還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赦免，而現在他是唯一和他們共命運的內閣高官。他在道義上不能把他們扔下不管。這仍然是他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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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
1868年，安德魯·約翰遜總統頒發了圣誕節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員。據說，布萊肯利奇堅守職責而不肯回國，是促使總統下達這個大赦令的原因。布萊肯利奇聞訊立即回國，回到了家鄉肯塔基。地方上和聯邦政府里的朋友們紛紛勸說他返回政界，這時候他還不到五十歲，遠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特別是在肯塔基州，他的聲望正隆，競選州長或者聯邦參議員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他拒絕了。南北戰爭，特別是后期的逃亡，似乎耗盡了他的精力。他對朋友們說：“在政治上，我已經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華盛頓鎮的小廣場上，我坐在陽光下，靜靜地想象當年戰亂中的小鎮，想象當年的布萊肯利奇將軍。我似乎被什么東西觸動了。那個時候的布萊肯利奇，就像他們的祖父輩，像建立這個國家的早期領袖華盛頓、杰弗遜等一樣，仍然保持著羅馬古典共和主義的精神，他們用一種正面的態度來對待政治。在他們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樂、藝術一樣，是高尚而道德的事業。政治家，就像藝術家、音樂家一樣，是一種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藝術家要創作出美好的藝術，好的音樂家要創造出美好的音樂，而一個好的政治家，就要盡職盡責，把恪盡職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敗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榮譽，高于生命和權力。職責是政治家的天命，權力只不過是完成職責的工具而已。抱持這樣的信念，他們有時候表現得幾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計，毫無謀略可言。
在今天的政治運作中，人們越來越清楚，政治的清明，必須依賴制度的制約和平衡，而不是企盼政治家的個人道德完美。然而，這種近于藝術家般天真的政治觀之可能存在，為我們留下了對“干凈的”政治的最后一點信心。對于有如我們這樣半生經歷的人，幾乎有一種精神救贖的意義。
布萊肯利奇蟄居民間，但是影響猶在。他頻頻發表演講，呼吁民眾要耐心和寬容，呼吁南北和解。他譴責雙方的極端分子，包括那時剛在南方出現的三K黨分子，他說，這些極端分子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惡棍。他極力主張保障黑人在肯塔基州的合法權利，包括黑人在法庭上作證以證明白人嫌犯有罪的權利。他擁護南方的重建，主張南方發展工業。他還幫助修建了通往偏僻地區的一條鐵路。而在當年的南方政要們爭論戰爭中得失的時候，他拒絕發表任何意見，并且勸別人也不要再糾纏以往了。
1876年是美國建國一百周年。從分裂和戰爭中終于走出來的美國，一年前就準備在費城慶祝這個重新聯合起來的國家的生日。這個時候，布萊肯利奇已經成為舉國一致公認的南北和好的象征。慶祝活動的籌備者打算來年7月4日獨立日的時候，邀請布萊肯利奇主持慶典的開幕式。不幸的是，戰爭時期的傷病這時突然發作，1875年5月17日，布萊肯利奇死于家鄉肯塔基州萊克辛頓，距他離開華盛頓小鎮開始最后逃亡的時刻，剛好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