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里一株楓樹在清晨橙色的陽光下顯得格外艷麗，它的枝豐牙捧起全部紅葉伸向天空，象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焰。時間已是深秋，并不是愛情的季節，但在這幢樓房的二樓上，在臨著這個小院的玻璃窗里，一個美麗的中年婦女的頭和一個兩鬢已略顯斑白的頭偎在一起，競使這間房間里洋溢著一種嚴肅而又旖旎的愛情。兩個人都出神地凝視著楓樹的梢頭。這么多年來，他們才開始有領略美麗的自然景物的閑情逸致。
    “這樣的事，該不會再來一遍吧！”她的手摩挲著他的肩頭，輕輕地問。孩子已經到工廠去了，他們也將分頭去自己教書的學校。最近，早已消失的青春和被憂患壓抑的愛情，象這經過霜打的楓葉一樣又在心中燃燒起來，在他們重新工作以后分配到的新屋里，他們仿佛又回到燕爾新婚的時期即使是一天的短暫分離，也會使他們在分別時有一種依依之感。
    “絕不會了！”他的下頷搓揉著她的頭發，兩眼閃著喜悅的光輝望著窗外，“絕不會了，這的確是個新時期的開始啊！”
    “唉……真可怕！這二十年就象一場惡夢。”痛定思痛，她仍然心有余悸。她把頭靠在他肩上，象剛剛放下一副重擔一樣吁了一口氣。
    他摸撫著她瘦削而不露骨的雙肩，找不出適當的話語來安慰她：他知道，這二十年來與其說是給他、還不如說是給她造成的痛苦才是最深重的。男人有一股天然地能夠挺過痛苦的力量，而且有時還能借其它機緣發泄發泄胸中的郁悶，而女人總是默默地忍受一切。自從他——周原被定成“右派”，送到農場去勞動教養以后，家庭就是由她——文玉奇一個人維持下來的。她經受了與丈夫的生離，也經受過與親人的死別：先是為周原的母親送終，然后又是雙生子中的那個女孩子的夭折。而這些，當時她都在信中瞞著他，他不過是在三年以后強支著病體蹣跚地回到家，才把頭埋在母親遺下的一件衣服里象狼嚎一樣地哭了一場……。想到這里，周原的目光有點黯然，他低下頭來，吻著玉
    奇的頭發與頸項相交的地方。文玉奇，二十四年以前和他同。是北京師范學院的高材生。那時，她是一個美麗得出奇的姑娘，《南島風云》上演以后，同學們發現她和演員上官云珠長得簡直一模一樣，于是都叫她“上官”。但她是一個生活在他們中間的“上官”，一個有血有肉、可望可即的“上官”，所以同學們又都認為她比上官云珠還要美麗得多。在即將畢業的時候，在男學生們自然而然地要考慮終身大事
    “是呀，以后你可要注意，再不要直言無忌”玉奇伏在他的肩頭，聲音好象是在夢中響起的一般，“人太直了要吃虧，螗境者易折……”
    但玉奇的話沒還有說完，他突然把她推開，兩手抓住她的兩只胳膊，激動地說“不！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黨中央解放了我，不僅僅是因為我個人冤屈。你想過嗎？為什么黨要改正二十年前做錯的事，這是多么大的歷史勇氣和決心！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如果我總站在二十年前慘痛的經驗上裹足不前，黨又何必解放我？不！我要和過去一樣，正直地……”
    “‘正直’，‘正直’，你要知道，你在學校里正碰著他。他正是你的領導！”玉奇蹙著秀眉，反過來抓著周原的手，緊張地說，“你何必要搞什么補充教材呢？又何必選孔子、孟子的東西呢？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疼。要看到你還在他的手下，他隨時都可以整你的呀！”對妻子的著急，他只微微一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說道“奇，你想過嗎？這二十多年來，是什么支持我們度過那些艱難的日子？是理想和信仰嗎？顯然不是。那時候，在政治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被歪曲、被閹割，被搞得支離破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線被弄得混亂不堪；在道德上，所有可以作為典范的人物都被貶得一錢不值，甚至周總理也被他們說成是‘走資派’，雷鋒也成了‘奴隸主義’。我們自己呢，更是被凌辱、受摧殘，我們也弄不清這究竟是黨的主張還是什么一小撮人的陰謀。可是，我們究竟沒有去干壞事，更沒有被他們從反面激起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意念；在道德的真空里，我們仍然能潔身自好，守身如玉，以致我們現在能夠俯仰無愧。那么，這是什么力量呢？是什么觀念在引導我們呢？”漸漸地，玉奇在他的眼睛里已看不見她的面影了，瞳仁象一口井一樣，雖然發亮，卻是深邃的。他放開了玉奇，在房里來回踱步“我認為，這除了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信任之外，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在支持我們。那個時候，我們不正是用這種道德觀念去衡量別人。要求自己的嗎？那個時候，政治上的礦芷確’都被‘四人幫’壟斷了，但很多人恰恰在道德上首先認識了他們是一群宵小；而對周總理，又正是從他集中地、高度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美德這點上。堅信他在政治上一定是真正的正確的。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如果不批判地繼承傳統的道德來充實共產主義道德教育，我們的社會風氣就有被西方某些不健康的東西敗壞的危險。我們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可是，對我們有益的東西難道只有在法家的著作里才能找到嗎？……”“理想主義，你永遠是理想主義！”玉奇有點氣憤地打斷他的話、她知道周原既有藝術家易于激動的浪漫氣質，又有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古板與拘泥。這種個性，已經使他們遭到長達二十年的禍害，現在，她又有這樣的預感，仿佛周原難移的個性還會使他掉進深淵。她極力壓制自己的激動，溫情地規勸著丈夫說“原，你要好好想想，人不是生活在理想里，而是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環境里。在我們前面，永遠是個X，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事。這二十年的變化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教訓。我們只能夠獨善其身，沒有能力去兼善天下，很多很多事都不需要我們去過問。現在我們總算重新搞了一個象樣的家，剩下來的三口人終于團圓了，你何必苒冒風險呢？過去，你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以后我怕你還會遭到這樣下場。你……就是不為自己想，也要為我想想，為孩子想想……”說到這里，她的淚水竟止不住迸流出來，好象那些可怕的歲月已經周而復始了一般。玉奇就是這樣，在苦難生活中有一股堅強的韌性，而在苦難并沒有真正開始的時候卻是軟弱的、畏縮的、恐懼的。
    周原理解他的妻子，不由得心中滋生了溫存的、痛切的憐憫，定定地站在房中間。他環顧了一下不大的房間，處處有她勤勞的手作出的精巧布置。玉奇在家庭的擺設上有她獨具的匠心和纖細的美感，雖然只有不多的幾件家俱、圖畫和盆花，但在她的組合下，就顯現出一種遠遠超出它們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雅致。不過，這一切也很可能在夜之間全部消失，重回到矮小湫隘的土坯房里去。他又想起，在那被勞教的年月，二十五個人和跳蚤、臭蟲、蟑螂一起滾在一間窄狹的土房里的稻草堆上的情景，和這里相比，真是地獄與天堂了。這不禁使他猶豫起來。然而，當他的目光掃到墻上他自己用道勁古樸的魏碑體手書的李大釗同志的對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時候，他馬上又振作了。”你還要想想，”玉奇仍在帶著淚聲說，“那個人……當初，你們……你們搞成那樣子。現在，他在這件事上還沒有解決，他不會不記恨你的，你不要太天真了“不！”他斷然地說，“我覺得……我覺得有比你、比我更重要的東西。”他拿起帽子走到門口，但又感到這樣對待玉奇過于冷淡，于是轉回身來安慰她道“你放心好了，我還要想想，我還要好好想想。”
    周原從堆著磚瓦、石灰、木料的小巷出來，上了一條東西向的寬闊大街。從一個櫥窗明亮的百貨商店里，飄出格里格的鋼琴獨奏曲——《春》。他放慢腳步，想用涓涓的旋律沖洗剛才產生的不快和郁悶。從《春》，他又想起了圣桑的《天鵝》。《天鵝》是他一直非常喜愛的樂曲。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他總是把《天鵝》和“新時期”三個字聯在一起，而且越到后來這種聯想就越強烈。他覺得，“新時期”這三個字就象美麗悠揚的《天鵝》一樣，使他感薊春天來臨的氣息，感到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欣欣向榮的希望，感到在人民中間普遍地產生了和平與友愛的氣氛。他扇動鼻翼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盡管清晨的空氣已經摻著很濃的汽油味。他愛這一切，甚至可以說他從未這樣強烈地愛過這個世界。最近，雖然時已深秋，但他心中總蕩漾著春的波紋，任何一個新的事物，一則新的消息，都會在他心中激起一圈圈漣漪，向更遠更遠的地方擴展開去。可是，在今天，玉奇剛剛給他的勸告，就象一縷垂在水面的柳絲，在這一圈圈漣漪上劃出了一道缺口。他也認為玉奇說未來永遠是“X”這話是不對的，未來是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是社會主義強國的建成，這點他確信不疑，但是，從現在到未來所經歷的具體歷史過程，卻不能不說是個“X”了。如果這個“X”又會是個“S”，那末在這個“S”的某一個“拐點”上，他又會有什么樣的遭遇呢？想到這里，他的腳步再不是那樣悠閑自如
    快的糾葛據說今天早晨就要從北京回到學校，如果又施展那套超科學的方法，搬出“政治顯微鏡”來觀察他搞的補充教材，那末玉奇的憂慮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了。當然，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那個人”是不可能再把他打成“右派”的，但乘他立足未穩的時候再次把他搞臭，使他一開始工作就處于不利的境地，還是可以辦到的。蕩漾的碧波下面并不十分安寧，石頭縫里，淤泥底下，水草深處，還會藏有吞小魚以自肥的食肉動物。
    他不準備上學校去了，反正今天上午沒有他的課，懷著這樣的心情在教研室也是坐不住的。他索性轉過身來，走到一個開往郊區的公共汽車站牌下面。
    四十分鐘以后，公共汽車把他帶到他原來勞動的農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邁進光明的門檻時，他要在這里回首向陰暗的過去告別，在寧靜的田野上嚴肅地思考一下他應該怎樣第二次起步。
    他在一個小土丘上坐下來，摘下帽子，任帶菪涼惹的秋風吹拂起他的長發。田野上大秋作物已經收割了，一望無際的玉米茬、高粱茬和休耕地上茂密的萎黃的野草，如同大地茸茸的汗毛，在朝陽下泛著金色的光澤已經秋翻過的土地好似袒露在外的褐色的皮膚。大地象是有生命的、能思想而且能給予人思想的實體，通過陣陣微風向他絮絮低語.這里每一條土路、每一塊田地、每一株已經長得高大挺拔的樹都能喚起他的回憶。它們象舞臺上的布景，構成他當時在這里生活和勞動的場面。在那條土路上，在那三年困難的時期，午夜俐過，他就夾雜在一群人中間順善它向黑黝黝的田野出發，長長的隊伍如同幽靈一樣慢騰騰地向前挪動，沒有一句話，沒有一點聲息，只有用白菜葉、毛豆葉制成的卷煙在暗夜中一閃一閃地發著饑餓的光，在這一片地里和那一個打谷場上，人們當時還在用漢墓磚刻和敦煌壁畫上所描繪過的那種方式割谷揚場，對祖國的困難，對祖國的災難，他何嘗不想勇敢地去分擔一分，和全國人民一道扭轉被動的局面？但在極左思潮看來，任何人都不能信任，越是在危急時刻越是要加強“**”，這樣，他就只能作為一個單純的受害者和生活的旁觀者，把寶貴的生命消耗在沉重的原始的勞動之中。
    然而，他的回憶也并不完全是消極的。正是在這里，他用汗水完成了把自己變為一個真正的勞動者的洗禮。體力勞動，不管人愿意或不愿意，日久天長就會把你潛移默化，使你獲得一種新的習慣、一種新的情感、一種新的觀念。盡管周原過去的知識基礎很淵博，但仍然是飄渺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只是在這里，他的知識才第一次附著于堅實的形與器之上；在這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通過生活鮮明地展示了出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變人們對物質與經濟生活的蔑視，迫使人們要從現實出發來思考世界，來檢驗知識的可靠性。如果不是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周原是可以在改變了的生活和觀念的基礎上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但在那種極左思潮不可遏制地發展成一條極左路線以后，他真正地墜入了思想的黑暗之中。蒙昧主義可以使無知的人永遠處于知識的原始狀態，卻不能把一個已經接受過人類文明的人再拉回野蠻時代；如果他在肉體上沒有被消滅，神經器官就會被精神的饑渴折磨得萎縮、扭曲和退化。予是，他的精神再也生產不出一點產品了，只能在懷疑與恐懼之間徘徊。太陽漸漸升高了，大地騰起暖烘烘的泥土香味，輕霜化成氤氳的煙靄蒸蒸而上，前面的小樹林和房屋在裊裊的水氣里仿佛是在湖水中晃動的影子。這是多么熟悉的景色啊！周原曾經在這里放過牲口。在把牲口趕到這片收割過的田野上來以后，他也曾象現在這樣在小土丘上一坐。那時，在看到青草的顏色和薄霜一起在陽光下消融，片片黃葉無聲無息地頹然而落的時候，他是怎樣想的呢？他不是曾為生命被時針和分針剪成了一段段零落的廢品而痛惜過嗎？他不是曾向往過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作為人民的一分子對祖國有所貢獻嗎？那時，他有理想，有抱負。盡管這些都處于壓抑之下。而現在，黨中央把實現理想和抱負的機會給了他的時候，他怎能踟躕不前呢？他知道，現在面臨的不是什么教材改革的問題，不是什么孔子孟子的問題，而是一個后半生的人生態度的問題。如果在這剛起步的時候他就退縮下來，那末今后永遠也不會再前進一步了，如果現在還繼續在懷疑與！恐懼中徘徊，那末整個一生將會是一個可怕的空白。
    天上開始出現羽毛似的卷云，象是一陣強勁的秋風在空中的步履，地面上，在田野的盡頭，一陣霧似的黃沙彌漫住遠方的群山。周原從小土丘上站起來，用帽子撣了撣身上的塵土。在這里，他重溫了二十年的悲歡，最后肯定了：個人的命運不是“那個人”、這個人所能左右的，它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聯，他所經歷的悲歡離合與祖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曲線是完全吻合的。過去和現在都不能把這二者分離，今后也永遠分離不開，如果社會主義祖國再次遭難。那末現在的退縮和畏懼也救不了自己。
    中午，周原在郊區的一個食堂里匆匆吃完午飯，兩點鐘趕到學校。
    這所學校是本省一所歷史最悠久的重點中學，現在還保留著創辦時期由文廟改建的校舍。雖然它的兩旁已經建起了兩幢四層樓的現代化建筑，但它夾在它們中間卻一點不顯得寒傖，反而透出一種典雅氣派。二十一年前，周原就在這座文廟里教書。在這斗拱結構的大教室里講課，即使是現代科學的尖端也仿佛回蕩著古老的回音。周原很喜歡這個學校，他的《學宮書簡》中的“學官”，指的就是這所具有民族風格的建筑。
    現在，教室都已搬到兩邊的樓房中去了，古老的建筑里是教研室、辦公室和圖書館。在現代化建筑和文廟之間，新栽種了兩行修剪得很整齊的冬青。在文廟前面是一個很大的花壇，這倒是原來就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花壇里所有的植物都被連根拔掉了。最近移栽的幾株蘋果樹和夾竹桃還沒有恢復元氣，一些說不出名目的花卉，也只有寸把高，寥落地圍在四周。在周原和文玉奇戀愛的時候，這個花壇是他們見面的地點，一打下課鈴，兩人都會不約而同地來到這里，從這里出發，去度一個甜蜜的中午或夜晚。”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直到現在，他每經過這里，還會不自覺地朝玉奇原來站立的那個地方張望一下，心頭同時泛起一股歡愉的回味。今天中午，他仍是習慣地透過稀疏的樹木向那個地方瞟了一眼。然而，今天和往日不同，正在那個地方，好象是有二個人在專門候他似的。不過這是一個男人，背略微有點佝僂。他認不清是誰，快步向那個人走去。
    到他們相距五、六步的時候，他才猛然認清：這個人正是文玉奇所說的“那個人”、“他”——闞星文！
    闞星文臉上雖然帶著微笑，但這種微笑很不自然，看不出表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周原的面孔和上肢的肌肉也牽動起來，同樣很難確定應該表現一種什么姿態，是應該伸出手去呢？還是含糊過去呢？
    這兩個人身高、肩寬、年齡都相同，都有一個圓圓的碩大的頭顱和一副聰明的面貌；盡管兩個頭顱上的黑發中已夾雜著銀絲，眉宇之間卻都仍然透出勃勃的英氣。不同的是周原長的是一對馬來人型的大眼睛，開朗而熱情；闞星文長的是一對蒙古人型的細長眼睛，沉靜而有毅力。這兩個二十一年沒有見面的密友和敵人就這樣默默地、然而又是氣概軒昂地對視著，好象誰也不愿意首先饒恕對方，在周原的眼神里，更有一股挑戰的意味。
    最后，還是闞星文打破了僵局，他淡淡地一笑，把視線移向花壇中的一株樹上，說道“我早聽說你要回來了。我回了一趟北京，昨天才回來，沒有能歡迎你。”
    這話不知是真誠的，抑或是諷刺，周原一時還品不出味道，只好隨口問了一句“家里都好吧？”
    “家母去世了，我是回去送葬的。”闞星文又是淡然一笑，垂下了眼睛。
    “啊，對不起！我不知道。”
    周原這才發現他兩鬢已經斑白了，下眼瞼布著漁網似的細細的密紋，并且奇怪地拄著一根紫檀色的手杖，更增加了他的老態。雖然他曾耳聞闞星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沖擊，但沒有想到在這個人身上竟留有這么深的痕跡。
    “八十多歲的人了，風燭殘年。不過她老人家能拖到現在去世，最后還算得到點安慰。”說完，闞星文頭略微一揚，并且抬起眼睛，里面閃出一點愉快的光輝，好象要在周原面前再現他二十年前的神采一樣。但周原知道他是在壓抑內心的悲傷，同時，他在北京曾見過的那位老太太慈祥的面孔又浮現在眼前，使周原不由得對他產生了同情，反而覺得有點抱愧地低下了頭。
    兩個人再也找不出什么話來說了，一同僵立在花壇旁邊。闞星文用手杖尖撥動著花壇里的石子，周原也象是對花壇突然產生了興趣，呆呆地看著僅有寸把高的草木植物。學生們看見嚴肅的校長和同樣嚴肅的老師站在一起，都遠遠地繞道而行，沒有什么能把他們從窘境中挽救出來。最后，上課鈴響了，才把他們從迷茫中喚醒，兩個并肩向那個古代建筑的大門走去。路上，周原又發現了他已經成了跛子，但闞星文沒有回答周原驚奇的目光，仍然是淡淡地一笑，在語文教研室門口和他客氣地分手了。
    闞星文一跛一跛地走進校長辦公室，頹然坐在自己的座
    的批評”，而是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仿佛已經成為夢境的過去，回到二十三年前那次畢業晚會上。
    那天晚上，禮堂里張燈結采。在舞臺上，同學們組成的民樂隊演奏著《金蛇狂舞》和《彩云追月》，管弦樂隊演奏著《青年圓舞曲》和斯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從禮堂半空垂下五色繽紛的彩帶在一對對蹁躚起舞的年輕人肩頭輕拂，四周空氣的分子都好象在旋轉、歡舞、在樂聲中相撞又分開。他和“上官”也在隨著圓舞曲的旋律旋轉。那時，他的腿是那么矯捷，能夠非常瀟灑地滑出各式各樣的花式舞步。和“上官”跳舞，是男同學的驕傲和享受，而更使他高興的是：他、“上官”，還有周原又都被分配在一起，三個在大學生活中就有了親密友誼的同學并沒有因為畢業而各自東西。’
    這種回憶是甜蜜而又痛苦的。而再往下，就只剩下痛苦了。在場面轉換到這個城市以后，這三個年輕人的關系起了微妙的變化。原來，在綠蔭濃郁的校園里，在映著天光山色的昆明湖上，三個同學的友誼是潔白無瑕的。她叫他“星文”，而叫他“周原”，從稱呼上來看，好象她和他的關系還更密切些。但到了這里，周原就開始和他競爭了。從此，一對好朋友竟變得相互守口如瓶，如果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還會感到倔促和窘迫。而“上官”呢，夾在他們兩人中間也難以左右回旋。他也曾估量過自己和周原雙方的優劣：固然，周原是人所公認的“才子”，報刊雜志上經常出現他的名字，但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一到學校就受到領導的重視，在政治上有遠大的前途；至于在外貌上，兩人是不分軒輊的。一不過，“上官”和他同學、同教的是一門學科，在這方面，他可能略勝周原一籌。
    可是，正在這個勝負難分的時候，他的父親——一個在舊社會勞累了大半生的排字工人病勢垂危了。一九五六年冬季他請假回京，待他安葬了父親返回學校以后，馬上發現周原和“上官”之間有了進一步的關系。但不知為什么，他們倆卻一直瞞著他，直到一九五七年春節他們舉行結婚儀式，才用一張請帖對他公開出來。他傷心而且憤怒地把請帖撕得粉碎。那一晚上他沒有去，從此也就斷絕了和他們的交往。雖然“上官”從來也沒有答應過他什么，但他認為在這么長時間當中她是應該領會他的愛情的，如果不是周原使用過某種不正當的手段，“上官”絕不會置他于不顧。愛情的領域是個專制的王國，愛情上的失意使他產生了一種上當受騙了的委屈和偏激情緒，從而把對。周原的友情變成了敵視。恰好，情場上得意的人往往會在其它方面受到挫折，半年以后，周原的《談鄒忌諷齊王納諫》出問題了。
    這時，在反右斗爭當中，闞星文也獲得了一種新的觀念，學會了把人的一切行為和思想都歸結于親族血緣關系的分析方法，于是對周原就有了新的認識。盡管他和周原相處的六年當中并沒有發現這個人在基本政治態度上和自己有什么分歧，但他還是被那種偏激的情緒所推動，寫了一篇揭發周原老底的文章。本來，他們倆是無話不談的，在北京，他的家和周原的家相隔僅一條胡同，他知道周原的祖父是清朝末科進士”曾當過一任七品縣官，而周原的早已死去的父親，是一個沉緬在琴棋書畫中終生無所事事的破落戶子弟，他從未見過面的伯父卻是黃埔軍校二期的學生，國民黨軍隊中的一個高級幕僚。這一切都注定了周原先天就是一個塒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分子，何況他還要“諷共產黨納諫”？這篇文章對周原的打擊，等于對他奄奄一息的政治生命開了最后一槍他呆呆地把頭仰靠在椅背上。陽光從放在桌上的一杯水反射到發黃的頂棚，映出一個明亮的圓圈，圈中顫動著金色的波紋。這是狂舞的金蛇？還是多瑙河之波？……他閉上眼睛，心頭好象有一陣痙攣。他沒有想到，他氣忿之下對周原的報復卻更為猛烈地打擊了“上官”。他眼看著她先是從這個重點中學調到一般中學，又被從學校趕出來在一個干鮮果品商店當會計，最后到了縫紉工廠當縫紉工人。對她在一次一次政治運動中的謫遷，他暗暗感到內疚，總希望有一個機會向她解釋并在經濟上幫助她。
    有時，他們在街頭也會相遇，而“上官”卻總是高昂起頭，作出一副藐視一切的樣子。他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一定是個不擇手段向上爬的卑劣小人了。”女人總是自私的，她只知道人家損害了她，卻不想想她在別人心靈上造成的創傷。”每遇到她，他就要這樣嘆口氣搖搖頭。人總是帶點傻氣的，他沒有想到，即使他有機會和“上官”談話，他又怎能向她解釋呢？他又能解釋什么呢？這個沉靜而胸有城府的男人，同時有一種執拗的愛情，他把他一廂情愿的初戀當成最寶貴的回憶藏在心底。這次失戀大大地改變了他的生活興趣，他再不和婦女交往而一心撲在工作上了。并且，反右斗爭以后對那些“右派”的嚴厲處分，也給他內心深處罩上了一片淡淡的暗影：僅憑一篇在黨報上公開發表的文章就要槍斃掉作者的政治生命，是他原來沒有想到的。他批判周原不過是出于報復，要在社會上把情敵搞得臭不可聞，他也的確認為周原是一個卑鄙的人。不過，從社會主義法制上來衡量，即使他非常希望看到周原被送去勞改，也認為是不可能的。可是，當周原果真遭到那種懲罰時，他又被震驚了。
    從此，他天真的、還帶著稚氣的青年時代就結束了，他知道自己也得極其小心地在這一片薄冰上行走。周原的遭遇成了他的第一個社會經驗，成了懸在他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這柄劍懸得偏右了一些，使得池經常要向左偏過去躲避它的鋒刃。于是，在以后的“反右傾”運動一中，在哲學界的“大辯論”中，在政治經濟學的“大辯論”中，在文藝界的“大辯論”中，他都一直是“左”得很的批判家。正是因為他這種“左”得可愛的熱情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在“上官”被弄到干鮮果品商店當會計的時候，他卻被提拔成全省聞名的重點中學的黨總支書記兼校長了。這一來，他們之間的社會地位懸殊了，他永遠失去了向她鼉解釋”的機會？并且，更不幸的是，這次提拔竟成了他的禍根。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學校就變成了戰場，首先被沖擊的就是他。因為在林彪、“四人幫”的干擾下，這次運動一開始就把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特殊社會身分的人當成了“革命”對象，絲毫不理會人的社會實踐和思想表現。校長既然是領導，當然就是“走資派”，必須以被告的身分站在“理性的審判臺”前來。于是各種莫名其妙的罪名都加在他的頭上，甚至他
    就在會場上反抗起來。可是批斗他的勇士們比他更倔犟，只一腳就踢斷了他的踝骨。本來，骨折是不難愈合的，但那些人說他不過是腳腕扭了筋，不僅不給他治療，還叫他去農場喂馬，結果使他成了殘廢。二九七二年他一瘸一瘸地又回到這個學校當領導。但教育界什么時候安定過呢？他和學校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每一次運動都要把他矗請”去辦“學習班”。在那情緒低沉的日子里，在那很難從集體中得到安慰的孤獨年月，他渴望向一個異性的同情者傾訴自己的苦惱和疑惑。于是這個多年沒有接觸過女性、現在結婚又為時過晚的男人，就把對“上官”的初戀絕對化、理想化了。其實，他腦子里的“上官”早失去了肉身，已經不是一個“她”，而成為他自己想象中的一個精靈、一個感情的寄托了。那時，他每在街上碰見她（他能在很遠的距離，在稠人廣眾之中一眼就看出她），心頭就會顫抖，呼吸就會急促，并且總是裝作看什么似的站住不動。他不愿意讓她看見自己已經成了瘸子。
    對周原呢，他的敵對感也緩和多了。在他被踢斷腿的那天晚上，他被幾個勇士拖進一間小黑屋里。躺在潮濕冰涼的水泥地上，他不由得悲涼地想起了“上官”。由“上官”又想起了周原。他沒有料到如今他竟落得和周原同樣的下場，“左”并沒有幫助他躲過這場極左的災難。他認識到，他和周原都是極左的受害者，不過是時間不同罷了。把別人對他的批判和他當初對周原的批判聯系起來，他也認識到了，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社會主義國家，幾次政治運動大多違反了運動的本來意圖，正如同馬克思所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那樣：“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了，引起了人民內部人與人之間嚴重的對立。他回想站在臺下那些口角堆滿白沫、頭發垂在額角，向他揮動拳頭的人，從他們瘋狂的、狡黠的、惶惑的、畏怯的眼光來看，顯然有的是想在他身上取得什么，有的是通過斗爭他來表現自己，有的是想以斗爭他來逃避自己的被斗爭。在那間小黑屋里，他第一次有了和周原同命運的感覺，開始饒恕周原了。”祝他們好好生活吧！”他想，“上官’跟著我也未必幸福，大家都要經過這么一場，從長遠來看，倒是她找他找對了。”
    但是，今天中午，周原以凱旋而歸的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他的面前，既觸痛了他的傷疤；又損傷了他準備和解的愿望。現在，這個人的紕漏又暴露在他眼前了。多年的積怨，使他心頭又隱隱地閃出了一絲比武的人發現對方破綻時的那種喜悅。然而，這一絲喜悅只不過在心中抖動了一下就很快消失了。而且，這一抖動，反而象扯起了一條長長的帶子一般，把他的思緒引向深邃的哲學思考中去了。
    在那看得見星光的馬廄里，在飄蕩著艾草香味的田坎上，在潮濕陰暗的“牛棚”中，他曾屹力地捧著厚而重的《資本論》思考過很多問題。要從紛亂的現實中理出一個頭緒，只有借助抽象力；要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既不能從運動在觀念上的表現，更不能從各派發出的豪言壯語上來分析。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現象深處，必然有一個決定一切的本質的東西。《資本論》所教導的方法，正是進入這個本質的鑰匙。奇特的是：闞星文在明亮的課堂和安靜的書房里沒有理解的東西，居然在鋼鞭和拳頭下理解了。如果說物理學家要在自然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實驗，才能得到精確的結果，那末革命者就必須在社會斗爭最復雜、最尖銳的狀態中才能發現真理。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個瘸腿的闡星文反而比一個腿腳矯健的闞星文更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了。現在，在考慮蘇漢遠向他提出的周原的這個問題時，這股強大的理性就在沖擊他的感情，竟使他激動地站了起來，一瘸一瘸地在方磚地上轉著圈子。
    下午三點，蘇漢遠推門進來。他自己從暖瓶里倒了一杯水，在藍布面的沙發上坐下。幾句話，他就把局里叫他去商議的事談完了，然后歪著頭問道“怎樣？桌上那份東西看過了嗎？你準備怎么處理？”這也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頭頂雖然微禿，卻沒有一絲白發，鼻梁上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最顯眼的是他下頷部分表現的返祖現象。不過，那短短的、向喉頭削去的下巴并不難看，反而使他顯出一種正直厚道、文質彬彬的氣派。他是一九**年從縣中學提到這所學校來的，一直是闞星文得力的助手。他熱愛教育事業并且精通業務，不管是哪一年級、哪一學科的教師在課堂講課，他只要在教學大樓的長廊里捕捉幾個詞，就馬上能知道課程的進度和教師當堂的情緒。在闞星文“群專”、“靠邊站”和參加“學習班”的時候，他獨自一人小心翼翼地駕駛這條蓬破艙漏的小船。他有以隨機應變來委屈求全的本領，能和各式各樣的“頭頭”虛與委蛇。而既要辦學校，即使是所謂以階級斗爭為主課的學校也好，日常教學總是要人搞的，所以那些專“抓革命”的頭頭也離不開他，這就是他沒有和闞星文一齊“靠邊站”的原因。其實，他和闞星文的私人感情很好，在闞星文失去自由的那段時間，他也曾通過各種渠道悄悄地送過許多香煙和罐頭之類的東西。闞星文也很了解他，他是他唯一能推心置腹的朋友，所以他并沒有掩飾自己的看法，平淡地說。”看過了，不過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大驚小怪的。”
    “咦”蘇漢遠詫異了，“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孔孟的案到現在還沒有翻嘛！”
    闞星文笑了笑，說“誰又給孔孟立過專案呢？值得注意的倒是，為什么‘四人幫’在對待古代文化上的流毒至今還沒有肅清。我看了周原搞的編目，的確，為什么選了韓非子、茍子、墨子的東西倒偏偏不選在中國古代文化上影響最深遠的孔子與孟子的東西？，另外，我還發現，王安石的《元》過去是一直編入教材的，現在卻沒有了，而這正是適合初中學生讀的七言絕旬。這說明‘四人幫’的鬼影現在還在某些同志腦子里晃來晃去！”說著，他氣憤起來，一點笑意也沒有了。蘇漢遠沒有料到校長對這個問題會是這種看法。他們倆重新共事以后，就一直忙于抓綱治校，整頓教育和紀律，沒有機會談個人思想和感受。從闞星文憔悴、蒼老、殘廢的外表看，他以為他一定是接受了慘痛的教訓的，現在看來并沒有。他搖搖頭說：“星文啊，我不相信你就這樣幼稚，看不出這樣搞會給1學校和周原本人帶來什么影響。”
    看到蘇漢遠一副膽戰心驚的樣子，闞星文倒不由得又笑了’起來，說道“我看哪，你要是被‘四人幫，狠狠地整幾頓就好了，遺憾的是你吃他們的苦頭還不多。”
    蘇漢遠不解地透過厚厚的鏡片望著他。不知怎么，最近他總覺到闞星文變得不十分象教育家，更不象搞自然科學的，倒象個哲學家，甚至有點高深莫測的味道。他動氣地問：“這是什么意思？”
    在揭批“四人幫”的這一年里，闞星文發現，心有余悸的人并不是曾被“四人幫”整得死去活來、家破人亡的人，倒是自己受難不深（沒有受難的人是沒有的），而看到別人備受折磨的人。越是受苦多的越沒有“余悸”，這恰成一個反比。不過，他沒有把這層意思說出來，只是擺了搖手說：“漢遠，咱們說實話，你承認不承認周原說的有點道理？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讀了十年書的高中畢業生，本應該對祖國的傳統文化有個概括的了解。當然，毛主席說過要批判孔孟，從‘五四’以來我們不斷地批判過他們的學說，但是批判古人的學說是包含著批判地繼承這層目的的，和批判政治上的階級敵人不同。反過來說，我們在教材里選了茍子、墨子、韓非子，那是不是意味著這些學說就不用批判了呢？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的確缺少點馬列主義的科學態度，而這是不利于我們搞四個現代化的。”
    但是，蘇漢遠仍然固執地盯著他，反問道“孔老二和四個現代化，嗯？這種聯系……叫別人怎么理解？”
    闞星文不滿地掃了他一眼，拉著手杖一瘸一瘸地走到門口。外面，作為會議室的大殿里闃無一人。他把門關好，插上門閂，又踅回來坐在蘇漢遠旁邊的沙發上，斜傾過身子，用深沉的眼光看著他說：“漢遠，‘四人幫’把我們同志、朋友之間的坦率都一掃而光了。我就不相信你不懂得對待古人的科學態度和對待現在事物的科學態度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蘇漢遠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闞星文，闞星文神秘而又帶著親切的舉動感染了他。他回想起過去他們在“四人幫”專制恐怖下互相依賴，互相幫助，甚至互相包庇的日子。他知道在闞星文面前他滿可以開門見山地陳述自己的意見。比如對周原提出的建議，他只不過認為有點不合時宜罷了，對孔盂的學術觀點，他和周原并沒有什么歧見。但不知怎么，他卻不這樣去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他染上了如恩格斯借法國人諷刺美國人時說的“你們的意思是倫敦，而寫下來卻是君士坦丁堡”那樣的習慣，總是言不由衷，非要把自己的語言納入一個保險的格式里面不可，對人一來就是什么“錯誤”呀，“傾向”呀，本人的出身背景呀等等，好象不如此就不能表明自己和一些還處于隱晦微妙階段的敏感問題劃清了界線。現在，闞星文的坦白誠懇喚起了他的坦白誠懇，但是也觸及了他的痛苦。在肉體上他沒有受過闞星文那樣多而重的折磨，但在精神上他也是被嚴重摧殘過的；.沒有什么比虛偽、而且自己還必須去適應虛偽這點，更能折磨二個正直的人的靈魂了。他低下頭，改變了語氣，沉重地說：
    “知道我是知道的，原則上我也不是不同意周原的意見。但是，你看見那扇門么？你沒有發現那不是原來的那扇門么？十年前，我有幸坐在你老兄現在坐的這把交椅上。那是什么日子真是提心吊膽。你是‘躲上小樓成一統去了，
    社會根源的。我們都是小人物，我們對這些根本就沒有辦法。一次干擾對我們這些小人物來說就是一次滅頂之災……。”他苦皺著眉，攤開雙手。又倒在沙發上。語調、聲情和手勢都表現出一個小人物無可奈何的悲哀。
    可是，這番話激怒了闞星文。打倒“四人幫”后的兩年中，闞星文深深感覺到，由于黨和國家長期中斷了民主生活，致使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很忠實的同志也成了新時代的宿命論者，在政治上失去了起碼的主觀能動儆聽憑于從狹隘的經驗中得到了所謂“反復”的規律的擺布，在精神上處于隨時隨地準備挨打的狀態。然而，他一時也找不到強有力的論據去說服這樣的人。僅僅空泛地說“過去的歷史再也不會重演了”這類話，是不能說服一個飽經風霜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他激動地站了起來，手杖不停地在方磚上篤篤地敲著。窗外，天氣突然陰沉下來，秋風揚起操場上的黃沙和白楊樹的落葉拍打著窗紙。這個地區的氣候就是這樣，每到深秋都要刮幾次大風，天氣也時晴時陰。這座古老的建筑物里，一到這個季節就會先透出涼意，使人有蕭瑟之感。兩個親密的朋友在這里苦惱著。生活就是這樣，你要過于探究它的底蘊，就會發現許多自己不能解答的問題。
    “漢遠，”闞星又踱了幾圈，又回來坐在原來的位置上，把手杖抱在懷里，用親切的語調說，“我知道有些道理.很難說清，因為它需要時間本身來證明。我在打斷腿以后，也象你一樣思考過很多問題。我也認為‘四人幫’不是偶然現象，是一種社會的必然性，就是沒有這個人，也會有別人來代替他們。可是，難道搞四個現代化就不是必然性么？中
    著‘在高中，還可以選入幾篇藝術性強而有明顯消積因素的傳統名篇，指導學生認真批判和鑒別，學習正確地對待古代作品’。何況周原選的還是具有積極因素的作品哩！”說罷，他把小冊子撂到茶幾上。
    “哼，說是這樣說”，蘇漢遠斜了小冊子一眼，“那么教材編選小組為什么自己不選呢！”
    “正是！”闞星文用食指關節叩著桌子，“我正是從這里看到周原精神可嘉。你想，周原是個傻瓜嗎？在受了二十多年委屈以后，好不容易恢復了公職，恢復了工資，難道他不會安安生生地吃碗老米飯以終天年？他何必冒這樣的風險！同志，如果極左路線東山再起，你我不過是再次被打倒的問題，而他就會是粉身碎骨了。他為什么還要這樣做？我認為這里就體現了他對黨的信任，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對祖國古代文化的責任感。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可貴的天真和勇氣！搞四個現代化，就需要這樣的知識分子。”他瞥了蘇漢遠一眼，“老是怕以后會挨打，邁不開步子，是搞不成現代化的。”蘇漢遠臉上泛起了紅暈，喃喃地說“星文，我是覺得慚愧，我承認我心有余悸。我覺得……怎么說好呢？這好象是和一個人氣質有關的。當然，我也承認你說得有道理，不過我也要提醒你，在這上面你可不要感情用事，聽說周原是你的老同學……”
    “不！”闞星文斷然地、煩躁地截斷他的話，“這里和感情沒有絲毫關系！”這時，有一股要說服對方的沖動使他突然打開了緊閉了二十多年的閘門，他刷地拉開抽屜，從一個文件夾中取出一片發黃的剪報遞給蘇漢遠“今天，’我可以告訴你，他是造成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結婚的原因，而我也曾不客氣地回敬過他。要按十九世紀歐洲人的風俗，我們兩人一定已經決斗過兩次了。說實在的，他在我領導的這個學校里敢于提這樣的建議，是要有一個很高的思想境界的。我還沒有想到一個慣于寫思想檢查的人會這樣。這點，很值得你我學習哩。”蘇漢遠接過紙片，用詫異的眼光把這份從二十多年前的報紙上剪下，直保留到今天的文章看完。在這片發黃的紙后面，他仿佛看到敵對的欲望與意志的交戰，看到二十余年來兩個人在心理上的格斗與角逐。他很受感動，站起來走到闞星文身邊，默默地把紙片放在桌上，同時，另一只手親切地撫著他的肩頭，卻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言詞。
    “藐明白了你……也明白了他。這……這都需要勇氣和無私。星文，一會兒開會，讓我們一起來作工作吧！”
    蘇漢遠走了。闞星文擦著一根火柴，點燃了這張二十多年沒有見過天日的紙。潮濕的紙在火焰中蜷縮著，冒出一股刺鼻的青煙終于化成灰燼。
    由辯論產生的激情和沖動都過去了，闞星文的情緒又恢復了平靜。但是，那種對已經失去了的幸福的惋惜，那種對個人私生活感到不幸的憂傷卻又爬上心頭，悄悄地，一顆眼淚滾出他的眼眶。但他馬上抹去了淚珠。就要開會了，他面臨一場貫徹正確路線的斗爭。他知道，在生活中，有比個人的幸福與不幸更高的東西。
    下午放學的時候，周原和闞星文又在他們早晨相遇的花壇旁邊見面了。闞星文臉色臘黃，顯得很疲倦，用低沉的聲調對周原說“你的建議，總支研究過了，認為很好。另外，總支讓我通知你，在語文教研室沒有民主選舉以前，由你代一樣……”九七九年四月一卜日于南梁。（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