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簡史 ！
    孟子說過，不喜歡殺人的人能夠統(tǒng)一天下。（見《孟子·梁惠王上》）他似乎說錯了，因為數(shù)百年后，正是秦國統(tǒng)一了全中國。秦國在“耕戰(zhàn)”兩方面，也就是經(jīng)濟上、軍事上，都超過其他國家。當時秦國是出名的“虎狼之國”。它全靠武力，又加上法家殘忍的意識形態(tài)，勝利地征服了一切敵國。
    陰陽家和儒家的混合
    不過孟子也沒有完全說錯，因為秦朝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后，只存在了大約十五年。始皇帝死后不久，發(fā)生一系列的造反，反抗暴秦統(tǒng)治，帝國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漢朝繼承秦朝政治統(tǒng)一的思想，繼續(xù)秦朝未竟的事業(yè)，就是建立政治與社會的新秩序。
    董仲舒（約公元前179—約前104），就是按照這樣的意圖進行理論化的大理論家。他是廣川（今河北省南部）人。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為了儒家的正統(tǒng)而創(chuàng)建基本制度，他也起了重要作用：著名的考試制度，就是從他的時代開始形成的。在這個制度下，進入仕途的各級政府官員就不靠出身高貴，不靠財富，而靠通過一系列定期考試。這些考試由政府主持，在全國同時舉行，對于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敞開大門，只有極少數(shù)人除外。當然，這些考試在漢朝仍是雛形，在數(shù)百年后才真正普遍實行。這個制度是董仲舒第一個發(fā)起的，更有意義的是他主張以儒家經(jīng)典作為這些考試的基礎(chǔ)。
    據(jù)說董仲舒專精學業(yè)，曾經(jīng)“三年不窺園”，結(jié)果寫出了巨著《春秋繁露》。又說他“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yè)，或莫見其面”，就是說，新學生只從老學生受業(yè)，不一定親自見到他。（見《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br/>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為當時政治、社會新秩序提供理論根據(jù)。照他的說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行為的根據(jù)，一定要在天的行為中尋找。他采用了陰陽家的思想，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密切聯(lián)系。從這個前提出發(fā)，他把主要來源于陰陽家的形上學的根據(jù)，與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結(jié)合起來。
    漢語的“天”字，有時譯為Heaven（主宰之天），有時譯為nature（自然之天）。然而這兩種譯法都不十分確切，在董仲舒哲學中尤其如此。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曾說：“我們?nèi)魧ⅰ臁冉鉃樽匀恢欤纸鉃橹髟鬃匀坏纳系壑欤瑫r而強調(diào)這個解釋，時而強調(diào)另一個解釋，這樣我們也許就接近了這個中國名詞的幾分真諦。”（未刊稿）這個說法對某些情況似不適合，例如就不適合老子、莊子，但是完全適合董仲舒。在本章之內(nèi)出現(xiàn)“天”字時，請讀者想起金教授這段話，作為董仲舒哲學中“天”字的定義。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過，先秦思想有兩條不同的路線：陰陽的路線，五行的路線。他們各自對宇宙的結(jié)構(gòu)和起源做出了積極的解釋。可是這兩條路線后來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這種混合特別明顯。所以在他的哲學中既看到陰陽學說，又看到五行學說。
    宇宙發(fā)生論的學說
    據(jù)董仲舒說，宇宙由十種成分組成：天、地、陰、陽，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最后是人（見《春秋繁露·天地陰陽》，以下只注篇名）。他的陰陽觀念很具體。他說：“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于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如天之為》）
    董仲舒所定的五行順序，與《洪范》所定的（見本書第十二章）不同。他定的順序是：第一是木、第二是火、第三是土、第四是金、第五是水（《五行之義》）。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義》），這是“比相生”。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五行相勝》），這是“間相勝”。
    董仲舒和陰陽家一樣，以木、火、金、水各主管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東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并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時變換用陰陽運行來解釋（《五行之義》）。
    陰陽的盛衰遵循固定的軌道，軌道是經(jīng)過四方的圓圈。陰初盛的時候，它就去扶助東方的木，形成了春。陽全盛的時候，它就去南方扶助火，形成了夏。但是根據(jù)物極必反的宇宙規(guī)律，如《老子》和《易傳》所講的，它當然盛極必衰。陽盛極而衰的時候，陰就同時開始盛了。陰初盛的時候，它到東方[1]扶助金，形成了秋。陰極盛的時候，它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陰盛極而衰，陽同時開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環(huán)。
    所以四季變化來自陰陽的盛衰，四季循環(huán)實際是陰陽循環(huán)。董仲舒說：“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春、夏、秋）成生，以一時（冬）喪死。”（《陰陽義》）
    照董仲舒的說法，這是表明“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陰陽位》）。也是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陰陽義》）。
    因此，無論在肉體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見《為人者天》）。既然如此，人就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yǎng)之，人成之。”（《立元神》）人何以成之？董仲舒說通過禮、樂，就是說，通過文明和文化。假使真的沒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好像是個未成品，宇宙本身也會感到不完全的痛苦。所以他說，天、地、人“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立元神》）。
    人性學說
    由于天有其陰陽，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兩個成分：性、情。董仲舒用“性”字，有時取廣義，有時取狹義。就狹義說，性與情分開而且相對；就廣義說，性包括情。在廣義上，董仲舒有時候以性為“質(zhì)”，“性者，質(zhì)也”（《深察名號》）。人的這種質(zhì)，包括性（狹義）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貪。狹義的性，相當于天的陽；情相當于天的陰（見《深察名號》）。
    與此相聯(lián)系，董仲舒談到爭論已久的老問題，就是人性，即人的質(zhì)，是善是惡的問題。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說，他說：“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nèi)也。天所為，有所至于止。止之內(nèi)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實性》）
    董仲舒因此強調(diào)人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與天、地同等。在這方面，他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處在于，他不認為人的質(zhì)已經(jīng)是惡的。善是性的繼續(xù)，不是性的逆轉(zhuǎn)。
    董仲舒以為教化是性的繼續(xù)，這一點他又接近孟子。他寫道：“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zhì)，尚安非善？應(yīng)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深察名號》）問題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觀點。問題的回答，董仲舒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開了。
    但是這兩位哲學家的不同，實際上不過是用語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說：“孟子下質(zhì)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質(zhì)于圣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孟子與董仲舒的不同，就這樣歸結(jié)為兩個用語“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社會倫理學說
    照董仲舒的說法，陰陽學說也是社會秩序的形上學根據(jù)。他寫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
    這個時期以前的儒家認為，社會有“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董仲舒從中選出“三倫”，稱為“三綱”。“綱”字的意義是網(wǎng)的大繩，所有的細繩都連在大繩上。君為臣綱，就是說，君為臣之主。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都是這個意思。
    三綱之外，還有五常，都是儒家堅持的。“常”有不變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本人雖然沒有特別強調(diào)這一點，但是所有的漢儒都共同主張，這五種德性與五行相合。仁與東方的木合，義與西方的金合，禮與南方的火合，智與北方的水合，信與中央的土合。（見《白虎通義》卷八）
    五常是個人的德性，三綱是社會的倫理。舊時綱、常二字連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人發(fā)展人性必須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與文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