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史料和分類體系

雖然歷史和其他方面的典籍收有秦漢時期關于宗教信仰和知識文化發展的各種各樣的材料，但對一種教義或一個哲學理論，還沒有可供進行全面分析的明確的或系統的闡述。尤其是對許多被普遍接受的和被視為形成一批作者和思想家進行著述的背景的假設，還沒有闡述。但是幸運的是，不同信仰的作者所寫的和在這四個世紀中的不同時期編纂的一批典籍，仍流傳至今。很多這些著作的篇章論述同一個問題和題目。其中凡是持對立觀點的作者似乎在奉行相同的假設，這些也許可以視為正常的情況。還有一種寶貴的財富是流傳下來的一大批校注，因為對某些觀點或實踐的反復批判或論證，可以證實它們在當時曾風靡一時；但是必須適當地考慮到促使一個作者寫下他思想的信仰和偏見。秦漢時期缺乏一個譬如像孔子或朱熹，或像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如果我們到其他地方去找的話）那樣的一個令人信服的思想哲人或知識力量。但是幸而保存下來的公元之初列入秘府藏書的書目表明，當時存在大量的著作和大批作者，雖然估計只有一小部分（估計不到1/4）的作品流傳至今。出于種種原因，我們務必謹防作出文獻在這個時候對中國人民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假設。在這幾個世紀中，中國的文字正被統一和簡化而逐漸成為近代以前廣泛使用的形式；把秦代的文書與公元2世紀的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這個過程的發展情況。可是書籍是廣大公眾不容易閱讀到的，也沒有廣為流通。

用于書寫的材料各種各樣。貴重的絲帛用來書寫特殊的抄本，這從墓葬中發現的實物可以看出。從這些墓葬中，或從文武官員留下的廢物坑中，我們找到了越來越多的寫在當時標準材料上的文書實物，這就是木簡或竹簡。一種原始形式的紙已經演化出來，傳說是蔡倫在公元105年上報給漢政府的。但是盡管這種原始的紙的時間可能更早，但在公元3世紀或4世紀之前，紙張不可能被普遍使用。公元開始時秘府所藏之書很可能一般沒有流通，我們甚至不能假定對這些書籍很有興趣的人也能加以使用。之所以能夠收藏圖書和我們現在能掌握一批文摘，是皇帝下令在全國各地搜集文本的直接結果。這些搜集本不論是否完整，都據以編為欽定本而藏于秘府。有時我們也聽到一部作品在一開始就有一部以上的抄本，如《史記》。但是，這里又不能肯定，人們是否可以普遍使用這些作品，或者可以長時期地全文使用。例如，有跡象表明，在公元2、3、4世紀，人們不能直接看到《史記》中有關漢代的部分。自漢代編纂書目以來，已經知道，文籍仍有所散失，在此背景下，由于考古學家在中國的許多不同地區繼續進行成功的墓冢發掘，現在發現迄今未知的少數典籍材料正變得有可能了。近年來，各方面材料——包括文學、哲學和歷史方面的作品，諸如醫藥、天文、占卜等方面的技術手冊，行政和法律的文書——的非常珍貴的孤本已經出土。除了給已知的中國書籍總集作了這些補充外，這些墓葬還提供了有些流傳至今的書籍的抄本，例如《論語》、《易經》和《道德經》等。這些手抄本證實了公認版本的準確性，其程度使人既驚奇，又欣慰。

現在無法衡量秦漢時期識字人的范圍，但可以很保險地假設，它不可能是很廣的。一般地說，當時的中國著作的內容像以后那樣，談的是社會上享有特權的人的生活、習俗和享受。例如，對國家宗教儀式中應遵循的正確程序留下了詳細的規定，而對民間宗教進行的情況，除了在評注和考訂時窺知一二外，其材料卻很少。

就我們所知，現在收編而成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的書目，是根據可能是劉向或其子劉歆專門為此目的進行的分類作出的。不論是好是壞，這項先驅性的工作影響到中國以后所有的目錄學工作。它以其體系影響了文獻觀點，并且它作出的劃分被認為在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發展的一個形成階段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劉向和劉歆所編的書目，作為遺產，所留下的對中國哲學進行重大劃分的分類卻往往是錯誤的。他們的目錄學對不同哲學學派所作的區分，一部分是根據司馬談（死于公元前110年）對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這六家的劃分，一部分是這種劃分的擴大。因此，當被劉向和劉歆歸為某一家的一些作者的觀點有相當部分互相重疊時，把它們貿然分為譬如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做法決不是正確的。可是，由于后世接受這些劃分，對這個階段的中國思想形成了一種多少錯誤的看法，即認為當時正在發展各種旗幟鮮明的學派。事實上情況要復雜得多。

對中國思想的許多研究著作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認為是三大學派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方面。這些名詞應該謹慎使用，特別對正在發生重大發展的秦漢時期的四個世紀更是如此。對儒家的總的名稱，必須分清至少兩種基本的思想類型。第一種是孔子及其嫡傳弟子的教誨，這些已經引起了許多贊揚和評論。但是，這些言論系統地闡述于中國第一個帝國成立之前的幾個世紀，它們應用于秦漢時期政治和社會的情況，多少不同于應用于帝國之前戰國時期的各國。第二，有些漢代思想家發展了一種更綜合的哲學體系，它既包括孔子的倫理學，又包括宇宙論的思想，并且給帝權的行使提供了地盤。他們有時便稱為“漢儒”。

與此相似的是，必須分清以下兩種類型，一是在漢代以前形成的《道德經》和《莊子》這樣的玄學著作，一是在漢代以后發展的闡述宇宙間自然秩序的系統學說。“道”這個詞系統地闡述了這兩方面的思想，但用不同的涵義來闡述；宇宙存在的系統學說包括了科學地解釋宇宙的企圖以及可以在《道德經》和《莊子》中找到的許多思想。這個情況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的典籍《淮南子》中有詳細敘述。但是除了這些差別外，道家這一總的名稱也可用來包括與道家思想相對的、應該更恰當地稱之為道教的活動。公元2世紀道教正在形成過程中。它包括了許多儀式、典禮和紀律，道士們試圖將其信仰與《莊子》等著作表達的思想聯系在一起。但是早期的著作和道士們規定的信仰之間，其信念和思想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部分地由于過分僵硬的分類，有人常常假定，儒家和法家對人和政治權威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決不可能調和。在這里也必須更細致地和以比以往更少的僵硬的先入之見對這兩“家”進行比較和對比。秦帝國在諸如商鞅、韓非、申不害和李斯等人的紀律原則和現實主義的世界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和進行治理，這無疑是正確的。出于以上的這些原因，凡是以下出現“儒家”、“道家”或“法家”的地方，在使用它們的時候將考慮到變動的情況和正在演變的生活態度。它們并不指有明確定義的哲學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