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的知識分子政策

隨著對其他國家的征服和秦帝國的建立（公元前221年），儒家和其他各家陷入了嚴重的困境。在對秩序和穩定的構想主要受法家學說的啟示的一個集權主義的國家里，這是可以預料的。法家完全講求治國之術的功效和專制君主權力的增強，猛烈地抨擊任何以其他權力來源為基礎的政治學說。秦政權通過貫徹臭名昭彰的公元前213年的焚書命令，圖謀消滅古代傳統的主要資料。盡管這項措施的有害結果無疑被后世夸大了，它仍然是集權主義搞思想控制的一個典型事例。焚書命令不是在全部范圍內有效，從某些存留下來的典籍便可予以證實。被禁的著作中如《詩》、《書》、“百家之語”及除秦國以外的各國歷史記載（很可能主要是《春秋》）的文本，不但在皇家檔案中，而且在屬于皇帝侍從的72個博士的藏書中仍然是未被觸動的。

博士的名稱和制度早在戰國時代（公元前5—前3世紀）即已存在，但有關它們的詳情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推測，它們是與上面提到的各種學術團體一起出現的。據悉，秦代選拔博士的標準是他們必須“掌通古今”。針對對其統治進行批評的人，秦始皇的第二項臭名昭彰的措施是活埋儒生，據《史記》，當朝中的一些方士散布對秦始皇日益專橫的批評并逃走時，他采取了這項措施。據記載，當局對在京城的學者進行了審查，皇帝本人從中挑出大約460人，然后加以活埋。即使如此，引起坑埋學者的批評無疑包括這樣的怨言：在這樣一個皇帝統治下，沒有一個有學識有才能的學者能夠安全地施展他的技藝或坦率地向君主提出勸告。我們有理由設想，在秦始皇統治之下是容不得獨立的見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