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統治下的漢族中國人

外族人對漢族人的這種長期統治造成了什么結果？毫無疑問，征服地本身有無數生靈隕滅，大量財產被毀，社會各個層面都發生分裂與位移。遼造成的破壞最小，他們通過談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們造成的分裂和破壞，對前渤海人的影響則要廣泛得多。西夏的破壞也最小，他們似乎是原封不動地從幾個現有政權手中接管了今甘肅的大部分土地。金對遼帝國的征服未遇到全力抵抗，沒有造成征服地區的普遍破壞，但原為宋領土的他們的中國北方征服地區卻經受了多年的殘酷戰爭，物質損失巨大，社會分裂嚴重。蒙古人的夏、金征服地區，只是在初期的戰役中遭受了局部的破壞。蒙古軍隊在西夏蕩平的幾乎只是位于今寧夏的西夏中心區，而在中國北方的征服地區，他們對定居人口進行了懲罰性的蹂躪和殘害，與他們在伊朗、俄羅斯和印度北部的所作所為毫無二致，摧毀城市，屠戮民眾，甚至企圖把中國北方變為他們的放牧場。

因此，在1/4世紀里，中國北方經歷了該地區特有的戰爭和行政上的混亂。在金代晚期的1207年，這個帝國所擁有的人口為約5300萬人，通常情況下全中國的人口則一直保持在1.1億至1.2億之間。到這個世紀末的1290年，中國全部注冊人口已經降至不足6000萬人，并直到14世紀末的明代初期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上。東北部地區的人口下降尤為嚴重。1207—1290年的80年內，河北和山東的人口災難性地降至此前人口水平的1/3略強。

很多因素造成了對這些數字說明上的困難。但是很清楚，13世紀經歷了人口的大量損失，其各種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軍隊在中國北方的破壞性作用所造成的，盡管可能還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對中國南方的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個已經牢固地扎根在中國并已習慣于中國的方式的元政權進行的。忽必烈有種種理由努力使中國南方盡可能完好無損，并使其生產基礎不招致毀滅，但這一地區在整個13世紀也是人口下降嚴重，雖然還沒有達到從前金朝統治區域那種災難性的水平。

1234年以前，蒙古人對他們的中國北方征服地區強制實施了種種不同的政策，并且在13世紀70年代把它們強加于中國南方，從而增強了在宋代就已經形成的人口發展趨勢。盡管11—12世紀間中國人口在穩定增長，但其分布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唐代的742年，中國人的60%生活在淮河以北。但是到了12世紀，情形顛倒了過來，多數人在南方生活。雖然整個中國的人口已增加了一倍，但西北地區的人口實際上是在下降，東北地區也沒有增長，盡管相當多的人口開始集中到現在的北京附近，北京是遼和金的大都市。元代的征服——其北方遭受了蹂躪而南方卻相對未經觸動——加速了這一趨勢，除了其首都大都（北京）附近外，對西北地區的衰敗和東北地區的相對死氣沉沉狀態聽之任之。河北的部分地區直到16世紀一直未能恢復到唐代中期的人口水平，它們也從未能恢復其相對的重要性。

就征服地區本身來說，這些政府并不是只把破壞力釋放在漢人身上。所有外族王朝起初都是一些軍事政權，它們都同其鄰人進行著經常不斷的戰爭，這些鄰人既有中國、高麗這些定居王國，也有北方草原上的部落。為了作戰它們需要征集大批軍隊，其成員既有部落民，這些人始終生活在一個隨時準備從事戰爭的國家里，是騎兵的來源；也有它們的漢族屬民，他們被用作步兵從事對定居國家的作戰，在這里戰爭是相對靜止性的，有必要攻陷筑圍的城市。它們的一些戰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遼對高麗的入侵，西夏同宋和金的經常性戰爭以及忽必烈時期對日本的流產的入侵，僅僅是隨手舉出的幾個事例，這幾次戰役都損失了好幾萬人。經常性戰爭的巨大代價還包括這一時期所有國家在物質資源上的極度消耗：宋代中國從生產力的巨大增長中所獲得的收益被大量耗費在了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上。征服王朝動輒對統治下的定居人口不斷隨心所欲地征用人力和軍需物資。它們的中央管制型經濟逐漸發展成了一種永久性的家庭綜合體系，這些家庭可稱之為國家的特殊產品生產者或特殊服務提供者，包括軍事服務。

同這些王朝的組織結構相聯系的還有在數量上飛快增長的奴隸和半奴隸性的依附民，二者既有國家所有也有私人控制的，一個普遍的趨勢是向著個人的社會從屬關系的方向發展。在女真人的金代，占有奴隸的情況尤其普遍。每一個征服王朝看來都允許皇室成員擁有大量的私人部屬并對他們自己的非中央控制的領地進行管轄。

把生活在宋王朝統治下的普通漢人家庭的狀況與同時生活在各征服王朝統治下的家庭進行比較，實際上是可以做到的：稅收水平差別很小，在日常管理上也沒有哪個更具壓迫性。很多鄉下人可能極難得親眼見到一個外族統治者。但是在城市里，情況就不同了。軍隊和行政機關就駐扎在那里，每一個征服王朝還都帶來了一群非漢族商人以及為政府服務的商業代理人，在契丹人和女真人統治時期是回鶻人，在元代則是來自西方和中亞各地的人（色目人）。

對于受過教育的漢人精英分子來說，因其所受的教育中浸染了做官為國的思想，因此在適應新秩序上更為困難。契丹人和黨項人所控制的漢人地區，向來支撐不起一個較大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團。這些地區始終是文化落后的地區，就是在公元900年這些地區已被軍事統治了幾個世紀時，當地的文人學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隨著這兩個國家的漸趨成熟，就越來越需要有文人在政府中服務，其中有很多是漢人。遼最終有了它自己的考試體系，自己的翰林院（它完全有資格有個契丹名稱）、自己的國史官以及為皇帝及其法定繼承人解釋經典的儒家學者。南面的官職幾乎全被漢族官員所充任。受過教育的人秘密地抄寫、刊印和學習宋朝作者的作品。佛教在皇家保護人的蔭庇下極為繁榮，很多僧人很可能是漢人。中國的藝術也得到延續。至少有一位早期的契丹王子是個造詣頗深的畫家，他的作品被收入宋徽宗的藏品集中，有一幅度藏至今。在遼墓中發現的壁畫，是流行于初唐的富有活力的中國彩畫像傳統的生動而感人的派生物。遼代的建筑師以中國（或渤海）為樣板來設計城市，并修建了偉大的寺廟建筑群，其中的一些石塔仍保存完好。

顯而易見，中國的文化生活——地方性的、較為老式的，但可能依然基本上是中國式的——在持續著，契丹貴族一直把中國文化緊密地同他們自己連接在一起。有許多漢人在這個政府中服務，其中少數人當上了最高級別的官員。但是，種族的同一性問題是個復雜的問題。某些取得成功的漢人家庭變得越來越像他們的統治者，他們與契丹的貴族家族通婚，他們在朝任職的時間一長，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一般的漢人官員可能保留了更多的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他們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權力地位之外的。重大的決策，尤其是軍事決策，仍然是契丹朝臣獨占的領域。

遼朝政府企圖對其漢族臣民和部落民實行不同的管理章程，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其漢族人口管理不當。曾在1090年作為使節出訪過遼朝的蘇轍，就頗為驚奇地發現針對漢人的法律并非不堪重負，盡管他對腐敗現象的蔓延程度感到吃驚。

表示不滿的看來并不是漢人。他們是一個從未舉行過一次反抗契丹人的起義的多數人種族集團，即便是在最后，當遼南部的漢人區開始受到宋人和女真人的同時威脅時，這部分人仍然對宋進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連象征性的抵抗都沒作就把南京要對黨項人統治下的情形作出描述更為困難，因為我們的資料不夠充分，對于西夏國的種族集團還不能像對契丹人那樣作出恰當的地理上的劃分。但在這里，中國的文化生活看來也在生機勃勃地繼續著，這里有大批的西夏文和漢文的出版物及印刷品，在統治集團和漢族人之間也沒有尖銳的種族沖突。

至于女真人的征服地，情形則有了改變。不論在遼還是西夏，占支配地位的非漢人集團并未在數量上被其漢族臣民遠遠超過。當女真人征服了遼以后，他們接管了易于對付的邊疆地區的北方漢人；而當他們進一步征服宋的江北地區時，卻發現自己還要去控制4000萬以上的龐大的、不斷增長的漢族人口，這幾乎相當于8世紀時唐代中國的全部人口。到1207年，他們的人口統計數字為5300萬人。女真人無疑被其漢人臣民以大于10比1的比例所超過，他們對這一形勢的反應是有趣而復雜的。

自然，女真人要花些氣力來維護他們種族的同一性。與漢人的通婚是受到禁止的，起先漢人還被命令采用女真人的習俗和發式，但至遲在1152年以后，當北京成為中都和政府所在地時，女真貴族集團——與契丹統治集團不同——就不再在他們的部落家鄉生活，不再滿足于動蕩不定的半游牧生活方式。作為整體的女真人仍然留在東北，但皇室及其數以百計的占統治地位的女真氏族的絕大部分，都生活在了由漢人所包圍的從前遼或宋的領土內。就像蒙古人后來那樣，女真人把被征服的漢人居民區分為不同的等級：“北人”（從前遼的臣民）和“南人”（在前宋范圍內生活的人）。金世宗比較喜歡任用前宋的官員。女真人強制推行了一項新的政策，將其軍隊大量分遣到他們遍布在中原領土上的大片屯田里去屯駐。這些屯田，加上其他的官田，吸納了相當數量的中國北方農業人口，它們都是由漢人依附民來從事耕作的。

但是中國社會作為一個總體幾乎沒有被攪亂：商人、工匠、地主和農民仍然干著他們的本行。文人學士被吸收進政府部門，當女真人沿著唐代的軌道建立了中原式的中央政府后，漢人繼續在大多數政府機構中供職。高雅文化受到保護。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大量涌現，有對經典的詮釋，有散文和詩歌，大部分詩歌體現了唐代或11世紀宋代的保守的標準，而不受同時代南宋的創新風格的影響，金代學者對后者尚一無所知。

在儒家學說——獨立于已在南方逐漸占據其他思想方式上風的理學學說——一如既往地發展的同時，佛教特別是道教在女真人統治下興盛起來。一種以一批新的半民眾型聽眾為對象的新文學體裁也出現了：帶有情節的演唱和純樸自然的戲劇表演。印刷品繼續展示出精良的水準。由那些修養良好的女真人和契丹人與漢人一道享有的金文化，也許還達不到南宋文化盡善盡美的程度，但是它具有一種極富生長力的、獨立不羈的傳統，同樣是堅定地以中國的歷史為根基的。

蒙古人涌入中國的舞臺，其猛烈程度遠遠超過了女真人。他們的第一次大規模進攻，是對黨項人的西夏國發動的，它與左右著整個東歐和伊朗大眾想像力的關于蒙古人的恐怖形象最為接近。黨項人的國家及其高度文明幾乎被蕩滌一空。下一次進攻轉向了女真人的金朝，它遭到毀滅，它的領土在近1/4個世紀里陷入混亂狀態。

在忽必烈上臺之前，中國對于蒙古人來說一直是不急之務，其不過是他們的龐大帝國的一部分，是一個戰利品、掠奪物、有特殊技能的俘虜和無可比擬的工匠的豐富源泉。正是在肆無忌憚地劫掠中國資源的這個時期，生活在這么一個外族政權統治下的中國的漢人第一次遭受了各級社會的普遍分裂與破壞。同樣是第一次，漢人的精英分子除少數人外都被排除在了政府部門之外。

對中國南方的征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過程。忽必烈決心建立起結合有許多中華帝國特色的國家組織結構。但是蒙古人仍然避免依靠漢人官員，依靠漢人官員曾是契丹和女真帝國的特征，而蒙古人的精英集團中則包括了其他一些少數種族的成員，他們是來自中亞和西亞的貴族，充當管理人、包稅人和中間人的角色。一些漢人文人學士拒絕為其新主人效力，他們有意地避開塵世而去過隱居生活。然而久而久之，有些漢人也擔任了公職，他們多數人是吏員，少數人是官員；作為精英的文人學士依然存在著，盡管他們在生活中不再以做官為首要目標。很多受過教育的人選擇了新的職業，如教師、醫生、商人等。其結果，精英們的“儒家”生活理想、道德價值、社會準則比從前更為廣泛地向社會傳播，所波及的一個社會層面是蒙古統治集團的精英及其色目盟友，他們中的很多人成了頗具才能的漢文作家和中國文化完全的參與者。在有限的范圍內，少數非漢族精英分子被吸收到了中國的知識界中。

14世紀中葉，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這不是因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內部的崩潰。現在仍遠不清楚最終推翻這個王朝的眾多地方起義的原動力是什么：自然災害、時疫和氣候惡化都加劇了暴政、剝削和行政管理失當的結果。可以弄清的是，到14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在各個階層的漢人中都存在著強烈的不滿，他們采取了傳統的大規模盜匪活動的方式，教派活動也已出現，軍隊中發生兵變。從歷史上說，這些現象正是與中國歷代王朝倒臺并生的現象，但此時因政府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為外族人這一事實而使它們具有了新的鋒刃。

以明朝的建立為終結的持續了20年的國內戰爭，其破壞性肯定至少可以同女真人征服中國北方時相比，并且超過了蒙古人征服中國南方時的情形。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階段才比它更加兇狠殘暴和肆行無忌。但是即使在這些國內沖突爆發之前，元代中國就已在承受著與此前那些政權的征服地相比沉重得多的壓力。

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中的大倒退嗎？沒有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紀宋代中國特征的高速發育的形態和合理的組織結構就能延續下來嗎？它們使得某些學者所說的出現于宋代的一個“近代時期”夭折了嗎？或者說這些宋代的發展無論如何是死路一條，它們是被國力的局限、被中國的這種規模和多樣性、被漢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對實踐和實效給予應有的重視與關心所毀滅的嗎？為什么在明代，當他們最終把蒙古人從中原驅逐出去時，仍不能恢復由宋代提供的更為高級的政府模式，相反，卻繼續保留了金、元時期制度發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復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來了呢？這些都是很復雜的問題，可能得不到解答。但是，它們無疑都在提示著人們：本卷所涉及的這個難解的和多樣性的時期，值得作為中國發展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階段來仔細研究，這一時期當然不是以最后一批蒙古軍隊撤過邊界即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