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聲嬰兒的啼哭，一個新的生命開始了他在這個世界的旅途，譚氏家族終于再添一名男丁，這對于已經(jīng)快八十的譚鐘麟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自從得知譚延有了兒子之后，直隸總督衙門門口變得車水馬龍，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巨商富賈們都排著隊的向譚延送去賀儀，像張之洞、李鴻章這樣隔著非常遠的關(guān)系比較近的官場同僚在得知這一消息之后，除了派人送上禮物之外，還發(fā)來了賀電---李鴻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雖然作為廣州按察使，但是在半個月前便帶著李鴻章的賀禮來到天津，譚府這邊剛有動靜，他在知道譚鐘麟有了孫子之后立刻在李鴻章寫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譚府拜訪。
    為了慶賀自己兒子的出生，譚延聯(lián)合天津各位名士，在當(dāng)天決定修建敬老院和養(yǎng)孤院各五所，以贍養(yǎng)那些孤苦無依的老人和流浪街頭的孩子----雖然這座城市并不是譚氏父子的家鄉(xiāng)，但是這里是譚延正式步入帝國政壇的起點，譚延一向重視公益事業(yè)，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譚善人”。
    譚延雖然向朝中顯貴大筆行賄，但自身卻廉潔，加上他在工商銀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給他面子。譚延一振臂高呼，他們立刻給予響應(yīng)，紛紛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業(yè)在這幾年發(fā)展地很快，短時間內(nèi)各種義學(xué)、敬老院、養(yǎng)孤院等慈善場所數(shù)量和規(guī)模很快便超過了上海。雖然還不能說做到老有所養(yǎng)。街頭孤兒絕跡，但整個城市面貌卻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為和他地追隨者們在報紙上連連發(fā)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調(diào)子之外，現(xiàn)在又更多了一個新詞“憲政”。而熱心國事地大臣們也開始接受這一思想。盡管他們中有些人還并不明白“憲政”的含義，但是已經(jīng)敏銳的感覺到在光緒皇帝無法掌權(quán)，而慈禧太后違背祖制獨攬大權(quán)方面有很大的問題，從而想以“憲政”來制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
    政治是現(xiàn)實的，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決定推崇“憲政”這并不是沒有來由。底層大眾都知道“昆明湖換了黃海”這個道理，更何況這些在官場上摸爬滾打的老油條？如果光緒皇帝執(zhí)掌政權(quán)則是名正言順，他們也許未必會這么熱心。而李鴻章前有頂缸地先例，保不準下次就輪到他們的頭上----他們自問沒有譚延的手段可以料敵于先，更沒有其手下北洋海陸兩軍精銳之師，同時譚延在山東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兩手都硬的法子他們是覺得好，但總覺得有失權(quán)位，直隸三省的教民沖突算是平息下來，不過自己的地頭上卻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撫中不乏開明之士，與妄自尊大的樞臣不同。他們是直接與洋人接觸，碰到地事情也遠比樞臣要復(fù)雜的多，中央內(nèi)部的封閉無視于各國列強的威脅，這讓各省督撫非常不滿，他們對變法強國的苛求也更為迫切。與戶部解決財政不足地目光放在銀行上不同。各省督撫的目光則選擇在憲政----限制皇權(quán)，這對他們有著更為有利的選擇，也更能夠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第一個在政壇上掀起“憲政”風(fēng)暴的是駐法國公使孫寶琦，他從海外得知中國最近地輿論動向后，立刻向國內(nèi)發(fā)電報支持“憲政”。請求立憲。接著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湖廣總督王文韶、兩廣總督李鴻章和云貴總督岑春萱也都發(fā)電報請求立憲。因為最近幾個月地報紙都是變法維新。憲政的報道也持續(xù)了有一段時間，出乎譚延意料之外。慈禧太后并沒有因此而大動干戈。
    “憲政”說白了就是皇帝擔(dān)任國家元首，卻無權(quán)行使國家元首之權(quán)力。這對于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極為有誘惑力地，要不然張之洞和李鴻章等人也不會如此看好憲政，實在是他們吃中央朝秦暮楚的虧太多的緣故。而譚延卻深知慈禧太后對權(quán)力的渴望，不過她卻沒有對各省憲政之請做出任何反映，歸結(jié)到底在大義上她還是太后，皇帝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象征。
    各省督撫都上了請立憲折，唯獨直隸總督和東北總督?jīng)]有動靜，東北總督劉銘傳據(jù)聞已經(jīng)到了病入膏肓的階段，不要說處理政事，就是那筆寫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劉銘傳都病倒這個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寫立憲折還情有可原，但是一直為“北洋新政”前鋒的直隸總督一直沒有動靜，這就實在是太讓人費解了。
    李鴻章讓周馥帶著大禮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賀譚鐘麟喜得孫子，而實際上更是想要催促譚鐘麟能夠和李鴻章等地方大員一起站在憲政的戰(zhàn)線上，給朝廷施加壓力。李鴻章雖然已經(jīng)帶上了漢奸的帽子，但他在兩廣有面臨另外一個麻煩----南方革命黨的威脅。自從王文韶任上的兩廣就開始變成了南方革命黨的舞臺，而廣東更成了中國的火藥桶，只要一點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許是王文韶起初在剛到任廣州時的軟弱手段，使得廣州的革命思潮開始泛濫，還沒有等這個昔日用貴州少數(shù)民族和湖南起義的鐵腕人物有所行動，他就被調(diào)到湖北就任湖廣總督去了。因為李鴻章被膠州灣事件拖在北京，所以兩廣實際事務(wù)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屬于開明人士，對于革命者并沒有下狠手鎮(zhèn)壓，有很多參加起義的革命者通過各種路徑可以平安保出，這就使得兩廣的革命形勢更加高漲。
    廣州開放非常早。這里地民風(fēng)相對其他地區(qū)要開明的多，革命黨在這里開展起義可以說有相當(dāng)?shù)拿癖娀A(chǔ)。王文韶當(dāng)初被調(diào)走可以說是始于譚延地策劃，因為這個王文韶一面有著點頭蟲的外號。另外又有一個“血手”地狠名，有這么一個人也許會一時放過革命者。總有一次會讓他徹底血洗廣州，不如趕快將他弄到湖北。
    面對廣州的日益洶涌的革命形勢，曾經(jīng)大肆殺俘的李鴻章偏偏就手軟了----革命黨和太平天國有著很大的不同，也許是出國一次使得李鴻章的思想轉(zhuǎn)變很大，對于兩廣境內(nèi)的革命黨起義，他也是采取鎮(zhèn)壓但并不“酷殺”的對應(yīng)辦法。而正是與革命黨在兩廣對峙地李鴻章也從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黨的思想，他在接到孫寶琦上書朝廷立憲的消息后，認為立憲可以彌合這種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遂主張立憲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譚鐘麟可謂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關(guān)系最為密切，而能夠左右譚鐘麟的政見的，也唯有他的兒子山東巡撫譚延。周馥此時前往譚府賀喜，身上所肩負地使命也是希望能夠疏通譚氏父子，使其贊成立憲。對于周馥而言，他相信譚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著同樣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時刻要經(jīng)受外國列強的沖擊，日本聯(lián)合艦隊和北洋海軍的對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樣立憲開始變法才能夠讓中國再次中興。擺脫被動挨打的命運，譚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鴻章第二，那最穩(wěn)妥地方式以憲政來抑制皇權(quán)，免得再次出現(xiàn)甲午戰(zhàn)爭前海軍軍費被挪用修園子的狀況。
    周馥帶來了李鴻章給譚鐘麟的親筆信，信中洋洋灑灑千余言。大致說國家危及，“不變政體，枝枝節(jié)節(jié)之修補無益矣。公今攬?zhí)煜轮攸c，肩負天下重任，應(yīng)體察世界之大勢。成尊主庇民之大績……”
    譚延從譚鐘麟手中接過信件后。如果不是周馥親手送過來的，他還以為是康有為寫來的。當(dāng)然如果有推翻滿清地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孫中山好了。對于李鴻章向變法派轉(zhuǎn)變他早有預(yù)料，但是這個轉(zhuǎn)變有些未免大了些，難道說老李在廣東受了什么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孫中山似乎來過直隸總督府----盡管那個人很年輕，但已有了后世畫像上地面目。
    在李鴻章出國訪問期間，清廷設(shè)在倫敦的機構(gòu)秘密逮捕了孫中山，為了營救孫中山而鬧起了軒然大波，最終孫中山安然逃脫。譚延不知道“孫中山”地名字才剛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時候還叫孫文，“孫逸仙”這個名字在海外華人中的名氣自從倫敦被捕之后也愈來愈大，開始有些后世的氣象。
    “周大人，立憲對革命黨而言確實有不戰(zhàn)而勝，徹底摧毀其根基之效用，但大人也明白京師里面到底是誰當(dāng)這個家。以她的脾氣和稟性，你說這實行憲政可能么？縱然各省督撫齊上書推行憲政，到最后恐怕也未必會真的得償所愿，老相國可是考慮清楚？！”譚延說道。
    周馥明白如果自己無法說服這個年紀可以當(dāng)自己孫子的譚延，北洋這道關(guān)口是邁不過去的，各省督撫之首為唯觀直隸，若是直隸總督不肯出頭，頤和園里的那位勢必會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各省督撫之努力皆都付之東流。
    周馥苦笑的說道：“譚大人，今時今日之廣州已經(jīng)和幾年前完全不同，會黨之人皆傾向于革命，街頭散發(fā)傳單者演講者若是都抓起來，那廣州衙門的牢房再多十倍也會被填滿。老相國在提審了數(shù)人之后，認為這些人無非是受了蠱惑，他們也是為了社稷好，殺之又干天和……幕僚根據(jù)這些革命黨人的宣傳，覺得這和洋人的憲政有著很深的關(guān)聯(lián)，若是朝廷能夠采取憲政，則革命黨不攻自破，也可防備居心叵測之人從中煽動……”
    “周大人，在下也算是您老的晚輩，有幾句話不知當(dāng)講不當(dāng)講……”
    “請說！”
    “那晚輩就斗膽說上幾句，大人莫要見怪。若是順耳就聽聽，若是逆耳就當(dāng)我什么都沒說……周大人，說起來如果我們拋去身上這身官服。摘掉這頂戴花翎，說句大逆不道的話。這就是反清復(fù)明……呵呵，您老也別激動，這話老相國應(yīng)該不陌生，榮仲華最近碰上翁叔平談?wù)撟兎ń?jīng)常就是這么一句話。康南海地變法主張想必周大人一定不會陌生，里面的一些條文確實是好的，就是這樣地內(nèi)容都會在一些人嘴中變成了反清復(fù)明，那憲政又該如何呢？！”
    周馥聽后沉默了，榮仲華就是榮祿。譚延不愿意在京師待著，就怕榮祿當(dāng)著他的面說這句話，怎么著自己也是個漢人，滿漢爭執(zhí)從滿清立國開始就紛爭不斷。若是放在康雍年間，榮祿地這句話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刀下冤魂，只是現(xiàn)在國家凝聚力遠不如那個時代，真正的權(quán)力都在地方督撫手中握著，這些督撫封疆大吏又大多都是漢人。這招借刀殺人的威懾力已經(jīng)遠不如以前。
    無論你舌翻蓮花也好，不可否認在“憲政”的美麗外表至下，對于滿清貴族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因為它不僅可以兵不血刃的解決革命黨的隱患，更可以兵不血刃的從滿族權(quán)貴手中拿過國家地控制權(quán)。說到底還是一個“權(quán)力”之爭。像滿族這樣的以一個少數(shù)民族來統(tǒng)治一個國家漢族人口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本身就是一種逆天行為。開國之初滿族人靠鐵血殺戮來鎮(zhèn)住了江山，但是現(xiàn)下時局是內(nèi)憂外患，對外處理上更是喪失了天朝上國的威名，滿族統(tǒng)治者可謂是名聲掃地。
    就那些不明白革命真正含義的底層民眾而言。他們跟隨革命黨更多的是因為吃不飽肚子。或是有更高追求者也不外乎恢復(fù)天朝上國的名聲，還沒有到達解放勞苦大眾。實現(xiàn)民主的地步，畢竟在他們地心中，皇權(quán)政治才是中心，而民主政治只是捕風(fēng)捉影的事情。連革命黨內(nèi)部都是如此，更何況對憲政一知半解的各省督撫？譚延遲遲未動就是不愿意摻和進去，因為這些人并不可靠，相比之下他更相信手中掌握的槍桿子！
    “難道只能以殺止殺？！”周馥似乎喃喃的自問道。
    譚延搖搖頭說道：“其實走憲政地路子才是最有利于朝廷的，不過朝廷中總是有幾個大臣會抱著祖宗宗法不放，殊不知他們緊緊的守著的是一個泥飯碗，稍有外力便破碎無疑，倒不如將這個泥飯碗交出來，反倒可以獲得更多的東西，至少江山三十年內(nèi)地穩(wěn)固……”
    “晚生這里倒是有個法子，既可以解中堂之急，也可以讓朝廷中那些頑固地大臣稍作退步……”
    “譚大人有何妙計？！”
    “立刻實行憲政顯然是不行的，老百姓只知道填飽肚子，哪里懂得什么民主、憲政？憲政必然有個基礎(chǔ)，就是至少整個國家平均讀書識字地人要達到一個特定的比例，所以現(xiàn)在實行憲政就是朝廷應(yīng)允，底下操作起來也是困難重重，若是一時不慎為宵小所乘，則各位大人名節(jié)不保。是以晚生的建議是憲政不如預(yù)備憲政”
    “預(yù)備憲政？！”
    譚延點點頭說道：“不錯，現(xiàn)在朝野有很多人寄希望于憲政強國，這是主流，不可逆反，否則為天下所恥。我們可以聯(lián)合上折用預(yù)備憲政的名頭，將實行憲政分成幾個階段，比如說一邊發(fā)展教育，通過報紙等為憲政做聲勢，讓更多的人了解憲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也可以上折讓朝廷派出親貴到東西方各國去考察憲政，以此來讓那些朝中的保守派們接受這一思想……這樣做有很多好處，最不濟讓那些最反對憲政的大臣給派出去，也省得他們在朝中呱噪……”
    周馥聽后略一思索便明白其中奧妙，笑了笑說道：“組安之計甚妙在周馥看來，朝中反對的意見肯定不少，對于譚延提的意見，他更看重以派出朝廷親貴出洋考察，以此來支開那些反對憲政的大臣。像李鴻章出洋訪問，一去就是好幾個月，如果利用這段時間悉心操作，等這些人回來的時候，那大局已定他們也無力回天了！這確實是一個妙招，朝廷的反對力量無非就這么幾個人，用手指頭數(shù)數(shù)就知道，將這些保守派的頭腦支出去，剩下的小魚小蝦還不任他們來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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