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雅達利與印度：禪宗與游戲設計藝術

雅達利

1974年2月，在里德學院晃蕩了18個月之后，喬布斯決定搬回父母家。他回到洛斯阿爾托斯，準備找份工作。找工作并不難——在20世紀70年代的高峰時期，《圣荷西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分類廣告的科技類招聘廣告長達60頁。其中一則廣告吸引了喬布斯的注意，廣告語是“玩得開心賺得多”。那一天，喬布斯走進了電子游戲制造商雅達利公司的大廳。他不修邊幅，發型凌亂，衣著邋遢，讓人事主管頗為吃驚。喬布斯表示，如果他們不給他一份工作，他是不會離開的。

雅達利的創始人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企業家，名叫諾蘭·布什內爾。布什內爾充滿魅力，富有遠見，還頗具表現力——從這些方面看，他可以成為喬布斯的另一個榜樣。成名之后，布什內爾開過一陣勞斯萊斯，偶爾在按摩浴缸里召開員工會議，大家一邊開會一邊吸食大麻。跟弗里德蘭一樣，布什內爾也懂得如何以個人魅力蠱惑人心，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哄騙恐嚇他人，扭曲現實。喬布斯后來也學會了這種做法。布什內爾的首席工程師是阿爾·奧爾康。此人身材健壯，性情樂觀，為人老成持重，做事腳踏實地，在公司里扮演“定海神針”的成年人角色：他一方面要努力幫布什內爾把公司的愿景變為現實，另一方面要在布什內爾興奮過頭的時候對其加以規勸。公司當時開發的熱門電子游戲名為《乓》，由兩名玩家用屏幕上兩條可移動的線作為球拍，一起打光點乒乓球。（如果你不到30歲，你可以去問問你父母這個游戲是什么樣子的。）

喬布斯腳踏涼鞋來雅達利大廳求職時，有人把當時的情景報告給了奧爾康。后來奧爾康回憶道：“有人跟我說：‘大廳里來了個嬉皮士小子，說不給他工作他就不走，我們是叫警察，還是讓他進來？’我說那就把他帶進來吧！”

就這樣，喬布斯躋身雅達利公司50名元老級員工之列。他的工作是技術員，時薪5美元。“現在回想起來，錄取一個里德學院的輟學生是有點兒奇怪，”奧爾康回憶道，“但我覺得他是個可塑之才。他非常聰明，很有熱情，真心熱愛科技產品。”奧爾康派喬布斯跟工程師唐·朗（Don Lang）一起工作。唐·朗是個正經嚴肅的人，他第二天就跟奧爾康抱怨：“這家伙是個嬉皮士，身上臭氣熏天。你為什么要把他交給我？他根本不可理喻。”喬布斯堅信以水果為主的全素飲食不僅能防止黏液的產生，還能預防體臭，即使不常用除臭劑、不怎么洗澡也沒事。如此看來，這個理論并不完全成立。

唐·朗和其他同事都想讓喬布斯離開公司，但布什內爾想了一個辦法。“喬布斯的體味和行為在我看來都不是問題。他是有點兒麻煩，但我還挺喜歡他的，所以我讓他上夜班，這樣他就能在公司繼續待下去了。”等唐·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后，喬布斯就會來上班，他整夜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雖然離群索居，但喬布斯仍然以魯莽無禮著稱。偶爾有跟別人交流的機會，他也常常會稱對方是“蠢貨”。回顧過去，喬布斯依然堅持自己的判斷。他說：“我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就一個原因——其他人太爛了。”

盡管喬布斯傲慢自大（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卻獲得了雅達利老板的青睞。布什內爾回憶說：“他比跟我共事的其他人更富哲學氣質。我們會討論和對比自由意志與決定論。我傾向于認為事情大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程序’。如果信息足夠完備，就可以預測一個人的行為和未來。而史蒂夫的看法正好相反。”這種看法也確實符合他“意志的力量可以扭曲現實”的信念。

喬布斯通過推動芯片升級幫助改進了一些游戲。布什內爾做什么都喜歡按照自己的規則來，這讓喬布斯頗受啟發，也有樣學樣。此外，他對雅達利游戲的簡約性有一種出于本能的喜愛。雅達利所有的游戲都不提供使用手冊，力求簡單到磕了藥的大一新生都會玩兒。雅達利開發的《星際迷航》游戲只有兩點使用說明：“1.插入硬幣。2.避開克林貢人。”

并不是所有同事都對喬布斯避而遠之。羅恩·韋恩就跟喬布斯成了朋友。韋恩是雅達利公司的一名繪圖員，開過一家生產老虎機的公司，但這次創業以失敗告終。喬布斯聽說之后，開始對自己開公司這件事魂牽夢繞。他說：“羅恩很了不起，還自己開過公司。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樣的人。”喬布斯向韋恩提議兩個人聯手做生意：他可以借來5萬美元，他們兩個可以一起設計、銷售老虎機。然而經歷過商場失意的韋恩對此斷然拒絕。韋恩回憶說：“我告訴他做生意是損失5萬美元最快的方法，但我很佩服他，因為他有強烈的創業動力。”

一個周末，喬布斯到韋恩的公寓玩兒。跟往常一樣，兩個人開始討論一些哲學問題。韋恩說他有事要告訴喬布斯。喬布斯回答道：“我知道你想說什么。我覺得你喜歡男人。”韋恩說沒錯。喬布斯回憶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同性戀者。韋恩幫助我樹立了對同性戀人群的正確看法。”喬布斯問他：“那你看到美女是什么感覺？”韋恩回答說：“就好像看到了一匹駿馬。你會欣賞馬的美，但不會想跟馬睡覺，只是在欣賞美本身。”韋恩說他之所以告訴喬布斯自己是同性戀者，是因為他相信喬布斯的人品。“在雅達利沒有人知道我是同性戀者。在我的一生中，知道這件事的人也寥寥無幾，但我當時就是覺得應該告訴他，我相信他可以理解我，而且這件事對我們之間的關系不會有任何影響。”

印度

喬布斯渴望在1974年初賺到一筆錢的一個原因是羅伯特·弗里德蘭在前一年的夏天去了印度，他催促喬布斯也去印度追求自己的精神之旅。弗里德蘭在印度時曾跟尼姆·卡洛里·巴巴（“馬哈拉吉”）學習，尼姆正是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運動的精神導師。喬布斯覺得自己也應該去一趟印度，他還想叫上丹尼爾·科特基一起去。喬布斯的印度之旅不僅僅是為了冒險。他回憶道：“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嚴肅認真的探索。我對開悟很感興趣，希望能想明白自己是誰，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科特基補充說，喬布斯踏上探索之旅的部分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他心里有個洞，他在千方百計地填補這個洞。”

喬布斯告訴雅達利的同事們他要辭職，去印度尋找精神導師，性格爽朗的奧爾康被逗樂了。他說：“喬布斯走進辦公室，盯著我說：‘我要去尋找我的精神導師了。’我說：‘真的嗎？太棒了，別忘了給我寫信！’他說希望我能幫忙出點兒錢，我說：‘做夢！’”奧爾康想出了一個辦法。雅達利公司正在制造一批配件，配件會先發往慕尼黑，在當地組裝完畢后，由都靈的批發商分銷。這之中有一個問題：游戲都是按照美國每秒60幀的幀頻設計的，但歐洲的幀頻是每秒50幀，所以會出現讓人頭疼的干擾問題。于是，奧爾康與喬布斯研究出一個解決方案，提供經費讓喬布斯前往歐洲解決這個問題。“從歐洲去往印度肯定更便宜。”奧爾康說。喬布斯表示同意。于是，奧爾康派他上路，并叮囑他：“代我向你的精神導師問好。”

喬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幾天，成功解決了干擾問題。但僅僅是這短短的幾天，他就也讓西裝筆挺的德國經理困擾不已。他們向奧爾康抱怨說，這個人穿得像個流浪漢，身上有股異味，而且舉止粗魯。“我問：‘他把問題解決了沒有？’他們說解決了。我說：‘好吧，再有問題就直接給我打電話。像他這樣的人，我這里多得是！’他們說：‘不必了，下次我們自己處理就行了。’”而喬布斯也很不高興，因為德國人一直讓他吃肉和土豆。他在電話中對奧爾康也是一通抱怨：“德語里甚至連‘素食者’這個詞都沒有。”（其實有。）

喬布斯的下一站是去都靈找經銷商。這次他的心情舒暢了許多，因為當地的意大利面很好吃，經銷商也更為熱情友善。他回憶說：“我在都靈的幾周過得很開心，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業城市。經銷商每晚都會帶我到一家餐廳吃飯，這家餐廳只有8張桌子，沒有菜單。你只要告訴店員自己想吃什么，他們就會給你做出來。其中一張桌子是為菲亞特的董事長準備的。這家餐廳非常棒。”接著，喬布斯又從都靈去了瑞士的盧加諾，在弗里德蘭的叔叔家里待了幾天，然后坐飛機去了印度。

到達新德里后，喬布斯一下飛機就感到滾滾熱浪從地面升騰而起，盡管當時才4月。他來到別人推薦的一家旅館，但已經客滿，所以在出租車司機的強力推薦下喬布斯去了另外一家旅館。“這個司機肯定拿了提成，因為他帶我去的地方非常臟亂。”喬布斯問老板他們的水是不是過濾水，老板說是，喬布斯便信以為真。“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病得很重，高燒不退。也就一周的時間，我的體重就從72公斤掉到了54公斤。”

等到身體已經恢復得差不多，可以四處走動的時候，喬布斯決定離開新德里。于是，他動身前往印度北部的赫爾德瓦爾。這個城市靠近恒河的源頭，正在舉行一個名為“大壺節”的節日慶典，1000萬余人涌進了這座常住人口不到十萬的小鎮。“到處都是教徒，帳篷里住著這個導師、那個導師。還有人騎著大象，怪相叢生，無奇不有。我在那里待了幾天，但覺得此地也不宜久留。”

他先乘坐火車，后換乘汽車，來到了喜馬拉雅山脈的山麓，找到奈尼塔爾附近的一個村莊。這個村莊就是尼姆·卡洛里·巴巴的住地（或者說故居所在地）。喬布斯到達村莊的時候，這位精神導師已經不在人世，至少其靈魂已經離開了原來的肉身。喬布斯在村莊里租了一間房，就睡在一張床墊上。房東一家給他提供了素食，好幫助他恢復健康。“一個在這里住過的旅客留下了一本英文的《一個瑜伽行者的自傳》。因為沒什么事做，我把這本書讀了好幾遍，還經常在各個村子之間來回穿梭，痢疾也慢慢好了。”在此地靜修的人群當中，喬布斯結識了一位叫拉里·布里連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學家。他致力于根除天花，后來主管谷歌的慈善部門和斯科爾基金會。他和喬布斯也成為終身好友。

一次，喬布斯聽說有一位年輕的印度教圣人在組織信徒聚會，地點在一個富商在喜馬拉雅山腳下蓋的莊園里。“在這里可以接觸到靈修者和他的信徒，還能飽餐一頓，實在是個不錯的機會。還沒進入莊園我就聞到了食物的香味，我都餓得不行了。”喬布斯正忙著大快朵頤，這個比他大不了幾歲的圣人就把他從人堆里揪了出來，開始指著他狂笑。喬布斯回憶說：“他跑過來抓住我，嘴里發出‘嘟嘟’的聲音，說‘你就像個小寶寶’，但我不喜歡以這樣的方式被關注。”他拉起喬布斯的手，穿過虔誠的信徒，把他帶了出去。他們爬上山，走到一口井和池塘的旁邊。“我們坐下來之后，他拿出了一把剃須刀。我怕他是個瘋子，心里還有些忐忑。結果他又拿出了一塊香皂——當時我的頭發很長——他用香皂在我的頭發上打泡沫，然后把我的頭發全剃了。他告訴我，這么做是為了拯救我，讓我變得健康。”

丹尼爾·科特基在初夏抵達印度，喬布斯回到新德里跟他碰頭。他們大部分時間會坐著公共汽車漫無目的地閑逛。這個時候，喬布斯已放棄尋找一位能夠傳授智慧的大師了，他想通過苦行經歷、克制物欲和因陋就簡來尋求開悟。但他依然無法獲得內心的平靜。科特基記得他曾和一個印度女人在村莊集市上大吵了一架，喬布斯堅稱那個女人往賣給他們的牛奶里摻了水。

喬布斯有時也很大方。他們兩個人到達馬納里鎮的時候，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里面還裝著他的旅行支票。“史蒂夫承擔了我的飯錢，還給我買了回新德里的汽車票。”科特基回憶說。喬布斯還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給了科特基，幫助他渡過難關。

喬布斯在印度待了7個月，其間只跟父母聯系過幾次。只有路過新德里時，他才會去當地的美國運通公司辦事處給父母寄一封信。所以，當喬布斯突然從奧克蘭機場打來電話，讓他們二人過去接他的時候，他們頗為吃驚，立即從洛斯阿爾托斯開車前往。“我剃了光頭，穿著印度棉質長袍，皮膚被太陽曬成了巧克力般的深棕紅色。我坐在那里，父母從我面前經過五六次都沒認出我來。最后，媽媽走上前來問我：‘是史蒂夫嗎？’我說：‘嗨！’”

喬布斯隨父母回到家，繼續自我尋求之旅。在這個過程中，喬布斯嘗試了很多種通往開悟的道路。他每天早上和晚上會練習冥想，學習禪宗，其他時間則去斯坦福大學旁聽物理或工程課程。

探尋

喬布斯對東方精神、印度教和佛教禪宗的興趣，以及他對開悟的追求，不僅僅是一個19歲青年的一時興起。終其一生，喬布斯都在遵守東方宗教的許多基本戒律，比如強調體驗“般若”，也就是通過集中精神，直觀地體驗智慧和認知性理解。多年后，坐在帕洛阿爾托家中的花園里，喬布斯回憶起這趟印度之行對自己的深遠影響：

我回到美國后感受到的文化沖擊比去印度時要大得多。生活在印度鄉村的人們并不像我們這樣運用頭腦和知識，他們會運用直覺。印度人的直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發達得多。在我看來，直覺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比頭腦和知識更強大。這種認知對我的作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西方的理性思維并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征，而是后天習得的，是西方文明的偉大成就。印度鄉村的人們從來沒學過如何理性思考。他們學到的是另外的東西，這些東西在某些方面與理性思維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但在其他方面則不然。這就是直覺和經驗智慧的力量。

我在印度農村生活了7個月，重返美國后，我不僅看到了西方世界理性思考的一面，也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瘋狂。如果能靜下心來觀察，你會發現自己是如此躁動不安。如果努力想讓頭腦平靜下來，你只會適得其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頭腦會自己平靜下來。這時，你就有空間聽到更細微的聲音——這是你的直覺在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時，你對世界的認知會更加清晰，你更加能夠活在當下。你的頭腦會放慢節奏，每個瞬間都可以無限延伸。你會看到很多此前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門學問，需要潛心鉆研才能做好。

從那時起，禪宗就對我的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一度考慮去日本的永平寺出家修行，但我的靈修導師勸我留在這里。他說，我想去那里找的一切東西，這里都有。他說得對。我明白了一句禪語的真諦：若是求師心誠，愿意不遠萬里去尋找他，那么他終會出現在你的身邊。

果不其然，喬布斯真的就在自己家附近找到了一位導師，他就是《禪者的初心》一書的作者鈴木俊隆。他創辦了舊金山禪宗中心，每星期三都會來洛斯阿爾托斯，給一小群信徒授課，跟他們一起冥想。過了一段時間，他讓助手乙川弘文在洛斯阿爾托斯開設了全天候的禪宗中心。喬布斯成為鈴木俊隆的忠實信徒，跟他分分合合的女朋友克里斯安·布倫南、丹尼爾·科特基和女友伊麗莎白·霍姆斯也都追隨這位大師。喬布斯也開始獨自去位于卡梅爾附近的塔薩加拉禪修中心參加靜修，這是乙川弘文的另一處授課地點。

科特基覺得乙川弘文很有意思。他回憶說：“他英語很不好，經常使用一些富有詩意、意味深長的短句，聽起來就像在吟誦俳句。我們坐定聽講，但有一半時間都不知道他在說什么。聽他講經布道，我覺得就是在玩兒，所以我很放松。”霍姆斯則更加投入，她說：“我們經常去參加乙川弘文禪師的冥想。我們坐在蒲團上，他坐在講臺上。我們學會了如何屏蔽干擾，這種體驗特別神奇。在一個雨夜，我們跟著禪師冥想時，他教給我們如何利用周圍的聲音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冥想上。”

而喬布斯則極為投入。科特基說：“他變得非常嚴肅，認為自己很神圣，妄自尊大，簡直讓人受不了。”喬布斯幾乎每天都去找乙川禪師，每隔幾個月就與其一起閉關靜修。“后來，我盡可能多地跟他待在一起，”喬布斯回憶說，“他的妻子是斯坦福大學的護士，他們有兩個孩子。因為她上夜班，所以我就晚上到禪師家里找他。她半夜下班回家后就會把我趕走。”喬布斯有時候會跟乙川禪師討論自己是不是應該出家修行，但乙川禪師不建議他出家，他認為喬布斯可以一邊工作，一邊修行，兩者并不矛盾。師徒二人情誼深遠，17年后，乙川弘文主持了喬布斯的婚禮。

喬布斯不懈追求對自我的理解和認知，幾乎成了一種強迫癥。他嘗試過原始尖叫療法。這種療法是當時洛杉磯的心理治療師阿瑟·賈諾夫（Arthur Janov）研發推廣的。原始尖叫療法以弗洛伊德的理論為基礎，認為心理問題是因為壓抑了童年時期的痛苦而造成的。賈諾夫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重新經歷一次生命最初的痛苦，只是在這次體驗的過程中，要把痛苦的感受充分表達出來（有時是通過尖叫來宣泄）。對喬布斯來說，原始尖叫療法運用到了直覺感受和情緒反應，而不僅僅是理性分析，所以似乎比談話療法更可取。他說：“采取這種療法不需要進行思考，直接行動就可以了：閉上雙眼，屏住呼吸，深入情緒，等一切平復之后，你會對自己有更加深刻的認知。”

賈諾夫的一眾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家老旅館里經營著一個名為“俄勒岡情感中心”的機構，而這家旅館的管理者正是喬布斯在里德學院的精神導師羅伯特·弗里德蘭。弗里德蘭的大同農場就在附近。1974年末，喬布斯花了1000美元在那里報名參加了為期12周的治療項目。科特基回憶說：“史蒂夫和我都追求個人成長，所以我也想跟他一起去，但我沒那么多錢。”

喬布斯曾向親密的朋友吐露心聲說，自己一出生就被送養，從不知道親生父母是誰，這種身世給他造成了痛苦，所以他才想追尋自我。弗里德蘭后來說：“史蒂夫無比渴望了解自己的親生父母，因為這可以幫他更好地了解自己。”喬布斯從保羅和克拉拉·喬布斯那里得知他的親生父母都是一所大學的研究生，他的生父可能是敘利亞人。他甚至想過雇一個私家偵探，調查親生父母的下落，但是他決定暫時不這么做。他說：“我不想傷害我的父母。”他指的是養父母保羅和克拉拉。

伊麗莎白·霍姆斯說：“被領養這件事讓他一直耿耿于懷，但他覺得自己需要從情感上接受這一現實。”喬布斯也曾對她坦白：“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我需要集中精力解決掉這個問題。”在這件事上，喬布斯對格雷格·卡爾霍恩吐露過更多心聲。卡爾霍恩回憶說：“關于被收養這件事，他做了很多深刻的自我剖析，也跟我談了很多。他嘗試原始尖叫療法和非黏液飲食都是為了進行自我凈化，希望借此消解對身世的沮喪和無力感。他告訴我，他對被拋棄這件事感到深深的憤怒。”

約翰·列儂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樣的原始尖叫療法。那年12月，他和塑膠小野樂隊（Plastic Ono Band）發布了歌曲《母親》，剖析了列儂內心最深處的感受。列儂在歌詞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他從小被父親拋棄，到了青少年時期，母親又因車禍身亡。副歌部分有一段讓人難以忘懷的吟唱，歌詞是“媽媽不要走，爸爸快回家”。喬布斯經常聽這首歌。

喬布斯后來說，賈諾夫的方法其實沒什么效果。“他的方法現成又老套，后來我發現這個方法太過簡單，顯然不能讓我對問題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但霍姆斯認為原始尖叫療法讓喬布斯更自信了：“參加治療后，他身上出現了一些變化。他本身性格粗暴，但有段時間變得很平靜。他更加自信了，自卑感也相應減弱。”

喬布斯認為他可以把這種自信的感覺傳遞給別人，驅使他們完成自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霍姆斯跟科特基分手后，加入了舊金山的一個邪教組織，該組織要求她跟過去所有的朋友斷絕往來，但喬布斯對這一禁令置若罔聞。一天，他開著自己的福特牧場主皮卡車來到邪教所在地，叫霍姆斯一起去弗里德蘭的蘋果農場。喬布斯甚至非要霍姆斯也開一段路——而她根本不會開手動擋的車。霍姆斯回憶說：“他一開到寬闊的大路上，就讓我換到駕駛座上。他調整擋位，直到我把車的時速提到了將近90千米。然后，他放上迪倫那盤《路上的血跡》（Blood on the Tracks）磁帶，就枕著我的腿呼呼睡去。他的態度是，他無所不能，所以你也會無所不能。他把性命交給了我，逼我做到了我以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這就是喬布斯日后廣為人知的“現實扭曲力場”，這個力場的一個積極作用就是可以提升他人的信心。霍姆斯說：“如果你相信他，你就真的能做到。如果他認定了一件事應該發生，他就會讓這件事發生。”

打磚塊游戲

1975年初的一天，阿爾·奧爾康正坐在雅達利公司的辦公室里，羅恩·韋恩推門而入，大喊：“嘿！史蒂夫回來了！”

“天哪，那快讓他進來吧。”奧爾康回答。

喬布斯拖著一雙赤腳、身著一襲藏紅色長袍走了進來。他把手中的《活在當下》遞給奧爾康，執意要他也讀一讀這本書。“我還能回來工作嗎？”喬布斯問。

奧爾康回憶道：“他看起來像個哈瑞·奎師那神廟的僧人，但看到他回來，我還是特別開心。所以我說：‘當然可以！’”

為了公司同事之間關系的和諧，喬布斯主要還是上晚班。當時沃茲尼亞克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處公寓，他經常吃過晚飯就過來找喬布斯玩電子游戲。他在森尼韋爾的一家保齡球館打《乓》打到上癮，后來干脆自己開發了一個版本，在家里接上電視就能玩兒。

當時行業普遍認為球拍類電子游戲已經過時，但諾蘭·布什內爾并不認同這一點。1975年夏末的一天，他決定開發一款單機版《乓》，玩家的對面不是對手，而是一面墻。乒乓球每次擊中墻面，墻上的磚就會少一塊。他把喬布斯叫進辦公室，在小黑板上畫出草圖，讓他去做設計。布什內爾告訴喬布斯，如果他能把游戲使用的芯片控制在50個以內，那么每少用一個芯片，他就能拿到一筆額外的獎金。布什內爾知道喬布斯并不擅長電子工程設計，但他猜想喬布斯會去找沃茲尼亞克幫忙。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很精到。布什內爾回憶說：“我覺得這是‘一石二鳥’的交易，沃茲在工程設計方面很厲害。”

喬布斯果真去請求沃茲尼亞克幫忙，說賺到的錢可以平分，沃茲尼亞克特別高興。他回憶說：“能夠親手設計一款大家會喜歡玩的游戲，對我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喬布斯告訴他，游戲必須在4天內完成，而且使用的芯片越少越好。但喬布斯并沒有告訴沃茲尼亞克，其實這個期限是他自己定的，因為他急著趕去大同農場幫忙收蘋果。他也沒有告訴沃茲減少芯片使用數量會有額外的獎金。

沃茲回憶說：“要設計這樣一款游戲，大多數工程師得花幾個月。所以，剛開始我覺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讓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于是，沃茲連續四個晚上不眠不休，最終按時完成了設計。那幾天，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時候，沃茲就在紙上畫設計草圖，下班后匆忙吃頓快餐，就直接去雅達利，整夜投入設計工作。沃茲尼亞克做設計的時候，喬布斯就坐在他左邊的凳子上，用電線將芯片連接到電路板上。沃茲尼亞克說：“史蒂夫搗弄電路板的時候，我就玩我最愛的賽車游戲《極速賽道10》。”

他們以驚人的速度在4天內完成了任務，而且沃茲尼亞克只用了45個芯片。后來對此事的描述有多個版本，但據大多數人回憶，喬布斯把基本設計費的一半分給了沃茲尼亞克，卻獨吞了布什內爾為節省5個芯片支付的獎金。沃茲尼亞克直到10年以后才知道喬布斯當時還拿到了獎金［《咔嚓》（Zap）一書介紹了雅達利公司的發展史，其中提到了這段往事，有人把這本書拿給沃茲看了）］。沃茲尼亞克后來說：“我認為史蒂夫那時候需要用錢，只是他沒有跟我說實話。”而現在再說起來，沃茲會沉默許久，承認這件事讓他很痛心。“我真希望他當時能跟我說實話。他要是告訴我他需要錢，他應該知道我會直接把錢給他。他是我的朋友。朋友之間互相幫助是天經地義的事。”對沃茲尼亞克來說，這顯示了兩個人性格上的根本差異。他說：“對我來說，做人的道德標準一直非常重要，我到現在都想不通，為什么他明明拿到了獎金，卻沒有告訴我。但是你也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樣的。”

當喬布斯知道這件事被報道了之后，他打電話給沃茲尼亞克對此予以否認。沃茲尼亞克回憶說：“他告訴我，他不記得自己做過這件事，如果他做過，他應該會記得，所以他可能沒做過。”而當我當面詢問喬布斯的時候，他一反常態地沉默了，態度也模棱兩可。“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傳言，我把我拿到的全部報酬分給了沃茲一半。我對他一如既往，沒有變過。沃茲從1978年起就不工作了。1978年以后，他一點兒工作都沒做過，但他拿到的蘋果股份和我的一模一樣。”喬布斯說。

有沒有可能是大家記錯了？或許喬布斯并沒有少給沃茲錢？沃茲告訴我：“有可能是我記錯了吧，可能是我搞混了。”但他停頓了一會兒，又改口說：“不對，我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張350美元的支票。”他跟諾蘭·布什內爾和阿爾·奧爾康都確認過。布什內爾說：“我后來跟沃茲提過獎金這事兒，他很難過。我說，對，少用的每一個芯片都有獎金，他聽了連連搖頭咂舌。”

沃茲后來的態度非常堅決：不管真相是什么，都不要再提了。他說，喬布斯是個復雜的人，他身上的一些特質能確保他獲得成功，而操控他人只是這些特質的陰暗面而已。沃茲永遠不會這么做，但是他也說，自己也永遠創建不了蘋果公司。我追問的時候，他說：“還是算了吧。我不想拿這樣的事去評判史蒂夫。”

在雅達利的工作經歷塑造了喬布斯對商業和設計的態度。他很欣賞雅達利公司游戲的用戶友好性（“插入硬幣；避開克林貢人”）。羅恩·韋恩說：“這種簡潔性影響了喬布斯，讓他在設計產品的時候注重聚焦。”喬布斯還吸收了布什內爾那種“逆我者亡”的管理態度。奧爾康說：“諾蘭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而初入職場的喬布斯也先入為主，非常認可這種強勢，覺得要干成大事，就要有這種氣勢。諾蘭不像喬布斯，他不會對人惡語相向，但兩個人有著同樣的強硬姿態。盡管我不太適應這樣的風格，但它確實總能辦成事情。從這個方面看，諾蘭堪稱喬布斯的導師。”

布什內爾對此表示同意：“企業家身上都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特質，我在史蒂夫身上就看到了這種特質。他不僅對工程技術感興趣，也喜歡研究商業層面的東西。我曾教他：如果你表現得好像有能力做到，你就真的能夠成功。我告訴他：‘假裝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人們就會覺得你真的可以掌控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