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福建和臺灣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海峽兩岸不僅地緣關系密切，更有血濃于水的血緣親情。早在先秦時期，閩越族已經陸續移居臺灣，成為臺灣島的先民。自宋元以來，福建漢民陸續移居臺灣，成為開發臺灣社會經濟的主力軍。據1926年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漢族人口祖籍地所進行的調查，當年臺灣在籍漢人3751600人，其中祖籍地為福建省者3116400人，占漢人總數的83.1%；祖籍地為廣東省者586300人，占漢人總數的15.6%；祖籍地為其他省份者48900人，占1.3%。臺灣光復后，又有大批軍公教及技術人員和普通居民從福建渡海赴臺。此外，1989～2012年間，閩臺通婚達10萬多對。長期以來，分居海峽兩岸的閩臺族人在編修族譜、修造祠堂、祭祀祖先、沿用輩序及相互繼嗣、相互扶助等方面聯系密切，即使在臺灣被日本割占的特殊時期，也沒有被完全阻隔。

但是，近年來，一些人為了在歷史和文化等領域割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淵源聯系，給所謂的“臺灣民族獨立”制造理論根據，大肆渲染臺灣原住民族來源“南來論”和臺灣移民史上“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等論調，并聲稱移民“是帶著和中國斷絕關系的心情移民臺灣”，“和中國大陸完全斷絕了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福建民眾移居臺灣的歷史以及閩臺族人之間的關系，不僅對于臺灣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而且對于澄清“臺獨”分子在臺灣歷史和文化領域散布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論調，也具有現實意義。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廈門大學林惠祥教授就兩次深入臺灣，進行史前考古發掘和高山族社會文化調查，發表《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研究》等重要論著，從考古學資料、民族學角度，闡述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形態及其與大陸東南沿海古越族的關系。此后，陳國強《高山族來源的探討》、《從臺灣考古發現探討高山族來源》、《我國東南古代越族的遷徙》等系列論文，以及韓起《臺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施聯朱《高山族族源考略》等論著，都進一步強調和論證：從大陸遷去的古越人是臺灣原住民族的主源。郭志超、吳春明《臺灣原住民“南來論”辨析》和吳春明、陳文《“南島語族”起源研究中“閩臺說”商榷》等論文，再次論證臺灣原住民大陸起源、東南亞傳播的客觀歷史。

由大陸遷臺的人類學家凌純聲、衛惠林等亦對臺灣原住民的來源進行探討。凌純聲先生認為：“臺灣土著是在古代居于長江以南，屬于同系的越濮（或越獠）民族，今稱之印度尼西安或原馬來族。越濮民族在大陸東南沿海者，古稱百越；散處西南山地者則稱百濮。臺灣土著系屬百越，很早即離大陸，遷入臺灣孤島，后來與外隔絕，故能保存其固有的語言文化。”衛惠林先生認為：“應分新舊與南北兩系，山地各族尤其北中部山地各族為大陸舊文化（東夷遼越文化）系統，東部與平地各族為南島系文化（印度尼西安文化）系統。自然我們可以假定以中國大陸為整個東南亞及至太平洋文化的搖籃，則南系各族也不能謂其與大陸無關也。”衛惠林的多元說為許多臺灣學者所遵循，如阮昌銳教授指出：“大體上，我們或許可說，今居于山區的泰雅族、布農族等是早期遷入者，其文化較近大陸系，其大約在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間自大陸遷入，可能與繩紋陶和龍山形成期有關。至于居住在平地的諸族如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族等，遷入較晚，其文化接近南島系。然而，南島系的民族，經考古學家與民族學家的研究，其祖居地亦在中國華南地方。所以，無論是自中國大陸直接來臺抑或由大陸而南洋，再由南洋而臺灣，臺灣山胞之祖居地仍是中國大陸。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定，臺灣山胞是中華民族的一支。”但是，值得嚴重關注的是，1990年代以來，某些人為了達到分裂臺灣與中國大陸歷史聯系的目的，在原住民問題上無視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的客觀事實，恣意割裂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大陸聯系，片面強調臺灣原住民文化與東南亞南島語族的歷史聯系。例如史明的《民族形成與臺灣民族》，以原住民文化的特殊性為借口，宣稱所謂的“臺灣民族獨立”論。張德水在《激動，臺灣的歷史》中，更是無視南島語族大陸起源的客觀史實，惡意混淆臺灣原住民的馬來民族（即南島語族）屬性與南來起源兩個沒有根本聯系的問題，“高山族在種族上屬于南方古蒙古人種的原馬來人系，語言上屬于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文化特質上屬于印度尼西亞文化群，由此可以說，他們系由東南亞北上而移住于臺灣者，其移住時期大約在公元前三千年。”大肆渲染“南來論”，由此作為民族“臺獨”的一根救命稻草，宣稱“原住民高山族的臺灣不是支那（中國）固有領土”。

關于福建漢人向臺灣的移民，海峽兩岸的學者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大陸方面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陳孔立著《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總結了臺灣移民社會的諸多特點，其中指出：“臺灣移民則主要來自本國的兩個省份，屬于同一民族，因此臺灣和母體社會的關系，主要就是和閩粵兩省的關系，要比多母國的移民社會與母國的關系更加專一、更加密切。”葛劍雄主編、曹樹基撰寫的《中國移民史》第六卷，其第八章《臺灣的移民墾殖》，專門論述了明清時期閩粵移民遷居臺灣以及在臺灣開發、促進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林國平、邱季端主編的《福建移民史》，上編第五章《福建向臺灣移民》，專門論述了福建向臺灣移民的情況。鄧孔昭主編的《閩粵移民與臺灣社會歷史發展研究》，收錄了二十余篇有關“政策與移民”、“移民與社會經濟”、“移民與文化”等方面的論文。論文方面主要有：陳碧笙的《中華民族在臺灣》，陳在正的《潁川陳氏開漳圣王派遷臺初探》，林仁川的《清代福建人口向臺灣的流動》、《明代大陸人民向臺灣遷移及對臺灣的開發》和《漢族人民早期移居臺澎探析》，李祖基的《論清代移民臺灣之政策》，徐曉望的《晚明在臺灣活動的閩粵海盜》，楊彥杰的《客家移民臺灣的歷史記憶》，陳支平的《從蔡氏家族文書看清代海峽兩岸的移民模式》，陳小沖的《日據時期的大陸赴臺勞工》和《試論日本據臺與閩粵移民之中挫——以〈清國人入境臺灣條例〉為中心》，劉凌斌的《光復初期（1945-1949）閩臺兩省人事關系初探》，蘇善豐的《閩臺通婚狀況與兩岸政策差異之影響》等。

臺灣地區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曹永和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陳其南的《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尹章義的《臺灣開發史研究》、林再復的《閩南人》和《臺灣開發史》、施添福的《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吳文星的《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等。論文方面主要有：陳漢光的《臺灣移民史略》，莊金德的《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黃有興的《中華民族開拓臺灣的第一站——澎湖》，許雪姬的《澎湖的人口遷移——以白沙鄉瓦硐村為例》、《明末對澎湖的經略》、《臺灣中華會館成立前的“臺灣華僑”（1895-1927）》和《戰后初期原“臺灣華僑”（1945-1947）》，湯熙勇的《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留用臺籍、羅致外省籍及征用日人（1945.10-1947.5）》，簡太郎的《兩岸婚姻之若干特性與問題》等。

關于海峽兩岸民間血緣家族的聯系，亦出版了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大陸方面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如：莊為璣、王連茂編《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劉子民著《尋根攬勝漳州府》，陳曉亮、萬淳慧著《尋根攬勝話泉州》，林其泉編著《閩臺六親》，張惟主編《尋根攬勝閩西緣》，彭文宇著《閩臺家族社會》，楊天松著《血脈鄉土》，蘇黎明著《家族緣：閩南與臺灣》等。論文方面主要有：韋慶遠《從族譜、契約文書看清代閩臺間的宗法關系》，郭志超《臺灣白奇郭回族及其與大陸祖家的交往》，陳支平《從契約文書看清代以來福建與臺灣的民間關系》、《從碑刻、民間文書等資料看福建與臺灣的鄉族關系》和《福建向臺灣移民的家族外植與聯系》，李祖基《論遷臺移民與福建原籍原鄉原族之關系》等。

臺灣學者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尹章義撰文指出：“我在檢閱數千部族譜以及最近若干對于臺灣大族的研究報告之后，見到的都是臺灣的家族與大陸的家族關系密切甚至尋求關系的證據……”他的專著《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第五章《臺灣與大陸兩地張氏族人的往來關系》，專門探討海峽兩岸張氏族人在科舉出仕、祭祀、財產三個方面的聯系。許多臺灣家族史研究的著作，都辟有專門的章節論述遷臺族人與福建祖籍族人之間的關系，如唐羽《基隆顏家發展史》、黃富三《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等。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一些人為了割斷海峽兩岸血濃于水的歷史淵源，試圖以血液來分析臺灣漢人與中國大陸漢人在基因（HLA）上的差異，借此謀求“臺灣獨立”。臺北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對于人類組織抗原的研究發現，臺灣原住民的組織抗原跟臺灣漢人并不相同，估計臺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中，只有13%具有原住民血統。她在《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臺灣人”的來源》一文中指出：“臺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也就是所謂的‘臺灣人’，是近幾世紀以來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移民的后代。”“在我們以前的研究中發現‘臺灣人’13%的基因（HLA-A，B，C單倍型，或稱半套體）是來自原住民……顯示‘臺灣人’的基因中并沒有像想象中的有許多原住民的基因。”但她將臺灣漢人的血源連向另一個族群：越族。她提到：“在基因上經族群系統發生樹及族群相關分析研究計算后，發現閩南人及客家人是屬于南亞洲人種，這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臺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后代。”其實，林媽利的HLA研究也贊同臺灣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的遺傳組成非常相似，但她并未解釋中國南方漢人的混血歷史，直指所有中國南方漢人都是“越族”后代。林媽利犯了明顯的學理錯誤：她沒有檢驗過任何“越族”樣本，純粹是歷史的想象，而不是科學的立論。另一方面，臺灣人是百越族的說法，并不能擺脫原生論思考的局限，“當中國南方漢人毫不懷疑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臺灣漢人欲以越族論脫離中國的嘗試立即失敗”。

隨后，林媽利從2003年開始積極進行平埔族群的檢體采樣，希望證明臺灣漢人與平埔族群之間的血緣關系。在2006年7月臺灣“國科會”科學季“多樣性臺灣”特展專文《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林媽利寫道：“臺灣人有26%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亦即2300萬人口中約有600萬人是平埔媽及高山媽的后代；其他74%是來自福建，是唐山媽的后代。我們也計算出西拉雅族的母系血緣有33%來自福建，67%來自原住民自己的血緣。”該文中林媽利估計臺灣漢人的母系遺傳組成中，26%屬于原住民母系血緣，高于她之前以人類組織抗原估算的13%。2007年8月11日林媽利在《自由時報》“言論廣場”發表《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一文，推翻過去自己經學術審查發表的數據，而提出了未經學術審查的研究數據。文中寫道：經由檢驗100個臺灣漢人，發現臺灣漢人的組織抗原半套型基因有48%是來自福建，其他52%主要來自原住民、東南亞島嶼族群。粒線體DNA（母系遺傳指標）方面，有47%屬于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的族群，48%屬于亞洲大陸，還有5%屬于日本的母系血緣。Y染色體（父系遺傳指標）方面，41%的父系血緣來自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族群，59%的父系血緣來自亞洲大陸。文末林媽利表示：“根據三個系統的分析，85%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此后，林媽利多次在不同場合重復85%的臺灣人帶有原住民血緣的說法，甚至表示“頻率可能需要再向上修正”。時任臺灣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講師、美國斯坦福大學人類科學系博士候選人的陳叔倬以及致力于西拉雅文化研究的西拉雅族人段洪坤，共同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平埔血源與臺灣國族血統論》，對林媽利的新論點提出方法上的質疑：林媽利的數據為何前后矛盾？在三個基因系統當中，只要有一個與原住民相同，就被林媽利歸類為“原住民血緣”。然而，人類的基因有數萬個。只要分析更多基因，則任一基因系統與原住民相同的比例就會愈高。“如此持續的進行更多的基因系統分析，可以得到99.99%臺灣漢人都有原住民血統的結論。”再者，根據同樣的計算方式，只要有一個基因與亞洲大陸族群相同，也可歸類為亞洲大陸血統。如此一來，可得出87%臺灣人帶有亞洲大陸的血統。為何林媽利只選擇性地公布85%臺灣人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統呢？林媽利在回應陳叔倬與段洪坤的文章中，并未回答上述三個問題，而只是質疑他們“是不是有‘漢人血統論’的政治意圖？”陳叔倬與段洪坤再次回應，要求林媽利正面回應他們的三個問題，并指出：“林媽利醫師單純認為屬于科學研究的祖源基因檢驗，其本質更存在著政治意圖。”林媽利并未再回應陳叔倬與段洪坤，而是將她過去關于臺灣人基因研究的文章與講稿集結成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在自序中，林媽利暗指陳叔倬與段洪坤是北方漢人血統論者，并宣稱要“堵住臺灣人的北方漢人血統論者的嘴巴”。

基于上述研究現狀，本書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論述：

第一章《古代閩越族與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淵源》，綜合運用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論證古代閩越族與臺灣原住民的淵源關系。

第二章至第四章，論述宋元以來閩臺之間的人口遷移與人口流動。第二章《宋元明清時期福建向臺灣的移民》，充分運用各種閩臺史志、私人文集及民間族譜，論述宋元至明清福建向臺灣移民的情況，其中對金門在福建向臺灣、澎湖移民中的地位及不同職業的移民模式差異等一直沒有引起兩岸學者足夠重視的問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第三章《日據時期的閩臺人口流動》，充分運用臺灣總督府、日本外務省和大陸方面的各種檔案資料，探討日本割占臺灣期間，福建勞工赴臺和臺灣籍民在福建的情況。為了全面地反映臺灣籍民在福建的活動，本書對臺灣籍民的職業、日本當局對黑幫籍民的庇護利用及其危害、臺籍人士在福建的抗日活動等方面進行較細致的探討，以期盡可能客觀地評述臺灣籍民在福建的各種活動。第四章《臺灣光復初期及1980年代末以來的閩臺移民》，主要論述臺灣光復后，福建臺民的安置與遣返、福建軍公教及技術人員和普通居民的赴臺以及1980年代末以來的閩臺通婚等問題。

第五章至第七章，充分運用族譜、碑刻、契約等各種民間文獻，探討分居海峽兩岸的閩臺族人之間的聯系。第五章《閩臺族譜的淵源與互動》，論述明清以來兩岸宗親共同修譜和臺灣族人的抄譜與修譜，以及1980年代以來閩臺族譜的互動等。第六章《修祠、祭祖彰顯的閩臺親緣》，論述兩岸宗親在修造祠堂、祭祀祖先方面的聯系。第七章《繼嗣、互助顯現的閩臺親情》，論述兩岸宗親在輩序沿襲、相互繼嗣、相互扶助等方面的聯系。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灣文藝出版社，1987，第250頁。

史明：《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前衛出版社，1992，第36頁。

林惠祥：《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1930年第3號；《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研究》，《廈門大學學報》1955年第4期。

陳國強：《高山族來源的探討》，《廈門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從臺灣考古發現探討高山族來源》，《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我國東南古代越族的遷徙》，《民族研究》1980年第6期。

韓起：《臺灣省原始社會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施聯朱：《高山族族源考略》，《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

郭志超、吳春明：《臺灣原住民“南來論”辨析》，《廈門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吳春明、陳文：《“南島語族”起源研究中“閩臺說”商榷》，《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凌純聲：《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載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第3頁。

衛惠林：《臺灣土著族的源流與分類》，載林熊祥等著《臺灣文化論集》（一），第36頁。

阮昌銳：《臺灣土著族的社會與文化》，臺灣省立博物館，1994，第3頁。

史明：《民族形成與臺灣民族》，日本三森制本所，1992；張德水：《激動，臺灣的歷史》，臺灣前衛出版社，1992。參見王新天、吳春明《關于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幾個問題》，《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增訂本，九州出版社，2003。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六卷，第八章《臺灣的移民墾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