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和發展
當我們探討文明的時候，我們在探討什么呢？文明的確切定義，到底是什么呢？經過科學研究，學者們總結出了文明與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之間的區別。這種區別在于，文明是文化發展到較高階段的產物。當文化發展到某個階段，文字已經開始廣泛地應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也形成了各自的雛形，社會成員中出現了等級和階級觀念，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發展日趨完善，出現了巨大的公用建筑，有些地方出現了城市中心。發展到這種程度的文化，就可以稱作文明。當然，并不是所有文明都包含以上的這些特征。比如，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誕生的文明是沒有文字的，埃及人和瑪雅人的文明中也沒有所謂城市的概念。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這些特征可能在世界范圍內的文明中是普遍的，可以當作一個衡量的標準。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誕生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間的一片原野中。早先，人們曾經一度認為是尼羅河哺育了人類最早的文明，但是現在人們一致認為人類文明誕生之地是蘇美爾。在基督教的圣經《舊約全書》中說到的希納國，指的就是這里。蘇美爾位于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這個平原地處如今的伊拉克南部，南面就是波斯灣。它是由很多零散且土地貧瘠的小塊平原組成的。大約公元前3500年前，一些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生產技術水平得到提高的村莊，實現了從原始的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飛躍。
文明隨著人類生產水平的提高而在世界各地產生，并且形成的文明各不相同，類型是十分多樣的。在早期的新石器時代，各種特定的環境滋生了各種不同的文化。人類生存的各種環境，因為其中耕種的種類不同，蓄養的動物不同，畜牧和耕種在生活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所誕生的各種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和這一點對應的是，文明在世界各地也是不同的。而且，文明之間的相關程度和各自發展時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系程度不同而表現出相應的區別。例如，美洲的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都是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所以，與歐亞大陸上誕生的文明相比，這些文明有著明顯的不同。即便是同在歐亞大陸之上，文明也充滿了多樣性。每個文明的獨特之處都取決于它們的誕生之地與文明起源地的地理位置的遠近。在中國和早期文明的中心中東地區之間，是一片廣闊的沙漠，而且有高山阻隔，所以從古至今，中國的文明與歐亞大陸上的其他文明一直是不同的。
那么，為什么人類會走向文明之路呢？當人類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時，社會中奉行平等主義，而這一社會結構是很有吸引力的。在馬達加斯加島上生活著一群塔納拉人，他們直到最近才從石器時代的文化過渡到早期的文明階段。通過這個活生生的社會進化標本，我們似乎可以了解文明的進程究竟是怎樣的。在塔納拉人進入文明社會之前，他們依然使用最古老的刀耕火種的方法來種植旱稻。頭一年他們會獲得豐收，但是從第二年開始，因為土地的肥力下降，他們的收成也越來越少。等到土地變得貧瘠時，他們就要遷徙，重新找個地方建起村莊。因為居所并不固定，所以在他們中間無法實行土地私有制。所有的土地都在集體的手中，村里有威望的長者會把所有土地盡可能地均分給每個家庭。所有的家庭都在一起勞動，收獲時，每個家庭按需要分配物品。這種典型的部落型的社會奉行的是平等主義，社會中的每個人，無論是經濟地位還是社會地位都是相似的，沒有什么差別。
但是，當這個群體中的一些家庭不再種植旱稻，而是像其他地方的人學習種植水稻時，村莊的狀況就發生變化了。因為天然的水稻田并不多，不用所有家庭一起勞作，所以這些新開辟的農田就由一些家庭獨自經營。這些小家庭在一年收獲過后，不再把水稻田歸還給集體進行再分配，而是從此就占有了水田。因為適合種植水稻的田地很少，所以之前沒有階級之分的塔納拉人之間開始分裂了。少數人成了土地的擁有者，其他大多數人在耕地失效之后就沒有了土地。
種植旱稻的耕作者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要定期地遷徙，但是種植水稻的人還在之前的水田旁定居，這也讓階級的分化變得更加明顯。新型的經濟也使戰爭受到了影響，要在一個地方定居的人，開始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建造堅固的堡壘，保護自己的土地不受侵犯。他們還把到處流浪的人俘虜過來，當成自己的奴隸。奴隸開始變得比原來更為重要，因為在用傳統的方法耕田時，奴隸派不上什么用場，但是現在，能夠讓奴隸在稻田里一年到頭地替自己干活。在原來的平等社會里的民主現在也發生了改變，這個新生社會的最上層是專制的國王，國王下面是貴族，他們的土地是國王分給他們的。貴族之下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平民之下的最底層是奴隸，奴隸是由流民、戰俘和他們的后代組成的。到了這時，提高社會地位的唯一標準就是財產的多少，社會的準則也因此改變了。
塔納拉人從村落到王國之間的轉變，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它原本是一個靠勞動自給自足、需要經常遷徙的部落型村莊，沒有階級，所有家庭都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到了王國時期，所有人都定居下來，不再遷徙，并出現了一個集權的政治中心。因為經濟水平的區別分化出了不同的階級，各個門第之間出現了復雜的禮儀。我們向前一點點尋找塔納拉人社會轉變的原因時發現，水稻的種植影響了改變的每一步。塔納拉人的變化，可以看作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結構逐漸瓦解，最終，城市和文明出現了。
文明首先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誕生，接下來在歐洲和美洲也產生了各自的文明。隨后，文明的火種向周圍傳播。就如同早期的捕獵社會被新石器時代的部落社會取代一樣，文明社會也逐漸取代了部落社會。歐亞大陸的邊緣在部落時期時，在大陸的中心地帶，部落已經被文明社會替代了。沿著大河流域，文明一步步向外擴張，吞并了處于蠻荒中的地區。這個擴張的過程是如此勢不可擋，到了公元紀年開始的時候，文明已經從英吉利海峽蔓延到了中國海。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出現文明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3500年，其他地區的文明出現的時間稍晚。埃及文明大約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現；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大約公元前1500年出現了文明；在美洲，到了公元前500年，文明也出現了。
我們通常認為，美洲的文明和它的農業社會一樣，是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獨立發展出來的，沒有受到歐亞大陸的文明的影響。中國的文明也和早期的其他文明存在差異，那么，它是這片土地上自行萌生的，還是在中東文明的影響之下發展出來的，目前尚無定論。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傳播過程中得到了促進并最終成形的。
文明發展的最終結果，就是各大文明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基本格局。但是即便如此，每個文明都有其獨特的類型特點。這些特點是在幾千年的獨立發展中形成并固定下來的，它們不斷發展和完善，一直到今天，這一過程仍然在繼續。
兩河流域的文明
在西亞，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自北向南流過大陸，匯入波斯灣。這兩條河性格迥異，底格里斯河狂野暴躁，而幼發拉底河溫順平緩、徐徐流動。在兩條河的下游，有一個沖擊形成的平原，名叫美索不達米亞，在希臘語中這個詞的意思是兩條河流中間之地。因為這片土地形狀像是一彎新月，所以也被稱為新月沃地。在今天，這里因為豐富的石油資源而變得富庶，但是，在人類文明的開端，因為這里土地貧瘠、物資匱乏，人們不得不跟著自然的腳步不斷遷徙、四處征戰。但是歷史總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人類文明的第一棵新芽，就在這塊土地上萌生。這里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產生了最早的文字。這樣的奇跡是如何發生的呢？
大約在4000年前，來自東部山區的蘇美爾人創造了兩河流域文明，他們發明了楔形文字，這是人類最早的象形文字，他們的語言和漢語非常接近。蘇美爾人開始了農業生產，他們發明了犁和輪子。他們不僅挖掘溝渠，創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統，還發明了冶煉技術，把礦石加熱變為液體，這樣就煉出了青銅，鑄造出工具和武器，但因為資源和技術條件所限，他們還沒有發現鐵，青銅器的應用也不普遍，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使用木質農具。蘇美爾人非常相信占卜，最早的星象天文學也是由他們創造的。
蘇美爾人創造了城市，建起12個城市國家，其中最大的國家擁有5萬居民。他們用土石構筑城墻，用土木構筑房屋，用曬干的泥磚砌成墻體，這與白種人用巨石構筑房屋區別很大。蘇美爾文明存在的時間很短暫，很快就神秘地消失了，經過考古發現和史料證明，早在公元前2900年始，蘇美爾各城邦就開始了爭奪霸主地位的紛爭。這時，埃利都、基什、拉格什、烏魯克、烏爾和尼普爾屬于比較大的城邦。為了水權、貿易道路以及游牧民族的進貢等問題，城邦之間進行了千年的征戰，蘇美爾人的文明遭到了毀壞，加上外來的閃米特人的征服，蘇美爾人創造的文明終于結束了，被征服的一部分人留了下來，與閃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國。
當阿卡德帝國進入后期，中央集權也行將瓦解。阿卡德王國被蠻族庫提人所摧毀，但后者沒有實現穩固的統治，這樣就給蘇美爾人以喘息機會，各城邦借機重新崛起，在烏魯克城邦，庫提人被驅逐。大約公元前2113年，蘇美爾人在烏爾建都，美索不達米亞得到統一，烏爾第三王朝建立。
烏爾城邦的第三王朝時期又被稱作新蘇美爾時期。創建這個新的蘇美爾人王朝的，是烏爾城邦的一個軍官，名叫烏爾納姆。在他的領導下，兩河流域的南部重新得到統一，原來的蘇美爾地區和阿卡德地區合在一起。烏爾納姆的兒子舒爾吉在父親的功績的基礎上，進一步把烏爾王朝建設成了這一地區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國家。他還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許多學者認為這部法典是烏爾納姆頒布的，所以也叫它《烏爾納姆法典》，其實這是舒爾吉的功勞。后來被全世界人所熟知的《漢謨拉比法典》正是以這部法典為藍本編制的。烏爾王朝從公元前2113年到公元前2006年間存在，綿延了一個多世紀。后來，一群阿莫里特人來到了這個流域，他們的首領就是著名的漢謨拉比。在漢謨拉比的領導下，阿莫里特人經過長期的戰爭，建立起了巴比倫帝國。
兩河流域雖然出現了一些強大的帝國，但是這里的文明實質上仍然是商業文明和城市文明。國家的最基本單位是城市，每個城市中都有一尊主神，城市是掌管這里的主神的領地。每個城邦都有一個保護神，各個保護神的神廟就是城邦和城邦之間，甚至是蘇美爾地區與周邊地區之間經濟活動的中心。這個時期神廟最高處的多層塔式建筑，是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建筑的特色。
國王和寺院的僧侶位居國家的頂端，富有的人把財產投入手工業、土地、商業活動，或者向外放債。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謀生的手段多種多樣，有耕種土地的農民，也有各種匠人、商人和放牧者。在每個城市中，都有一個手工業者階層，這個階層包括木匠、鐵匠、制陶人和珠寶匠。他們在集市上出售自己制作的工藝品，并以此換取貨幣或實物。
因為兩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這里連接著幾個大陸，交通方便。蘇美爾人很早以前就十分善于和外國交往與從事商業活動。早在6000年前，蘇美爾商人就出現在了小亞細亞、波斯灣沿岸、阿富汗地區和印度次大陸上。他們通過陸地和海上運輸，把兩河流域出產的糧食和魚類制品運往各地，交換回石料、木材和礦產。當然，一些富有的人還會進行奢侈品的交易。
隨著蘇美爾商人在各地的商業活動，蘇美爾的文明也隨之傳播了。這些傳播的載體，主要是用蘇美爾的文字書寫的楔形文字泥板。蘇美爾的文字在當時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文字，但是到現在這種文字已經不復存在，沒有任何人在使用它，所以已經成了死文字。蘇美爾人十分勤勞和好學，一生中總是在學習。世界上最早的學校就是蘇美爾人建立的。人們在尼普爾發現的蘇美爾人學校有兩個教室，大的教室可以容納45名學生，小的也可以容納23名學生。在教室的遺址中還發現了學生寫作業使用的泥板。這個學校培養的學生將來會成為王室和神廟里的官員，他們在這里學習用蘇美爾語寫作，還會學習代數和幾何等自然科學。
在社會文明的發展中，蘇美爾人根據面臨的各種實際需求，不但豐富了語言和文字，還極大地發展了數學等學科。在他們最早的數學文獻中，詳細記述了對牲畜、谷物和土地的測量方法。他們還在計時、計量和測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早在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就開始有意識地觀察和記錄天體的運動。在他們看來，天體的活動是由神來決定的，明白了天體的運動情況，就能清楚神的旨意，并做出反應。所以，在很長時間里，兩河流域的占星家留下了大量的星象資料，這對后來天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蘇美爾人虔誠地相信神，他們會向神祈求豐收和平安。在蘇美爾人建造的城市中，最高大輝煌的建筑物就是供奉神明的神廟。蘇美爾人和他們之后的人的宗教信仰，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大，最大的影響來自每年都會泛濫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洪水泛濫的不可預見性，極大地困擾著蘇美爾人。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北部山上的積雪常常會引發特大洪水，經過灌溉的溝渠沖毀農田。在蘇美爾人看來，洪水之神尼諾塔不是一個慈悲的好神靈，而是帶來災難的惡毒的神。
對于洪水的恐懼，和對外族入侵的擔心，使蘇美爾人天生就對人生有著悲觀態度。在他們看來，自己要面對的是無法掌控的巨大的力量。從蘇美爾人寫的詩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情緒，詩里寫道：“人的壽命不長，不論他做什么，換來的都是虛無。”這種人生觀也反映了周遭條件的艱苦。蘇美爾人認為，人生來就是為神服務的，而神的行為誰也弄不清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使用各種辦法來預測，試圖看清未來。其中一個方法是解夢，另一個方法是通過觀察被殺死的動物的肝臟來進行占卜。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占星術。在蘇美爾人的想象中，天體的運動影響著人類的命運，所以可以通過對天體的觀測預言人生。與此同時，每個人都有一個屬于他的神，他在心里供奉這個神，把它作為人生的導師。他們認為，自己的愿望能夠通過心里的神傳達給更為遙遠的神明們。
生活在這里的人，通過編制完備的法典來減輕人們心中的不安感。《漢謨拉比法典》是這一時期的經典，也是后期其他民族，如亞述人、希伯來人和迦勒底人制定法律的藍本和依據。在這部法典的開頭，漢謨拉比寫下了一段引言。引言里說，神明們早已確定，這個世界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就是巴比倫。巴比倫的重大使命，就是要“讓正義之光普照大地，消滅一切罪人和惡人，使弱者不受強者的壓迫”。這篇引言之后，是法典的正文。法典全文有300條左右，目的在于通過這些條文明確且永久地處理社會中的一切關系。
蘇美爾人還沒有臣服于閃米特人時，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游，生活著一群閃米特人，這就是亞述人。這些人居住在阿舒爾城和尼尼微城，還有其他一些小城市組成的城邦里。他們長相奇特，鼻子很長，嘴唇厚實，與今天定居波蘭的猶太人有些相似。他們都留著長長的胡子，戴著高帽子，身穿長袍。他們和西部的赫梯人之間總是互相爭斗。薩爾貢一世曾經征服過這里，但是沒過多久，這里又再次獨立。很多個世紀里，這里的亞述人都把自己稱為“世界之王”。
亞述人是一個兇猛的民族，男人們都性格剽悍，他們的一生中主要從事的職業通常是戰士。亞述人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統治經歷了古王國、中王國和帝國時期，在每個時期，每個國王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發動戰爭，并且平定內部的叛亂。除了這些，或許國王們最大的愛好就是狩獵。
從亞述統治時期的考古發現來看，尤其是在亞述統治后期的帝國時期遺址里，發現了大量描繪捕獵行為的雕塑。其中有獵殺野牛和獅子的畫面。這些畫面十分生動和逼真，甚至能使我們聯想到捕獵時雷鳴般的鼓聲、廝殺聲和動物臨死時的哀鳴聲。據說，帝國時期的一個亞述國王，曾經親手殺死過4500頭獅子。
就在兩河流域的平原被亞述人統治的時候，在巴勒斯坦的西部地區產生的猶太文明和在伊朗高原上誕生的波斯文明都相繼借鑒了其他文明，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文明。
在大約4000年前，一個名叫亞伯拉罕的人從烏爾城來到了迦南，猶太人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在猶太人的傳說中，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和一個天使角斗了一天一夜，后來得名以色列，意即神的勇士，以色列因此而得名。300年之后，摩西帶領一群猶太人走出埃及，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了猶太人的國家。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大衛王帶領猶太人進入了最為輝煌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大衛王主持修建了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意為和平之城，它在大衛的兒子所羅門時期宣告建成，同時建成的還有對猶太人影響深遠的圣殿。到現在，圣殿只殘留了一面哭墻，猶太人把這面哭墻當成精神支柱。
公元前597年，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俘虜了大批猶太人，這就是巴比倫之囚的由來。而這只是猶太人悲慘命運的開始。在這之后的數千年中，猶太人屢次遭到外族的迫害和屠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分散在世界各地。歐洲各國、美洲甚至是中國，都曾經有猶太人的身影。
但是，兩河流域的文明能夠長久流傳，主要歸功于猶太人。基督教的圣經《舊約全書》中的很多事跡，比如上帝七天創造人類、大洪水和諾亞方舟、伊甸園的故事等，都是從猶太人的典籍中汲取的，這些故事都可以從兩河流域的文明中找到原型。東方的許多傳統，也是通過猶太人才得以保留，并在今天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一神論的思想，這一思想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類的文明之光——兩河流域的文明，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希臘文明掩蓋了，但是它帶來的豐富遺產對后世的文明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人們已經把兩河文明逐漸拋在了腦后。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之后，關于兩河流域文明的若干考古發現又把我們帶回了那個年代，并讓我們意識到，許多在今天習以為常的習慣和耳熟能詳的故事與傳說，都來自那個時期。當我們回望兩河流域文明時期的藝術、文學和建筑時，依然會感嘆于它的神奇和偉大。
埃及文明
在蘇美爾的古代文明蓬勃發展的同時，另一個文明也以類似的軌跡在埃及出現。這兩種文明相似的程度以及起源的相似之處，至今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結論。
埃及的石器時代遺留下來的證據很難判斷年代。在埃及同時存在著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這些留下痕跡的遠古居民，是否是埃及人的祖先，也是很難確定的。這些原始人和他們的后代顯然是有區別的。他們在埋葬死者的時候，會把尸體分成很多塊，而且從尸體上的痕跡來看，很明顯有些部分是被吃過的。也許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出于對死者的尊敬，或者是用這種形式來保留死者生前的一些可貴的力量或品德。這種分食尸體的習俗曾經在非洲的黑人中間流行，現在已經絕跡了。
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或者更早的時候，這些原始人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埃及人。那些原始的人類依然處于新石器文化的初級時期，只會建造簡單的窩棚。但是真正的埃及人已經能用石頭和木材搭建更為堅固的房屋，他們已經步入了新石器文化的高階時代。在這之后不久，他們已經能夠制造青銅器，并創造了象形文字。這套文字發展的完善程度已經可以和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媲美，只是在字體上有很大的區別。在大約公元前3100年，埃及統一，有了唯一的國王，這個國王被稱為法老，所以這個時期的埃及又被稱作法老埃及。到了公元前332年，埃及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古埃及的歷史，到這里就結束了。
埃及文明是如何出現的呢？雖然沒有確定的結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到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通常認為，使這兩個文明之間產生交集并且互相影響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在尼羅河和紅海的交界處有金礦，吸引了蘇美爾人來到這里。還有一個是黎巴嫩，那里的木材也吸引了埃及人。在互相進行貿易的過程中，埃及人被蘇美爾人的文明深深折服，并且被激勵著產生自己的文明，這也促使了埃及人的文明更早地到來。但是，埃及人的文明不是對蘇美爾人的簡單復制，而是具有與埃及自身的環境相關的獨有特點，有它本身的獨到之處。
和兩河流域不同的是，尼羅河流域的東西兩側分別是阿拉伯沙漠和利比亞沙漠，南邊有大瀑布，北邊則是沒有海港可以停泊船只的海岸線。這些天然的阻隔使得這片區域很難受到外部的襲擾，可以專心發展自己的文明。在這片安全的土地上，埃及人能平靜地生活，而不必每天提心吊膽地擔心受到閃米特人或是印巴人的無休止的侵略。所以，埃及人的種族能夠從法老時期一直存續到現在。生活在當代尼羅河沿岸的農民的樣貌，與埃及的神廟與金字塔上刻畫的人物十分接近。他們同樣身材矮小、體格瘦弱，擁有黑色的直發和深邃的眼睛以及鉤狀的鼻子。
對于埃及來說，這種相對安全的環境不僅帶來了種族的延續，還為政治的連續性提供了寶貴的條件。埃及的王朝沒有像其他文明一樣如車輪般更替，尼羅河就像一個安全的搖籃，把整個流域包裹在里面，形成一個獨立且穩定的王國。尼羅河的河水流淌得十分緩慢，這使得船只北上時不用費多少力氣，到了返航時，北風和西北風又幫了大忙。因此，埃及人在運輸方面擁有極為便利的條件，這也是在公元前3100年時整個尼羅河流域得到統一的原因之一。
在之前的幾個世紀里，最早在埃及生活的農業的先驅者，就像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人一樣，在尼羅河流域開始耕種。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所以生產出的物品大有富余，這樣就能養活生活在城市里的不事生產、但是具備各種專門技能的人。這時的埃及地區存在兩個王國，分別是上埃及王國和下埃及王國。這兩個王國都有大約20個省。到了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王國美尼斯統一了整個埃及地區，埃及的王朝時期正式開始了。這時的埃及已經有了專門的官員、士兵和工匠，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可以說已經具備了文明的應有特征。
這一時期埃及的主要特征是政治上的連續性。從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270年的8個世紀里，埃及的王朝延續了六代，這被稱為古王國時期。像這樣持久穩定的政治狀況，翻遍兩河流域的歷史也無法找到。到了第六王朝末期，國王不再擁有絕對的權力，他的地位受到了下轄的州長的威脅。在公元前2270年到公元前2060年這一時間段，州長們紛紛獨立，以國王自居，這個混亂的時期被稱為“第一中間時期”。在這個時期，來自亞洲和利比亞的侵略者趁機向埃及進犯。到了公元前2060年，也就是埃及的第十一王朝，埃及又逐漸恢復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進入了中王國時期。不過這次的穩定沒有延續多長時間，不到3個世紀。公元前1785年，歷史再次重演，“第二中間時期”開始了。在這個時期，埃及再次遭受侵略，這一次喜克索人征服了埃及。
和埃及的政治一樣，埃及的文明也是穩定的，但是它并非停滯不前。從古王朝開始，一直到喜克索人征服埃及，在長達15個世紀的時間里，埃及文明的制度和習俗都向前發展了很多。不過，也有一些特點是埃及人一直堅持的，比如，與蘇美爾人的悲觀不同，埃及人天生自信并且樂觀。因為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每年泛濫的時間不確定并且洪水兇猛，造成蘇美爾人的悲觀和沒有安全感。尼羅河也每年泛濫，但是時間和周期是可以預知的，這讓埃及人獲得了樂觀和自信的天性。在蘇美爾人看來，掌管洪水的神是惡的，但是埃及人把洪水之神看成一個善良的神，認為“它的到來會帶給每個人快樂”。
埃及人擁有復雜的宗教信仰和獨特的習俗，他們崇拜自然，尤其崇拜太陽神。這種崇拜和信仰后來逐漸形成了權力巨大的祭司集團。到現在為止，我們能夠知道的埃及的神明的名字，已經有2000個之多。但是崇拜這些神的人們并不完全敬畏或者遵從神的旨意。在埃及人看來，如果是為了保護自己或者公眾的利益，是可以不遵循甚至違背神的旨意的。可以出于道德的目的求神，也可以出于不道德的目的求神幫助。因此，神廟中舉行的復雜的儀式，既是一種對神表達崇拜的活動，也可以理解為是祈求神的幫助的活動。在新王朝時期，人們開始相信，在今世如果正直并且善良，那么就可以在來世獲得永生，這種來世說在民眾中越來越普及。
因為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都相信來世，新王朝時期，一本叫作《亡靈書》的小冊子開始為埃及人提供通往來世的指南。這本書價格不高，而且能夠隨身攜帶，因而埃及人通常把這本書放在自己的墓中。這本書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民眾崇拜冥神奧賽里斯的助力。很多人相信，在《亡靈書》的指引下，每個人都能得到永生。
對埃及人來說，沒有人知道來世的樣子，所以來世是充滿未知的，只能在頭腦中加以想象。在埃及人想象的世界里，來世是個有很多道門的地方。要想在來世中順利地遨游，就必須清楚每一扇門的作用。但是因為沒有人了解來世，一張導航的地圖是如此必要，所以《亡靈書》應運而生了。它是一份可以指導人們如何在來世穿行的地圖，還能教會人們怎么樣通過死亡后的審判。如果離開了《亡靈書》的指引，就會在來世中迷失。
《亡靈書》價格低廉，每個人都買得起。人們相信，有了它的保護和指引，每個人都能在死后通過審判，并且在來世獲得永生，因此，通往來世的大門是一直敞開的。這樣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埃及人第一次產生的自我意識，但是這種自覺卻立刻被巫術的思想扼殺在萌芽中了。
因為相信來世，所以埃及人不但把死去的尸體制成木乃伊，也想要這具肉身所處的墓穴能夠堅固。因為這個樸實的理由，埃及人用石頭建造陵墓，金字塔就是這樣的陵墓。所有金字塔都建造在尼羅河的西岸，因為埃及人認為，就像太陽是從西方落下一樣，來世的方向就在西方。
吉薩位于埃及首都開羅市郊，遠遠望去，這里就是荒蕪的沙漠，但是在金字塔盛行的年代，這里是一片繁忙的工地，附近是采石場和工匠的居所。喧囂散盡，今天的吉薩只剩下一片荒漠，和荒漠中等待人們發現的遺跡。吉薩的金字塔可以說是一個金字塔的建筑群，它的入口位于北方。這個金字塔群落有眾多金字塔、周圍的圍墻、金字塔東側的祭壇、祭壇與河谷之間的通道以及在河谷邊上用來把法老的尸身制作成木乃伊的享殿。這些金字塔中，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的規模最大。這座金字塔的塔底占地達到13英畝，高達481英尺。為了建造這座金字塔，埃及人使用了230萬塊重達2.5噸的巨大石塊。建造這座金字塔使用的是最簡單的工具：杠桿、滾筒、輔助的坡道還有人力，甚至都沒有用到滑輪。
如此巨大的金字塔到底是如何被建造出來的，這引起了很多爭論，并且形成了若干種理論。到了最近一些年，有考古專家認為，金字塔的斜坡就是用來推送石塊的，隨著金字塔高度的增加，斜坡也在上升。有人認為斜坡是一級一級直接上升的，也有人認為是繞著金字塔呈螺旋狀上升的。在這些關于金字塔的爭議中，有一種理論尤其特別，因為這種理論認為，金字塔根本不是人類建造出來的，而是出自外星人之手。
在所有跟金字塔有關的論點里，最主要的論點都認為，這些高大的建筑是法老的陵寢，而不是所謂的紀念碑或者是外星人留在地球的標記。金字塔的外形，以及它們反射陽光的本領，都展現出與太陽神崇拜相關的特點。在古埃及的文化里，法老是太陽神在人間的代言人，埃及人有這種觀念，自然就建造出了這種形象的金字塔。
傳說中，埃及的工匠們在建造金字塔時具有十分高的熱情，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建造的是能夠決定他們幸福的神的宮殿。不知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因為我們或許還可以假設，無論這些工匠對于修建金字塔有沒有熱情，他們都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但是，這兩種假設都證明了埃及國王具有絕對權威。在埃及，法老被認為具有神的屬性，不存在世俗的法老，只有神圣的國王。所以，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里不存在一部法典來規范世人的行為，法老即是神，神的話就是法律。
在古埃及的傳說中，奧賽里斯是掌管冥界的神。他的弟弟賽特出于嫉妒殺死了他，并把他的尸體切成13塊，扔進了尼羅河。奧賽里斯的妻子伊西斯歷經艱難險阻，尋回尸體的碎片，拼成了完整的奧賽里斯。伊西斯的忠貞感動了眾神，讓她受孕并誕下了荷魯斯。荷魯斯長大后，殺死了弒父仇人賽特，并成為傳說中掌管人間的神。在古埃及人看來，奧賽里斯是他們的第一代國王。奧賽里斯能夠死而復生，所以他成了冥神，統治著人死后的世界。他的兒子又成了人間的國王。荷魯斯死后來到冥界取代父親成為冥界的王，他就成了奧賽里斯，他的兒子則是荷魯斯，這就形成了一個輪回。
所以古埃及人認為，法老活著的時候，就是荷魯斯，是掌管人間秩序的神明。法老死后，就成了奧賽里斯，新的法老成了荷魯斯。在這循環往復的輪回中，法老代表著人間和冥界的秩序。法老是神在人間的代理人，他具有神的屬性，是至高無上的。即便法老因為自身或其他的原因死亡了，新即位的法老依然掌握著王權和神權。這個觀念在整個古埃及的歷史中貫穿下來。古埃及人迷信來世，而法老是自然而然享有來世的，普通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就要效忠王室。如果死后能夠埋葬在王陵旁邊，那是一件莫大的幸事，即便不能葬身于此，在這里建一座墓碑也是很好的。
法老至高無上的王權是通過以宰相為首的官僚機構得到保證和加強的，因此這些官僚也被稱作“國家的管家”和“國王的耳目”。在宰相之下，有負責尼羅河上的運輸事務的掌璽大臣，負責牲畜的蓄養和管理的賞賜大臣，負責掌管全國財政和征收賦稅的財政大臣，年景不好時，財政大臣還要向地方分發種子和牲畜。中央以下，還有負責管理地方的各州州長和管理城市和村莊的市長。和其他國家發展的情況一樣，各州州長通過聚集大量的錢財，得到更為強大的權力，到了最后，公然對抗中央政權。這一情況可以通過古王朝的分裂和之后長達幾個世紀的混亂來加以說明。到了中王國時期，埃及雖然得到統一，但是法老們再也沒有恢復之前的權力。雖然法老依然被視為神的代理人，但是他們實際的權力是要和貴族分享的。正因為這樣，中王國時期有時也被稱作封建時期。
埃及文明的最后一大特征，是國家對全國人民的經濟生活的絕對控制。當時已經有了私有財產和私營企業的概念，但是與兩河流域文明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國家控制了絕大部分的農業和手工業，同時還負責分配勞動所得。國庫和政府的倉庫里，谷物成倉、牲畜成群，布料和金屬工具成垛。這些資料由國家分配，供給全國人民生活使用，也作為荒年的儲備。埃及人說，所有人的食物都出自國王之手。除了繳稅，每個村莊都要派出男丁參加強制性的勞役，而那些宏偉的金字塔，就是這些勞工最有名的勞動成果。
希臘文明
《伊利亞特》和《奧賽羅》是古希臘盲人詩人荷馬的巨作，作為史詩，作品記述了邁錫尼人對小亞細亞的特洛伊所進行的大規模的遠征。這座古城就坐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內，通過史詩和考古發現，有關特洛伊文明的謎團被逐漸揭開。德國人施里曼對此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施里曼的考古發掘最初的動機就來自他對荷馬史詩的濃厚興趣。他認為史詩中對特洛伊戰爭的描述是真實的。比如河流的分布、火燒的痕跡、特洛伊靠近海邊等，這些為確定城市的方位發揮了作用。經過3年的努力，他終于清理出了古城的面貌。接著，施里曼又對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邁錫尼、泰林斯等地進行了發掘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建筑遺存和文物。
特洛伊的發現對很多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產生了影響，他們進行了更多的考古發掘工作，經過他們的努力，愛琴文明的真面目被展示在世人面前。英國學者亞瑟·伊文思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從跳蚤市場發現了一些石頭印章，經過對上面的符號進行研究，他敏銳地意識到了他的發掘方向，于是他開始了對克里特島的考古發掘工作，一座王宮在廢墟中被發掘出來。伊文思認為，愛琴文明的發源地就是克里特島，這里是古代東方與希臘交流的中轉站。克里特歷史悠久，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這里就筑起了城堡，出現了國家和階級分化。國家對文字的發展和演進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克里特文字從最初的圖畫式，發展為象形文字，接著又從象形文字演進為線形文字。
發生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一場火山噴發，引起了地震和海嘯，這場災難毀壞了宮殿建筑。克里特人在這片廢墟之上，又開始了重建，新建的宮殿更為輝煌。大約在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前14世紀，是克里特文明的鼎盛時期。米諾斯建立的王國，其首都克諾索斯城是一座繁華的都城。克諾索斯王宮占地面積2.2萬平方米，有大小宮室1500多間。王宮被劃分為辦公和生活區兩大部分，功能劃分明晰，設施幾近完美。在這里我們甚至發現了單人浴缸，作為數千年前的衛生潔具，已經和今天相差無幾。這里甚至還有抽水馬桶、折疊式門窗和通風循環系統等。
考古發現還展現了多彩多姿的藝術形式和繁榮的經濟狀況。這時的壁畫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風貌，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同時，農業和手工業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外貿出口興盛，這里出產的陶器行銷埃及和敘利亞，甚至西班牙和西西里，從中展現了海上貿易的發達。
就在克里特文明蒸蒸日上之時，不幸降臨了，克諾索斯和法埃斯特等地的宮殿同時被毀。有的學者認為火山爆發給克里特文明造成了災難。克里特文明雖然開始了急劇的衰退，但文明的成果卻有后來的繼承者，他們就是阿卡亞人，也就是現代歷史學家所稱的邁錫尼人。
邁錫尼文明起止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2世紀，包括雅典、底比斯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泰林斯等許多地方。邁錫尼城堡背靠青山，總面積達3萬平方米。城堡的正門設在西北方，城門由四塊巨大的山石組成，最大的一塊石頭重達20噸。城門上面是兩頭獅子的雕像，這座城門因此還被稱作獅子門。
史詩、神話和遺址發掘重現了邁錫尼當年的戰事，也展現了他們當時繁榮的經濟生活和藝術成就。這時的手工藝非常發達，技藝精巧，圖案精美。雖然這是一個崇尚武功的民族，但對于美和藝術依然有著強烈的追求。
邁錫尼陵墓的建筑也很有特色，也就是豎井坑墓的出現，它建造在地下幾米深處。后來，豎井墓被圓頂墓所取代，建筑更為富麗和宏大，它是在地面鑿開巖石修筑的，墓前有走廊通向墓室。這一時期，邁錫尼文明達到了成熟和繁榮。考古學家還發現了邁錫尼人的文字，并于1952年解讀了這種文字。
公元前12世紀，邁錫尼文明遭遇了災難，開始了由盛轉衰的過程。阿伽門農力圖挽回危機，他率軍開始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這場持續10年之久的戰爭，最終以聯軍施展木馬計攻陷特洛伊而告終，但正是這場侵略戰爭耗盡了邁錫尼文明的元氣。除了戰爭，還有地震等自然災害，加上希臘北部多利亞人的南下入侵，都加劇了邁錫尼文明的衰亡。
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9世紀，希臘的歷史處于一個黑暗時期，城市和文字都消失了，文明的腳步倒退到了蒙昧和貧困的狀態。但古希臘人把災難視為一個新的開始，他們在廢墟上開始了文明的重建。到了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在希臘半島、地中海和黑海沿岸，他們建起數百個城邦。城邦的最高權力由公民集體掌握，軍事統帥和王的權力因此被削弱。
在古希臘的城邦中，斯巴達的面積雖然居于首位，但也只有8000多平方千米，人口二三十萬。其他數千個小邦，與今天的一個個村落相當。城邦中都有由全權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城邦中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權力，而外來的移民和奴隸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在外邦享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有一定的經濟權利。
古希臘城邦實行集體領導，崇尚法治，以投票表決決定城邦大事。領導層不能搞個人專斷，不能凌駕于公民大會之上。城邦擁有體制化的常設公民大會、貴族或民選議員的議事會和具體行政部門這三級權力機構。在古希臘城市結構中，公民集會與日常活動的場所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城邦的軍隊由全體公民組成，戰時上戰場，戰后就解散。
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國來襲，全希臘人都投入抵抗。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決定了戰爭的勝利。以希臘貧窮的公民為主體的陸海軍，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獲得了勝利。勝利使希臘的經濟和文化得到了保護和繁榮，使科技得到了進步，同時也發展了雅典的民主制。
在古希臘城邦，沒有擁有產業的大宗教團體，這里的宗教活動由公職人員主持，他們都是經過民選而產生的，而城邦之間的神廟則由鄰近的各國負責管理。在城邦內部不存在城市對鄉村的統治和剝削，鄉下的公民與城內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
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其實并不完美，因為所謂民主權利并非人人享有，對非公民和奴隸就意味著暴力和壓迫，但在專制橫行的古代社會，古希臘的民主制稱得上是一種進步的制度。當然，雅典民主也是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來的，特別是梭倫改革，那是一件具有歷史和政治意義的大事。公元前6世紀初，隨著雅典社會內部貧富差距加大，城邦社會的穩定受到了威脅。執政官梭倫進行了改革，提出以公民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民眾法庭作為最高審判機關，所有希臘公民都有權參加。接下來克里斯提尼將改革深化，廢除部落氏族貴族殘余的特權，雅典的民主制度基本得到確立。當然這種制度仍然需要完善，因為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富人仍然占有很大的優勢。直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所有的官職都需經過民選產生，公民大會決定國家大事，一切司法權力屬于人民。
公民大會的主要議程包括對現任公職人員的考核，如不合格，立即罷免。一個官員在一年之內要經過十次這樣的檢查。公職人員如果遭到差評，很可能僅僅任職一個月就會被罷免。官員的任期也有非常嚴格的規定，也就是任期只有一年。期滿后如果希望繼續任職，需要再次經過選舉。這就遏制了以權謀私的現象的發生，防止了腐敗。
雅典的司法制度體現了一視同仁的態度，現任的公職人員一旦出了問題，即使是曾經立下功勛的將軍也不姑息。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要選擇一個吉日舉行。大家不分出身和貧富，在運氣或者神意面前人人平等。雅典的法官也是用抽簽的方式從公民中產生。這里的法官來自農夫、手工匠人、水手等體力勞動者。
而斯巴達實行的制度則有別于雅典，在這里，全體公民集體生活集體作戰，他們共同剝削壓迫希洛人，因為這些人是國家的奴隸。斯巴達人反對物質享受、文化娛樂和商品貿易。他們擁有強大的陸軍，稱霸于伯羅奔尼撒半島，他們不能容忍雅典的政治經濟擴張。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戰爭終于爆發了。由于內部矛盾以及與盟友的矛盾，雅典節節失利，再加上瘟疫的流行，雅典人對民主制也發生了動搖。在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雅典的民主政治也隨之衰落。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人類的文明之光在兩河流域出現的1000年以后，另一個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現了，它就是古代文明中最神秘、也最讓人著迷的文明之一——印度文明。它誕生的地方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它發展的鼎盛時期，整個地區擁有超過一千座城鎮，覆蓋面積相當于整個西歐。它出現的年代比亞述人和巴比倫王國還早，也早于中國古代文明。在印度文明的遺址發現的歷史遺物，被認為是20世紀重要的考古發現。這些發現留給我們的是一堆待解的疑問。
這個無比輝煌的文明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于一些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謎的原因，文明從這里消失了。后來，人們已經徹底遺忘了這個文明曾經存在過。印度人曾經認為，從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開始，他們的文明史才正式書寫。正如在古典時期，希臘人認為他們的歷史是從公元前776年開始的，也就是他們舉辦第一屆古代奧運會的時候。
在今天巴基斯坦的信德，有一個偏僻荒涼的地方，名叫摩亨約·達羅，在當地語言里的意思是死亡之地。這里曾經發現了一些古代的墳墓，墳墓已經被劫掠一空了。這里有無數的磚石，當地人隨拿隨用。1856年，英國人在這里修建從卡拉奇至拉合爾的鐵路時，筑路工人也發現了這里有許多破碎的磚塊，沒有人知道這些磚塊是從哪里來的，也不知道這些磚塊是干什么用的，便砸碎墊到鐵路枕木下面作為道砟了。
到了1922年，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爵士來到這里勘探。他在仔細地研究了這里成堆的破碎磚塊后向全世界宣布，這里曾經出現過文明，這里是一座存在于四五千年之前的城市的遺址。摩亨約·達羅的遺址已經被人為破壞了多年，但是經過發掘，人們仍然能夠發現這里曾經是一系列十分繁榮的城市，而且這里存在的每一個城市都是建立在之前城市的廢墟上的。緊接著，考古學家們對印度河流域進行了系統的發掘，結果發現，這個古老的文明分布廣闊，其面積比兩河流域文明或者埃及文明大上好幾倍。它以印度河口以北和以南的岸為邊界，向東北延伸到喜馬拉雅山脈，囊括了一片三角形的土地。
人們對古印度文明的了解還不夠多，也許更為深入的發掘會改變現在所有的設想。從這個文明的源頭我們能夠知道，它不但由本地的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所創造，也包含了公元前3000年前從俾路支地區遷徙到印度河流域的外來人的貢獻。所以這個文明里包含了兩者的特點。這些新移民帶來了蘇美爾人的文明的信息，刺激了本地文明的誕生，這和之前在尼羅河流域發生的情況十分相似。
印度文明被看作是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在被發掘出土的城市遺跡中，摩亨約·達羅和哈拉帕這兩座城市是最著名的。它們采取了相似的建筑形式，具有很大的規模。這兩座城市在建造之初顯然是有明確的規劃的，每個建筑物的形狀和大小都有嚴格要求并經過了仔細的丈量。所以，兩座城市具有統一的格式。
摩亨約·達羅有筆直的城市干道，道路寬度約為3.12米。道路兩邊的房屋是用磚塊砌成的，而且都沒有面朝大街的窗戶和正門，這也是這些房屋的獨特之處。或許是出于防盜的目的，它們的門窗都對著小巷。也有人認為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洪，因為大街的地勢較低，而小巷比大街要高。這座城市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就是在城市干道拐彎的轉角，有驢車經過磨出的印記，這些印記是4000年前留下的。這里的居民住房堅固而且美觀，在所有古代文明的城市中都是一個特例。
在我們曾經說過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大量的財力和物力被用于建造神廟、王宮和墳墓，普通民眾的住房卻矮小簡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印度文明中的民居都很漂亮，房子都是用磚砌成的，沿著街道的走向整齊排列。每個街道的交會處都構成一個直角，整個城市形成一個四方形。雖然每個民居的大小有區別，但都是獨門獨戶的院落形式。這些房屋既有簡單的兩居室，也有堪稱宮殿的大房子。每個房子的磚墻都砌得很厚實，而且房間也是彼此隔開的。房屋通常都是錯層建筑，最令人驚奇的是這些房間都具備衛生設施。它們都有專門的浴室、廁所和下水道，還有專門的水井。每家每戶的下水道連接成網絡，集中流入統一處理污水的化糞池中。
印度文明中這套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統讓人深感震驚，憑借這個特點，它和世界上其他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顯著的區別。直到今天，世界上某些欠發達的農村還沒有這樣的設施，但是在5000年前的摩亨約·達羅，人們卻已經做到了。
摩亨約·達羅和哈拉帕這兩座城市的西側，都有一個橢圓形的高臺。它長約360米，寬約180米，高度分別為9米和15米。這些高臺都被城墻圍繞，墻上有空洞可以用來攻擊和防御。城墻外還有一片下城，面積達1平方英里。這些高臺有可能作為包圍城市的堡壘存在。
與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樣，印度文明的主要構成依然是農業文明。這里的主要作物是小麥和大麥，農民們也會種植其他作物，比如甜瓜、芝麻和棉花。因為種植棉花，所以印度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棉布的。大麥和小麥也是城市里的居民的主要食物，除此之外，他們吃椰棗、豆類和椰子的果實。他們還會用漁網捕魚，偶爾也會捕獵鳥獸。
他們已經馴化了狗、馬、水牛和牦牛，貓在這個時候也出現在人類的家庭里。他們飼養牛、羊和駱駝，牛主要用來驅使，還用來拉車。從這點看來，這時的印度城市居民中的大部分是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的。他們與外界也進行了一些貿易，包括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居民，因為在那里的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遺跡中，發現了印度文明使用的印章。此外，在波斯灣的巴林島上也發現了一些印度文明的痕跡，似乎說明巴林島是印度河流域與兩河流域之間貿易的中轉站。
在城市的遺址中還出土了一些銅加工成的棒狀物體，一些考古學家認為這是當時使用的貨幣。如果這一論斷屬實，那么這些銅棒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貨幣。此外，這里還出土了很多項圈、手鐲、臂環、指環和足環等，由此可以推斷出，當時有很多專門加工金銀器和珠寶的匠人。盡管當時還普遍使用石器，但是青銅工具已經開始出現，發達的銅器時代已經來臨。
到目前為止，印度文明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這里發現了大量刻有各式各樣圖案的印章。這個地區總共出土了2500余枚印章，其中有400多枚帶有符號。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些印章可能是用來標記財產的所有權的，因為當時的貿易活動比較發達。也有一些人對此表示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這些印章只是平民佩戴的護身符。但是在兩河流域發現印度的印章，結合兩個流域的文明之間進行的貿易活動，似乎可以認為，這些印章是用來給交易的產品打上標記用的。印章上不只有圖案，有的也刻上了銘文。當時的居民使用著同樣的文字，這些文字屬于象形文字的范疇，由線條組成。印章上出現的銘文一般很短，只有五到六個符號，表示兩到三個字。
在哈拉帕出土的一些小石頭制成的印章上，充分體現出了匠人高超的手藝。上面雕刻著的人像和動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中有水牛、犀牛，還有老虎。還有一些其他工藝品，如陶制的象等。在同一時期，一些蘇美爾人制作的工藝品，也體現出類似的藝術風格。一些學者就此判斷，兩個文明之間曾經有密切的交流，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有些學者把這個時期的印度文明中的作品，稱為印度——蘇美爾藝術。一些精美的藝術品，在這個時期已經誕生了。
這里出土過一尊舞女像，是用青銅制作的。這尊銅像身姿苗條，體態婀娜，雙腿微微前傾，仿佛正在隨著音樂舞動似的。雕像的神態端莊，線條優美，人物的樣貌在當時應該是一個典型的美女。這尊優美的雕像能夠反映出當時人們高超的青銅器制作工藝水平。在這些遺址中還曾發現過女性使用的梳妝用品，如青銅鏡、首飾盒、盛放口紅和眼膏的化妝盒，還有穿耳孔用的針、修眉用的剃刀等，還有很多裝飾品，花樣繁多，圖案和款式十分精美。
在這個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遺跡中，只有大量的民居，卻沒有大規模的宮殿，也沒有像古代埃及和中國那樣宏偉的陵墓，甚至連一點兒帝王曾經留下的痕跡都沒有，這是很獨特的現象。在印度地區后來出現的文明中，一些錢幣和印章上經常帶有國王的形象，或身穿盔甲，或手持寶劍。但是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遺物中，沒有發現類似的東西。這里出土的數以千計的印章上，刻有各種文字、動物、植物和神的形象，但是沒有一個印章上面刻著看起來是國王的像。
印度河文明和吠陀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文明。在這個印度河流域文明被人們發現之前，我們印象中的印度文明——雅利安人的文明，就是吠陀文明。吠陀文明是早先人們認為的南亞次大陸上最古老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前。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發現，把這一地區的文明發源時間向前提了1000多年。這個文明與之后誕生的吠陀文明之間有一些相似之處，但是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兩個文明之間到底有什么關系，到今天為止依然是一個謎，沒有確切的結論。
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文字，目前還沒有被解讀出來，所以人們只能在一些已知的證據基礎上來推測，認為兩個文明之間是存在著聯系的。但是到底是哪些具體的聯系，現在還不是十分清楚。那么為什么可以做出它們之間存在聯系的判斷呢？依據是什么呢？首先，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發現了大型公共浴場的遺跡，而后期的印度教徒也使用這樣的形式進行沐浴，印度教的寺廟中也有類似的浴場。所以我們推斷，印度教的這些習俗是從古老的文明中繼承下來的。其次，印度后來出現的文明中的一些圖案，在遠古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遺留下來的圖章上就出現過。比如十字圖案，宗教中的卍字圖案，還有一些動物的形象等。還有一些后期文明中的雕像的造型和工具的樣式，也早就出現過。根據這些相似之處，人們推斷兩個文明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
而這個古老文明中的大都市摩亨約·達羅，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突然衰落了。關于這個文明為何衰落，學者們分析出了很多原因。有人認為它是因為外族的入侵而滅亡的。因為這個文明不信奉武力，而是通過宗教來進行治理。在同一文明區域內，信仰同一個宗教的人是認同這種治理方式的，但是對于域外不信仰這些的野蠻人來說，這種治理方式毫無用處。在考古學方面，入侵滅亡說的證據是，在摩亨約·達羅遺址的最上層，發現了房屋被焚燒的痕跡。在大街上和房屋內發現的居民的遺骸上，也有被武器砍傷留下的印記。
關于印度河古文明消失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古代文明的繁榮，對生態造成了破壞，這個問題日益嚴重，與此同時，經濟開始衰退，各種社會矛盾日趨突出，這就引發了社會的動亂，文明自然遭到了毀壞。自然災害以及生態環境的變化，比如河流的改道、洪澇災害、沙漠的侵蝕、地震、海水后退，等等，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生態環境。甚至有人這樣認為，是泥漿淹沒了文明。火山噴發使大量泥漿涌出地面，它們淤塞了河道，形成大面積的湖泊，而幾十年后，河道的堤壩被逐漸消損，河水重新漫過堤壩，原來的河道得到了恢復，這樣的災難時常發生，給印度河文明的中心所造成的損害是巨大的。
同時，在每一次城市的復興進程中，都需要使用大量的磚塊。燒制磚塊需要砍伐樹木，挖掘沙地，這些都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在本身就不利的條件下，人為的破壞進一步加重了生態的惡化。城市變得衰敗，交通癱瘓，貿易活動也開始衰落。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居民不得不離開城市，向恒河流域遷徙。如果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這一文明的衰敗，那么它所付出的沉重代價，足以讓今天的人們警醒。
中國古代文明
當白種人的文明在亞、歐、非三大洲交界之處萌芽時，一個黃種人的文明在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發展并傳播開來。中國的考古成果我們所知甚少，但是我們清楚的是，中國各地都出土過石器時代的工具。中國古代的先民們同其他文明里的人一樣，住在村莊里，會耕種、畜牧、紡織和制陶。關于這一時期的文化我們缺乏實物證據，只能根據一些歷史文獻得來。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這個文明基本上沒有受到外界的影響。當歐洲和非洲的文明蓬勃發展時，因為高山和沙漠的阻隔，中國自發地產生了自己的文明。
我們已經知道，古代印度文明是不連續的，中間存在斷層。古代中國文明具有的特點是連續和統一，中間沒有明顯的停頓。也有一些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中國，中國甚至在某些王朝被外來民族消滅。但是與其他被征服者不同的是，中國并沒有接受入侵者的語言和文化，與之相反，入侵者自身總是被中國迅速且完全地同化。
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延續性似乎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的文明里，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產生過祭司階級或宗教集團，而是追求現世主義。對現世的特殊喜愛能夠為政治本身的穩定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中國人設計出了一套文官選拔制度，并且這一制度在中國延續了上千年。文人們可以通過全國性的考試考取功名，進而為官，在現世中獲得成功，而不是通過祭司和信仰來祈禱未來。這樣的情況只出現在中國，而其他地方出現這樣的事，已經是2000年之后了。
對于中國的歷史，歐洲的學者們了解得很少，而且我們所知道的一些關于古代中國的記載并不十分可信，更像是一種傳說。比如，在中國的上古時期存在幾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帝王——五帝，他們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先后統治著中國。
在五帝之后，隨著時間距今越來越近，史籍中記載的事實也就越發可信。這時中國的中原地區出現了一系列王朝，他們和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也開始了長期的斗爭史。與兩河流域和埃及一樣，中國最開始也是一個城邦制的國家，有很多諸侯國。后來，它像埃及一樣轉變成了國王統治下的封建體制，后來又演變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商和周是兩個重要的朝代。
到了周朝后期，也就是東周時期，國王的統治力下降，各個封建主之間開始了綿延不絕的爭斗，進入了一個混亂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同時也使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而永久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這些變革的根本原因在于鐵器的使用。鐵在很晚的時候才傳入中國，對鐵的大規模應用已經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事了。但是到了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100年，鐵給中國社會留下了鮮明的烙印。
鐵制工具更加高效，這使原本在黃河流域產生的農業向南方擴展，到達長江流域。鐵制工具也使得大規模的工程得以進行，人們開始挖掘溝渠，灌溉原本干旱的農田；開挖運河，使大宗商品可以從水路進行長距離的運輸。這些都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同時促進了早期的工業和貿易。在貿易的推動下，經濟開始商品化。中國很早就開始使用貨幣，最早的貨幣常常是貝殼。到了后來，銅制的錢幣出現，并且開始被日趨廣泛地使用。在經濟商品化的進程中，一個新的階級出現了，這就是商人和工匠的階級。他們可以自主生產、自由貿易，他們生活富裕，無須像過去一樣依靠封建主生活。后來，他們變成了新的貴族，而且很快就對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戰。
緊隨著經濟變革到來的是政治上的巨大變革。統治階層從過去的分封制變成了中央集權制。經濟的發展給封建統治者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使他們可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權。因為生產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開墾，由于這些土地不屬于分封的范圍，所以土地上的產出都直接進入了各諸侯的私庫，這些收入尤其增加了轉變為中央集權所需要的財力。諸侯們逐漸把以前被分封的封地轉變為按他們自己的意志管理的獨立的行政地區。雖然這個發展過程十分緩慢，但是周王朝的統治力量被嚴重地削弱了。
因為中國文明中有獨特的重視現世的性質，所以早期中國的思想家們都注重解決當時的實際問題。他們傾向于成為政治家，向各諸侯國的統治者兜售自己的觀點。他們在各國之間旅行和辯論并吸納信徒，逐漸形成了一個個流派。這時的思想家人才輩出，所以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
在這些思想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是孔子。他對中國的影響極為深遠并且持久，一直延續到現在。在過去的2000年中，中國人的特點都能用孔子創立的學說來概括，這就是“儒家”學說。公元前551年，孔子誕生于一個沒落貴族家庭。這時他所面臨的社會是混亂無序的，到處都是封建割據，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夠得到全體國民的擁戴。孔子在各個諸侯國間穿行，“周游列國”，試圖找到一個封建主能夠采納他的思想和治國方略。他確實擔任了一些官職，但是對于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他轉變了方向，開始廣收門徒，向青年人傳授他的知識和見解，希望這些學生可以繼承他的思想。
這時，孔子終于發現了自己的特長，那就是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擅長教學的老師，所以他把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這上面。他對一些事情的觀點和他的教導被他的學生記錄成書，這就是《論語》。這本書最早出現的年代大約是在孔子去世100年以后。它不是一本關于苦難和自我犧牲的書，而是記錄了孔子本身的鮮明且令人著迷的個性。他十分聰慧、仁慈，并且為一些愚笨的想法所苦惱。這些都證明了孔子內心的平靜以及一種難能可貴的幽默感。
從根本上說，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他沒有打算傷害固有的社會關系和秩序，他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他雖然強調統治者仍然繼續擁有統治的權力，但是主張統治者的統治基礎應該是標準的道德規范。在當時迷信嚴重的時代，孔子還是一個難得的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者。在當時的人看來，占卜和語言有神奇的作用，死者的靈魂也令人恐懼。孔子雖然承認有鬼神的存在，但是對它們的態度是不屑一顧的。他曾經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在世時，他的思想和學說并沒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更別提被使用。但是他的思想最終還是在中國作為整個國家的教義流行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觀點是保守的，是安于現狀的，這深受后來中國的統治者喜愛。而且他尤其強調道德，認為道德是統治者行使權力的必要條件。公元前2世紀，孔子的學說被統治階級認定為治國的根本教義，他的著作成為官員和學者深入學習的典籍。一直到了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覆滅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國一直處于統治地位。實際上在這之后，孔子仍然保持著他的巨大影響力，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公元前221年，中國發生了歷史上第一次大革命，這次革命結束了封建的領主制，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這次革命的肇始人是當時的諸侯國之一——秦國的領導者。秦國位于中國的西北部，這里的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成了秦國的天然屏障，也讓秦國進攻其他國家時沒有后顧之憂。由于地處偏遠地區，經常面對游牧民族的襲擾，所以秦國的軍隊常年處于戰備狀態，具有強大的戰斗力和豐富的實戰經驗。而且，秦國人是所有中國人中最早使用鐵制武器代替青銅武器的。秦能夠統一中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公元前318年占領了四川，這里豐富的糧食資源使秦的力量大大增強了。最后一個重要因素是，秦的領導人通常認真實干并且野心勃勃。
憑借著這些有利的條件，秦國不斷向外擴大領地，把一個個諸侯國征服并吞并。那時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把秦人稱為“野獸”，把秦的擴張進程形容為“蠶食”。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成了全中國的共主，他自稱“始皇帝”。“始皇帝”的意思是第一個皇帝，在他的設想中，他的后代將成為第二個皇帝，并且一直代代相傳下去，“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秦始皇把原本在秦國推行并取得成功的理論向全中國推廣。他廢除了之前的諸侯國，把領土分為若干個行政區劃，每個行政區的長官都由中央統一任命，并對中央負責。除了保留秦國本身的軍隊，其余國家的軍隊都被解除了武裝。被征服的各國的舊貴族被送往首都，隨時監視。秦的軍隊被派到全國各地。秦始皇還統一了貨幣和度量衡，以便經濟能夠更好地集中。
這時，中國開始了一項重要的改革，從后世來看，這次改革具有深遠的影響力，那就是秦把之前各個王國不同的文字廢除，頒布了一套新的統一的文字并向全國推行。這種統一的文字是在各種文字的寫法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具有中國文字固有的性質，所以成了一種有效的黏合劑，把全中國各個地區的人統一在一起。這種新的文字一直保留到了現在，雖然經過了多次修改，但是具有漢字的典型特征，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能理解這種文字，盡管他們使用的方言不同。同時，受中國影響的外國人也能理解這種文字。受過教育的日本人和朝鮮人盡管不會說漢語，但是都能閱讀漢字。這對中國的民族統一和對整個東亞地區的影響，都十分重大。
但是這些改革在當時侵害了許多既得利益者，引發了廣泛且激烈的反對，尤其在文人和學士中間，反對的聲音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始皇帝決定“焚書”，讓文人沒有可以憑借的知識基礎。所有的文學經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農業和醫學之類實用性的書籍得以保留。但是實際上，這一行動并不成功。因為一些文人冒著生命危險藏起了一些書，更有一些人在把書上交之前統統背了下來。秦王朝被推翻之后，這些典籍的大部分又都憑借著藏書和文人的記憶而重現人間。不過，這一舉動摧毀了從周時期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中國思想的黃金時代到秦時已經結束了。
秦始皇動用整個國家的力量，把中國的邊界擴展到如今的越南地區。他在北方擊退了游牧民族，而且為了阻止他們卷土重來，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長城。秦代的長城西起內蒙古，東至大海，長達一萬兩千多里。這個工程是如此浩大，完成它損失了大量的生命。到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提到長城時人們仍然會說，為了修長城，100萬人死去了，長城上的每一塊墻磚都代表著一條人命。就像文人咒罵皇帝“焚書”一樣，普通百姓也因為修長城咒罵皇帝。
因為在民間這種對皇帝的憎惡十分普遍，而且始皇帝的繼承人無法承擔起統治帝國的重任，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僅僅4年后，他一手建立并且渴望流傳萬世的帝國就被推翻了。盡管秦的統治時期很短，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鐵質工具的廣泛運用，使得原本產生于黃河流域的農業擴展至南方，延及長江流域。鐵質工具的便利也方便了大規模工程的營建。溝渠和運河的開掘也因之變得普遍起來，大型農田的灌溉和大宗商品遠距離的運輸成為可能。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同時還促進了早期工業的生產和交易，從而推動了經濟的商品化進程。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據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考證，中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歷史。貨幣萌芽時期，人們生活中常用的物品，例如牛羊、粟帛、珠玉、龜貝等，都曾經在反復的交換過程中充當過交換媒介。由于計數和攜帶等諸多不便，作為交換媒介的許多物品逐漸被淘汰，只有海貝，因其光潔美麗、堅固耐用、攜帶方便，又有天生的自然單位、容易計數，而被廣泛使用。商代曾以貝殼為主要的通用貨幣之一。到了商周時期，青銅冶煉術發展到了相當的水平，出現了銅幣。銅幣的出現，標志著中國貨幣進入金屬鑄幣階段。
在經濟商品化的進程中，誕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商人和工匠。他們自主生產，自由貿易，生活富裕，不再像以往那樣依靠封建主過活。后來，商人和工匠變成了新貴族，對封建主的地位形成了挑戰。
因為生產力的提高，新的土地被大量開墾，由于這些土地不屬于分封的范圍，這些新墾土地上的產出直接進了地方諸侯的私庫。中央王朝和地方諸侯之間的財力對比因此出現了失衡。諸侯們的政治野心隨著財力的日漸雄厚而膨脹起來，他們逐漸把以前的封地變為按自己意志進行管理的獨立行政區。這個變動過程是緩慢的，不知不覺地削弱了周王朝的統治力量。
中國文明向來有重視解決實際問題的特質。政治格局的變更給各諸侯國的士子提交了一份亟待回答的問卷。面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嚴峻局面，中國將向何處去？對此有所思考的士子著書立說，穿梭于各諸侯國，辯論并吸納信徒，形成了一個個流派。一時間思想家輩出，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
在這些思想家中，誕生于公元前604年的老子主張“小國寡民”。他和印度的某些思想家一樣，以標準的生活之“道”訓導世人，提倡“知足之足，常足矣”。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心靈的寧靜絕不能被欲望和激情破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我們不難發現，老子的思想和喬達摩佛陀，甚至和7世紀后的皇帝兼哲學家馬可·奧勒留，庶幾可稱之為異代同調的知音。
孔子誕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與喬達摩佛陀幾乎同時代。孔子年輕時家境貧寒，但追溯其家世起源，他的祖上地位十分尊貴，按血統論，孔子應是一位門第沒落的士大夫。孔子和中國同時代的其他士大夫一樣，學習了音樂、閱讀、射箭、騎馬、養狗、行獵和釣魚等技藝。
孔子的訓言對中國人產生了重大影響。當他還在世時，宗教祭祀禮儀和習俗代表主流道德觀念的一部分。孔子嚴格地遵守各種道德禮儀和風俗，謹言慎行地參與一切禮儀活動，比如各種家宅神仙和祖先的祭祀等。他對天地的祭祀也敬重有加。他認為，對父母的真正尊敬，應當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他還認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子為了推廣他的救世主張，曾“周游列國”，試圖找到一個能夠采納其思想和治國方略的國君加以輔佐。他確實在列國擔任過一些官職，但對于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幾乎等于零。改革王朝政治的夢想破滅后，孔子轉變了方向，廣收門徒，向青年人傳授他的學識和主張，把全部的熱情都投入到教學上面。
孔子和佛陀一樣，對人生的關注超過對鬼神的關注。他流傳下許多格言，如“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見義不為，無勇也”“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其中流傳最悠久的格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這些格言大多與宗教無涉。
孔子對任何事情都有其獨到的看法。當我們關注一下孔子所處的時代，就會發現，諸侯和達官貴人們無不驕奢淫逸、壓榨平民，為了擴張地盤，不惜進行破壞性的戰爭。孔子深信，只要統治者像父親對待兒女一樣來對待人民，就能摒棄這樣的罪惡。
總結歸納孔子的思想，并不容易。不過，應該注意到下列幾點：1.不能單從政治改革家的角度看他。他的政治改革雖然失敗了，但他關于君王崇高地位的理論，以及管理朝廷的儀則，對后世影響深遠。2.他對古代宗教禮儀十分重視，在他的努力下，這些禮儀轉化為他的思想觀點的一部分。由于孔子的盛名，人們只要提及孔子，就會聯系到祖先崇拜，以及對傳統的崇敬。3.在中華民族性格的塑造上，他的禮儀規則，以及道德上的訓言和教導，都產生了巨大作用。4.他著述和編撰的一系列典籍，被稱作“五經”，由他和弟子們編輯整理。這些書包羅萬象，包含了過去各時代的傳說和歷史事件、優美的詩篇，還有當時人們的智慧成果。他近乎保守的思想深入地貫穿全文。他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對固有秩序的尊重和沿襲，認為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各人安分守己，各人盡各人的本分，則天下太平。孔子的這些思想對教導中國人遵守傳統道德，產生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世紀，孔子的學說被統治者定為治國之本，他的著作成為士人階層深入學習的典籍。一直到2000多年之后的1911年，中國最后一個專制王朝覆滅之前，孔子的思想在中國始終居于統治地位。實際上，直到今天，孔子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從平日的言談舉止，到節日的盛大典禮和祭祀，仍然起著強大的規范作用。
秦帝國僅二世而亡，國祚才十四年。究其原因，在于秦帝國沒有在和平到來時，改革其戰爭時期的政治體制，予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擴大言路，反而變本加厲，焚書坑儒，這一自毀根基的做法削弱了統治的基礎，招致廣泛且激烈的反對，尤其在士人階層中，反對的聲浪更盛。
很明顯，在秦王朝之后統治中國的漢朝皇帝更加謹慎。終漢一朝，其文治武功與歷代相比，毫不遜色。比如那句“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誓言，今日的漢家兒郎每念及此，也難免熱血沸騰。在開疆辟土上，漢朝的武帝堪稱“好戰的皇帝”，他對外采取的系列軍事行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帝國疆域被推進至中亞地區。但他的好戰，也嚴重損耗了國家的資源。為了應對國內危機，他實施貨幣貶值、出賣官位、壟斷經營鹽和鐵等政策。在他當政時，尚能應付不斷疲軟的狀況，但是留給繼承者的是一個極為棘手的爛攤子。
在文學上，漢朝時期最偉大的貢獻是史書編纂。中國的幾部儒家經典《詩經》《尚書》《禮記》《易經》和《春秋》——通稱為“五經”——中就有大量的史料。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紀，一部比以往任何一部史書或文學著作都要全面和復雜的歷史書問世了，這就是《史記》。
大約在公元前120年，漢武帝開辟出一條漫長的“絲綢之路”，使得中國商人得以穿越廣袤的戈壁同印度、波斯、敘利亞以及遠東其他各地進行商貿往來。戈壁本身的自然環境已經夠糟了，況且那里還生活著異常剽悍的騎馬牧民，他們被歐洲人稱作韃靼人或突厥人，中國人則稱其為匈奴。為了驅逐匈奴，漢武帝派出一支大軍，穿過山道，向西追蹤至塔里木河流域，進而抵達奧克蘇斯河流域。公元前114年，中國商隊沿這條路到達突厥斯坦和波斯。因是之故，這條路就成了通向西方的著名的“絲綢之路”。此后，中國與印度和近東地區就有了商業和文化上的相互溝通。從某種意義上說，漢武帝最重要的功績就是開辟出這條“絲綢之路”。
沿著“絲綢之路”，每年總會有十多支中國商隊穿過這條貿易商道前往西域，用攜帶的絲綢和鐵條交換寶石、玉石、琥珀、珊瑚和玻璃。顯然，中國商人一般不是直接和希臘人和羅馬人做交易，而是通過中間人——突厥人或波斯人，將貨物運至近東，抑或是沿陸路穿過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或者順印度河而下到達阿拉伯海，再用船將貨物從阿拉伯海運至埃及和地中海。
運往敘利亞的中國絲綢會在當地染成紫色，用金線繡上花，然后再由敘利亞商人轉賣給希臘和羅馬的達官貴人。在奧古斯都大帝當政時期，這種交易形式在羅馬十分普遍。然而，到了下一任大帝提比略當政時，政府曾立法禁止羅馬的達官貴人使用這種新織品。部分羅馬人也認為，羅馬的黃金為了購買中國絲綢，已大量透支，掏空了帝國的財政，因而積極支持政府的這一立法。
雖則如此，中國和羅馬之間的絲綢貿易卻從未間斷，甚而持續升溫。為了不讓中間國波斯獲利，許多羅馬人想盡一切辦法和中國人直接交易，這也許是羅馬與波斯帕提亞朝諸王之間交戰的原因之一。為此，他們做了若干嘗試。比如，尋覓出一條直達中國的海上路線。據載，公元166年，曾有敘利亞船抵達中國陸地，但鑒于航程過長，再也沒有后來者重復這條航線。為了到中國去，羅馬帝國派出的特使和旅行家，有時竟不顧生命危險選擇從陸地穿越中亞細亞，無奈路程實在太遙遠了。所以，羅馬和中國仍不得不通過中間國波斯和印度來進行貿易。
由于距離實在太遙遠，兩個偉大的帝國之間直接貿易很少，政治和文化上的溝通更少。羅馬人一直迫切地想要獲知制造絲綢的方法，但直到查士丁尼大帝時期才實現這一夙愿。查士丁尼派遣了兩個修道士前往中國。大約在551年，他們帶回了一根裝著蠶卵的空心手杖——比起和它們等重的黃金，這些蠶卵價值更大，因為它們象征著絲綢業在小亞細亞和歐洲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