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打起來顯然雙方都一樣怕死；母親說，他們打到最后，總是兩敗俱傷，他們從來就玩不到一起，也談不到一起。他們只有一點相同，就是他們都有一個母親，特別是有這樣一個妹妹，此外什么也沒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親只把她那個惟一的大兒子叫做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這樣叫的。另外兩個孩子，她說：兩個小的。

所有這一切，我們在外面是絕口不談的，首先有我家生活的根本問題——貧窮，我們必須學會三緘其口。其他方面，也決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這話可能說得言過其實，是我們的情人，我們在別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貢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郵船、火車上，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將盡的時候，我的母親竟突然心血來潮，特別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徹底沖洗一次，她說，洗洗干凈，消消毒，清涼清涼。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臺上的，因為和花園隔開，所以蛇蝎紅蟻阻在外面進不來，湄公河洪水泛濫浸不到它，季風時節陸地龍卷風引來的雨水也侵犯不到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沖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園那樣，讓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沖得水淋淋的，小客廳里的鋼琴的腳也浸在水里。水從臺階上往下流，流滿庭院，一直流到廚房。小孩是高興極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濺滿一身水，用大塊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腳，母親也一樣。母親笑著。母親沒有不滿的話好說了。整個房屋散發出香氣，帶有暴風雨過后潮濕土地那種好聞的香味，這香味聞起來讓人覺得神飛意揚，特別是和別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氣，純潔、良善的氣息，洗干凈的衣物的氣息，潔白的氣息，我們的母親的氣息，我們母親那種無限天真的氣息——混上這樣一些氣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一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來了，來看的孩子也跑過來了，鄰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來了。我母親對這亂紛紛的場面很開心很愉快，這位母親有時是非常高興非常喜悅的，在什么都忘卻的時候，在沖洗房屋這樣的時刻，可能與母親所期求的幸福歡悅最為協調。母親走進客廳，在鋼琴前面坐下來，彈奏她未曾忘卻的僅有的幾支樂曲，她在師范學校學會記在心里的樂曲。她也唱。有時，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還站起身來邊歌邊舞。任何人都會想，她也會想：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變成了一個水池，河邊的田地，淺灘，河岸，在這樣的人家里，也能夠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兩個孩子，小姑娘和那個小哥哥，是他們最先回想起這些事的。因此他們的笑容轉眼就不見了，他們退避到花園里去，這時在花園中黃昏已經降臨了。

在我動筆寫這件事的時候，我記得，用水沖洗房子的那天，我們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時他住在我們的監護人、洛特-加龍省[19]一個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時也是會笑的，不過，不如我們笑得那么歡快。我什么都記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記提上一筆，當時我們是多么愛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們一笑就笑得氣也喘不過來，這就是生活。

戰爭我親眼看見過，那色調和我童年的色調是一樣的。我把戰時同我大哥的統治混淆不清。這無疑因為我的小哥哥死于戰時：是人的心堅持不住，退讓了，像我說過的那樣。我相信在戰時我一直不曾見到那個大哥。他是死是活，知與不知，對我來說已經無關緊要。我看戰爭，就像他那個人，到處擴張，滲透，掠奪，囚禁，無所不在，混雜在一切之中，侵入肉體、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時每刻，都在瘋狂地渴求侵占孩子的身體、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軀——占領這最可愛的領地，就因為那里有惡的統治，它就在門前，在威脅著生命。

我們又到公寓去了。我們是情人。我們不能停止不愛。

有時，我不回寄宿學校。我在他那里過夜，睡在他的身邊。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懷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溫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個房間、同一張床上。有時，我也不去上課。晚上我們到城里去吃飯。他給我洗澡，沖浴，給我擦身，給我沖水，他又是愛又是贊嘆，他給我施脂敷粉，他給我穿衣，他愛我，贊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寵愛的。我如遇到別的男人，他就怕，這樣的事我不怕，從來不怕。他還另有所懼，他怕的不是因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這樣年幼，事情一旦敗露，他會因此獲罪，被關進監牢。他要我瞞住我的母親，繼續說謊，尤其不能讓我大哥知道，不論對誰，都不許講。我不說真話，繼續說謊，隱瞞下去。我笑他膽小怕事。我對他說，母親窮都窮死了，不會上訴公庭，事實上，她多次訴訟多次敗訴，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會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員，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隱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沒有辦法，只有哭叫，最后，時機錯過，一場空。即使這件事上訴公庭，同樣也不會有著落，用不著害怕。

瑪麗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國人，我相信我記得不錯，她是從波士頓來的。她的眼睛灰藍，清澈明亮。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瑪麗克洛德·卡彭特，滿額金發，又有點憔悴。仍然很美，我認為她很美。她有一個特點，總是倉促一笑，笑容一閃就不見了。她說話的聲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發高音時，有些不諧調。她已經四十五歲，年紀不小，就是這個年紀。她家在阿爾瑪橋附近，在十六區。大樓面臨塞納河，公寓就在大樓的最高一層，樓面寬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飯。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飯。飯菜是從巴黎最好的飯店老板那里定的。飯菜很不錯，不過，不很夠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見到她，她總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見不到她。在她的飯桌上，有時有一位馬拉美派詩人。在她家常常有三兩位文學家來吃飯，他們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見蹤影。不知她是從哪里找到他們、怎么認識他們的，又為什么請他們到家里來，弄不清楚。我從來不曾聽到有人談起他們，也沒有讀過或聽人談起他們的作品。飯局匆匆，時間不長。聽大家談話，戰爭談得很多，主要是講斯大林格勒，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冬末。瑪麗克洛德·卡彭特這類事聽到的不少，她打聽到的這類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談得很少，她常常為竟然不知這些事而感到驚異，她笑著。飯一吃好，她就告退，說有事要辦，必須先走，她說。什么事，從來不講。如果人相當不少，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兩個小時。她對我們說：愿意留多久就請留多久，多坐一會兒。她走后，也沒有誰談起她。其實我也知道，談也無從談起，因為誰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處，都有這樣一種異樣的心情，仿佛做了一個噩夢，同不相識的人廝混了幾個小時，明知大家彼此一樣，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過一段時間而毫無著落，既沒有什么屬于人的動機，也沒有別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國國境線上過境、乘火車旅行、在醫生的候診室里、在旅館、在飛機場坐等，就像這樣。在夏天，往往在可以遠眺塞納河的大平臺上吃午飯，在大樓屋頂花園上喝咖啡。那里還有一個游泳池。沒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馬路，河流，街道。在寂無行人的街上，卡特來蘭正在開花。瑪麗克洛德·卡彭特，我總是看她，幾乎時時都看她，這樣看她，她覺得很別扭，可是我禁不住還是要看。我看她，為要知道瑪麗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誰。為什么她在這里，而不是在別處，為什么她千里迢迢從波士頓來，為什么很有錢，為什么我們對她這樣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沒有一個人了解，為什么她經常請客，不請又好像不行似的，為什么，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內部，在她目光的深處，有一個死亡的質點，為什么，為什么？瑪麗克洛德·卡彭特。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東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盡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樣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為什么。這些衣衫無所屬，沒有特征，端莊合乎法度，色調鮮亮，白得像隆冬季節的盛夏。

貝蒂·費爾南代斯。對男人的回憶不會像對女人的回憶那樣，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顯現，兩種回憶不相像。貝蒂·費爾南代斯。她也是一個外國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現在眼前，在巴黎一條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條街上走過，她眼睛近視，她看不清，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對象她得兩眼瞇起來看，這時，她才微微舉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體好嗎？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經很久了。也許有三十年了。那種優雅，我依然記得，現在要我忘記看來是太晚了，那種完美依然還在，絲毫無損，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損害的，環境，時代，嚴寒，饑餓，德國的敗北，克里米亞真相——都無損于她的美。所有這些歷史事件盡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卻超越于歷史之上，永遠在那條街上匆匆走過。那一對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著淺紅色舊衣衫，在街上的陽光下，還戴著那頂沾有灰塵的黑色遮陽軟帽。她身材修長，高高的，像中國水墨勾畫出來的，一幅版畫。這個外國女人目無所視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為之駐足，為之注目，贊嘆她的優雅。就像是女王一樣。人們不知她來自何方。所以說她只能是從異域而來，來自外國。她美，美即出于這種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裝都是歐洲老式樣的服飾，以及織錦緞的舊衣，成了老古董的套頭連衫裙，舊幔子做的衣服，舊襯裙，舊衣片兒，成了破衣爛衫的舊時高級時裝，蛀滿破洞的舊狐皮，陳年古舊的水獺皮，她的美就是這樣，破破爛爛、瑟瑟發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異鄉、漂零不定，什么都不合體，不相稱，不論什么對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樣飄逸，那樣纖弱，無枝可依，但是很美。自頂至身，她生成就是這樣，無論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觸，就永遠成為這種美的組成部分。

貝蒂·費爾南代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個接待“日”。人們有時也到她那里去。有一次，客人中有德里厄·拉羅歇爾[20]。此人顯然由于自傲，總感到痛苦不安，為免于隨俗說話很少，說起話來聲調拖長，說的話很像別別扭扭的翻譯文字。客人中也許還有布拉吉阿克[21]，很遺憾，我記不真切，想不起來了。薩特未見來過。其中還有蒙帕納斯的幾位詩人，他們的名字我忘記了，全忘了。沒有德國人。大家不談政治。只談文學。拉蒙·費爾南代斯[22]談巴爾扎克。人們通宵聽他談巴爾扎克。聽他談話，其中有著一種早已為人所遺忘的知識，但是他的學問可說完全是無從驗證的。他提供的資料不多，寧可說他講了許多看法。他講巴爾扎克，好像他自己是巴爾扎克一樣，仿佛他自己就曾經是如此這般，他也試圖能成為巴爾扎克。拉蒙·費爾南代斯處世為人謙恭有禮，已進入化境，他在知識學問上也是如此，他運用知識的方式既是本質性的又是清澈見底的，從不讓你感到勉強，有什么重負。這是一個真誠的人。在街上，在咖啡館與他相遇，那簡直像是盛大的節日一樣，他見到你萬分高興，這是真的，他滿心歡喜地向你噓寒問暖。一向可好，怎么樣？這一切就在一笑之間，完全是英國式的，連加一個逗點也來不及，在這一笑之間，說笑竟變成了戰爭，就像是痛苦必起于戰爭，所以，抵抗運動對于投敵合作，饑饉對于嚴寒，烈士殉難對于卑鄙無恥，都是事出有因的。貝蒂·費爾南代斯，她僅僅是談到一些人，談她在街上見到的和她認識的人，講他們的情況，講櫥窗里還有待出售的東西，講到額外配給的牛奶、魚，講到有關匱乏、寒冷、無止境的饑餓的令人安心的解決辦法，生存下去的那些具體細節她始終不忽視，她堅持著，心里永遠懷著殷切的友誼，非常忠誠又非常剴切的情誼。有多少通敵合作的人，就會引出多少費爾南代斯。還有我，我在戰后第二年參加了法共。這種對應關系是絕對的，確定不移的。一樣的憐憫，同樣的聲援救助，同樣是判斷上的軟弱無力，同樣的執著，不妨說，執著于相信個人問題可以從政治得到解決。她也是這樣，貝蒂·費爾南代斯，她癡癡看著德國占領下闃無人跡的街道，她注意著巴黎，注視著廣場上正在開花的卡特來蘭草，就像另一個女人瑪麗克洛德·卡彭特。她也有她接待友人的接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