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漢末三國這一段歷史是比較特別的，雖然這段歷史的總時長不到一百年，卻產生了大量家喻戶曉的英雄豪杰和令人贊嘆的璀璨文化。可以說，這段時期不但人才輩出、群英薈萃，而且他們還在亂世里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求賢令

赤壁之戰失利后，曹操回到了北方。在痛定思痛后，曹操反思在赤壁失敗的原因，意識到是自己的驕傲自大導致了兵敗。于是，曹操收斂起了自負的心態，認真分析天下形勢，認為當下孫劉聯盟還處于蜜月期，不能再沖動地去征伐江南地區，但西邊的廣闊地方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因此，曹操決定大量培養人才，認為人才是最寶貴的財產，只有廣聚天下英才才能保持優勢。于是，曹操頒布了“求賢令”訪求人才，“唯才是舉”，以有用為原則，即使品德有瑕疵也仍然會重用。

在“求賢令”中，曹操特別列舉了兩個例子——齊桓公重用不廉潔的管仲和漢高祖劉邦重用品德有污點的陳平，認為他們正是用人不拘一格才建立下不世出之功業。所以，曹操在“求賢令”中講出了自己求賢的標準——光廉潔有德而缺乏才干的人是不行的，治理國家是靠有真實本領的人才行的。同時，曹操還希望部屬們多出去尋訪打聽，明察舉薦出身低微的有才之士，不要讓懷才不遇的士人流于困頓而湮沒了才干。

曹操認識到只有人才才能讓國家興盛起來，所以他要向古代有作為的君王們學習并不拘一格用人才——“寧可重用有用的壞人，不錄用無用的好人”。當然，這里的“壞”更多的是說個性，即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生活，也可能在生活中會有一些弊病和瑕疵，但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因材施用。

此后，曹操在之后的幾年時間里多次頒發此類政令文章，公開向天下求賢，并把“德行”“門第”“名節”等迂腐無用的選才標準一掃而光。曹操針對東漢選官的積弊，提出了實用的用人標準——唯才是舉。曹操知道，人性是有弱點的，人無完人，不能求全責備。

曹操打破傳統的用人實踐，體現了他對人才的重視和愛惜，也充分表現了他超越別人的氣魄和膽識。

從這一方面來看，曹操的“求賢令”無疑為國家任用人才提供了一條新思路，畢竟沒有才能空談道德的人是不能治理國家的。但這道“求賢令”也有其弊端，即過分求才不求徳也會導致嚴重后果，而后來的歷史也已經驗證了這一點。不過，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曹操頒布的這道命令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此時曹操迫切需要更多的“賢才”與他一起“共治天下”。當曹操的這一條用人標準公開后，天下有志有才之人紛紛前來投奔，并對他的事業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銅雀臺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鄴城建造銅雀臺。據史料記載，銅雀臺高十丈，分三臺，中間架飛橋相連，蔚為壯觀。最盛時期，銅雀臺上又修建五層高樓，有房屋百余間。整座銅雀臺宏偉壯觀，樓頂又放置了一只一丈五高的銅雀，展翼若飛，神態逼真，建筑精美，風格獨特。總之，銅雀臺是中國古代臺式建筑的杰作。

銅雀臺落成，曹操召集天下文人墨客雅集，鄴城的名人雅士和達官貴人們都相繼前來，如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以及陳琳、王粲、徐干、劉楨等。大家濟濟一堂，杯酒言歡，出口成章，落筆成文，其中最讓人驚艷的是曹植的《銅雀臺賦》。

曹植登臺作賦，下筆成章，妙筆生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作——《銅雀臺賦》。其文辭華美，語言精練，是漢賦中的經典名作，后世評價頗高。

曹操看了曹植的這篇賦文，大為贊賞。第二年，曹操封年僅二十歲的曹植為平原侯，作為曹植弱冠之年的成人禮。

鄴城作為當時中國北方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文人雅士來此居住，而銅雀臺自然成了他們慕名雅聚之地。他們經常在銅雀臺暢談人生、抒發理想，吟詩作賦、撰寫辭章，并直接創造了一座文學高峰——建安文學，永載史冊。

三曹

建安文學，指建安年間（公元196年—公元220年）文人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不過，文學史所說的建安文學，一般是指建安初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公元239年）長達四十余年的文化活動。其實，這段時期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曹魏勢力統治下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建安年間。

建安文學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一個標志性文化活動，其代表主要是曹氏父子（三曹）和建安七子。

曹操的文學造詣很高，代表作有《薤露行》《短歌行》《龜雖壽》《觀滄海》等。據史料記載，曹操“御軍三十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魯迅先生曾評價曹操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曹操是建安文學的核心人物，身體力行地積極領導發展文學事業，引領時代的創作風格。曹操喜歡用詩歌、散文來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及人生理想，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民生疾苦，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色彩，反映了一個真實的歷史過程和廣闊的社會面貌，對后世研究漢末三國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曹操在經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消滅了北方割據勢力后，頒布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政策，其中有一項是大力發展文學事業。例如，“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治國方針，就得到了貫徹落實。

曹操擊敗袁氏勢力后大力營建鄴都，把駐地搬到了鄴城。曹操重視文化建設，投入大量資金招攬文化人，并給予他們優厚的待遇。在北方統一后，鄴城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文人雅士前來，直接帶動了文化的繁榮，而鄴城也由此成了建安文學的發祥地。

總之，曹操戎馬一生，不但軍事生涯極其輝煌，而且是馬背上的文學家——作有《步出夏門行》《薤露行》《短歌行》《蒿里行》《苦寒行》《碣石篇》等高水平的詩篇。——后人對曹操的作品加以考訂和整理，輯有《曹操集》；他的很多詩歌都被選入了現代的教材中，如《觀滄海》《短歌行》《龜雖壽》等。可以說，曹操對當時以及后世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力，并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曹丕，生于公元187年，字子桓，曹操繼室卞夫人所生長子。曹丕六歲時會射箭，八歲時會騎馬，十歲時就略通文武之道。他自幼天資聰穎，博覽群書，通曉諸子百家學說。建安年間，二十歲出頭的曹丕已經是文壇上冉冉升起的明星，賦詩作文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他的詩歌形式多樣，委婉悱惻，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特有的沉郁氣質。曹丕從小跟隨曹操南征北伐，長時間的軍旅見聞為其詩歌創作積淀了豐富的素材。他見慣了生與死、戰爭與別離，思歸、別離、征人、建功、立業等都成了他詩歌的主題。其詩歌多以愛情、傷感為題材，代表作有《燕歌行》《雜詩》等。

其實，曹丕最杰出的作品應該是《典論》。《典論》是中國最早的文藝理論批評專著，此論集詳談了政治、社會、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每篇專文論述，共有二十篇。其中，《典論·論文》這一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批評，對后世的文學評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歷代文學評論家頻頻引用。

《典論·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它在中國文學評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志著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以及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指出，文章是關系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的文學價值觀和作家論以及“四科八體”的文體說都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可惜的是，《典論》中的大多數專文已經散失，今僅存《自敘》《論文》《論方術》三篇。《典論·論文》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其文學理論對后世研究漢魏文學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曹丕另一篇流傳于世的文論著作是《與吳質書》，這也是一篇比較有名的論文。

毫無疑問，曹丕是當時文壇的一位佼佼者，他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他的幾篇價值極高的文論也讓他有資格成為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

曹植，生于公元192年，字子建，卞夫人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聰慧過人，博聞強記，博覽經傳，天賦異稟，個性鮮明，是曹操諸子中最具有文人氣質的。曹植十幾歲時就把《詩經》《論語》背得滾瓜爛熟，能誦讀幾十萬字的先秦兩漢辭賦，精通儒家典籍，廣泛涉獵諸子百家著作，堪稱文學史上的神童。

曹植擅長作文，文章水準極高，一度連曹操都不敢相信，懷疑是他人代作。有一次，曹操看到曹植的新作，直接問他：“你老實說，是不是請人代作的？”只見曹植不慌不忙地跪下來，說道：“我把話說出口就是文論，下筆就能寫成文章。您若不信，只要當面考考我就知道了。我又何必找他人代作呢？”見此，曹操才相信曹植所作的文章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筆。

——這則小故事明確記載在《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里。

其中，《銅雀臺賦》就是曹植的臨場“作文”，此文一出就讓曹操十分驚奇和折服。當時，曹植還不滿二十歲，卻能寫出天下超一流水準的文章，其文學天賦在當時確實無人可與之媲美。

曹植性格開朗，放浪不羈，常與鄴城的一群文人喝酒作樂、撰寫詩文，往還者無一不是當時文壇的成名人物或頗有才名之輩。曹植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落筆成文，早年即有“繡虎”的雅號，一度深得曹操的喜愛和信任。

曹植的創作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建安年間的創作，早年的詩文表達了少年英雄渴望建功立業的理想（如《白馬篇》），主題積極向上；后期的創作是在曹丕稱帝之后，曹植希望被朝廷任用，給他施展才能的舞臺，但現實是由于曹植屢受迫害而屢改封地，人身自由被嚴格限制，動輒得咎，如同囚徒，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讓他生活在抑郁與苦悶之中，這種境遇直接導致了其創作風格的轉變，所以后期的作品經常抒發無限的悲傷悵惘之情，隱約流露出想建功立業而又不能的苦悶。

在建安文人中，曹植的作品留存最多，作品質量極高。南朝梁文學批評家鐘嶸贊譽曹植的詩文“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并在他的詩歌美學著作《詩品》中將曹植的作品列為“上品”，為“三曹”中評價最高者。鐘嶸極盡贊美之辭，把曹植列為品第最高的詩人，堪稱當時詩壇第一人。

曹植的詩文代表作品有《白馬篇》《七步詩》《七哀詩》《銅雀臺賦》《洛神賦》等，其作品對當時及后世的影響在建安文學家中都是最大的。曹植是建安文學的集大成者，推動了文人五言詩的發展，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曹植的詩文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即當作范文來給天下文人欣賞與借鑒。在“三曹”中，后世對曹植的評價最高。例如，南朝文學家謝靈運給出了足夠讓古往今來的天下文人羨慕的評語——“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這就是成語“才高八斗”的出處。

謝靈運是南朝著名的大才子，才華橫溢，為人輕狂，恃才傲物，把全天下的文人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曹植例外！

當時，謝靈運的文章冠絕天下，詩文歌賦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以說，謝靈運就是當時的一代文壇大師，擁躉如云，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文筆來寫作。由此可見，曹植的文才是多么卓越才讓謝靈運由衷折服呢。

又如，清代大學者王士禎對曹植的評價也很高，“嘗論漢魏以來二千年間，詩家堪稱仙才者，只不過曹植、李白、蘇軾三人而已”。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漢獻帝建安年間七位文學家的合稱。他們都是當時文壇巨匠，分別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這七位文學家。“七子”之稱，始于曹丕所著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干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

孔融，生于公元153年，字文舉，是建安七子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孫、太山都尉孔宙之子。他有家學淵源，從小聰明伶俐，口才了得，經常把大人們駁倒。孔融自小就身負美名，成名很早，因四歲時給長兄讓梨而受到眾人的稱贊。

孔融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少有異才，寫一手好文章。他在擔任北海相時政績非常突出，修復城邑，建立學校，舉薦賢才，重視儒學，是一個稱職的地方官。后來，袁紹擴張盯上了北海郡，把孔融趕走了。孔融被袁譚打敗后，兵敗逃往山東。不久，曹操迎駕漢獻帝幸許都，朝廷將孔融征召回朝當官。

此時，孔融已是一個年過四十的中年人了。孔融是漢末建安時期的文壇巨匠，文章以議論為主，文采一流，辭采典雅富贍。孔融的章表在當時獨樹一幟，代表作有《薦禰衡表》。孔融的文章富有風韻，氣度高雅超俗，辭采勝過說理，講究辭藻的華美和字句的對稱，具有濃重的駢儷氣息。孔融的散文鋒利簡潔，以文筆犀利詼諧見長。

孔融擅長寫多種體裁的文章，是一個文體大家。據《后漢書》記載，孔融寫過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等文章，共記二十五篇。但是，這些文章現在大多數失傳了，只保留下為數不多的一些遺文（其中詩歌僅存八首）。

孔融的作品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價值，其文章比喻精妙，氣勢充沛，獨具一格。曹丕直接稱他的文章“體氣高妙”，有過人之處。總之，孔融的創作體現了建安時期文學創作的共同風尚。

孔融自負有高名清才，與曹操政見不合，故意散布一些曹操的“驚世駭俗”之語，惹得曹操非常不滿。

為此，孔融和曹操經常對著干，鋒芒畢露，并在文章里“引經據典”諷刺曹操。由于孔融名聲在外，曹操一時也拿他沒辦法，多次警告無果后便懷恨在心。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再也忍受不了孔融的“胡言亂語”欲治他，“恰巧”此時有人誣陷孔融，于是曹操便以“欲圖不軌”“謗訕朝廷”“不遵超儀”等罪名將孔融處死，并誅其全家。一代名士、文章宗師孔融就此殞命，年僅五十六歲。

陳琳，字孔璋，廣陵射陽人。他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大約與孔融的年齡相仿。

陳琳首次登上歷史舞臺，是以主簿的身份勸說大將軍何進不要征召四方豪杰、猛將入京誅閹。何進被殺后，董卓迅速進京掌控朝政。袁紹與董卓政見不合，棄官逃往冀州，隨即又被任命為渤海太守。不久，陳琳為避難計，依附于袁紹。

在官渡之戰時，陳琳替袁紹寫檄文（《為袁紹檄豫州文》）討伐曹操。陳琳的檄文言辭激烈，不僅將曹操罵得狗血淋頭，而且痛罵曹操祖宗三代，將曹操痛斥成為古往今來第一大奸臣。當時，曹操正頭風病發作，頭疼難以忍受，當他臥讀陳琳的檄文后驚出一身冷汗，驟然之間頭風病頓愈，翕然而起。

后來，鄴城之戰袁尚兵敗，冀州集團傾覆，陳琳歸附曹操。曹操很賞識陳琳的才學見識，深愛其才，不計前嫌，委以重任，聘為司空軍師祭酒，主管軍隊的文書工作。此后，陳琳職業生涯的主要工作一直是專典文書，為曹操撰寫檄文，討伐各路英雄豪杰。

陳琳的文學成就是比較突出的。他的章、表、書、檄文筆雄健有力，文風豪放，猶如一把匕首直刺人心脾（《為袁紹檄豫州文》就是例證）。文藝理論批評家劉勰說，陳琳“符檄擅聲”，“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肯定了陳琳在章、表、書、檄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陳琳生活在亂世之中，目睹了戰爭帶給廣大百姓的巨大苦難，對百姓們充滿了同情。例如，陳琳的漢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文氣貫注，感情真摯，描寫繁重的勞役讓夫妻分離，頗具現實意義。他的詩風樸實，語言生動，富有民歌特色，尤其是以對話形式寫民歌對后世樂府詩歌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后世詩評家所稱道。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陳琳感染瘟疫，因病而亡。

王粲，生于公元177年，字仲宣，山陽郡高平縣人。他出身于名門望族，曾祖父和祖父都曾位列“三公”。王粲的父親王謙是大將軍何進的長史，雖職位不高，但權力不小。王氏家族在當時是比較顯赫的，如果不出意外，王粲必然會沿著祖輩的路徑走上仕途。

就在王粲十三歲那年，大將軍何進因為誅閹泄密被十常侍滅掉，西涼軍閥董卓趁機入京把持朝政，并倒行逆施引起士族不滿。關東聯軍舉起討董大旗，孫堅給予董家軍重創，逼得董卓把朝廷西遷到長安，以躲避關東聯軍的追殺。當時，王粲也被逼迫從洛陽隨同前往長安。

在西遷的路上，王粲目睹大量的饑民活活餓死或被士兵殺死，這一幕幕慘景給了他內心極大的刺激，殘酷的現實使他對社會的認識更加深刻了。

此時，王粲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殘酷的現實也磨煉了他的意志，增長了他的見識和閱歷，領悟到了人間的悲歡離合，這些對他以后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長安，一代大儒蔡邕聽說王粲在門外求見，連鞋子都穿倒了也顧不上調換，便急忙出來迎王粲（“倒履迎之”）。蔡邕一見到少年王粲，就發出了語驚四座的感嘆：“王粲是一代奇才，我自愧不如他！”

當時，蔡邕五十九歲，名滿天下，而王粲還是年僅十五歲的少年。

王粲十七歲的時候，得到司徒推薦，征辟為黃門侍郎，專為皇帝傳達詔令。不過，王粲認為長安很混亂，中原擾攘，實在不是一個為官的好時機，便沒有赴任。不久，王粲到了荊州依附劉表。

劉表見王粲相貌猥瑣，身材矮小，體弱多病，又不拘小節，便不器重他。

王粲客居荊州十幾年，懷才不遇，只是劉表府上一名不起眼的賓客，主要職責是撰寫檄文、表章。但是，王粲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渴望建功立業，渴望施展自己的才能，而現實里卻沒有他表現的舞臺，盡管他才華橫溢、滿腹經綸。

就這樣，王粲在荊州度過了苦悶的十幾年，有志不能伸。直到有一天，一個賞識他的人終于出現了，這個人就是曹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舉南征。此時，恰巧荊州牧劉表病死了，荊州集團群龍無首。當時，荊州集團的大多部將都勸說新荊州牧劉琮歸降曹操，而王粲作為荊州集團的一名賓客也力勸劉琮唯有如此做才是最好的選擇。劉琮見眾口同聲，自忖自己并非曹操的對手，便按照眾人的意見歸降了曹操。就這樣，曹操順利取得了荊州集團，自然對“有功之人”進行封賞，于是荊州集團十五人得以封侯，而王粲就是其中的一位。王粲因為勸說劉琮投降有功，被曹操封為關內侯，并深得曹氏父子的信賴。

從此，王粲就歸附了曹操，而他的境遇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粲博學多識，擅長應機辯論，口才極好，對答如流。當時舊禮儀制度已廢弛殆盡，曹操便讓王粲與衛覬等人負責除舊布新，重新制定新的典章。

在曹操幕府中，王粲不但受到曹操的賞識和重用，而且同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并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王粲才華橫溢，文章極好。他寫文章從不打草稿，總是一揮而就，落筆成文，并且從來不用修改，隨便一篇都文采斐然。當時，人們常常以為他是預先寫好的，但懷疑的人盡管反復精心構思文章框架并苦思冥想，最后寫出來的文章的水平也依然無法超過王粲。曹丕、曹植經常與他進行交流，暢談文學創作，寫詩作賦，互相品評。因此，王粲也是“建安七子”中唯一的一位得到曹氏父子如此器重的人。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登樓賦》和《七哀詩》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由于王粲的特殊經歷，他的作品立足于現實，深刻揭示了漢末軍閥混戰帶給百姓的深重災難。《登樓賦》以簡潔明快的語句，憂愍世道，抒發了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苦，并對自己的坎坷遭遇發出了強烈的感慨，表達了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和志向。

王粲的文學創作，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在建安十三年之前，他客居荊州過著流寓的生活，懷才不遇，歷經戰亂災禍，心里籠罩著一種悲凄、憤懣的情緒，所以其作品表現出憂國憂民之情與壯志難酬的感慨。后期是王粲歸順曹操后，仕途的順遂激發了他建功立業的信心，所以其作品的創作基調轉變為激奮昂揚，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以及表達了自己從軍征戰、為國建功的志向。

后世，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對王粲贊譽道：“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由此，王粲獲得了“七子之冠冕”的榮譽。

據《三國志》記載，王粲一生中共撰寫詩、賦、論、議近六十篇，其詩賦為“建安七子”之冠。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王粲病逝在征途，年僅四十一歲。

徐干，生于公元170年，字偉長，北海郡劇縣人。他是東漢末年杰出的文學家、詩人，“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潛身窮巷，貧而樂道。縣令欣賞徐干的才能，想禮聘他做官，但被他一口拒絕了。曹操聽說徐干有才名，便征召他來京城做官，數年后以病辭官。曹操還是不死心，再次授官給他，徐干稱疾不就。

當時，人們競相追逐名利，對官位趨之若鶩，世族子弟結黨權門，想方設法爭取個人利益。面對這種社會現象，徐干不為所動，堅守清貧，閉門自守，專志于學，不隨波逐流，“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徐干刻苦鉆研學問，布衣蔬食，并日而食，在陋巷簡屋里創作出了輝煌的文學作品，其成就對后世產生了影響的深遠。

徐干以詩、辭賦、散文、政論著稱。他的詩歌語言渾樸，感情真摯，對人物心理刻畫細膩，委婉動人。他潛心研究辭賦多年，造詣極深，名聲頗高，代表作有《齊都賦》《圓扇賦》等。他最主要的著作是散文集《中論》，這是一部水準極高的政論性哲理作品，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以及文章風貌，其中有許多傳世之言和修身處世的道理。曹丕非常欣賞《中論》，稱贊道：“《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詞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與吳質書》）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徐干染疾而卒，年僅四十七歲。

對于徐干的病逝，曹丕很傷感，在論及徐干時說道：“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

徐干一生光明磊落，不慕名利，與世無爭，生于亂世，著書立說，名留史冊。

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他是東漢末年杰出的文學家，還是一位音樂家。阮瑀文筆很好，行軍時在馬背上一氣呵成就能寫成一篇檄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善解音律，既能敲鼓彈琴，又能跳唱做打，并能制譜新曲。

阮瑀年輕時在大儒蔡邕門下學習，進步神速，領悟力驚人，被蔡邕稱贊為“奇才”。

阮瑀的文章寫得十分精練，名噪一時。據《文人傳》記載，曹操聽聞阮瑀的雅名后，想征辟阮瑀為官，但阮瑀根本就不搭理曹操。曹操看見阮瑀不應召，又多次派人召見他。阮瑀不堪其擾，匆忙之間逃進深山老林里躲了起來，以此謝絕曹操征召。曹操見此依然不死心，不甘心這樣的人才“終老山林”，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把阮瑀請出山。曹操效仿前人放火燒山逼迫阮瑀，無奈之下阮瑀只得勉強出山應召。

由此可見，曹操麾下人才濟濟的原因也就明了了：對于主動投奔的賢才，慷慨給予高官厚祿；對于不能拉攏的人才，實在不行就威脅；對于威脅不了的人才，就厚著臉皮想盡辦法逼迫。總之，曹操為了搜羅人才是無所不用其極，簡直是有點不擇手段了。

就這樣，阮瑀不情愿地踏上了仕途，到了曹操麾下領職。

曹操見阮瑀出來應召大為高興，任命其為司空軍謀祭酒，主管文書工作。曹操行軍之時的檄文，很多出自阮瑀筆下。從此以后，曹操軍中表章、檄文大多出自阮瑀和陳琳之手，軍政信函基本上也由他們二人起草。

阮瑀志不在仕途，軍中之事也只是勉強而為之。后來，曹操也不再勉強，便讓阮瑀做了倉曹掾屬，主管倉谷之事。

于是，阮瑀落得空閑，喝酒、談天、寫文章便成了日常事務。

阮瑀的詩歌語言樸素，比喻生動形象，反映了普遍的社會問題（如《駕出北郭門行》）。他最擅長于章、表、書、記，《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是他的名作——這是一篇非常厲害的作品（“恐嚇信”）。

阮瑀現存詩歌十二首，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玚，生于公元177年，字德璉，汝南郡南頓人。他是東漢末年出色的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

應玚從小聰明伶俐，才思敏捷，身負才名，被時人稱為“汝南才子”。他出身于書香門第，他的祖父和伯父以及父親都是當時的儒者，博學多識，著述甚豐。

應玚自幼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耳濡目染，言傳身教，深受家學熏陶，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學習，年紀輕輕便詩學文章享譽郡縣，受到父老鄉親的夸贊。他身懷絕學，但因生逢亂世四處飄零，滿腹經綸卻毫無用武之地，躊躇滿志而又壯志難酬。

后來，應玚輾轉來到鄴城。在鄴城，應玚與曹丕、曹植都成了好朋友，也與鄴城許多文人結交為同道，聲名鵲起，并得到了曹操的賞識。

于是，曹操征辟應玚為丞相掾屬。曹丕很敬重應玚，經常邀請他和眾人一起宴游，暢談文學，吟詩作文。就這樣，應玚再也不用憂愁自己的才能沒有施展的舞臺了。

應玚在鄴城兢兢業業，深得曹操器重，并被先后指派到曹植、曹丕府上從事文學侍奉及掌校典籍。

應玚擅長辭賦，代表作有《愍驥賦》《征賦》《靈河賦》等。他的辭賦作品辭情慷慨，立足于現實，深刻反映了漢末社會的動蕩慘象，深切同情戰爭帶給百姓的苦難，體現了他企盼天下統一的愿望。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應玚染疾病逝，年僅四十一歲。曹丕得到應玚的死訊后悲慟不已，認為應玚文采出眾，常有著述之意，才能與學識都足以讓他著書流傳后世，但他的愿望沒有實現就死去實在讓人痛惜。

應玚留傳下來的詩文并不多，大多數作品已經散失，明人輯有《應德璉集》。

劉楨，生于公元179年，字公干，東平寧陽人，東漢末年文學家、詩人，“建安七子”之一。

劉楨從小聰明過人，記憶力驚人，口才極好，五歲能讀詩，八歲能誦《論語》《詩經》。劉楨十七歲那年，因避兵亂跟隨母親和哥哥來到許昌。劉楨由于文學才能出色，漸漸地在許都有了知名度，并結識了同樣喜歡文學的曹植。

少年曹植被青年劉楨的淵博學識所折服，為了能進一步與劉楨交流，便將博學多才的劉楨領到了丞相府。他們在一起解文作賦，詩酒酬唱，共同探討各種文學問題，關系日篤，成為形影不離的好友。劉楨在丞相府不僅做了丞相掾屬，而且還結識了同樣熱愛文學的曹丕。曹氏兄弟頗為敬重劉楨，劉楨遂以文學見貴，成為丞相府的座上賓。

自從曹操將鄴城當作曹魏集團的大本營后，便大力招攬天下英才，于是大量文化人紛紛從四面八方涌入鄴城。當時，鄴城人才薈萃，文人墨客活躍，很受曹氏父子歡迎和接待。

有一次，曹丕設宴邀請在鄴城的諸位文人，作為文學家的劉楨當然也在邀請之列。就在大家酒酣耳熱、不亦樂乎之時，曹丕酒酣忘情，叫出夫人甄氏出堂與各位文人見面。只見甄氏向大家盈盈下拜行禮，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而酒席上在座的諸位男士都匍匐于地不敢抬頭直視，唯有劉楨例外。劉楨不僅立而不跪、平視不避，而且滿面譏意，憤然之情溢于言表。在劉楨看來，甄氏不過是再嫁的婦人（甄氏原為袁熙之妻），而再嫁就是不忠不貞、不守婦道，那她怎么能向眾位士人行禮呢？再說，參加這次宴會的人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甄氏只不過是徒有美貌而已，那她怎么能出席宴會呢？

曹丕和劉楨交好，對劉楨的憤然之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假裝沒有看見。但曹操聽說此事后很是生氣，認為劉楨不懂規矩，當眾蔑視曹家的權威，要以“不敬之罪”處置。于是，曹操派人把劉楨投入監獄并欲處死，后經曹丕的援救和眾人的求情才改為罰做苦役（“減死輸作”）。

就這樣，劉楨一夜之間從座上賓變為磨石料的苦役工，這對本來前途無限的劉楨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打擊。

劉楨遭到沉重的打擊，對他的生活來說是一場災難，但對后世的文學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從世人尊重的文學家變成地位低微的階下囚，從社會名士變成不入流的苦役工，既吃慣了山珍海味又品嘗到了人生艱難困苦，而沉浮的人生讓他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現實的真面目——榮華富貴如夢如幻，只不過是一場美夢罷了！從高處跌落下來的劉楨，在勞作中托物自喻，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文，如《贈徐干》《遂志賦》等都是他這一時期的作品。

遭遇坎坷人生后的劉楨，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現出個人憤慨不平的情感，并在詩文中給自己以鼓勵，體現出了堅貞挺拔的本性。因此，他的作品氣勢跌宕，意境峭拔，行文中總是充盈著慷慨磊落之氣，而這種精神和風骨造就了劉楨詩歌俊逸而奇麗的風格。

劉楨的五言詩和辭賦頗負盛名，被后人譽為“五言之冠冕”和“文章之圣”。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劉楨染上瘟疫不幸病逝，年僅三十八歲。曹丕聽說劉楨染病去世，不勝悲惋，并為這個亦師亦友的前輩整理遺文和品評其作品。

劉楨所著詩大多散失，現存詩十五首。他的著述包括《毛詩義詞》十卷，文集四卷，皆已佚。明代張溥輯有《劉公干集》傳世。盡管劉楨一生存留下來的作品并不多，但其當時確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建安文學的地位

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魯迅先生曾贊譽道：“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建安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個自覺時代，它取得的輝煌成就對后世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曹”“七子”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他們構成了建安文學的主力軍，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文人集團——鄴下文人集團。他們對詩、賦、散文的發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并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創作出大量表現社會現實、反映時代精神的作品，掀起了中國詩歌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使文人詩成為展現時代風貌的文學作品。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清趙翼《題遺山詩》）由于建安時期是戰禍頻仍的亂世，“三曹”“七子”有感于心，他們的作品直抒胸襟，意境宏大，筆調通暢，慷慨多氣，豪壯悲涼，抒發了渴望建功立業的理想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在“三曹”“七子”的詩文中，他們的雄心壯志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形成了風骨遒勁、雄健深沉、慷慨悲涼的文學風格，這種獨特的文學風格即為文學史上所稱的“建安風骨”。對于這種給后世留下極為深遠影響的文學風格，唐人李白贊嘆為“蓬萊文章建安骨”。

建安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繁榮時期。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格調勁健的“建安風骨”對后世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三曹”“七子”無疑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中流砥柱，他們引領了漢末三國時期的文學創作風潮，其文學成就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