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問中國式家庭的韌性 (代序)

王欣女士的博士論文要出版, 囑我作序。博士論文是一個人對于自己青年時代學術思考的最高總結, 我不敢說作序, 卻是想要借此機會發表自己關于家庭問題的看法, 也是在閱讀之后引發的一個思考。

王欣在這本書中很有創意地提出一個“權變型家庭”的概念來理解當代農村家庭形態, 一種個體已經崛起但整體依然存在的狀態。在長距離大范圍的流動和謀生的過程中, 中國人的家庭尤其農民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一個個纖微的“家”馱負著巨大的社會整體緩慢地前行。如果要來比喻這種重壓下的家庭, 大概要這樣說:打斷了骨頭連著筋, 打斷了筋還連著肉。過年的時候坐在一桌的8個人平時可以是生活在7 個地方的, 類似的情況絕不鮮見。但畢竟也還有一種力量, 讓他們還是要坐在一起吃頓飯。從8 個人住在1個地方到8個人住在7 個地方, 其中的組合模式非常之多, 加上利益和情感的因素, 組合就更多。關鍵是, 這些組合是會變化的, 要根據具體情況來作出調整, 所以王欣稱之為“權變”。

如果說是權變, 其實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假設了一個能夠權變的家庭實體。為什么家庭關系能夠經得起如此的拉扯而不容易徹底斷掉? 顯然, 不能認為這是人類家庭的普遍和永恒的必然, 家庭制度本身也難說會永恒存在。這種能夠權變的家庭一定是特殊的, 在特殊中有普遍的條件, 所以, 還必須說明這種權變型家庭背后的普遍條件。

一、家庭韌性的兩種模式

家庭貌似實體, 其實也是一個關系中的存在。它是個人、私人生活圈子、公共生活、宗教、國家等非常多的因素的復合體, 這里列出的是我想要用到的因素。按照人們的交往模式, 從這些因素中可以組合出兩種基本的活法: 以私人生活為中心與以公共生活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 家庭的韌性其實出自活法的韌性。在這兩種活法中的家庭的韌性是不同的, 前者的韌性會更加強大, 一般中國人的活法屬于前一種。

這個區分并不是全新的。在弗朗西斯科·福山那里區分了低信任的社會和高信任的社會, 其中低信任的社會就是家庭和國家都很強大, 但是中層結社稀少的社會形態, 高信任社會則幾乎與此相反。福山認為像華人社會、拉丁天主教國家都類似于這樣的低信任社會,而日本、德國和美國則屬于高信任的社會。這種差異也解釋了為什么在華人社會中, 大企業稀少, 如果有的話通常也就是國有企業,而在日本這樣的國家中能夠建立起理性化的大企業。我們不能不贊嘆西方主流思想家的理論建構能力, 這是我們相當欠缺的。不過,他的這種理解也讓人詬病, 因為,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 固然我們對于陌生人的防范心在剛開始接觸時是很強的, 但是, 我們對于熟人的信任恐怕也是日本人學不來的。正如梁漱溟所說, 中國人固然是有自私的時候, 但無私的時候也真的很無私。福山急于作出價值評價, 斷定是非好壞。如果撇開這種傾向, 我們得承認中國人的活法確實是更加依靠私人交往的, 似乎公共生活處于自己的生活之外。

學術界一直都將中層結社的發育看作現代社會的標配, 漢語稱為“社會發育”, 并將社會發育寫進社會現代化的時間表中。福山這么一說倒是啟發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來: 我們能將自己的活法“發育成”高度依靠公共生活的模式嗎? 筆者是不太相信這一點的。如果真能如此, 王欣女士的權變家庭觀也要受到挑戰。

這就要問以私人生活為中心的活法之韌性出自哪里。在很大程度上就出自家庭中。愛德華·班費爾德在《落后社會的道德基礎》(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一書中, 毫不客氣地提出一個說法: “無道德的家庭主義”, 用于描述意大利南部鄉村社會中公德缺失的情況?？梢娝彩菍栴}的焦點歸結到家庭中。筆者很純粹地同意他將這種以私人生活為中心的活法歸因到家庭上來, 但很不同意這種對別人的活法“恨鐵不成鋼”的文明評判員心態。

從一種整體的活法進入到家庭中, 還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從倫理走到心理中來。筆者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稱為“人心的父母之門”。人的戀父戀母情結是天生的, 或者如弗洛伊德所說是在幼兒時期形成的, 總之是人的社會化的起點狀態。這種心理無疑也是一種動力, 運用得好是好事, 否則就是壞事。但這種心理本身看上去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好東西, 因為它涉及貪欲與性欲。

一種做法就是阻止這種戀父戀母情結的發展, 從幼兒期開始,尤其在青春期拉開與父母的心理距離, 所謂父母就是與自己有特殊關系的男人和女人。這就是沒有通過“父母之門”, 折向了自我的人格獨立性。另一種做法是順應這種戀父戀母情結的發展, 但是限制它的發力方向, 使之具有建設性。比如增加感恩心, 將天然的戀父戀母情結轉化為對父母的孝敬。我們說中國人的文化是順乎人情,首先就是從這里開始的, 我們保護了人對于父母的天生的依戀。順乎人情使得人情通過了“父母之門”, 理想人格的設定就不是人格的獨立性, 而是人格的完整性。我們獲得了建立各種緊密私人關系的通行證。對父母的關系就是對一切權威關系的原型。父母獲得了權威后, 又會要求子女和睦相處, 和兄弟姐妹的關系就是一切同事關系的原型, 以此類推, 將所有的熟人關系都抹上了一層親厚之誼。由于這種關系網的功能很強大, 在傳統社會甚至可以說是包羅萬象,那么和陌生人的公共交往確實也就不那么重要。

完美的人格可能是既獨立又完整的, 中國人的出發點是人格的完整性, 歐洲人的出發點是人格的獨立性。只強調某一方面都是不合理的, 我們都必須尋找一種獨立和完整之間的平衡, 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具體的人, 這個平衡的方案是有差異的。人類活法的核心就是這個人格平衡的方案, 一定要說什么方案更加優秀, 或者代表了未來, 是很難站得住腳的。我們只能說, 在每一個文化中, 這個平衡方案的格局都是有很多級別的, 普通人只能在一個較小的格局里做到獨立和完整的平衡, 而非凡的人可以在非凡的格局中實現它。

為什么有些文化會鼓勵人心通過“父母之門”, 而另一些文化卻不鼓勵呢? 如果按照梁漱溟的解釋, 估計他會說是因為宗教。中國文化以倫理替代了宗教, 結果就形成一個路徑依賴。但是意大利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差異卻部分地挑戰了這個說法。意大利南部、中部是以私人生活為中心的活法, 而北部卻是以公共生活為中心的。福山認為意大利中部與中國更加類似, 私人生活更加發達, 家族活動更加有活力, 而意大利的南部私人生活也不是很發達, 人們更加局限于狹隘的小家庭生活中。原因是南部曾經有更加悠久的王權絕對主義, 文藝復興的風氣對南部影響很小。而中部和北部有更早的去中央集權化, 尤其是意大利中部, 既享有了北部的相對自治, 受到了文藝復興的反神學熏陶, 同時, 也受到來自南部的家庭主義傳統的影響, 相對而言, 其宗教信仰和王權都不是很強大, 才能造就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私人生活的發達狀態。有這兩點還不夠, 讓子女孝敬父母, 不僅因為父母的權威, 還有外在的權威的支持,比如國家或者教會鼓勵孝敬父母。在中國, 是國家提倡的儒家倫理在鼓勵孝敬, 在意大利則是天主教會在鼓勵孝敬。

在筆者看來, 存在鼓勵孝敬的外部權威是形成中國式活法的主要因素, 宗教信仰與王權的影響力屬于次要的因素。穿越“父母之門”要經過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 文化模式中對于人格的設定,使得孩子從小就生活在一個注重倫理和關系的氛圍里, 他們總是被當作一個“小孩”或“晚輩”看待, 而不是一個人格獨立的作為兒童的“人”。在第二個階段, 這種人格設定必須面對青春期的叛逆,乃至于在成年期中, 也會存在種種背離人倫的情況, 比如不孝敬父母。必須存在一種機制阻止這種叛逆, 這就需要一些社會強制措施。尤其是, 倫理不是宗教, 它強調的是人心的發揮, 它缺少一種宗教的神秘約束, 結果對于外來的約束就更加依賴。所以, 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人會說中國的倫理壓抑人性。吳飛的作品《人倫的“解體”: 形質論傳統中的家國焦慮》也是延續了這個說法, 但是, 我們不要忘記了中國人的倫理是順應人情而來的。

二、更換活法需要的條件

通過以上的分析, 我們已經能夠理解, 要保持這種中國的傳統家庭倫理, 其實非常艱難。今天的社會不容易再形成一種強制性機制來保護這種家庭倫理。當父母從傳統的人格出發, 對子女傾盡全力之后, 卻無力處理子女的心理叛逆, 期盼的孝敬到處落空。子女從傳統社會中的“資產”變成現代社會中的“債務”。轉過來又改變了新一代父母的心理預期。他們會減少生育, 會減少對子女的心理期待, 早早地通過社會化的方式準備好自己的養老, 這同時也意味著不能繼續毫無保留地對待子女。同時, 我們也看到了家庭的個體化, 尤其是夫妻之間的財產共同體的瓦解, 他和她不僅各自謀生,而且各自存錢, 各自照顧各自的老人。在手機時代, 交往活動延伸到業余時間中, 夫妻兩人坐在一起, 也是心不在焉地各自劃拉手機。中國的家庭看上去確實走向了個體主義。雖然這不是普遍的現象,但確實已經形成了一種趨勢。在閻云翔看來, 中國人的家庭正在從“無道德的家庭主義”走向“無公德的個人主義”, 看上去真是非常糟糕。

但是, 有很多的研究不同意閻云翔的悲觀看法。我們團隊的陳輝在《過日子: 農民的生活倫理》這本書中觀察了中國中部地區鄉村依然存在的“過日子”的倫理。在王欣的研究中, 看到的是主干家庭的苦苦支撐。尤其是作為長輩的父母或爺爺奶奶們對于家庭的堅守。他們承受了家庭個體化帶來的各種風險, 比如子女的家務、留守的孩子, 還有結婚不成家的種種牽扯等。這里面有一種看問題的角度的差異: 如果我們從小家庭的父母一方來看, 就會看到更多的家庭主義的實踐; 如果從小家庭的一方來看, 就會看到更多的個體主義的實踐。但中國的家庭確實是雙層的, 是大小搭配的。會不會隨著時代的推演, 這些小家庭將來再也不會復制今天的大家庭的行為模式呢?

首先, 我們要看中國家庭發揮的宗教功能如何替代。以倫理代宗教, 倫理就有宗教功能, 尤其是父權制的家庭更是具有宗教功能,人們通過父親和自己的祖先聯結, 建立程度不等的祖先崇拜。我們團隊的莫艷清的一項研究發現, 在人情更加理性化的江南地區, 夫妻雙方各自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做主要繼承人, 如果下一代是兩個孩子, 那么, 兩個孩子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 形成所謂“兩邊開門”的婚姻制度。盡管小家庭看似高度個體化了, 但原生家庭的完整性得到了強化, 同時也強化了基于宗祧繼承的家門意識。這種解決方案不會遍及全國, 它更多地適合人口流入型地區。在王欣研究的人口流出型地區, 小家庭和大家庭在空間上會有很大的距離, 而且原來的大家庭也沒有多少財產, 無所謂“開門”與否, 關鍵是小孩子給誰帶。倫理衰落, 宗教應該會得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在十年前,我們看到很多農村老人在子女離開后選擇加入宗教組織, 從中獲得心理的慰藉。但是, 近幾年的變化很大, 世俗生活迅速地變得非常豐富多彩, 各種消費活動占據了原來用于思考玄妙問題的時間和心情, 這種生活模式通過移動互聯網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中國, 宗教不會獲得廣泛傳播的機會。家庭的宗教功能盡管是衰落了, 但是, 這個衰落不是無限制的。在這方面, 中國很不同于基督教發達的韓國。我們可以思考, 手機的發展對于家庭倫理和宗教發展的負面影響到底哪一方更加嚴重? 對此, 我們暫時還沒有答案。

其次, 另有一個事實是很值得注意的: 以往我們會關注中國人對于長輩的孝敬, 但實際上, 中國人對于自己子女的責任心也非常突出。比較典型的就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對于孩子教育的普遍重視。各種調查都證明: 華人社會是更愿意在孩子身上投資的群體。筆者曾經做過一項研究, 考察經過集體化的生活實踐之后家庭倫理的韌性, 得出集體化構成了對于中國家庭倫理的嚴峻考驗的結論,并記錄了檢驗數據。統計發現, 最能解釋人民公社晚期家庭經營大發展的因素不是通常所說的人地關系的緊張, 而是家長的人生任務的大大增加, 這是通過婚齡子女的數量來體現的。也就是說, 自上而下的責任感遠比自下而上的孝道頑強。這是為什么呢? 是因為一種生存焦慮感? 或是對于人格的完整性的過于關注轉移到了下一代?或是因為體力上的相對弱勢使得對于智力上的強勢更加執著? 顯然,這個現象的背后也設定了對于去家庭主義的一個限制。

最后, 我們還要在家國關系中看待家庭主義的前途。中國人注重人情關系的人際交往模式出于中國人的家庭倫理, 源于中國人通過了人心的“父母之門”。我黨的群眾路線就建立在這種注重人情關系的文化上。否則, 一個共產黨的扶貧干部甚至走不進普通群眾的家門。即使走進了家門, 幫扶也未必能得到感恩。我們難以想象,一個人如果對于父母之恩都不肯去報答, 又怎么會去感恩一個組織?這種恩報關系如果瓦解了, 績效合法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文化基礎。在這里, 我們會看到家庭主義衰落的一個社會底線。實際上, 國家已經在采取一些措施阻止家庭的瓦解。如果說鄉村都應該振興, 那么, 家庭倫理的維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因為家庭和鄉村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根基和后方。

如果中國人還是注重人情關系的話, 那么, 中國的治理體系就可以延伸到每一個人的身邊, 對每個人進行差異化的對待。中國的社會原型是一個“具象的社會”, 國家直接面對每一個有差別的個人。相比較而言, 西方社會是“抽象的社會”, 人們通過中層結社來面對國家, 結社的過程就是一個將人抽象化的過程。比如, 一個漁業協會中的每一個會員就不是一個具體的真實的人, 而是一個“從事漁業的人”。我們不能認為一個具象的社會就一定是低級的, 而抽象的社會就一定是高級的。偏重家庭主義和具象的社會一起構成了我們的活法的主干, 在這種活法里, 我們建立人格獨立和完整之間的平衡。

三、要重建親子關系中的施受平衡

家庭的韌性已經到了一個崩斷的邊緣, 有些家庭的韌性已經崩斷, 無論是夫妻之間還是代與代之間。有人說, 根本就沒有什么愛情, 也沒有什么婚姻。有的父母看上去很愿意為孩子花錢, 但是他們不肯在孩子身上花時間。把孩子交給市場化的教學與娛樂機構,這到底算不算是對孩子負責? 這是可以討論的。總的來說, 從中西部鄉村的留守老人到大城市用補習取代親子互動的白領, 我們都看到了一種單方面的付出, 這是賀雪峰領銜的“華中鄉土派”所總結的“恩往下流”現象。賀雪峰的看法是, 中國人的代際關系將要從厚來厚往, 轉到厚往薄來, 再到薄來薄往。筆者對此看法有所保留。因為, 我們看到海外華人也和我們大城市的白領一樣, 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宗教般的熱情。所謂華人社會重視教育, 其實也就是這種單方面付出的一個效果。所以, 中國人的家庭倫理是衰落了, 但不能說它就會轉型成西方家庭關系一樣的平等和平淡。

如果我們還是要在中國人的活法中尋找進一步自我完善的空間,當前要解決的問題的癥結, 可能就不是如何讓家長放下責任感, 去和孩子發展平等的親子關系, 而是如何重建親子關系中的施受平衡。施受平衡是人際關系中的基本準則, 長期處于施受不平衡的關系中,對于人的心理健康是一個考驗。所以,“恩往下流”不僅僅不符合倫理, 實際上也危害心理健康。強調施受平衡不是說要重建孝道, 而是說要培養孩子對于家庭的責任感。這是一個復雜的專業的問題,教育專家會有很豐富的想法。這里筆者認為最應該做的事情是讓孩子參與家務勞動。

有的家長為了讓孩子搞好學習, 通常就會包辦所有家務, 對孩子說: “你只要把學習搞好, 其他什么都不要你做”。這看上去是在愛孩子, 但它的后果, 真是很糟糕。而且, 以后即使有心讓孩子做家務, 孩子不愿意的話, 家長也沒有辦法。最近國家出臺規定, 說是要在學校里開勞動課, 可見勞動在教育中很重要。但是, 這個做法很容易淪為形式主義, 勞動課必定會比體育課和音樂課更加容易被主課占用。孩子的勞動可以分為三種: 家務勞動、社區勞動和學校勞動。在上海, 學校一直有讓孩子參與社區公益的要求, 這是一個不錯的探索, 但也容易流于形式, 比如孩子到社區蓋章, 卻沒有勞動。如果提倡家務勞動, 不僅僅是勞動, 也是在提倡感恩和報恩。如果能夠解決考核環節的問題, 這種做法對于扶正親子關系將會非常有幫助, 這會成為國家體制幫助建設家庭倫理的一個極佳抓手。

以上從抽象的理論問題到具體的實施建議, 談了不少。但也不可能把中國式家庭的韌性問題談清楚。不過, 我和王欣一樣, 都對于中國家庭的未來抱有謹慎的有條件的樂觀心態。家是中國人活法的核心, 家庭好了, 人生幸福就不遠了, 社會和諧也不遠了。討論這樣的話題不能當作單純的學術問題來談, 一定要有溫情。筆者在此誠懇地希望王欣在家庭問題上繼續探索, 在這個巨變的時代幫助中國人理順活法, 讓更多的家庭能夠和睦、幸福!

熊萬勝

2020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