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藉交情獲鼓勵 意氣風發辦實業

1945年朝鮮光復以后，一度停業的“朝鮮釀造”會社也再度開張。這年秋天，李秉哲所在的大邱市傳來消息說，韓國的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博士將要到大邱視察。為了歡迎李承晚的到來，大邱市各界知名人士在慶北知事公署召開會議，決定選派20名代表到“倭館”去迎接李承晚，李秉哲也作為代表之一參加了歡迎儀式。

李秉哲的父親早年曾作為獨立協會的成員同李承晚一起參加過獨立運動，并且在以后也經常同李承晚保持著聯系。見到李秉哲后李承晚饒有興趣地問起釀造廠的情況，還特別關心說：“李社長，為了國家，今后應該干得更好；有機會到漢城一定來找我。”李承晚是李秉哲最崇拜的人物。這次會見和談話給李秉哲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雖然李秉哲在大邱經營的“三星商會”和“朝鮮釀造”會社已順利發展起來，但是，如果從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多作貢獻的角度來看，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為改善國內物資匱乏的狀況，李秉哲打算再經營一項新的事業——國際貿易業。

為了經營國際貿易業，李秉哲于1947年5月攜家遷到漢城，花30多萬美元在惠化洞購置了一所相當寬敞的住宅定居下來。然后，他就開始調查研究國內外市場的情況。1948年11月，李秉哲租了一棟面積100多坪的二層小樓，掛出了名為“三星物產公司”的牌子。

“三星物產公司”是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的，李秉哲出資75％，親自擔任社長。

“三星物產公司”成立起來以后，首先向香港、新加坡等地出口墨斗魚，然后再從那里進口棉紗，開始了韓國最初的以易貨貿易為主的國際貿易。“三星物產公司”事業發展很快，經營品種迅速增加到100多種，貿易對象也迅速擴大到美國等許多先進的工業國家，成立一年多后就獲利1．2億元，在韓國543家貿易企業中名列第七。

1950年2月，李秉哲作為由15名成員組成的韓國第一個日本經濟視察團的成員訪問了日本。這次訪日盡管曾受到包括總統李承晚在內的大多數具有強烈反日民族情緒的國民的堅決反對，但李秉哲認為：“應該正視現實，況且像貿易這類經濟關系問題也不是憑感情上的好惡所能左右的。”他懷著“在不久的將來，同日本的貿易一定會活躍起來的”堅定信念，利用這次訪日的機會詳細了解了日本經濟界的情況。

正當李秉哲準備開創更大的事業、更大的事業也在等待著他的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戰爭又一次使他失去了他苦心經營的企業和財產，他放棄了想在漢城大干一番事業的念頭，攜帶家眷和一部分職員乘4輛卡車逃離漢城，渡過漢江回到大邱避難。兩手空空的李秉哲回到大邱，找到了他遷離大邱時留下的“朝鮮釀造”會社，會見了過去和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難的“朝鮮釀造”會社社長金在照，經理李昌業和廠長金再明。幾位老朋友向李秉哲匯報了“朝鮮釀造”會社的經營情況，并將在十分危險的戰爭環境下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朝鮮釀造”會社和兢兢業業積攢下來的3億元錢交給了李秉哲。

李秉哲做夢也沒想到他們不但保住了工廠，還為“朝鮮釀造”會社積累了3億元的資金，這對身無分文的李秉哲和他的事業是多么重要啊。有了這筆錢作資本，李秉哲立即攜家眷到釜山買了一間5．6坪的辦公室作為聯絡處，著手重振“三星”的事業。1951年1月11日，李秉哲創辦了“三星物產”株式會社，由他自己親自擔任社長，聘請趙洪濟為副社長。晉州有名的大戶許方正的長子許鼎九，也在“三星物產”挑起了重任。許方正是為了把許鼎九培養成企業家而把他交給已完全破產、在避難中重建會社的李秉哲的。“三星物產”株式會社重新建立起來以后，生意一直很興隆，因為當時正處在戰爭環境下，所有物資都化為灰燼，無論是官需還是民用的商品都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再加上李秉哲經營有方，充分發揮了有限資金的活化能力，所以，經過一年努力，到年末一結算，原來投入3億元的資本竟增加到60億元，增長了20倍，這不能不說是一筆驚人的收入。但李秉哲并沒有滿足，他認為，表面上看，60億元的贏利是個不小的經營成績，但這里面還包含著530％的通貨膨脹率因素。在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的情況下，這60億元的贏利也不過是建在沙灘下的樓閣，朝不保夕。他感到建立在戰爭環境下的貿易業風險很大，錢來得容易，失去也容易。

如何把這賺來的錢成就一項既有利于國計民生，又有利于子孫后代的事呢?李秉哲決心開辦比貿易更有助于國計民生的生產性工廠，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但是，他的這個設想卻受到“三星物產”領導成員和政府有關部門的一致反對。他們認為，如果繼續經營正處于發展勢興良好的貿易業，不久，李秉哲就會成為韓國的頭號富翁。但對于決心以“事業報國”的李秉哲來說，金錢的誘惑當然動搖不了他的意志和決心。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李秉哲最后還是行使了最高經營者的權力，做出了對制造業進行投資的決定。

通過對制造業的調查，李秉哲發現，造紙、抗生藥物和白糖的生產，在當時的韓國國內幾乎是處于空白狀態，而這3種產品既是國民生活和生產活動急需的重要物資，又是完全依賴進口的商品。但這3種產品中生產哪種產品都有很多困難，必須慎重地加以選擇。他們根據調查了解的情況，對這3個行業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最后選擇了制糖業。1953年6月，他們以2000萬元新幣為資金，成立了“第一制糖工業株式會社”。股東除了李秉哲在大邱時的舊友呂相源外，都是“三星物產”的領導成員，其中包括李秉哲、具英會、許鼎九、金生基等。“第一制糖工業株式會社”的成立，標志著韓國有限的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換，成了韓國現代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對李秉哲建立“第一制糖”，有人持懷疑態度，有人諷刺挖苦，各種刺耳的議論不時傳到李秉哲的耳邊。但社會上的這些議論絲毫沒有動搖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干事業的決心。

“不管別人怎么說，只要把工廠建設起來，并且讓工廠里生產出來的東西不是沙子，而是白糖，那就是勝利。”

陸續解決了地皮、設備、資金等問題后，經過4個月的施工，土建工程也同時完成了。1953年11月5日是“第一制糖”的創建日，也是試產成功的第一天。“第一制糖”把當天生產出來的6300公斤白糖拿到釜山市富平洞去出售，從此，在韓國市場上有了韓國人自己的雙手制造的白糖。當時在市場上因生活必需品供不應求和通貨膨脹的日趨嚴重，進口白糖每公斤的價格上漲到600元，而“第一制糖”的白糖每公斤共賣96元。雖然糖價如此低廉，但在投產初期，消費者不相信國產品的質量；二是售價過低反倒使人產生懷疑。后來，他們改變了銷售策略，把每公斤白糖的售價從96元提到200元，再加上轉入正常生產以后，產品質量逐步提高，“第一制糖”生產的白糖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承認，銷量隨之大增。到1954年4月，日產量雖已達25噸的設計能力，但仍供不應求。“第一制糖”的巨大成功也刺激了許多企業家投資制糖業的欲望。繼“第一制糖”創建之后，從1954年8月到1956年3月，又有7家制糖廠相繼擠進制糖業，使制糖的年設備生產能力猛增到15萬噸，超過國內市場需求量的兩倍，形成了供大于求、多家競爭的局面。

面對激烈競爭的挑戰，李秉哲又及時采取果斷措施，一面繼續擴充設備，一面努力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從而使“第一制糖”保住了絕對優勢的地位。然而，“第一制糖”剛從危機中擺脫出來不久，又遇到了人為的困難，韓國當局突然宣布從1957年7月1日開始大幅度增加白糖的稅收。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企業家，李秉哲深知，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才能在競爭中取勝，而“第一制糖”生產的白糖，在質量上已達到和進口白糖媲美的程度，早已被消費者承認，無大潛力可挖。唯一的辦法是裁減從業人員，但這又是李秉哲不愿為之的。他根據自己多年積累的經驗，經過反復考慮，想出了一個可以分散費用負擔的辦法，就是兼營其他產業，發展多種經營。他把這個想法交給會社理事會討論，理事們一致贊成他的想法，并提出一個經營糖果業的建議。

“‘第一制糖’不能進入糖果業。因為盡管這樣做可以使‘第一制糖’得到復蘇，但卻要擠垮許多其他經營糖果業的小企業，造成許多人失業。”企業應該為社會造福，不應該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去追求自己的利潤。李秉哲沒有接受會社理事會提出經營糖果業的建議，而決定經營制粉業。制粉廠完全采用國產設備，所以，建廠工作也是非常艱苦的。李秉哲帶領全體員工艱苦奮斗，從1957年10月破土動工，到1958年4月，僅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全部土建和安裝工程。又經過1個月的試運轉就正式開工生產產品了。后來的“第一制糖”已發展成為能生產加工30多種食品、飼料等產品的綜合企業。

“第一制糖”的成功，既使李秉哲飽嘗了創業的喜悅，也使李秉哲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因此，出于應在替代進口產業方面建設更多的生產日用品的工廠，為國家作更大貢獻的目的，他又決定向毛紡織業挑戰，建設一座現代化的毛紡廠。但理事會的其他成員對毛紡織都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無論是從資本、技術，還是市場方面看，風險都太大，因此主張，如果發展纖維工業就選擇棉紡工業。理由是毛紡織業需要巨額的資本和高級技術，而棉紡業在技術上容易掌握，而且能在短期內生產市場需求穩定的品種，風險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李秉哲沒有草率下結論。他對國內毛紡和棉紡的生產和銷售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又去征求了當時的商工部部長姜聲邰的意見。姜聲邰是積極支持李秉哲創辦毛織廠的，為了喚起李秉哲的興趣，姜聲邰說：“建立毛織廠，從國家來說也是非常緊迫的必不可少的進口替代產業，因此，希望‘三星’能起先驅作用。”李秉哲本來就傾向建立毛織廠，再加上對市場的調查和商工部部長姜聲邰的分析、建議，更堅定了他建毛織廠的決心。1954年9月15日，李秉哲集股資1000萬元，在大邱成立了“第一毛織工業株式會社”，并進行了會社設立登記。“第一毛織”主要工程竣工之后，又經過2個多月的檢查與試運轉，1956年5月2日正式開工投產。因為“第一毛織”是韓國自己建立的毛紡廠，又是采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因此，受到當局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總統李承晚也于1957年10月26日來廠視察，對工廠的建設和生產情況非常滿意，同時為工廠題寫了“衣被蒼生”4個大字。

總統親自視察國內的產業設施的生產情況，這在韓國還是首次。但是，“第一毛織”投產以后所面臨的困難仍然很多，首先是從業人員的技術水平低，其次進口原料的質量得不到保證，產品質量難以穩定提高。針對這些困難和問題，李秉哲采取了許多措施：為了提高從業人員的技術水平，解決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出現的技術故障，他一方面不斷向德國等國派遣研修生，學習先進技術，同時又從德國、英國等國聘請技術人員指導設備調試維修和生產加工技術，從而減少了因技術原因發生的事故；為了提高產品質量和加強質量管理，在工廠內部增設了試驗室；為了保證進口原料的質量，加強了對國際羊毛市場情報的匯集分析工作……通過采取這些措施，“第一毛織”的素質得到了全面提高，從1958年開始，企業的經營情況迅速好轉，當年銷售額已達到44．9億元，獲純利1．7億元。到1960年4月8日，“第一毛織”的資本已從創立時的1億元猛增到30億元，短短6年時間增加了29倍。“第一毛織”成了完全可以滿足國內市場需要的國內最大毛紡企業，從而結束了外國毛料長期統治韓國市場的歷史。

“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織”的成功，是牢固地確立李秉哲作為企業家地位的歷史轉機，也是李秉哲開始名揚海內外的時期。

李秉哲雖已成了韓國財力最雄厚的資本家，但由于當時韓國的所有銀行都由當局控制，他的資本還未能進入金融界。而金融和資本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作為民間企業，沒有銀行作后盾，沒有銀行的公共信譽，不用說再擴大新的事業，就連企業本身都難以生存和發展下去。因此，李秉哲迫切需要進入金融界。1957年8月，韓國提出了城市銀行歸屬股份民營化的方針，這天賜良機無疑為李秉哲提供了進入銀行的機會。借此機會，李秉哲通過投標從興業銀行買進了占該銀行股份83％的11．97億元的股票，接著又先后買進了朝興銀行55％的股份、光銀信托部33％的商業股份。這樣，“三星”就占有了總共4個城市銀行股份的50％，成了城市銀行的最大股東。這時的李秉哲，又把眼光轉向了直接幫助農民生產的糧食肥料工業。

實現肥料自給是韓國當局多年來的夙愿，但由于資金、技術等問題，一直沒有納入日程上來。對于人們公認的韓國第一大財閥的李秉哲來說，建設肥料廠是他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李秉哲開始了創辦肥料廠這一更加艱難的跋涉。

根據測算，要想建設一個既能滿足國內需求，又能保持一定的國際競爭力的肥料廠，其規模至少要在年產35萬噸以上。而要建設一個這樣超世界規模的肥料廠需要5000萬美元，這筆巨款，不用說三星自己拿不出來，就是政府當局也無能為力，只能依賴借款。

為了籌措資金，李秉哲首先到日本東京調查國際上有關借款的情況，了解到許多國家都有民間商業貸款部門，只要項目計劃可行，就可以得到借款。他滿懷信心地回國拜會了當時的國會議長李起鵬，并得到了李起鵬的支持。第二天李秉哲又拜訪了總統李承晚。李秉哲坦率地談了自己關于建設肥料廠的計劃和基本設想：“我打算從歐洲借款，請總統批準。”李承晚當即批準了李秉哲的借款計劃，并鼓勵說：“這個想法非常好，相信你一定會成功的。”

1960年2月1日，李秉哲抱著一定要把肥料廠建設起來的決心，起程到歐洲尋求借款。李秉哲首先去德國，訪問了克魯普鋼鐵公司，接待他的是年僅36歲的副經理。李秉哲開門見山地把自己想建一個肥料廠的計劃和借款的要求簡要地說了一遍。性格爽朗的副經理聽了以后，立即答復：只要有與貴公司往來的銀行的一張支付保證書，我們就可以如數提供借款。聽了副經理的答復，李秉哲的疑慮和擔心一下子煙消云散了。雙方約定在一個月之內互換借款的具體條文和建設計劃文書。緊接著李秉哲又離開德國走訪了意大利的蒙泰卡蒂尼財團。當李秉哲說明借款的來意后，也得到了同克魯普公司完全一樣的回答，并要求李秉哲“盡快提出事業計劃書，收支預算書和支付保證書”。兩次借款交涉無一落空，李秉哲如釋重負，他決定順路瀏覽一下古羅馬再訪問法國巴黎。然而就在這時，傳來了國內“4．19”事變，即李承晚下臺的消息。不久，又聽說“三星”的15個會社因涉嫌非法斂財，正在接受調查。時刻懷系國內形勢和“三星”命運的李秉哲急忙取道東京返國。由于李秉哲的回國，他在歐洲達成的貸款協議再也沒有取得什么進展。依靠私人資本建設大規模肥料廠的夢想也隨之破滅。

此時，韓國“4?19”運動掀起的民主化浪潮已波及到“三星’。“三星”的經營也隨之出現了所謂三難，即勞資難、資金難、銷售難，經濟活動全面陷入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內部的工作又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派勢力，氣氛日趨緊張。李秉哲就是在這種極其混亂的形勢下回國的。他下決心對工廠重新進行整頓。

除了親自處理“第一毛織”發生的勞資糾紛外，李秉哲還要作為涉嫌非法斂財的被告人承擔“三星”15個企業非法斂財的責任出庭受審。一直到1960年9月，繳納了50余億元的追征稅后，才算結束了曾轟動全國的這一不光彩的非法斂財事件。盡管李秉哲這時的處境十分艱難，甚至當局的官員都以“不與非法斂財者會見”為理由拒絕他的會面要求，他仍念念不忘他的肥料廠計劃。可是在那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誰還有心去關心他的事業呢?李秉哲看到事業已經無望，于是懷著憂郁、惋惜的心情離開漢城到東京去了。到東京不久，韓國又發生了“5?16”軍事政變。1961年5月29日，他從東京的報上看到有11名經紀人涉嫌非法斂財被監禁的消息，不久，新上臺的軍政當局就發出通緝令，敦促李秉哲立即回國。日本政府也發出驅逐令，并派刑警盯梢。在這種情況下，李秉哲不得不做出回國的選擇。回國前，李秉哲首先致函當時的國家再建最高會議，陳述了自己的主張和信念。他除對“努力保護人民財產的軍政當局”表示感謝外，重點陳述了自己對非法斂財者處罰的意見。他說：“應該把在違背常規的不合理的稅制下，仍在為重建國家經濟做貢獻，給國民提供就業機會，使其生活安定，繳納稅金，支撐國家機器運轉的企業家和那些只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不法企業家嚴格區別開來。沒有經濟的穩定，就無法消除貧困。如果能解決國民的貧困問題，就是獻出我的全部財產我也心甘情愿。”他還表示回國后就辦理必要手續，等待國家接收。

1961年6月26日，李秉哲搭機飛往金浦機場。剛下飛機，一輛停候在機場的黑色吉普車就把他帶到了一家不知名的賓館。李秉哲滿懷疑慮地在這里度過一晚。第二天邊吃過早飯，國家再建會議的副議長樸正熙少將接見了他。這是他未曾料到的。樸正熙開門見山地提出了關于非法斂財的處理問題，征求李秉哲的意見。李秉哲坦率地談了自己對非法斂財問題的看法：“拿我的情況來說，說我逃稅，并被定為非法斂財者。可是，現行的稅法仍然是實行戰時非常狀態下的稅制，在這種稅制下，仍按原稅率繳納稅金的企業就免不了要破產，如果說還有幸免的企業，那就是奇跡了。凡是企業家都想提高利潤，擴大企業規模。如果說把因企業經營得好而使企業得到發展的人作為非法斂財者和處罰對象，得到并揮霍援助美元和銀行融資的人就無罪，那是違背企業自由競爭的經濟原則的。關于處罰非法斂財者是否有什么政治上的意義我無從知道，我只是從經營企業的人的角度陳述了我的看法。”

“那么，你看怎么處理好呢?”

“我認為從事企業經營的人的職責是，一方面要興辦諸種事業，給眾多的人提供就業，使他們的生活有保證；另一方面要納稅，以其稅金支持國家各項事業的運營。如果處罰了所謂非法斂財者，經濟就會萎縮，這樣，稅收就會立即減少，從而使國家的正常運行受到影響，因此，倒不如讓經濟人共同擔負經濟建設的責任，將會對國家更有好處。”

李秉哲提出的這些中肯意見，使樸正熙很受啟發，但他還需要進行深入的思考，以便盡快解決非法斂財這一轟動全國的大事件。

1961年6月29日，在其他人全部獲釋后，李秉哲也回到了家里。8月12日，非法斂財處理委員會公布對非法斂財者追征稅款的數額，非法斂財案告一段落。

在最高會議做出以追征稅金代替罰款的辦法處罰非法斂財者的決定之后，李秉哲認為，罰款是達不到發展經濟的目的，應該把這筆錢用在發展經濟上。因此，他又第二次拜見樸正熙，建議讓以上經濟人用建設工廠的辦法代替罰款，將其股份繳歸國家。這樣做，既可發揮經濟人的作用，為國家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又可給他們以將功補過的機會。后來，李秉哲的意見被采納，并以法律的形式下達了投資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