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煒對著李彝殷和折德扆之間的事大發了一通議論之后，轉頭繼續學習政務，接手又是一篇大文章。
    “顯德二年春，正月，乙未，詔：
    ‘應自前及今后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業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莊田，交還一半；如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應以上承佃戶，如是自出力別蓋造到屋舍及栽種到樹木園圃，并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
    ‘一，近北諸州，自契丹離亂，鄉村人戶多被番軍打虜向北。近來多有百姓自番界回來，其莊田已被別戶請射，無處歸化。今后如有五周年內，其本主還來識認，不以桑土荒熟，并莊園，三分內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一，應有坐家破逃走人戶’
    ‘一，諸州應有冒佃逃戶物業，不納租稅者’
    這就是召集流亡農民回歸、鼓勵地方耕墾以恢復生產的措施了，而且對于一般迫于前朝地方苛斂而流亡的人家、因為獲罪而流亡的人家、被契丹裹挾的人家，詔書也作了明確的政策區分。其中固然有束縛和鎮壓農民反抗的成分，但是“獲罪”也不光是被壓迫農民的無奈反抗，況且這份詔書的主旨顯然是招誘流亡恢復生產，而且對被契丹擄去后逃歸的人家還有特別優待，無疑是相當切合實際的將生產力和生產資料迅速結合起來的舉措，也能激發陷虜漢人的反抗精神和他們對中原的向心力。
    自然，郭煒不能用這么時髦的政治經濟學詞匯來寫心得，好在他平常的自學以及最近幾個月盧億、王著、呂端等人的灌輸效果不錯，于是運用儒經詞匯概念，從“足食足兵”、“民有恒產”和天子行王道的角度大大發揚了一通。至于相關政策并未涉及地權調整，也還未涉及均定田賦，就不是郭煒現在可以置喙的了。
    接下來郭煒看到的，又是在葫蘆河的李晏口筑壘建靜安軍之類的保境安民舉措，沒什么新奇特出，因此郭煒也就是草草地看過評論一番，只是多注意了下韓通和張藏英的名字在其中出沒；禮部侍郎知貢舉劉溫叟因循濫進，沒有其徇私的證據也不好嚴懲，只得從十六名進士中黜落十二個了事，對于這事，郭煒倒是提了幾條建議，譬如試卷用糊名和專人謄錄的方式以防舞弊、最終人選用殿試核準以防因循，想必能夠給郭榮一些印象。
    再看下來，翰林學士承旨徐臺符以下二十余人的文章足足花費了郭煒幾個下午的時間。這些皇帝近臣每人一篇《為君難為臣不易論》，把郭煒看得頭都大了，幸好這些個都沒留空，不需要郭煒寫批語，估計是給郭煒的從政閱讀參考教材了；不過另外的每人一篇《平邊策》可就要命了，這二十多篇仍然是不需要郭煒寫批語，但是要求郭煒看完之后寫出自己的感想。
    這考核皇子還帶用隆中對的形式？雖然是參考文獻很充足的開卷作文，也是很殘酷的吧？不過人在屋檐下，說不得，郭煒也只好搜索枯腸絞盡腦汁地堆砌。
    當然，二十多篇《平邊策》里面的絕大多數都是老生常談，無非就是“修文德來遠人”之類的誦經，郭煒直接用大禹當年的“執干戚舞，有苗乃服”演繹為閱兵說，就輕松超越和秒殺他們了；陶谷、竇儀、楊昭儉等幾人的稍有不同，還懂得去主張征伐南唐攻取江淮，在立意上基本能夠符合郭榮混一天下的理想，但是具體戰略完全不足觀；這些人中最獨出的就是刑部的比部郎中王樸了，在他的《平邊策》中不光是立意高遠，具體戰略也搞出來一套。
    王樸，后漢乾祐年間的進士，曾經以校書郎地身份在楊邠的府第從事，卻以敏銳的嗅覺躲過了乾祐之變。郭威登基后任命他做澶州節度使郭榮的掌書記，之后隨著郭榮就任開封尹，王樸又做了右拾遺、開封府推官，直到郭榮登基后做到了比部郎中。,
    在《平邊策》中，王樸同樣說了一通“修文德、爭民心、應天意、戰勝于朝廷”的大道理這個其實是在任何時代都必須的，除了大道理的出處會有所不同。
    不過王樸隨后就提出了他的混一天下具體方略，主張先下江南，再收嶺南，其次取巴蜀，再次才是北伐幽燕，而最后才及于河東。
    至于具體的過程，王樸認為征伐南唐會是最關鍵的卻又是最容易的，所以沿襲了隋高颎的平陳故智而略加發揮；而對嶺南和巴蜀，王樸則認為取了江南之后自然傳檄可定，即便對方不歸附，四面并進也可以席卷；這以后幽燕就能夠望風而至了；河東的劉承鈞（劉崇在太原圍城之后不久就病死了，其子劉承鈞繼位）一方面屬于世仇，不會投降也最難啃，卻在高平一戰之后喪失了進攻能力，對中原的威脅不大，所以可以放在最后找機會削平。
    對于王樸的這種戰略構思，對歷史有更多理解的郭煒當然是不敢恭維的，雖然郭煒很佩服王樸的才華和政治能力，但是并非每個優秀的政治家都是杰出的戰略家，諸葛亮不是什么人都能當的。
    當然，郭煒在提筆寫下自己的《平邊策》時，先肯定了王樸等人的主旨，而且對王樸文章最后關于后勤準備和軍事動員的論述大加贊賞，什么“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啊，什么“此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啊，都贊為用兵的基礎。
    隨后郭煒就開始了自己的戰略論述。
    河東的劉承鈞放在最后沒有什么問題。河東表里山河，形勢險要，從中原進攻河東都需要仰攻，無論是走太行山的東麓還是南麓，后勤補給都相當困難，而從關中進攻的話則要跨越大河，況且關中本身已經破敗，軍資根本不足以支持大規模的進攻行動。而且朝廷攻打河東，契丹必定會增援，我軍等于是要在客地同時對付兩支力量。相反，高平一戰后河東民力竭盡軍力微薄，劉承鈞僅僅能夠依靠險地自保而已，潞州、晉州和土門等地只靠州兵就足以遏制其妄動，即使朝廷大軍攻擊幽燕，劉承鈞也是無力援助契丹的。
    攻打河東等于同時要對付北漢與契丹，而攻打幽燕則只會是周軍與契丹軍的兩軍會戰，孰優孰劣不言自明。這種時候所謂的“先易后難”就是扯，朝廷對河東是攻難守易，而幽燕則是朝廷與契丹雙方必爭的，并且幽燕還是契丹增援河東的重要出發地，打下幽燕之地以后等于剪短了契丹援助北漢的重要一肢。
    郭煒沒法說的是，后來朱元璋首先主攻陳友諒而不是張士誠，正是優秀的戰略選擇。
    郭煒能說的則是：失去幽燕的河北防守態勢，與擁有幽燕的河北防守態勢，那是決然不同的。中原自從失去幽燕之地，契丹騷擾河北如入無人之境，契丹在幽燕的存在猶如芒刺在背，旦夕之間亟待拔去。其實若是條件允許的話，首先進攻幽燕才對契丹占據幽燕之地時間還不長，后晉給的歲幣斷絕之后，契丹還在幽燕之地大肆搜刮金帛子女以充貴人所需，民心因此也不附契丹；若是因為掃平南方和北漢以致遷延時日，在契丹統治下出生的人成長起來，民心就會漸漸遠離中國了。幽燕之地，是急攻易而緩圖難。
    郭煒同樣沒法說的是，后世還會有些蠢貨出錢替契丹人收買幽燕之地民心，并且以此自得北宋澶淵之盟用歲幣向契丹“贖買”郭榮早就收復的關南，因此契丹貴族不必搜刮幽燕之地的百姓就坐享金帛，而且還免了南下打草谷的生命風險。結果有些人還以為用金錢買和平很合算很合算，他們光是算了自己出的歲幣少于軍費，卻沒算契丹少了軍費之外還多了歲幣，更沒算這些歲幣可以用來替換幽燕之地以前承擔的重稅。
    當然，首先進攻幽燕的條件是不具備的，朝廷實際掌握的土地還太狹小，朝廷實際控制的人口還太少，所以國力軍力都不夠支持與契丹的大戰，更別說后蜀還占據著秦、鳳、階、成四州可以作為進攻關中的出發地，南唐則在淮泗隨時窺伺中原。因此，目前征蜀取四州是必須的，這樣可以打掉孟昶伸出來的頭，讓他再不敢騷擾中原；隨后進攻南唐也是必須的，目標則可以限制在取得江北并且兵臨大江而讓李璟喪膽。江淮是重要的財賦之地，還是南唐基本的產鹽地，控制了那里就基本控制了南唐的命脈，在后顧無憂而又財用充足以后，就應該乘著勝兵的銳氣北向戰勝強敵，克復幽燕。
    等到幽燕之地到手，對契丹的防線伸展到燕山長城一線，幽燕之地就根本不需要比現在陳兵河北更大的軍力，防御契丹的進攻就已經足夠。在這樣的戰略優勢地位下，已經被打殘的后蜀南唐才真正是傳檄可定，其余楚地嶺南之類更是席卷，北漢也就是龜縮在河東的孤雛罷了，隨時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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