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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韻不必有出處【評析】

“使事”“用事”，猶言用典。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里詮釋“用典”，說是“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即是用來以古比今，以古證今，借古抒懷。自魏晉駢文興盛以來，用典已成為基本修辭格之一。但“出處”“來歷”則是宋詩學的特殊話語。

唐詩重抒情，宋詩重理趣。天水一朝，人文隆盛，文人寫作以才學、議論為美，好用典故。黃庭堅以杜詩韓文為典則，以用典來強化詩文的典雅氣質與人文內涵。自他提出“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之后，這一問題聚訟紛紜。肯定者以為，“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眾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之說，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元仇遠語，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六《金淵集》提要）。批評者以為，“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周密《齊東野語?詩用事》）。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說：“宋人用事，雖種種魔說，然中有絕工者，如梅昌言：‘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冠裳偉麗，字字天然，此用事第一法門也。”顯然，用典既要師其意，尚須能于故中求新，令如己出，不露痕跡，所謂“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方為佳作。嚴羽在《詩辨》五中批評宋詩“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復終篇，不知著到何在”，明確地批評了黃庭堅的觀點，本條又強調“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一則堅決否定用典在創作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則認為用典不必拘泥典故本身的情境，也應重視今典。他意在破除大量用典對詩文創作的束縛，批評詩歌的人文性，恢復其抒情本質與自然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