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
一、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
雖然法國大革命距今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一個世紀的時間似乎還不足以讓人們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討論它。對于大革命，依然存在諸多截然對立的看法：在梅斯特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是“一樁魔鬼的事業”，“這一舉動的黑暗精神是如此昭然若揭，世所罕見”；而當代的雅各賓黨人則認為它使人類獲得了新生。
僑居在法國的外國人以為法國人自己對此尚難言說，何況外人？因此，至今在其交談中還絕口不提這一事件。
巴雷特·溫德爾寫道：“這一記憶及其傳統幾乎在每個地方都是如此富有魅力，所以很少有人能夠對它們無動于衷。它們既能引發人們的熱情，也能激起人們的仇恨，人們在看待它們時無一不帶有著一種熱情洋溢的派性精神。你越是理解法蘭西，就越會發現，甚至直至今日還沒有哪項對大革命的研究在法國人看來是切中肯綮、客觀公允的。”
這一觀點極其準確，假如想對某些歷史事件做出毫無偏見的解釋，那么，這些過去發生的事件一定不能再產生什么實際的后果，并且不能涉及宗教的或政治的信仰，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些信仰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寬容。
因此，我們對這種情況不必大驚小怪，歷史學家對大革命的評價往往有天壤之別：一些人把它視為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則把它看作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種情形由來已久。研究法國大革命這一題材的所有作家都相信自己對法國大革命過程的敘述客觀公允，但他們用以支撐其歧義百出的理論論證方式一般都是驚人的簡單。有關的文獻汗牛充棟，而且內容相互矛盾，他們有意無意地選擇很容易使他們各自的理論得到證明。
老一輩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梯也爾、基內——雖然此人天分極高——以及米什萊本人在今天已經多少有些不吃香了。他們的學說過于簡單，他們的著作中通常彌漫著一種歷史宿命論。梯也爾把大革命看作是數百年君主專制帶來的后果，而大恐怖則是外敵入侵的必然產物；基內認為1793年的僭越與過激是長期專制導致的，但他又宣稱國民公會的暴政是不必要的，并且妨礙了大革命的事業；米什萊則簡單地把大革命視為他盲目崇拜的人民事業，并首開先例對它贊譽有加，直至今日仍有許多歷史學家在步其后塵。
所有這些歷史學家的聲譽在很大程度上被泰納一筆勾銷了。雖然泰納同樣也對大革命滿懷激情，但他的研究卻閃爍著真知灼見，取代他的成果無疑需要一個漫長的時期。
不過，即使是如此重要的著作也難免有瑕疵。泰納對事實和人物的敘述令人欽佩，但他試圖依據理性邏輯的準則對根本不受理性支配的事件作出判斷，這注定是行不通的。他的心理學在描述事實方面是卓越的，而當試圖對事實進行解釋時，卻顯得弱不禁風。僅僅斷言羅伯斯庇爾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冬烘先生”并不能揭示他何以能夠擁有凌駕于國民公會之上的絕對權力，并能夠持續幾個月之內進行肆無忌憚的屠殺。說泰納洞若觀火卻不求甚解是非常公正的。
雖然存在這些缺陷，但他的著作仍然瑕不掩瑜，并且至今沒有望其項背者。他的巨大影響，我們可以從他在正統雅各賓派的忠實辯護者中引起的惱怒足見其一斑。這些人中，當代主教、巴黎大學的奧拉爾教授花費了兩年時間寫了一本小冊子來反擊泰納，其字里行間無一不浸透著熱情。但是，兩年的代價換來的只是修正了少量材料上的錯誤，不僅是無關大體，而且同時也犯下同樣的錯誤。
柯欽先生在評論奧拉爾的著作時指出，奧拉爾時不時地被其引證的材料蒙蔽，而泰納所犯的錯誤則要少得多。這位歷史學家還告誡我們不要相信奧拉爾使用的材料：
這些材料——會議記錄、小冊子、雜志以及愛國者的演說和著作確實是可信的愛國主義出版物，它們是愛國者們編輯的，通常是為了公共利益而出版。事實上，奧拉爾應該把這些材料當作是被告的特殊答辯詞；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套既定的對大革命史的認識，它逐一展示了“人民”的行動，從九月屠殺到牧月法令。這一先入為主的解釋依據的正是被告對共和政體的辯護。
對于泰納著作最公平的批評也許就是他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他著重研究了平民及其領袖在革命期間的作用。這一研究激起了他用數頁之多來表達一種至今仍值得我們欽佩的義憤，但大革命幾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卻逃過了他的眼睛。
無論人們怎么看待大革命，泰納學派與奧拉爾學派的歷史學家之間最小的分歧總是存在的。后一派學者認為至高無上的人民是值得贊美的，而前一派的學者則告訴我們，至高無上的人民一旦放縱自己的本能，擺脫一切社會約束，就會蛻化為原始的野蠻人。奧拉爾的觀點與大眾心理學的訓誡是完全對立的，但它在現代雅各布布賓黨人的眼里卻依然像宗教信條一樣神圣。他們以信徒的方式書寫大革命的歷史，并把那些虛幻的神學家的論證視為博學的著作。
二、大革命的宿命論
無論是大革命的鼓吹者還是詆毀者，他們都得承認，革命事件蘊涵著不可避免的天命。這一理論被完美地整合在埃米爾·奧利維爾所著的《大革命史》一書的如下段落中：
泰納本人也傾向于這種觀點：
當三級會議召開時，觀念與事件的進程不僅是已經注定，而且是可以預見的。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覺中延續著過去，孕育著未來；在事情發生很久之前，它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當代的另一些作者雖然同泰納一樣對革命的暴力絲毫沒有遷就之意，但他們對這種宿命論同樣確信不疑。索列爾先是回顧了博絮埃關于古代革命的格言：“如果我們僅僅考慮事情的特殊緣由的話，一切事物都會令人驚異；但是事實上，它們只不過是在按正常的秩序進行而已。”之后，他表達了這樣一種連他自己也沒搞明白的意見：“在一些人看來，大革命是對舊歐洲世界的傾覆；而另一些人則將其視為舊歐洲的再生。事實上，這場革命是歐洲歷史自然必要的結果；而且，這場革命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非常出乎人的意料，它可以從這一段歷史中得到驗證，并可以從舊制度的慣例中得到解釋。”
基佐先前也試圖證明大革命完全合乎自然，并未引發什么革故鼎新之舉，同時他非常錯誤地把它與英國革命相提并論：
無論我們是從總的原則，還是從這些原則的具體運用——也就是說，無論是國家的治理還是公民權利的立法，財產權還是人身權，自由還是權力——來看待這兩次革命，我們都不會發現有什么事物是革命本身創造出來的，也沒有什么事物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現，或者說不可以在我們稱為正常的年代里產生。
所有這些論斷只是讓人回想起那條老套的定律，即一種現象僅僅是先前現象的結果，這樣的一般性命題不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我們千萬不要試圖用被如此多的理論家采納的宿命論原則來解釋太多的事件。我在其他地方已經探討過這些天命的意義，并指出文明的所有成就就在于竭力擺脫這些天命的控制。誠然，歷史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必然性，但同樣也充滿了各種本不該發生、結果卻發生了的偶然性事件。拿破侖本人在圣赫勒拿島曾列舉了對于他的偉大事業可能構成掣肘的六個環境因素，尤其是他提到1786年他在奧克茲納洗浴時，因一座沙丘而幸運地逃過一劫。如果波拿巴當時死了的話，我們也許就得承認，另一位將軍會接替，并成為獨裁者；但是，沒有這樣一個天才人物來指揮我們戰無不勝的軍隊橫掃歐陸各國的首都，帝國的豐功偉績與結局會是什么樣呢？
雖然把大革命部分地看作是一種必然性當然是可以的，但它首先是一場持久的斗爭，這場斗爭發生于那些抱有一種全新理想的理論家與支配著人類、但尚未被理解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規律之間——這一點是前面引證的相信宿命論的作家們沒有告訴我們的。由于理論家們不理解這些規律，因此他們試圖指導事件進程的努力只能夠以失敗告終，他們被自己的失敗激怒，最終訴諸暴力。他們頒布法令宣布被稱作指券的紙幣應該成為黃金的等價物，但他們的威脅無法阻止這種貨幣的虛擬價值狂跌至分文不值；他們頒布最髙限價法令，結果反而增加了他們意欲救治的罪惡；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宣布：“所有無套褲者都將從由富人提供的公共財政中領取開支。”雖然發布了這樣的命令再加上斷頭臺，但國庫仍然空空如也。
大革命中的人們在打破了人類的所有限制之后才發現，一個社會一旦沒有了這些限制，根本就無法運行下去；但是，當人們打算建立新的規范時，他們又意識到哪怕是最強有力的社會，即使加上斷頭臺的威脅，也無法取代過去的歲月在人們頭腦中慢慢形成的風紀。至于說理解社會的演化，判斷人類的心智，預見頒布的法律的效果，他們則幾乎很少去考慮。
大革命中的種種事件并不是不可逆轉的必然性結果，它們與其說是環境的結果，不如說是雅各賓主義的產物，并且事情本來應該發生的與實際上發生的有天壤之別。如果路易十六能夠從諫如流，或者制憲議會在群眾起義時不那么膽怯的話，大革命還會沿著同一條道路發展下去嗎？革命定數論只有在以暴力不可避免的名義下為之辯護時才派得上用場。
無論是對待科學還是歷史，我們都必須意識到隱匿在宿命論教條下的無知。以前大自然完全支配了我們的命運，如今科學的不斷發展正設法使我們擺脫這些命運的控制。誠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樣，精英人物的作用就是消除這些天命與定數。
三、近來研究大革命的歷史學家的種種猶疑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對于某些歷史學家的思想進行了考察，發現他們非常熱衷于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囿于信仰的限制，他們不愿深入觀察知識的王國，保王派作家視大革命為洪水猛獸，而自由派作家則為大革命的暴力百般辯解。
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場運動正在興起，它必然會促使對大革命的研究成為一種對科學現象的研究，在這種研究中，作者的成見與信仰的介入是如此之少，所以讀者不會對他們產生什么懷疑。
不過，這一確信階段尚未到達，我們仍處于懷疑階段。過去是如此斗志昂揚的自由派作家們現在已經能夠以平和的心態對待大革命了，這種新的心理狀態可以從最近一些作者的如下摘錄中略見一斑。
曾經大肆渲染大革命功效的阿諾托發問：“為大革命的結果付出的代價是否太高了？”他還補充說：
“歷史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猶疑不決，并且這種躊躇還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馬德林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表現出同樣的猶疑：
只要細讀一下大革命官方辯護者的最新作品，我們就可以對于這種舊觀念的轉換獲得一個更明確的印象。以前他們僅僅從這樣一個簡單的行為出發，為一切暴力行徑辯護，而現在他們只限于為情有可原的情況辯護。我在供學校使用的《法國歷史》中發現了這種新心緒的一個顯著證據，在由奧拉爾和德比多爾編寫的這本教科書關于大恐怖的地方，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說法：
我們在這本著作的另一部分中看到，雖然兩位作者中的第一位有著強硬的雅各賓主義立場，但他一點也沒有對于他先前視之為“國民公會中的偉人”的那些人表示寬宥。
外國人對于我們大革命的評判一般都異常苛刻，當我們回想起在法國發生巨變的二十年中歐洲經歷的痛苦時，我們對此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這當中尤以德國人最苛刻，法居特對于他們的看法作了如下的總結：
對其他民族來說，無論他們對法國大革命做出的判斷價值何在，我們也許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作家將帶著濃厚的興趣把它當作一個富有教益的事件來看待。
一個嗜血的政府竟然將年過八旬的老人、豆蔻年華的少女以及懵懂無知的兒童拉上絞刑架，法蘭西因此毀于一旦，然而在軍事上它卻成功擊退了歐洲各國的入侵；奧地利的公主、法國的王后殞命于斷頭臺，數年后另一位公主、前一位公主的親戚嫁給了一個成為皇帝的陸軍中尉，這些都是曠世罕見的悲劇。首先從這一段歷史中吸取教訓的應該是心理學家，但迄今為止他們對此關注不多。毫無疑問，他們最終會發現，除非他們摒棄虛構的理論，走出實驗室來研究我們周圍的人物和事件，否則心理學就不會有任何進展。
我很樂意接受這一指責，大眾期刊提供事實和社會現實遠比充斥于《評論》之類雜志上的哲學作品更富有教益。
哲學家們現在已經意識到這種指責的幼稚了，威廉·詹姆斯先生寫作他那四十卷皇皇巨著時肯定就是這么認為的，他寫道：所有這些論述僅僅是“粗略觀察到的一系列事實和幾條富有爭議的探討”。雖然他是現今最知名的心理學家之一，但這位杰出的思想家仍然認為“一門科學在任何一點上都經不起形而上學的批判”。雖然二十多年來我一直致力于推動心理學家們從事現實研究，但學院化的形而上學潮流從未得到逆轉，當然它的力量已經大不如前了。
四、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
公正無私向來被認為是歷史學家最本質的品性，自塔西佗以來的歷史學家們都信誓旦旦地向我們保證他們公正無私。
但事實上，作家看待歷史事件就像畫家看風景，也就是說，他們總是在觀察事物時帶上自己的氣質、特性和民族精神。
許多藝術家面對同樣的風景不可避免地會把它理解為不同的樣子，有些人會突出強調一些被其他人忽略的細節，因此每一種再現都將是一項個性化的工作，也就是說，它是以某種獨特的敏感性方式加以理解的。
作家也是如此。我們可以說，歷史學家并不比畫家公正客觀。
當然歷史學家可以局限于對文獻的復述，這正在成為一種時髦，但對于像大革命這樣離我們較為晚近時期的文獻，簡直是浩如煙海，一個人即使花上一輩子的時間也不可能把它們瀏覽一遍。所以，歷史學家們必須做出選擇。
作者有時是自覺的，但更多情況下是不自覺地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政治、道德和社會觀點非常吻合的材料。
因此，除非史家滿足于簡單的年代學，把每個事件用幾句話和一個日期匯編在一起，否則就不可能寫出一部真正公正客觀的歷史來。沒有哪個作者能夠做到公正無私，對此我們不必表示遺憾。當代普遍盛行的客觀性主張的產物就是那些單調、沉悶、龐雜、乏味的著作，結果使對一個時期的理解變得完全不可能。
難道歷史學家應該在客觀性的托詞之下，逃避對人的判斷——不愿以敬佩或憎惡的口吻談論人與事嗎？
我承認，對于這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決辦法，每一種辦法從各自假定的立場來看都相當正確，那就是倫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立場。
倫理學家必須完全從社會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因而只能夠根據社會利益來評判人物。正是由于社會的存在并希望繼續存在下去這樣一個事實，因此它必須采納一定數量的規則，以確立一種不可觸犯的善惡標準，從而對惡行與美德做出明確的區分。這樣，社會就最終建立起一種普通人的模型，一定階段的人由此多少可以緊密地湊合在一起，任何人離這一模型過遠，都會對社會構成威脅。
倫理學家在評判歷史人物時必須依據的正是這些由社會要求而產生的模型和規則，所以在對歷史人物進行訾譽臧否時，倫理學家試圖確立一種道德模型，它是文明進程必不可少的，并值得其他人引為楷模。比如高乃依之類的詩人塑造的英雄往往高超于大多數人，幾乎無法模仿，但他們可以極大地激發我們的努力。為了提升一個民族的心靈，永遠需要英雄的榜樣。
這是倫理學家的觀點，而心理學家的觀點則與此相去甚遠。雖然一個社會可以有不寬容的權利，因為它的首要義務就是生存，但心理學家卻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他可以像科學家那樣考慮問題，不必計較功利價值，只求解釋問題。
這就是他觀察任何現象的立場。當讀到卡里埃命令將其受害者掩埋至脖頸，使之失明并承受可怕的折磨時，我們顯然無法無動于衷；但如果我們希望理解這些行為的話，就必須像博物學家看著蜘蛛在慢慢享用一只蒼蠅一般，不必義憤填膺，怒火中燒。一旦理性受到鼓動，就不再是理性了，它將解釋不了任何東西。
正如我們所知，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職責并不一致，但我們卻可以要求他們擁有一種解釋事實的智慧，努力透過事物顯而易見的表象，探索其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那些無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