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與政治革命
本書任務之一就是探討法國大革命，這場革命既然充滿了暴力行為，它自然就有其重要的心理原因。
那些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常常讓我們大吃一驚，從何而起，緣何而終，著實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就拿法國大革命來說，如果我們將其視為一種新的宗教的話，那它就一定遵循著所有宗教傳播的法則。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先有群情激奮，后有血腥殺戮，其前因后果就會讓人恍然大悟。
在研究一次重大的宗教革命的歷史，比如宗教改革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會看到，法國大革命中異常活躍的一些心理因素，在這里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這兩種革命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現象：在信仰的傳播過程中，理性的價值是多么無足輕重；雖然迫害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從未間斷；相互對立的信仰之間幾乎無法實現寬容；不同信念之間的沖突引發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爭。我們同時也看到，與信仰完全無關的利益是如何借助一種信仰進行掠奪的。最后，我們還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如果不同時改變人的生活狀態的話，就無法改變他們的信念。
通過這些現象的印證，我們就會明白，大革命福音的傳播方式何以與一切宗教福音，尤其是加爾文教福音的傳播方式毫無二致，它根本就沒有其他的傳播方式。
不過，雖然像宗教改革這樣的宗教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重大政治革命，在起源上是如此相近，但它們的長遠后果卻迥然有別，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它們會表現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向其信徒們揭示他們受到了欺騙，因為他們必須進入天堂才能驗證；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種虛假教條的錯誤很快就會大白于天下，經驗迫使人們不得不拋棄它。
因此，到督政府統治末期，雅各賓主義信仰的實施導致法國陷入了如此一種貧困和絕望的境地，以致最瘋狂的雅各賓主義者自己都不得不摒棄他們的那套體系。除了少數幾條無法得到經驗證明的原則——諸如平等會給人類帶來普遍的幸福等，他們的理論早已蕩然無存了。
二、宗教改革的開始和它的第一個信徒
宗教改革對人類的情感和道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其樸素的初衷僅僅是為了反對教士的惡習。事實上，宗教改革只是對福音書的回歸，它從未奢求那些自由的思想，加爾文并不比羅伯斯庇爾寬容。實際情況是，在那些實行了宗教改革的國家，僅僅是君主代替了羅馬教皇，君主給人們的權利并不比以前多，他行使的權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國，借助于宣傳和交流的手段，新信仰開始慢慢地傳播。大約是在1520年，路德招募了一批專家，而且直到1535年，新信仰才得到廣泛的傳播，人們認識到了皈依此種信仰的必要性。
遵照人熟知的心理學規律，這些行為僅僅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傳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師和地方官員，但主要是一些對于這些信條含混不清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改信新教，幾乎完全是傳染和暗示的結果。
一旦新的信條得到了傳播，我們就會看到，聚攏在這一信條周圍的是一群魚龍混雜的人物，他們對新教教條漠不關心。但是，這些人都找到了借口或機會，以滿足他們的熱情或貪婪。這種現象在實行宗教改革的諸國比比皆是，而以德國和英國為甚。路德宣稱教士沒有擁有財產的需要，德國的封建領主則從這一信條中受益，因為這使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攫取教會的財產。亨利八世更是以同樣的手段發家，那些常受教皇騷擾的君主則對于那些政教分離的教義竊喜。宗教改革并沒有削弱統治者絕對專制主義的影響，反而得以增強。
三、宗教改革教義的理性價值
宗教改革顛覆了整個歐洲，法蘭西也就跟著倒了霉。在接下來的50年中，它成了一個戰場。從理性的觀點來看，從來沒有哪一個事業能夠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
這里有數不清的事實可以證明，信仰是獨立于所有理性而傳播的。正如我們從加爾文那里看到的那樣，神學的教義雖然能夠喚醒人們如此髙漲的熱情，但經不起理性邏輯的檢驗。
深受“救贖理論”的影響，路德對惡魔有一種格外的恐懼。他知道懺悔無濟于事，于是就千方百計地尋找一種萬無一失的手段來“討好”上帝，以逃過煉獄之災。從抨擊教皇販賣“贖罪券”開始，路德不僅否認了教會的權威，而且也否認了他自己的權威。路德譴責宗教儀式、懺悔、圣徒的禮拜，并宣揚基督徒“唯信稱義”，他還認為每個人只能夠蒙上帝的恩惠而得救。
這被稱為預定論的最后一條教義連路德都摸不準，但它卻被加爾文清晰地表述出來。加爾文認為多數新教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據這項由他奠定的教義，“一些人將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則得救，這在永恒的全能上帝那里是注定了的”。為什么會有如此天壤之別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從這一點來看，加爾文不過是發展了圣奧古斯丁的某些見解：全能的上帝創造了人類，有些人注定了要在來世飽受煉獄之苦，對于他們的功行和美德全然不必考慮。雖然如此令人厭惡的思想顯然是精神錯亂之作，但它卻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使這么多人為之折服，實在叫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議的是，甚至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仍有過而無不及。
按照上帝的圣定，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選定得永生，其余者被預訂受永死。
上帝如此選定和預定的這些天使和人，都是經過個別而又不可變的計劃；而且他們的數目是如此確定，既不可增，又不可減。
在人類中蒙上帝選定得生命的人，是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遠與不變的目的，以及自己意志的隱秘計劃和美意，已經在基督教里揀選了他們得到永遠的榮耀。這個選定只是出于上帝自由的恩寵與慈愛，并非由于上帝預見他們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與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情作為上帝選定的條件或動因，總之這都是要使他榮耀的恩典得到稱贊。
上帝既指定蒙選召者得榮耀，所以他便借著他自己永遠的意志與最自由的宗旨，預定了達此目的的一切手段。蒙選召者，雖在亞當里墮落了，但得到了基督救贖；到了適當時候，由于圣靈的工作，選召他們對基督發生有效的信心；被稱為義，得兒子的名分，成圣，借著信，得蒙他能力的保守，最后得救。除了蒙上帝選召的人以外，無人被基督救贖，蒙有效恩召，稱義，得兒子的名分、成圣與得救。
加爾文的心理與羅伯斯庇爾的心理并不是沒有親緣性，同后者一樣，加爾文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對于那些拒不接受其教條的人，他毫不憐憫地把他們處死。對此，加爾文聲稱：上帝要求“我們在捍衛上帝的榮光時，哪怕毀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
加爾文及其信徒的例子表明，從理性的角度看來是再悖謬不過的事情，在那些受到信仰蠱惑的大腦看來也是極為正常的。根據理性邏輯，將一種道德建立在預定論基礎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無論做出什么樣的努力都無法避免要么獲得拯救，要么受到審判的命運。然而，加爾文卻毫不費力地在這個完全非理性的基礎上建立了一種非常嚴格的道德。他的信徒以上帝的選民自居，他們的自豪感和尊嚴感是如此強烈，以致他們都覺得必須以自己的行為做為楷模。
四、宗教改革的傳播
新信仰不是通過演說來傳播的，更不是通過論證來傳播的，而是通過我們前述作品中描述的機制，也就是通過斷言、重復、精神傳染，以及大造聲勢，在后來的歲月中，革命思想以同樣的方式在法國傳播開來。
誠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對于信徒的迫害只能夠促進新信仰的傳播，每一次迫害之后都會有人接受新的信仰，就像我們在基督教早年的經歷中看到的那樣。市政議員阿內·迪堡被處以火刑，就在走向火刑柱之時，他還規勸圍觀的群眾改信新教，一位目擊者說：“比起加爾文的著作，他堅定不移的信念讓更多大學中的年輕人皈依了新教。”
為了阻止他們向人群布道，他們在被燒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頭；為了加強對他們折磨，在行刑時還給他們縛上一條鐵鏈，這樣在把他們投入烈火中之后，行刑人可以再把他們拖出來，反復施虐。
但是，沒有什么能夠使新教徒退縮，反而讓他們覺得烈火的考驗是一種解脫。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放棄他先前的寬容態度，下令在巴黎同時設下六處火刑場來懲罰新教徒，而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國民公會在同一座城市中只是設了一座斷頭臺，而且受難者的痛苦也沒有那么慘烈。殉教基督徒的大無畏精神也早已有目共睹。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在其信仰的催眠作用下，信徒們可以變得完全無所畏懼。
新宗教得到了迅速傳播，到1560年法國就已經有了兩千多座新教教堂，許多大領主一開始還無動于衷，但后來也轉信了新教。
五、不同宗教信仰間的沖突：寬容的不可能
我已經說過，不寬容是強勢宗教信仰的必然伴生物。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為我們提供了這一事實的大量證據，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之間的不寬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不寬容來，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如果仔細考察一下長期以來把法國搞得四分五裂的那些教派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除了一些細枝末節之外，它們并沒有多大差異。天主教和新教都信仰同一個上帝，唯一的區別就在于信仰方式的不同。如果理性能夠對他們的信仰產生一點作用的話，他們很容易就會明白，對上帝來說，以這種方式還是那種方式崇拜他，是無關緊要的。
理智對那些狂熱的大腦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新教徒與天主教之間繼續爆發持久而激烈的沖突，歷代君主試圖讓他們實現和解的努力都付諸東流。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雖然一再遭到鎮壓，但新教的勢力卻還是與日俱增，并吸引了相當數量的貴族和地方官員。為了促成雙方的和解，王后于1561年召集主教和牧師在普瓦西舉行宗教會議，就兩種教義的融合問題進行討論。雖然王后精明過人，但這一計劃只能說明王后對于神秘主義邏輯的法則一無所知，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聽說過一種信仰因辯駁而毀滅或削減的先例。卡特琳甚至沒有想過，個人之間的寬容雖然困難重重，但畢竟是可能的，而集體之間的寬容根本就不可能。她的努力最后以失敗告終，與會的神學家們唇槍舌劍，并對對方的首領百般侮辱，但沒有一個人發生動搖。此后，卡特琳還在1562年頒布一項敕令，允許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開集會，舉行禮拜儀式。
從一種哲學的立場來看，這種寬容誠然可貴，但從政治的角度看卻是不明智的，除了進一步激怒雙方之外，一無所獲。在法國新教勢力最強大的米迪地區，新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徒，企圖通過暴力迫使他們改變宗教信仰，如果不能得逞的話，就割斷他們的喉管，并洗劫他們的教堂。在天主教的勢力范圍內，對于新教徒的迫害也不相上下。
這樣的對抗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內戰，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戰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法國飽受兵燹之災，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屠殺。宗教沖突和政治沖突特有的那種殘酷本性在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場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戰爭中再次出現。
老人、婦女和兒童，統統遭到殺戮。一個叫多普德的男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艾克斯市議會的第一任議長，十天時間里殘忍殺害了三千人，毀壞了三座城池、二十二個村莊；一個叫蒙呂克的人則可以稱得上是卡里埃的先驅，他把加爾文教徒統統扔進井里，直到井被填滿為止。新教徒也仁慈不到哪里去，他們甚至連天主教的教堂也不放過，他們大肆毀壞墳墓和塑像，其行徑與國民公會的代表們對待圣丹尼斯王家墓地的行為如出一轍。
在諸多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影響下，法國在亨利三世統治時期就已經變得四分五裂，它被肢解成一些小的市政共和國，邦國林立，各自為政，王室的權威蕩然無存。布盧瓦邦直接向被迫逃離首都、尋求避難的亨利三世提出自己的要求。1577年，旅游家利波馬諾游歷法國時，看到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奧爾良、圖爾、布盧瓦、波瓦第爾——已經完全被毀壞，大大小小的教堂成了一片廢墟，墓地也是七零八落，狼藉不堪。這一場景與督政府統治末期的法國沒有什么兩樣。
在這一時代的諸多事件當中，1572年發生的圣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也許不是殺人最多的，但它卻給人留下了最灰暗的記憶。歷史學家認為，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發動了這場大屠殺。
我們不需要有多少深刻的心理學知識，就能夠明白，沒有哪個統治者會發布這樣的命令。圣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不是王室的陰謀，而是大眾犯下的罪行。當時，卡特琳·德·梅迪奇相信，有四五個新教徒首領正在策劃一場威脅到她以及國王生命的陰謀。于是，她就根據當時通行的做法，派人將他們刺殺。巴蒂福爾先生對于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作了很好的解釋，他寫道：
通過傳染的作用，外省群眾紛紛效尤，大約有六千到八千名新教徒慘遭殺害。
當時間冷卻了人們的宗教狂熱之后，所有的歷史學家，甚至包括天主教的歷史學家，只要提起圣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無一不表示強烈的憤慨。這就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人要想理解另一個時代人的精神狀態是何等困難。
圣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當時非但沒有受到責難，反而在整個歐洲的天主教人士當中激起了一種難以描述的狂熱。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聞此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給法國國王的賀信紛至沓來，其熱烈程度遠勝于他贏得了一場偉大戰爭的勝利。
沒有誰比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對此更興高采烈了，為了紀念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他讓人鑄造了一款金牌，點起狂歡的焰火，鳴炮祝賀，并多次集會，舉行慶典。他還命令畫家瓦薩里在梵蒂岡教廷的墻壁上繪制出大屠殺的主要場面，以資紀念。此外，他還遣使至法國，對于法王的善舉通令嘉獎。此類歷史細節有助于我們理解信徒的心理。大恐怖時期，雅各賓主義者具有的精神狀態就非常類似于格里高利。
新教徒對于這樣一場大屠殺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奮起反抗，直到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通過《博利厄赦令》，賦予他們完全的信教自由、占領八個城市，并在議會中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各占一半議席。
這些勉強的讓步并沒有帶來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為首領的天主教同盟開始形成，雙方的沖突愈演愈烈。不過，它并沒有一直持續下去。我們知道，亨利四世在1593年宣誓脫離新教，后來又頒布了《南特敕令》，終于暫時結束了這場戰爭。
這場斗爭雖然暫時平息了，但并沒有終結。在路易十三統治時期，新教徒依然沒有偃旗息鼓。1627年，黎塞留被責成圍攻拉羅謝爾，殺戮新教徒一萬五千人。后來，更多是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慮，還是對新教徒表示了難得的寬容。
這種寬容沒有持續多久，只要一方覺得自己有能力將對方壓垮，相互對立的信仰之間就不會達成和解，除非雙方魚死網破，兩敗俱傷。到路易十四時代，新教徒的勢力已經大為削弱，他們不得不放棄斗爭，但求和平相處。此時，他們的數量大約在一億六千一百二十萬人左右，擁有六百多座教堂和大約七百位本堂牧師。
在天主教牧師看來，在法國這片土地上繼續存在異教徒是不能容忍的，他們殫精竭慮，以各種方式迫害這些異教徒。由于這些迫害收效甚微，因此路易十四在1685年再次訴助武力，派出龍騎兵大肆追捕新教徒，許多人慘遭屠戮，但是沒有更大的收獲。在天主教牧師尤其是博絮埃的壓力下，路易十四收回了《南特敕令》，新教徒被迫走上絕路：要么改變信仰，要么離開法國。這一悲壯的移民運動持續了很長時間，據說大約有四十萬名法國人遠走他鄉，這些移民都是一些品德高尚之士，他們遵從了自己的良心，置物質利益于不顧，毅然踏上了背井離鄉的不歸之路。
六、宗教革命的結果
如果僅僅根據宗教改革這段灰暗的往事來判斷宗教革命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宗教革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論，有些宗教革命就產生了相當大的文明影響。
這些宗教革命通過實現精神統一，極大增進了一個民族的物質力量。比較突出的就是伊斯蘭教，我們看到，由穆罕默德建立的這種新的信仰，一下子將阿拉伯那些弱小貧困的部落改造成一個強悍的國家。
這樣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并不只限于追求一個民族的統一，它取得了以往任何一種哲學、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可能實現的效果：它明顯地改變了那些幾乎是不可變更的要素，即一個民族的情感。
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的誕生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看到，它拋棄了一切異教的信仰，代之以一個來自加利利平原的上帝，新的理想要求人們為了獲得天堂中永恒的幸福，必須放棄一切世俗的歡樂。毫無疑問，這樣一種理想很容易為那些窮人、奴隸以及被剝奪了所有此生幸福的人接受，在他們看來，一種毫無希望的生活即將被美好的未來所取代。操行上一絲不茍的生活既容易被窮人信奉，也好被富人接受。這正是新的信仰展現的力量。
綜觀基督教誕生以來兩千年的歷史，我們看到，基督教革命不僅是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于文明的進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宗教信仰隨即征服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并使之自然而然地適應了宗教，這樣文明就發生了迅速的轉變。作家、藝術家以及哲學家只不過是以符號在他們的作品中表達了這種新信仰。任何一種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統治地位，不僅是理性對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它會尋找理由來迫使理性為這種信仰做出解釋和合理性證明，并企圖把它強加于人。在摩洛神流行的時代，大概也會有不少神學家和布道者大談特談以人為祭的必要性，這與其他時代的人們盛贊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以及大恐怖時期的屠殺如出一轍。
我們千萬不要指望那些擁有堅定信仰的民族能夠欣然接受寬容。在古代社會中，只有多神論者才會保持寬容。在當前這個時代中，實行寬容的國家正是那些可以被恰當地稱作是多神論的國家，比如英國和美國，它們已經分裂成不計其數的小教派。在同一名義下，他們實際上信奉著相去甚遠的神祇。
信仰的多樣性既導致了這種寬容，但同時也削弱了信仰。于是，我們就碰到了一個至今尚未解決的心理學難題：如何在保持堅定信仰的同時堅持寬容？
以上我們簡要揭示了宗教革命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雖然它們的理性價值微乎其微，但它們卻塑造著歷史，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們不再成為一盤散沙。人類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引導自己的行為，至今還沒有哪一種哲學能夠替代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