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歐洲擴張史的反思

“去殖民化歷史”削弱了歐洲的歷史地位。因為它，我們很難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歐洲社會天生具有進步傾向，或是歐洲社會必然比歐亞世界（或其他大陸）的其他民族更有效率。歐洲人對“進步”的界定，一如歐洲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論點，已失去以往不容挑戰的權威。甚至有些現代作家還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任何比較都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能透徹地了解多種文化），他們堅信這個紛然雜陳的世界原本就由種種獨特、新穎的文化所組成。后殖民歷史普遍懷疑歐洲帶來的沖擊，更懷疑過去所宣稱的殖民統治給當地帶來的“改善”。后殖民歷史認為“殖民”歷史短視而充滿偏見，甚至具有欺騙性，“殖民”歷史的主張中為殖民者本國國內輿論服務的宣傳意味太過濃厚。事實上，更仔細地審視之后，我們可以得到與殖民主義者完全相悖、頗為諷刺的結論：殖民統治并未將落后民族引領至歐洲式的現代性，反倒更像是加諸了某種“反現代性”。印度的種姓制度代表著印度的落后，但英國統治者為統治之便與婆羅門階級達成協議，將種姓制度強化為行政管理體制（具體落實在人口普查中）。不論是基于何種思潮，歐洲在如今世界史里的地位，都與幾十年前傳統敘事中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欲將歐洲“地方化”的史學家，其論點仍有待進一步闡明。歐洲諸國乃是創造19世紀末期“全球化”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現代世界”里緊密關聯的兩大變革的主要推手。第一大變革是世界經濟的誕生，在這種世界經濟里不只有高價奢侈品的長途貿易，還有數量與金額龐大的制造品、原料、食品貿易，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員與資本流動。這場經濟革命主要以歐洲為中心，或是主要靠歐洲人來運轉（雖然并非總是能夠良好運轉），并且是為迎合他們的特殊利益而誕生的。第二大變革與前一個密切相關，即歐洲人的統治權以公開或暗地進行的方式，擴及歐洲以外的廣大地區。這一過程在公元1800年前就已開始，但在19世紀中期突然加快。這一點明顯可見于殖民列強對非洲、東南亞、南太平洋、（后來的）中東的瓜分；俄國在北亞、英國在南亞建造帝國的大規模冒險行動；中國人的海上勢力范圍大量落入外國人之手；還有歐洲人（借由人口帝國主義手段）對中南非洲部分地區、美洲、澳大利亞的占領。現今東南亞許多地區、非洲、中東、太平洋、澳大利亞，乃至美洲的國家疆界，就在歐洲人的這番擴張中確立。

因此歐洲進行了一場雙重擴張。第一重擴張的外在表現是鐵路的蔓延與汽輪的遠航，建構出比過去更快、更穩定，且能將大量貨物運到原本無法抵達之地的龐大交通網。港口設施、火車站、電話線路、倉庫、銀行、保險公司、商店、飯店（例如開羅的謝潑德飯店或新加坡的萊佛士飯店）、俱樂部，乃至教堂，構成歐洲商業帝國的全球系統網絡，使歐洲商人得以自由遷徙，貿易得以自由進行，并使歐洲商人易于接觸到大批新客戶。第二重擴張發生于領土層面。那意味著取得要塞和基地，進而得以從那些地方派出部隊和戰艦前去壓迫或征服。那意味著掌控地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往來海上要道的戰略要地：典型例子就是1882年遭英國占領的埃及。那意味著某種可借以將殖民地的產物和收入恣意轉供帝國使用的統治模式。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地位穩固后，立即向印度人征稅，以供應他們在亞洲維持的軍隊（印度兵軍隊）。歐洲的商業帝國和其領土帝國，并非完全重疊。但這雙重擴張的關鍵處在于兩種擴張相互依賴。領土帝國主義是攻堅利器，可以強行打開反對自由貿易的市場，或（一如在印度）征用當地資源建造歐洲商人所要求的鐵路、公路。它能給予歐洲企業家安全保障，或者（一如在非洲常發生的）讓歐洲企業家免費取得當地土地和人力，但它也倚賴歐洲能運用的科技、工業、金融方面的資源。需要動武時，這些資源可能就是影響成敗的關鍵（英國就憑借著蒸汽船和先進武器，打贏了1840年至1842年與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但這一點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管用。若說歐洲人未得到盟友和助手的支持，這絕非事實；但歐洲人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的確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但從一個歐亞“相連”的世界轉變為一個全球帝國世界，如此非比尋常的轉變（看上去在1914年已幾乎完成），我們應如何解釋？探討這主題的著作多如牛毛，但仍有許多問題困擾著人們。1492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和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這兩個神奇的年份，或許標志著歐洲新時代的開始。但前進的步伐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走走停停。哥倫布登陸后300年，北美大陸大部分地區仍未遭歐洲人占領，幾乎未曾有歐洲人踏足。達·伽馬所登陸的印度那一隅，則是在將近300年后，才落入歐洲人的統治（卡利卡特于1792年遭英國吞并）。直到18、19世紀之交，歐洲人的擴張腳步才變為沖刺。有待進一步解釋的，不只是歐洲擴張的時機，還有其形式和方向。奧斯曼帝國與伊朗，比印度更靠近歐洲，為何能比印度更晚許久才被歐洲人掌控？為何印度受殖民統治時，飽受外人侵逼的中國仍能保有其主權地位，而日本為何能到1914年時成為殖民強權？如果工業資本主義是歐洲勢力擴張的關鍵，那為什么世界許多地方在那么久之后才感受到它的沖擊，而且沖擊之后的結果如此多樣？歐洲內部頻頻爆發死傷驚人的對立沖突，為何這些沖突未對其帝國主義野心帶來更大的傷害？還有什么才該被視為“歐洲”？為什么在“非歐洲”地區中，有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能抗拒歐洲勢力，或更快擺脫歐洲的掌控？歐洲的諸帝國瓦解后，“歐洲締造的世界”還剩下多少？

欲回答這些問題，似乎應該在過去史學家采取的路徑之外，另辟蹊徑。本書提出的論點，深受四個基本假定的影響。第一個假定，乃是我們應揚棄現代世界史的發展進程是單一直線的觀點，也就是不應再認為歐洲“以先進姿態”崛起，稱雄于世，然后衰落，再以“西方”的一部分的身份興起。從“因緣際會時期”（conjuncture）的角度來思考，會比較有助于了解過去，也就是說，在這時期，世上不同地區同時發生某些普遍情勢，從而助長（或抑制）貿易的擴大、帝國的擴張、觀念的交流或人員的移動。這一現象發生的方式，可能會一舉改變世上不同地區間的實力對比，至少短時期內是如此。光是一個條件，很少能撼動大局。生產者和消費者或許想做買賣，但也必須是政府和統治者同意自由（某種程度的自由）貿易（或任何其他種類貿易）才能如愿。政治尤其是地緣政治是這綜合因素里的關鍵因素。戰爭的爆發和不可預測的戰爭過程，可能打破既有均勢，形成另一種均勢。因此，19世紀末期的貿易大擴張和其所協助促成的各種全球化，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猝然停擺。1929年后，“去全球化”降臨，帶來重大災難。把讓歐洲得以稱雄全球的獨有突破，視為歐洲大陸某場革命不期而至的結果，會比將其視為循著哥倫布腳步穩步前進的結果更為適切。貼切的意象不是河流或潮流，反倒是地震和洪水。

第二個假定，乃是必須將歐洲的擴張時代，牢牢放在其歐亞環境里探討。那意味著得將歐洲與亞洲及北非其他“舊世界”文明和國家的關系，擺在“中心”位置來看待。歐洲強行進入“外圍世界”（Outer World），進入其在美洲、澳大利亞、非洲南部所締造的“新歐洲”，無疑是這段歷史的關鍵部分。沒有對北美資源的開采利用，沒有美洲東北部和西北歐形成“大西洋”經濟的商業整合，19世紀末期或許根本不可能出現全球經濟。但我們不應被美國驚人的財富（長逾一世紀的世界奇觀）帶離了焦點。現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歐亞，在于從歐洲的“遠西”到亞洲的“遠東”一連串歐亞偉大文化與國家之間混亂矛盾而又緊密相連的關系。

這一“歐亞”觀點最有力的陳述，出自一個世紀前英國地理學家暨帝國主義者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之口，這或許令人意想不到。我們甚至可以主張，歐洲吞并“外圍世界”只是這歐亞史的一部分，且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亞世界的發展局勢。過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和東南亞，歐洲人和“舊世界”的其他帝國以及那些帝國的附屬國處于競爭態勢。約1870年后，因為擔心中國、日本移民“和平入侵”，整個“白人”太平洋區（澳大利亞、新西蘭、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對黃種人產生被害妄想癥。但不容置疑的是，歐洲人欲在“外圍世界”打造可以長久的殖民地，的確有賴于吸收或征用歐亞世界非歐洲人地區的資源。印度的稅收、士兵、商人、人力（往往是契約工），協助歐洲企業（在此是英國企業）打入東非、東南亞大陸部分的某些地區、遠至斐濟的太平洋島嶼。中國商人、礦工、工匠，在后來成為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的地方，也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中國人、印度人前來，不是替中國或印度執行擴張任務，而是協助歐洲人擴張，這是至為重要的事實。

第三個假定，乃是必須非常謹慎地思索何謂“歐洲”。在歐洲頂多是個結構松散而內部紛爭頻仍的“聯邦”之時，將歐洲視為一個整體，必然招致反對。因此，我們談到“歐洲稱雄”時，我們真正表達的，乃是歐洲諸國（特別是在海外貿易和帝國擴張上最活躍的那些國家）的集體稱雄。困難之一在于“歐洲”這個字眼已具備至少三種不同的意涵，即地理空間，社會-政治共同體，以及特定的文化。從長審視歐洲在歐亞（或全球史里）的地位時，這一簡化的辦法會讓人產生嚴重誤解，而這出于三個原因。第一，西北歐諸國并非可以我行我素，而無須理會歐陸其他地方的情勢發展，即使它們已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區塊亦然。它們的富裕和安全，始終有賴于歐洲“國際體系”的整體穩定。中歐或東歐動蕩，或整個均勢出現大變動，就可能危及它們在歐洲或歐洲以外地區的霸權，或使它們在這些地區得到意外的收益。事實上，在本書所探討的那段歷史里，沒有哪個歐洲地區一直保有凌駕于歐洲其他所有地區的霸權地位。西北歐諸國的商業繁榮，受到東邊軍力強大而人口眾多的帝國制約。民族國家的歐洲（西邊）或許瞧不起帝制的歐洲（東邊），但還是得和后者共存。共存往往引發戰火。歐洲諸國的爭吵和沖突（在20世紀升到可怕的高點），乃是使它們無法齊心協力讓歐洲支配世上其他地區的制約因素，且是未曾消失的制約因素。

第二，如果從過于狹隘的角度審視何謂歐洲，就會忽略俄國這個問題。漫長的自由主義傳統，懷疑俄國的歐洲身份，認為沙皇治下的俄國乃是“亞洲式的專制君主統治”，太粗鄙，太貧窮，不配成為“我們的一分子”。有些俄國思想家則反擊稱，俄國是未受歐洲毫無道德觀念的工業主義玷污的獨立（且優越的）文明。現實主義觀點則將俄國視為在歐洲擴張行動中扮演前鋒角色的諸多邊陲國家之一，一如西班牙或哈布斯堡王朝。第三，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歐洲”的范圍向東、向西擴展。大西洋經濟的重要性，前文已提及。1500年后，包含西非沿海、加勒比群島、北美沿海、墨西哥、秘魯、巴西沿海在內的遼闊經濟空間，在商業上都被并入“歐洲”的概念之中。這一主要倚賴奴隸勞力的地區對日后歐洲的工業化究竟有多少貢獻，目前仍存有不少爭議，而這一貢獻可能并不大。第四個假定與我們對帝國的理解有關。帝國常被視為歐洲人的原罪，因為歐洲人腐化了純真的世界。事實上，帝國的起源要古老得多，且源自人類社會極為普遍的進程中。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1776年）中論道，“交往、以物易物、交換”是人類的特性。但如果帝國是“標準”路徑，歐洲人的帝國之路為何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敵意，且直到如今，這種敵意在大部分相關主題的著作中仍未消退？答案之一在于，有太多后殖民國家覺得，將其政權合法性建立在反抗外來帝國的邪惡壓迫之上，乃是順理成章的。此后約40年時間，這一傳統越發深厚。原因之一在于，歐洲人建造帝國時影響的范圍，遠大于（例如）蒙古人、奧斯曼土耳其人或中國人建造帝國時的影響范圍，被壓迫者的數量也更多。但如此強烈的敵意，也反映了人們普遍秉持（并因此表現在許多歷史著作中）的一種看法，即歐洲人所建造的帝國，在本質上與其他帝國有所不同。傳統的農業帝國只是積聚土地和人員，但歐洲帝國主義的最大特色，是征用和剝奪。他們征用土地來滿足長途貿易催生出的對種植園和礦場的需求。基于同一理由，殖民者從數千英里外販運奴隸以滿足新增的勞動力需求。殖民者稱原住民不懂得善用手中的土地，將他們驅離家園，剝奪他們的財產權。原住民和奴隸都失去了家園，只不過方式有所不同。他們被剝奪了文化與身份認同，淪為支離破碎的個體，無望復歸他們已失去的世界。他們成了沒有歷史的人。而當歐洲殖民者憑借武力征用與掠奪仍然無法滿足需求時，他們轉而祭出最后的辦法：隔離、驅逐或殺戮。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走訪美國后，在1835年寫道：“若以過去發生的事實來推論，我們幾乎可以說歐洲人之于其他種族，如同人類之于低等動物：歐洲人奴役其他種族以供己用，倘若無法制伏就予以毀滅。”美洲新大陸發生的事態，似乎充分印證了歐洲帝國（實行于歐洲以外地區時）的這種可怕形象。歐洲人在美洲比在其他地方，更能隨心所欲地施行他們的意志（第二章中將會探討其中原因）。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其他地區受種種因素影響，似乎仍無法走上與歐洲相似的道路。距離、疾病以及人口等因素似乎也強化了這些地區維持慣性的力量。即使在歐洲人已經建立據點的地方，他們仍不得不“克里奧爾化”（Creolize），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努力與亞非本土人民和平共存，但結果卻并不如人意。19世紀時，科技與文化領域的變革極大提升了歐洲的擴張力量。歐洲入侵、干預其他地區的能力，在兩個層面上發生轉變。一是歐洲人從此具備了將自身意志加諸遙遠地區的手段，即必要時動用武力的能力。這在印度表現得最為突出。歐洲人直接統治被征服的印度人民，他們向當地課稅、配置警察，并制定法律。與此同時，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的發展，還有以其法律規范為標準的國際體系的擴展，以及歐洲人憑借各種工具（例如電報、郵遞、汽輪等服務手段）進行的思想傳播，都創造出了“宏觀”意義上的新環境。所有的信息交通路線似乎都被歐洲人掌控，人們只有在歐洲人的主導下，才能實現地區間的移動。亞、非被殖民地區的人民，被困在殖民者的本土統治之下，甚至逃脫無門，也難怪他們會將自己的處境與最早受到歐洲人迫害的美洲人相提并論。

后面我們會說明為何這種觀點過于悲觀，至少在某些情況中是如此。即便此時的歐洲人實力大增，他們仍然需要與當地人合作，并不得不付出相應的代價。歐洲人所提供的東西，有一些被當地人迅速改造，用以“增強自身實力”，積累其建設國家與自身文化的能力。他們的部分合作也符合當地改革者的奮斗目標。那一時期最激烈反對殖民主義的某些主張，今日看來可能沒有那么多的愛國情懷，倒像是來自因為特權旁落而產生的不滿。但短期內我們似乎很難通過一種不受政治立場影響的客觀眼光，看待歐洲帝國崛起的歷史。在世界上的太多地方，歐洲帝國活動所帶來的影響還是不久前的事，因而無法被歸為“過去”——一個時期所發生的事，只有被我們認為對現今情勢僅具備間接影響，才能被稱為“過去”。可能還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才能更加冷靜客觀地將歐洲帝國活動視為世界史上的一個階段（或許也是不可避免的階段），而不只是世界某個地區進行道德與文化侵略的結果。

最后還有一個尚待解決的難題。今天的人們在談到“現代”世界時，已經習慣了將打造出“現代”世界的種種改變視為“現代化”，并且認為國家或族群歷史中最重要的變革就是獲得這種“現代性”。我們稱之為全球化的那些連接過程，通常被視為“現代性”的一部分，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現代”社會彼此間的互動比“前現代”社會之間更為密切。因此，現代化與歐洲的擴張之間具備了密切而又令人不安的聯系。

但現代性是個很不明確的概念。傳統定義以成就高低為評判基礎。就政治方面來說，現代性的核心內容包括：國界清晰的統一民族國家，組織有序的政府與忠于職守的人員系統，有效反映輿論的工具，保護普通公民并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權利法典。從經濟上來講，現代性意味著通過工業資本主義（以及公共基礎設施與科技設備）實現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個人財產權受到保障（這是必要的前提條件之一），科學技術手段得到系統性使用。從文化上來說，現代性意味著宗教信念、超自然信仰從主流思想（通過世俗化與知識“祛魅”）與人們的社會行為中被剝離出去，識字率普遍提升（能實現文字普及的通常是通俗語言而非古典語言），“民族”群體內擁有共同起源感與身份認同感（往往建立在民族語言的基礎上）。在銳意革新以提升“社會效率”的社會里，現代性的基調變成秩序、紀律、階層、控制。

從中不難看出，這些檢驗標準大部分其實是在描述人們認為已在歐洲發生的情形。歐洲成為現代的；非歐洲在被歐洲現代化之前，則停留在前現代。結果往往是粗糙的二分法，認為歐洲人始終是進步的體現，而世界其他地區則固守“傳統”。我們已知這一觀點很難站得住腳。此外還有三個困難。第一，現代性的元素（如上所列）鮮少畢具于單一社會。在歐洲許多地區，它們幾乎是很晚近才出現的。即使那些我們認為是現代性先驅的國家，也具有濃厚的前現代特色。美國直到1863年才明令禁止蓄奴。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大部分統治階層都是因出身而獲得職位的，宗教仍是人民提升階層以及獲得社會認同的主要途徑。20世紀的美國是以膚色為貴賤標準的階級社會，用膚色差異讓社會中一大群人無權享有民權和政治權，直到20世紀60年代或之后才改觀。革命后的法國只讓男人享有公民權，女人直到1945年才取得投票權。從這一角度觀之，現代性的門檻就變得很不明確。納粹德國現代嗎？蘇聯現代嗎？世上是否有評斷現代性的客觀標準，抑或“現代”只是加諸我們所認可之政權的標簽？第二，傳統定義下的現代性，其諸多主要特色中，有一些在過去也可見于距歐洲遙遠的歐亞世界某些地方，中國就是個典型例子。中國比歐洲早許久就發展出商業經濟、科技文化以及擇優選拔的“現代”官僚體系。殘存某些前現代特質的中國算現代，還是算不上？西方現代性最終為非西方世界所吸取，其過程中也經過許多本地的調整。應如何看待這些調整？世上只有一種現代性，還是有“許多種現代性”？“現代性”這個理念極為重要，不能棄之不提。但明智的做法，或許是把它視為含糊的抽象概念，視為暫可一用的核對列表，而列表里所列出的社會、文化模式都是某一特定時期中有助于致富與變強者。但為讓這詞發揮正面效益，我們應該闡明，在18世紀中葉之后地區性及全球性關聯突然加速擴大的情況下，不同社群的相對成就。步入現代不是個絕對狀態，而是相對狀態，其實更應該說是競爭狀態。現代性的最佳鑒定標準，或許在于社會可為某任務而動員其資源和人員到何種程度，在于社會可隨新需求的出現或新壓力的逼近而不斷重新調動其資源和人員的程度。原則上，許多社會具有這一能力。實際上，基于至今還未能完全理解的原因，1750年后的將近200年間，動員最迅速且最善于應對社會及政治變遷所產生的壓力者，乃是西北歐諸社會（和其在大西洋彼岸衍生的社會）。它們因此獲得了遼闊的帝國和按照它們利益打造的全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