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強國夢 ！
    民國“紅燈區”的接客規矩
    北京八大胡同
    北京前門外韓家潭一帶，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區，俗稱“八大胡同”，主要有韓家潭、百順胡同、石頭胡同、小李紗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興胡同、王廣福斜街等處。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閉妓院時，妓女總數達1316名。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52歲。其中半數以上是18歲至25歲的青年婦女。接客最早的從9歲開始，有的“混事”達20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內陳設豪華，妓女比較年輕漂亮。為了哄騙妓女多接客、多掙錢，領家、老鴇對她們多用軟的手腕，給她們吃好穿好些，打罵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門前冷落，悲慘命運便立刻降臨。三、四等妓院，房屋擺設較差，妓女長相也較一般，年齡也大些。領家、老鴇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們接客掙錢。在封閉的224家妓院中，頭等的只有21家，絕大多數屬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關系有以下兩種情況：一種是被賣給領家和妓院，掙的錢都歸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則終身失去自由。另一種是“自混”的，即沒有寫賣身契的妓女，她們一般不遭毒打，但掙的錢老板要批帳，妓女所得極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餓肚子是家常便飯。領家打她們時，口里還念叨：“妓女是搖錢樹，不打不落錢。”此外，北京還有一種“土娼”，大都隱蔽于胡同深處，門前掛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尋常寓所，但內行人自能識得標幟，大體是窗戶上密貼剪紙，進門左邊或右邊，設一方桌，壁上貼有大紅神馬，上書“某某正神”，神馬左右，設金花一對，前面供一香爐。桌旁或設椅座，或設條凳，有一手持短竹煙桿的中年婦女或老嫗，坐在那里。若有人過其門而向里張望，那婦女或老嫗就會笑容可掬地迎上來，招呼道：“來玩耍！”這便是土娼的鴇母。
    土娼有三類，一類是鴇母的女兒或媳婦，此輩既無家產，又無正當營業，生計日絀，遂出賣肉體，任人玩弄，博幾吊微利以糊口。二類是住家妓，門前無特別標幟，家中無鴇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門前做手工，身邊多有小兒女。有經過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對小兒女道：“你的爺爺來了！”說罷，向來人嫣然一笑，頻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盡可昂然而入，出幾個造孽錢，便可同圓鴛鴦夢了。第三類是仿女學生裝束，攜一小婢或老嫗，流連于市場，游玩于公園。如有人對她注目，便啟其櫻桃小口，對婢或嫗道：“我喝水去。”抽身先行，婢或嫗在后。來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嫗問明住址，約好時間，屆時而往，無論晝夜，聽客所為，當然銀錢是不可少的。
    南京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們大約總會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為明末名妓之一，嬌小玲瓏，人呼為“香扇墜”，俠而慧，識賢奸
    ，與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勸侯方域不要接近權奸。后來因抗拒權貴，血濺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寫的就是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于此也可見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風等十四樓為官妓之所，由國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對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樂之后，妓風日盛，妓院日增。秦河兩岸，河房林立，珠簾點翠，庭院飄香。客至，門環半啟，珠箔低垂，假母肅迎，丫環伴艷而出，廣筵長席，日費千金。春夏之交，河心游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搖搖。墮足其間者，一旦裘敝金盡，每每落得薄幸下場，甚至淪為乞丐。
    入清以后，明代妓院漸成廢圃。昔日盛況，已成黃花。太平天國敗后，曾國藩到過夫子廟，提出籌辦花船以興市。于是市容恢復繁榮，妓院亦隨之興盛。有客游夫子廟曾題詩一首：“茶蘼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盛游。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桿外競龍舟。”
    入民國后，行禁娼令，妓女一變而為歌女，來源分蘇幫、揚幫、本幫三類。蘇幫居首，過往客大都腰纏巨資，場面堂皇，揮霍亦大，揚幫、本幫難與匹敵。北伐定都南京，隨著政治轉移，經濟上也大大活躍了南京市場，夫子廟也更加熱鬧。不少歌妓放棄琵琶，改操皮黃，應運而生的叫戲茶廳。華燈初上，歌妓盛裝登場，按次輪唱，可以點戲，另收點費。這樣，妓女公開露面，易為聽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門問津之勞。當時，名牌競起，各樹艷幟，陸艷秋、曹俊佩、陳怡紅、王熙春號稱“秦淮四小名妓”。
    妓風之壞，以汪偽時期為最。妓寓集中在三處：釣魚巷，稍高級一點；東關頭一帶次之；最差的有三條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過白鷺橋就有一批帶客婆娘前來引路，送進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貨拍板，當場成交，先前的那種“藝術氣氛”，已不見一絲蹤影了。
    秦淮一帶，名妓住所叫“香巢”，進出都是衣冠人物，尋歡作樂，一擲千金。每逢農歷新春，妓院大門貼上“日進斗金”四個大字，大放鞭炮，通宵達旦，叫做“接財神”。活財神到了，無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揮霍，終至傾家蕩產，流落街頭。而一般妓女白天鳩形垢面，入夜則粉裝打扮，倚門賣笑，三天不開張，老鴇打罵即至。待到年老色衰，無人問津，死運就來臨了。
    上海的野雞:
    上海繁華，甲于全國。妓分長三、么二、野雞三等。最上等為長三，因每叫一局需銀三元，故以此名。次之為么二，意為出局需付銀幣二元。如要留宿，則要付銀幣六元，故有“六跌倒”之說，意即給六塊大洋，就可使其身體倒下，任人玩弄。若論人數之眾，地盤之廣，則首推野雞。
    上海野雞來源甚雜，以蘇州、揚州稍占多數。野雞妓院大者蓄“雞”10余人，小者三五人。其中又分套人、包帳、伙計、自家身四種。將身體賣與妓院者為套人，以身抵押、期滿后仍得恢復自由者為包帳，因負債而由妓院老板貸銀償還者為伙計，自家身則一切均屬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此四種野雞之中，伙計的待遇較套人、包帳為優。除正帳，即所得茶會及夜度資等，與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其余小費，即嫖客額外贈送的銀錢或首飾，老板不得沾手。套人及包帳則不然，無論是正帳或小費，凡有所得，一律交與老板，即使一時隱匿，終必被搜索而去。且每日晚均須外出接客，非重病不得休養。營業發達時，每晚接客竟有三四人之多。
    野雞又有住家及普通之分。住家野雞通常是熟客自己上門，晚間無須出外接客。倘是生客，則須由熟客介紹，否則不得其門而入。普通野雞是須出門接客的，或于日落后到熱鬧馬路兜圈子，得客就相隨而歸；或則立于街頭巷口，見有相當之人，即嬌聲喊道：“來呵，來呵！”甚或動手拖拉。倘若夜深人靜，仍然無人光顧，老鴇就要遷怒于野雞，高坐堂屋，痛加鞭撻，哀泣之聲響徹鄰舍，慘不可聞。施刑已畢，鴇母必嚴加訓誡：“若向客人訴苦，立刻要你的命！”還有些未成年妓女，也被強令接客。春風一度，每每數月不能舉步。
    上海乃是幫匪流氓之輩叢生之地，凡野雞妓院要能立足，必須在幫會流氓或軍警頭目中，找到一個有權勢、有面子的后臺以作護符。若有亂人鬧事，后臺可派人彈壓：在途拉客有違禁令，例須拘入捕房，罰款后才能獲釋，但若有了大牌頭做后臺，則又作別論。
    廣州的老舉寨：
    廣東人稱妓女為“老舉”，故妓院得名為“。老舉寨”。最豪華的一類，稱為“大寨”；其次為半私明（俗稱半掩門）；下等的為二四寨、打炮寨等。清末，老舉寨多集中于谷埠一地。當時，廣州尚未有碾米廠，各鄉谷米，多用船運至廣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此地商賈云集，妓院亦生意興隆。當時，谷埠的大寨都是極豪華的大舫。后來幾經變遷，各大寨陸續棄舟登岸，一部分設妓寨于東堤沿江一帶的“鬼樓”內，一部分在陳塘另樹一幟，建立了八間大寨，成了花街柳巷、溫柔墮落之鄉。每當夜幕低垂、路燈微亮之時，蒞臨陳塘“開筵坐花，飛觴醉月”的人物，便乘汽車連翩而至。拉開車門，撲落一群衣冠楚楚的嫖客，多屬軍閥、官僚、豪紳、巨賈、狀師訟棍之流。這時在巷口鵠候迎客的妓院龜爪立即歡騰起來，一面趨前恭迎，一面引喉高唱：“某官人到，某公子到，某酒家、某妓院準備款接貴客光臨！”一站又一站接聲播送，由巷口掠過妓院和民居，直達花筵酒家。于是一隊隊嫖客在這種聲勢和氣氛中魚貫而入閭巷，抵達各自預定的酒家。沿途，隱藏于紗窗簾櫳間偷窺嫖客的一雙雙眼睛，放射出流螢般的“冷光”，當時曾有人低吟：“花街紅粉女，爭看綠衣郎”，足見當時妓業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開筵坐花，飛觴醉月，花箋發出，妓女徐來，乃花筵酒家所獨具的引人之處。開筵時間到，主隊人招呼飲友入席。隨見一云鬢花顏的歌妓來到飲廳，展開樂器，自彈自唱。接著，應召的妓群連翩而來，各自對號坐于飲客身后。于是，群客舉杯歡迎，眾妓舉杯回禮。紅袖添酒，飲客銜杯，呢喃燕語，不知何辭。經過一番熱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舉杯告辭，秋波送媚，笑聲吃吃而去。客則飲食談笑自娛，直至杯盤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間曾與妓女相約者，便挽著一二好友轉移陣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圍”。
    “打茶圍”，起因于花筵間妓女對飲客的私約。飲客如約而至，妓即迎入香閨，獻茶奉煙，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元港幣壓于碟底，叫碟底錢。于是，即與妓女縮坐一隅，喃喃燕語。片刻，便向鴇母交納外游費，外出租用一輛汽車，環市兜風。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熱丑劇。
    “打茶圍”外，還有所謂“煀房”。“煀”字何義，已難確考。總之是嫖客向鴇母交足了錢，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約同友好三數人，適時來到香閨，交費后，妓女便春風滿面，殷勤待客。隨開麻將一局，供客消遣。也會設鴉片煙局于臥榻，供嫖客抽吸，以壯神氣。晚宴上，妓亦入席，紅袖淺斟勸客暢飲。入夜，陪客告辭，妓女含笑送出，道聲“后會有期，再見”而別，嫖客獨留，歡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緊要關頭，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憤離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獨眠，天明離開妓院。妓院中人稱該妓叫“走雞”，該客叫做“吃了獨睡丸”。以上是“大寨”概況，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級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層社會的嫖客為營業對象，沒有花筵酒家那樣的排場，一經付錢即可與妓女發生性關系，因此妓女們日夜均須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晝夜中，被迫接客達二三十人之多。到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稱“捐燈籠底”，因為這些妓寨門前都懸有一個敬神的大燈籠，進門時須從燈籠下經過。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當門大廳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選，稱為“坐燈”。嫖客去“捐燈籠底”時，往往先挨家挨戶看去，相中了哪一個寨的哪一個妓女，然后入門上樓，對“客嫂”說明看中了誰，“客嫂”于是憑欄高呼：“某某，有客叫！”妓女便應聲來到嫖客房間，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細表。
    界首鎮的“書寓”：
    界首鎮是豫皖北部交界處的一個小鎮，自不可與京滬寧穗同日而語。界首的妓女分江蘇班與河南班，來自江蘇淪陷區和豫東黃泛區。按擺設、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個美名，叫“書寓”，如“同樂書寓”、“會友書寓”、“天香書寓”等等。1942年夏以前，界首掛牌的妓女就有1000多人。后因生活貧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戰末期，仍有明娼355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人。
    “書寓”里有“上盤子”、“出條子”、“住局”等項目。“上盤子”就是每日下午4時至夜晚12時，嫖客到“書寓”內挑選妓女，選上哪一個，就在那個妓女房間里端上盤子。盤內有香煙、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則陪嫖客談笑，供其玩弄。“上盤子”有時是幾個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個為主的可以動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為“朋友”，只能與妓女談笑，不能動手。一個嫖客在一個“書寓”里，只許挑一個妓女，不能挑第二個。同去的“朋友”可以在“書寓”里挑選其他妓女，但不能選“朋友”嫖過的妓女，這是為防爭風吃醋而立下的“寓規”。“出條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談笑、飲樂，叫做“時條”；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過夜，叫“夜條”。嫖客在“書寓”里與妓女同床過夜，叫“住局”。丙等“書寓”為了多作生意，還有“關門”與“拉鋪”的規定，白天嫖客與妓女在“書寓”中臨時關門茍合一次，叫“關門”；白天與妓女臨時同床一小時，叫“拉鋪”。每天自下午4時起，妓女們便艷裝濃抹，鵠立街頭，鶯聲燕語，招引嫖客。“書寓”內則吹奏彈拉，歌聲四起，深夜還燈明如晝。
    “書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給佛爺燒香叩頭，求佛爺保佑生意興隆，財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個妓女未“上盤”也無“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時，全體妓女都得跪搓板，這叫“滿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間制造矛盾，迫使她們不顧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個個都“高朋滿座”，也得罰跪，這叫“滿堂紅”。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興隆，是因為“閨女們”對嫖客過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賤骨頭”。這樣，上客少了要罰“滿堂警”，上客多了要罰“滿堂紅”，弄得“閨女”們時刻提心吊膽，橫豎都逃不了挨罰。
    廣西的“堂班”：
    沿海繁華之地，自有溫柔墮落之鄉；邊遠內地的情況又當如何呢？雖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發達，但卻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規模和特色。
    就說大西南的廣西吧，娼妓業也可謂歷史悠久。早在光緒年間，梧州就有了公娼。當地人把向娼妓征稅，稱為“花捐”；在妓院飲宴，稱為“吃花酒”；出榜品評妓女的高下，稱為“花榜”；稱妓院為煙花場，妓女為“一盆花”，性病為“花柳病”。總而言之，這些邊遠地區別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國時期，梧州公娼營業地區，是在五顯碼頭河下一帶。妓女分為兩種，一種稱“老舉”，一種稱“琵琶仔”。“老舉”年歲較長，一般在16歲以上，除應酒局外，并應大局（陪宿）。“琵琶仔”則是15歲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齡小，只應酒局。到了適當年齡，鴇母必為之覓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錢，請客，打首飾，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舉”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業也很發達。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門牌上加“備查”二字，故有“備查館”之稱。民國期間，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帶營業，稱“特別區”。民國21年改稱特察里，內中酒樓林立，每一鴇母，領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獨有一房。
    民國五六年間，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別，由湖南發展而來。每一鴇母，率領若干妓女，自成一班，為某某堂，賃大公館，自有樂師廚師為嫖客服務。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陳設華麗，嫖客專為某妓女捧場，則在她房內擺酒，如大鬧闊氣，則在廳堂擺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價，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則要求客人“鋪堂”。鋪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鴇母現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飾若干，請客若干席，諸事辦齊，至期大張筵席，這一鬧非花數百元不可。大約在民國十四五年，城內堂班也一律遷往特別區營業。
    寧夏的“平康里”：賈府中唯一“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寧夏為例。民國初年，寧夏銀川開始有了妓女。民國6年，余鼎銘任寧夏知縣任內，在新華街七真觀（今新華照相館）對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圍建起了一些配套設施如飯館、戲院等，新華街從此熱鬧起來。民國20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觀東面空地上修了一個大四合院，專住下等妓女，名曰“大樂院”。隨后，由京、津、滬流來的人販子，拐騙窮鄉僻壤的貧女，又在平康里西邊一帶租用民房，開設“江蘇書寓”、“萃華班”，稱之為頭等班子；午康里為二等窯子；“大院”則為三等。銀川妓女之多，達300余人。
    馬鴻逵統治時期，為了標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銀川市的四大妓院統統封閉，將300多名妓女集中起來，由警察看管。并將妓女分等論價，頭等300大洋，二等200大洋，三等100大洋，按“從良”處理，任人挑選。挑中者，一手交錢，一手領人。老鴇則處以罰金，多則2000，少則1000，名曰“贖罪錢”。可是，公開的妓院沒有了，暗娼卻活躍起來。馬鴻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納稅者，則不加干涉。于是，妓風未能禁絕，馬鴻逵卻因此撈了一筆巨款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