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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的出現，有賴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如果這一盛世出現在漢朝或者唐朝，當然無愧于“偉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約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麥哲倫就已經完成了環球航行。接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中國南面的海域，全球化進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想永遠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乾隆所處的18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戴逸先生在他的《論乾隆》文中說：“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獲。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涌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并不慢于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7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