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笑答道，
    “陣法的奧妙在‘同心戮力’、‘共進共退’這幾個字上。”
    朱翊鈞聽了也不覺得有甚么了得。
    陣法自古至今都是軍隊集團作戰所必需的形式，它不但可以保持軍隊各部分之間的緊密配合，同時也可以最大程度上殺傷敵人，這是個相當淺顯的道理。
    張誠又笑道，
    “更要緊的，是讓兵丁學會如何效忠皇爺、效忠兵官，奴婢以為，這一條比甚么銃炮都要緊，非陣法不可教習。”
    朱翊鈞道，
    “這卻奇了，陣法竟能也教人忠心？”
    張誠回道，
    “人皆怕死，打仗卻是非要死人不可，皇爺的軍餉撥下去得再多，怕死的人卻依舊怕死。”
    “因此練兵最講究的是‘用眾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所謂‘三軍一心’，就是將一個怕死的人投入一個‘集體’當中。”
    “無論這個‘集體’有多小，譬如戚家軍的‘鴛鴦陣’最少用十二人便可組成，只要一個人進入了一個集體之中，他就會不由自主地他所在的集體共進退。”
    “集體的意識就是他的意識，集體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用陣法練兵的關竅就在這里。”
    “只要能用集體的意識和目標取代個人思想，即使是再懦弱的人組成的軍隊，也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朱翊鈞道，
    “那也就是說，這陣法本身是為了馴化士兵的思想，實際上在戰場上并無用處嗎？”
    張誠笑道，
    “說要有用處，那也是不分離的用處，整齊劃一的集體比火器的殺傷力更大。”
    朱翊鈞相當有人道主義精神地道，
    “那還是多練練火器罷，倘或非要把一個兵訓練成只能依附集體而活，那敵軍的騎軍沖過來，將演練好的陣法沖散了又該怎么辦呢？豈不是霎時就是一擊而潰了？”
    張誠道，
    “陣法會散，人心不會，一個人長久地處在一個集體中，他就會自覺自愿地把自己當成集體的一份子。”
    朱翊鈞想了想，道，
    “朕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練兵的關鍵就是要把兵練‘傻’，練到他們沒有思想、沒有自我，連本能也最好舍棄。”
    “練到他們只會聽從命令、服從集體，成為一個陣法中的小小一環，你便管這叫‘效忠’。”
    張誠眨了眨眼，有些狡黠地道，
    “皇爺的智慧就是這天下最高的智慧，大明哪里還有人能聰明得過皇爺呢？”
    “天下人效忠皇爺，便是愚笨服從聰明，此乃天道至理，任憑誰也說不出甚么反駁的道理。”
    朱翊鈞知道張誠這是在討好自己。
    只是這番恭維是專門用來討好皇帝的，朱翊鈞本人聽來只覺得牙酸。
    “一個沒有個人思想，只會服從集體的人，哪里知道甚么是真心效忠呢？”
    朱翊鈞一本正經地道，
    “朕想要的禁軍是要能為大明犧牲的英雄，是能為國家拼盡全力的勇士，是能保衛我大明百姓的銅墻鐵壁。”
    ——而不是一群連個人思想都不被允許擁有的奴才。
    最后這句話朱翊鈞沒當著張誠的面說出來，他仍然是一個很會顧及他人情緒的現代公民，連在宦官跟前都做不了理直氣壯的皇帝。
    張誠輕輕笑道，
    “能效忠皇爺的人才能當大明的勇士，要沒有皇爺，誰還來保衛大明百姓呢？”
    朱翊鈞張了張口，他想告訴張誠，他想要的是能保家衛國的人民子弟兵，大明百姓要靠人民子弟兵來保衛，怎么是靠他朱翊鈞呢？
    只是話剛到嘴邊，朱翊鈞忽然就打了一個寒顫。
    張誠說得沒錯，大明只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培養出自己理想中的那種人民子弟兵。
    明史研究生朱翊鈞在這一刻領悟了史書中隱去的那一部分真理。
    崇禎十七年，曹化淳開彰義門，王相堯開德勝門、平則門，王德化甚至親率內兵于德勝門迎接闖王，最終使得崇禎皇帝走投無路，吊死煤山。
    這些為闖軍打開了北京城門的宦官是背叛了大明嗎？
    ——不！他們只是背叛了崇禎皇帝朱由檢。
    朱翊鈞在心里想道，這些宦官在紫禁城中只是朱由檢的奴才，而在他們向闖軍獻出北京城之時，他們才是真正為保衛人民而奮斗的英雄勇士。
    即便朱由檢再如何努力，馭下再如何成功，都無法改變他們為奴才的本質。
    那些宦官反對的根本不是朱由檢，而是那個高高在上、將他們視為奴才的獨裁者。
    他們投靠的也根本不是李自成，而是大明每一個反對獨裁者朱由檢的人民。
    有誰會在有機會當上人民英雄之時，而調頭去當獨裁者的奴才呢？
    即便是被閹割的宦官，在李自成進京之前，都會奮不顧身地去追求生而為人的權利。
    萬歷十六年的朱翊鈞坐在乾清宮暖閣的榻上兀自唏噓，這可要命了，這真是要命了，朕不過是穿越成了萬歷皇帝，可沒想當站在大明人民對立面的獨裁者啊。
    “那就還是先用陣法練著。”
    朱翊鈞一面說著，一面在心里安慰自己，朕養禁軍，也只是因為萬歷皇帝腿有殘疾，是為了保護自己，并不是想“君王死社稷”，
    “要緊的是把名單交上來，對了，禁軍操練不能沒有馬，御馬監交了名單，太仆寺也要交一份開支細則上來。”
    張誠明顯地愣了一下，
    “太仆寺？”
    朱翊鈞點了下頭，道，
    “對，太仆寺，朕心里知道，倘或朕想要，勇士營和四衛營的那六千五百匹馬他們還是有辦法撥來內廷的。”
    “只是近年來馬政紊亂，朕這里拿了他們六千五百匹，外面有些地方就少了六千五百匹的好處。”
    “既然拿了好處，那總得給朕一個名目罷，養馬不是一日一時之事，少了銀子朕還能想法子節儉，這沒了馬又該去往哪里尋來呢？”
    “即便蒙古人好養馬，這大明的軍兵總不可能人人都騎胡馬是不是？”
    朱翊鈞并非在危言聳聽。
    大明天子的近軍人人騎胡馬，甚至連胡馬都騎不上的狀況，從萬歷朝開始就已經有了端倪。
    明朝的馬政傳統是“官馬民牧”，即民戶由官府發給馬匹稱“種馬”，替官府牧養，定期交駒，馬死賠償。
    一般而言，規定的是江北五戶養一匹，江南十一戶養一匹。
    民間養馬戶可以因為養馬而減輕一定程度的賦稅，并能得到朝廷的補給，前提則是這些馬必須完好無損。
    但事實上，民間養馬給民戶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一旦馬匹不能足數或是質量低劣倒死，民戶都將面臨數額巨大的賠償。
    況且每年進京解馬，押送太仆寺驗收，往往是舟車盤費耗損，苦不堪言。
    不僅民間要養馬，衛所軍戶也得養馬，軍士養馬雖然也能獲得朝廷一定量的補給，但是畢竟蓄養的是官馬，將來有必要時這些馬匹都是能夠作為備戰隊伍參與戰斗的。
    因此朝廷會為了確保馬匹質量進行定期檢驗，一旦軍士養馬不善或致死，不可豁免都要給予一定賠償。
    明初所養官馬，每匹給與草場五十畝，加之管理有效，馬匹倒損及時遞補，不至于造成嚴重負擔。
    但是到了明中期，草場被侵占，加之管理不善，馬匹倒損和賠補問題就顯得十分棘手，甚至成為困擾軍士的一大弊政。
    到了晚明，甚至在團營軍官內部衍生出“樁棚銀制度”，即團營官軍騎操馬匹，酌量馬隊官軍朋友出銀買補，每年以六個月為準。
    這相當于是一種合作賠補制度，這樣做使馬匹的倒損和買補壓力不至于過度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有助于分散軍士的經濟壓力。
    團營的馬匹主要來源于太仆寺，由于騎兵往往和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弱息息相關，太仆寺馬匹的管理往往十分嚴格，如有官員監守自盜必然進行嚴懲。
    但是到了晚明，官員私占草場銀、私自買賣官馬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相關部門的官員上下其手，貪污成。
    以致于到了萬歷一朝，就連京營中的馬匹竟然逐漸都變成了蒙古人通過互市賣來的胡馬。
    而明末的軍事困局正是源于馬政。
    即使后世的明末穿越無數次重復過“殺豪紳、填軍餉、滅韃虜”的套路，也不能改變崇禎年間北方已無馬可用，南方馬價難征的史實。
    史書上說清軍軍事力量的強大，在于八旗兵個個精通騎射。
    其實這也是一種曲筆，八旗精通騎射的反義并非是明軍不通騎射，而是明軍根本已經不再具備足夠的裝備去支撐他們騎射。
    朱翊鈞清楚地記得，崇禎十四年，遼東前線前敵將領吳三桂領兵一萬，馬僅五千匹；白廣恩兵五千，馬僅二千五百匹；李輔明兵五千，馬僅七百余匹。
    而向來是為陵京藩屏，援繳必先，非他鎮可比的宣鎮，崇禎十四年鎮標兵六千，馬僅三百匹。
    馬政一旦崩潰，即使殺盡天下豪紳，也不可能立刻變出精壯戰馬遞送前線供應騎兵。
    戰馬不像奴才，非得要人去細細地養了才能受人支使。
    朱翊鈞十分明白這一點，所以比起禁軍，他更看重的是馬匹。
    他發現這個道理的原則應用在晚明相當有普適性，牲畜最不會撒謊，人沒說出口的話，反在牲畜身上全表達出來了。
    當然朱翊鈞的意思絕不是說晚明的官僚比牲畜還無恥。
    因為再高貴的人，到了殘酷的條件下都會被磨出那么點無恥。
    也正是有了這點無恥的庇佑，高貴才得以從殘酷中掩護出去。
    晚明的士大夫就是這樣一個高貴與無恥并存的集體。
    朱翊鈞打心底里憐憫這個集體中的每一個人。
    張誠并不知皇帝心中的這番思量，只以為皇帝又想要使銀子，于是喏喏應道，
    “是，是，奴婢這就為皇爺傳旨太仆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