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多次在詩中抱怨自己未能穿上緋色朝服。

有一次，他寫詩給京兆少尹元宗簡說：“鳳閣舍人京亞尹，白頭俱未著緋衫。南宮起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得入銜？”詩句雖然有些自嘲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了白居易思想中功利的一面。

白居易是幸運的。

人的好運氣要來的時候，誰也擋不住。

新年到了，穆宗宣布改元長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皆有封賞，白居易被授予朝散大夫、上柱國。朝散大夫是五品散官，白居易終于可以穿上他念念不忘的“緋衫”了。

上柱國是最高級別的勛官，雖然當時有授勛過濫的嫌疑，但有總比沒有好。

白居易的妻子楊氏也得以夫榮妻貴，被授予弘農(nóng)郡君的封號。

白居易還得到了一筆數(shù)目不小的賞錢，剛過完年，白居易就在長安買房了。這套房子位于長安朱雀門大街東第五街新昌坊。

地段有點偏，而且房子似乎也不大，白居易在詩中說：“階墀寬窄才容足，墻壁高低粗及肩。”不過白居易已經(jīng)很滿足：“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這畢竟比以前的租房生活好得多了。

好事還在后頭。就在白居易買了新房子的半年多之后，又被任命為中書舍人、仍知制誥。

中書舍人為正五品上，相對而言品級也不算特別高，白居易在貶謫江州之前任太子贊善大夫就是正五品官，但中書舍人權(quán)力極重，則是贊善大夫無法比擬的。

按唐朝的三省體制，中書省的長官是中書令、副長官是中書侍郎、中層是中書舍人，三個層級構(gòu)成中書省運作的基本框架。但到中唐以后，中書令一般空缺不置，中書侍郎則兼任同平章事（即宰相），不在中書省辦公，因此中書舍人就成了中書省的實際負責人，其職能是接收尚書六部的奏議，并提出初步的處理意見上報宰相，在整個政務運作的流程中處于重要的基礎地位。

在中書省的辦公地點，單獨設有“舍人院”作為中書舍人的辦公室，以便將中書舍人與省內(nèi)其他職員區(qū)分開來，可見其地位之與眾不同。

中書舍人除了政務決策外，往往還充任皇帝的使者，出外宣布敕旨、審理刑獄，因此《通典》稱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中書省一般設六名中書舍人，在唐朝后期，六名中書舍人有“分押六曹”和“五花判事”兩種分工模式。

“分押六曹”是每一名中書舍人分別對應且獨立地負責尚書六部中的一部，對其負責的部門提出的奏議自行提出意見后上報宰相；

“五花判事”則是在分押的基礎上，一名中書舍人對自己負責的部門的奏議提出意見后，還要附上其他五名舍人的意見，才能報宰相裁決。

簡單地說，“分押六曹”是獨任制，“五花判事”是合議制。

顯然，實行“五花判事”后，中書舍人的權(quán)力被其他五名同僚分散牽制，有所削弱，但其基礎性地位并沒有改變。

白居易以中書舍人兼知制誥，可以說是既有建議提案的權(quán)力，又有審議決策的權(quán)力，地位尤為隆重。

白居易在朝廷執(zhí)掌重權(quán)，但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得意忘形。

白居易在《西掖早秋直夜書意（自此后中書舍人時作）》詩中這樣說：

“涼風起禁掖，新月生宮沼。

夜半秋暗來，萬年枝裊裊。

炎涼遞時節(jié)，鐘鼓交昏曉。

遇圣惜年衰，報恩愁力小。

素餐無補益，朱綬虛纏繞。

冠蓋棲野云，稻粱養(yǎng)山鳥。

量能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為賤，五十不為夭。

若無知足心，貪求何日了。”

白居易明白，人要有知足之心，才會擺脫煩惱——做官做到五品官，不為下賤。人活到五十而死，不為夭折。若沒有知足之心，那必將是貪得無厭，永無止息。

白居易這次回朝任職，可謂官運通達，順風順水，坐到了位高權(quán)重的地位。可是，他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除了上次貶謫促使他形成的崇信佛道隱逸、以官位為“殺身地”的仕途險惡的內(nèi)心確信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和好朋友元稹的關系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

早在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前，元稹就因為得罪宦官而被貶到江陵、通州等地，在唐穆宗即位后，他和白居易一起回到長安，任祠部郎中、知制誥。此時白居易也在中書省知制誥，而祠部郎中和白居易所任的主客郎中同屬禮部，兩人的本官和差遣官都在同一部門，兩個情投意合的故友，又象往常一樣，每日清晨入圖早朝。退朝以后，他們又同到曲江邊飲酒賦詩。

這本來是極美好的事，可白居易很快就發(fā)現(xiàn)有些不對勁，這位老友和以前似乎有些不同了。

過去的元稹和白居易一樣血氣方剛，痛恨擾亂朝政的宦官，因為得罪宦官，數(shù)次遭到貶謫，甚至被宦官毆打致傷。后來，元稹被貶到江陵府任士曹參軍，江陵即今湖北荊州，時為荊南節(jié)度使駐地，當時荊南節(jié)度的監(jiān)軍宦官是崔潭峻。

這是一個改變了元稹的命運和世界觀的人。元稹長期與宦官為敵，本以為到了江陵必會受到監(jiān)軍的各種刁難甚至侮辱，但是崔潭峻卻沒有這么做。崔潭峻屬于宦官集團中比較開明的一派，其個人喜愛詩文，非常風雅，對詩才橫溢的元稹非常欣賞，因而不但沒有任何責難，反而多有關照。

開始元稹還有些警惕，后來發(fā)現(xiàn)崔潭峻確實對他不錯，他的想法逐漸改觀了，再加上此前的經(jīng)驗，他發(fā)現(xiàn)跟宦官作對還真是混不下去，不如和宦官走得近一些，在政治上還有些機會，既然當官就要當大官嘛，人何必和自己過不去呢。

果然，在穆宗即位后，崔潭峻回到內(nèi)廷，升任宦官集團的第三號人物——左樞密使，元稹也因而得調(diào)動到尚書省任膳部員外郎。接著，崔潭峻把元稹的作品《連昌宮詞》拿給穆宗看，穆宗十分喜愛，崔潭峻乘機把元稹召進宮來，讓他和穆宗當面一談。

不出所料，元稹和穆宗相談甚歡，穆宗當天即提拔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不久又任翰林院承旨學士，即首席學士、翰林院的長官，，進入朝廷權(quán)力中樞。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居易感到和元稹有些談不來了，至少在關于宦官專權(quán)的話題上，兩人的分歧越來越明顯。

就在這時候，發(fā)生了一起當時看來不算重大，但事后看來卻是影響深遠的事件，即進士復試案。

白居易和元稹因為這個事件，關系極度緊張，幾乎到了絕交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