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之間比較大的戰爭少說已經發生過十數次，雙方各有勝敗；大體來說，宋朝的北伐固然都無功而返，遼國的南侵也基本上都遭到挫折。
    從戰場的勝負來看，宋王朝與遼帝國的軍事實力可以說是旗鼓相當誰都有機會小勝對方；但誰也無法一舉吞掉敵手。
    宋方想收復燕云故土，基本上無望；遼方要奪回關南之地，也近乎不切實際。
    那么，為什么劉徹時代的西漢能夠擊潰匈奴，李世民時代的大唐能夠征服突厥，而宋王朝在國力最盛的時候也無法從遼國手里拿回燕云之地？
    進而言之，為什么宋王朝在與遼國、西夏、金國等草原鐵騎的交兵中都未能重振漢唐雄風呢？
    不少人將這一窘境歸咎于宋王朝“崇文抑武”的立國精神，其實是大錯而特錯矣！
    宋朝的所謂“抑武”只不過表現為對武官坐大、預政的制度性防范；對于國防與武備，可是從來都沒有絲毫的放松。
    宋政府不但設有當時最先進的兵工廠，還將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用于養兵；毫不夸張地說，宋朝的軍隊在某種程度上是強于漢朝和唐朝的，尤其是弓弩火器的裝備部隊后猶如猛虎添翼；問題是同時代的遼國、西夏、女真也是在不斷漢化的發展中強大起來的。
    試想一下，在11至13世紀極為惡劣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如果宋王朝不重武備與國防，恐怕早就被草原騎兵碾滅了。
    但宋人確實在戰場上的表現乏善可陳，這里的原因就宋王朝方面而言，從立國那一天起就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
    首先，由于后晉割讓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喪失了長城防線：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
    長城盡管談不上是百分之一百保障安全的保險線，但顯然是一道有效的防御線；有這道屏障在胡人便不能輕易地躍馬南下；失去這道屏障，便可一馬平川南下牧馬。
    宋人對長城的功效，也是比較懷念的，宋代黃中輔的《念奴嬌·炎精中否》如此說：
    炎精中否？嘆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杰？
    天意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海封疆俱效順，狂虜何勞灰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沖冠發。孤忠耿耿，劍铓冷浸秋月。
    翻譯成白話文即為：宋朝的國勢還是如日中天嗎？可嘆人材平庸，不見杰出的英雄。金兵長驅直入三困汴京，誰是保國的壁壘長城？天翻地復，二帝被虜，深仇大恨何時雪清。君王求賢三顧茅廬，民間自有隱居的豪英。上天希驥大宋中興，新皇神武英明，如周武王姬發一樣賢明。海內邊陲愿為朝廷效力，狂妄的金人很快就要灰飛煙滅無蹤。高宗南渡駕興臨安，使人無處拜謁宮廷。空懷憤慨激昂，一腔孤忠，相伴只有秋月下閃著冷光的劍鋒。
    黃中輔（1110—1187）字槐卿，晚號細高居士。是抗金名將宗澤的外甥。義烏縣城東隅金山嶺頂人。祖父景圭，金吾衛上將軍，居浦陽（今浦江）。父琳，遷居義烏。黃中輔赤誠愛國，忠奸分明，祟尚氣節，不為茍合。
    冷兵器時代，自馬鐙發明之后（漢代時馬鐙的應用尚未普及，騎兵的威力未能發揮到最大化），戰馬就是最強悍的裝備，騎兵就是最厲害的部隊。
    宋人已認識到：“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
    然而，“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
    細看《清明上河圖》會發現畫家畫出的毛驢與騾子比馬匹多得多，這正是宋朝缺乏馬匹的寫照。
    之所以缺馬，是因為五代以降，中原王朝控制的西北養馬地落入契丹、西夏之手，良馬的供應量嚴重減少。
    宋人說，“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后，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于西戎之西偏。”
    如果說，長城防線的喪失導致宋人的防御力大打折扣，那么良馬的匱乏則使宋朝部隊的攻擊力受到限制，難以跟草原鐵騎一爭兵鋒。
    相比之下，遼國、西夏都是馬資源充沛的地方，戰馬唾手可得。
    按遼國兵制，“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每一名士兵配備三匹馬；這是宋人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就契丹而言；10世紀之后的遼國跟漢武帝時代的匈奴、李世民時代的突厥也不可同日而語。
    匈奴與突厥都處于比較原始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文明形態，而遼國已經從中原王朝學習到構建國家的組織能力。
    在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帝國之前，契丹各部只是松散的部落聯盟，各部落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平時各自為戰，耶律阿保機仿效中原王朝的組織方式，將它們結成一個緊密的國家共同體，設立南北樞密院控制全國武裝，并創設直隸于契丹皇帝的常備軍——宮帳軍。
    不管從國家的組織能力、財稅汲取能力，還是從戰時動員能力來說，大遼帝國都非以前的匈奴與突厥部落所能比擬，即使漢武帝與唐太宗再世，也未必能夠征服遼國。
    宋遼雙方軍事優劣勢的此消彼長，導致了宋朝部隊很難在對遼戰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在局部戰場取得一兩次勝利對于鼓舞軍心是十分必要的的。
    盧成玉和溫同孝一行800川軍驅使2000匹戰馬來到雁門關，驍勇善戰的楊業激動地跪在地上面南重重磕了三個響頭。
    此時遼軍10萬大軍仿佛蝗蟲一樣直撲而來，楊業和盧成玉、溫同孝并未慌張；而是對敵情做了深刻細致的判斷和分析。
    楊業是代州節度使，朝廷二品大員，盧成玉是安撫處置使也是二品大員，溫同孝則是三品大員。
    楊業的官階是二品可他是節度使，盧成玉自然要聽從楊業的安排和部署。
    宋承唐制，凡除節度使皆授以旌節儀物；包括門旗二面、龍虎旌一面、節一支、麾槍二支、豹尾二支，共八件。
    節用金銅葉做成，旗用九幅紅綢制作，其上裝有涂金、形如木盤的銅龍頭。
    楊業安排部署了迎戰遼軍的戰略戰術，將盧成玉送來的2000匹戰馬迅速編入隊陣。
    當時楊業的部隊只有幾百匹戰馬，大多數是步兵；盧成玉的2000匹戰馬配備部隊后楊老將軍立即挑選2000多名精壯勇士組成騎兵站隊，由馬蕭、雷柯、云耶、于波、公子建幾個人做馬術教練速成提高戰斗力。
    公子建玩馬可謂行家里手，在訓練馬軍中建立了功勛。
    2000人的馬隊經過幾天訓練后便就成型，楊業讓馬蕭、雷柯、云耶、于波、公子建5人每人率領400馬軍，5面出擊迷惑遼軍。
    盧成玉、溫同孝則率領一千名步兵弓箭侍候堅守雁門關城池；楊業自己率領數百名騎兵，由關南繞道進至雁門關北口插入遼軍背后；向正準備攻關的遼軍發起突然襲擊；結果重創遼軍。
    雁門關失利的消息傳到遼景宗耶律賢耳里，耶律賢大怒；重振旗鼓后對雁門關發動第二次襲擊。
    耶律賢一面命令河北地區遼軍開始佯攻雁門關，另一方面任命西京大同府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為統帥，率10萬鐵甲騎兵南下進攻雁門關。
    遼軍一路勢如破竹，沿途宋軍一觸即潰；不久遼軍前鋒抵達北方咽喉雁門關，關系北宋存亡的雁門關保衛戰又一次拉開序目。
    強敵來襲，擔負雁門關防御重任的楊業立即向駐守太原的北方防務主管潘美緊急求援。
    作為久經戰陣的開國名將，潘美對楊業的危局比誰都清楚；但問題是他雖身兼要職管轄著北方駐軍，卻只能眼巴巴看著遼軍襲來而無能為力。
    原因很簡單：潘美沒有對屬下軍隊的臨陣指揮和調動權！
    作為宋朝一系列壓制武將的政策的“創始人”宋太宗趙光義才有調動軍隊的權利。
    趙光義為達到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創造性的發明”了“陣圖”這種被后世當作笑柄的東西。
    大凡領兵作戰的將領，趙光義都會事先煞有介事的授其一份已經畫好的“陣圖”。
    大到出征后該如何行軍、布陣、出擊，小到軍隊該如何扎帳篷。
    皇帝陛下在“陣圖”中都有明文規定，統兵將領們要做的就是跟木偶一樣按主人意愿行事。
    不管前線有什么變化，甚至于即便是明知道按“陣圖”作戰必死無疑；將領們也必須一絲不茍的去執行。
    這種做法讓后人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但確實是史實；而且重要將領尤其是邊境重將，只有統兵權但沒有調兵權。
    想調動兵力必須請示皇帝批準，否則就是“抗旨謀反”的滅族之罪。
    而且在重要將領尤其是邊境重將身邊，都伴隨有一位皇帝親自任命的文官“監軍”。。
    這些文官“監軍”都是皇帝絕對信賴的，對軍事行動擁有最高決策權。
    監軍身邊還擁有千余名皇帝分派的禁軍，一旦將領的行動與“圣意”相違背；“監軍”有權當即逮捕甚至是處死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