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杜甫論》。我們的計劃還有一篇《杜甫詩論》。在《杜甫論》里是研究杜甫的為人，包括詩人一生的生活和思想。
在中國古代的作家當中，杜甫的傳記，應該是很少有疑問的，因為關于杜詩的編年工作可以不發生什么困難，一部杜詩本就擺出了詩人的一生，包括他的生活和思想。然而詩人杜甫是中國的極為偉大的人物，主要的原因是他接近人民，他的生活，表現在詩里的他的思想感情，都是與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交織在一起的，因之根據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傳統見解，在對杜甫的理解上還存在著重要的問題，有些本來是明白的事，反而弄得糊涂起來了。比如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年）十一月里杜甫從長安回奉先，寫了有名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我們認為等于陶淵明寫《歸去來辭》，即是說杜甫久在長安求官做，終于也得了率府胄曹參軍的官職，而他畢竟還是做官不下去，“官定”后馬上又走了，這一件事很能說明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感情，而像仇兆鰲就不認識這個問題，他斷定杜甫歸奉先后又回長安就職的，他舉出詩來作證，他不知道這是他的主觀，他把杜甫的這些詩理解錯了。今天馮至的《杜甫傳》仍然沿襲了仇兆鰲的這個意見。又如《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宋人黃鶴倒說過“當是（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為之”，我們堅決地主張前后《出塞》詩是杜甫作于秦州，這是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從古以來多數人對于這件事不曾作認真的考慮，抱著不正確的見解，把杜詩的光輝都掩蓋住了。再如杜甫在乾元二年由洛陽回華州，過了新安縣，再到石壕村，再到潼關，那么“三吏”的詩的次序應該先是《新安吏》，再是《石壕吏》，再是《潼關吏》，而一般的編次則把《潼關吏》一首放在三首的中間，這看來是小事，卻反映著對杜甫的作詩的感情有些隔膜，也就是沒有把杜甫的生活——他的旅行的狀況給讀者產生親切的印象。因為從《新安吏》和《石壕吏》兩首詩的不同的氣氛，分明是詩人寫了這一首突然又寫那一首的，在《新安吏》里杜甫說了許多動感情的話，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話也不說，他倒是一夜沒有睡覺，“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這兩首詩的連續著寫，真真反映了杜甫之為人。我們舉了上面的例子，是想說明對杜甫的研究，雖然有許多方便，向來對杜詩的編年大體上是可信的，但在今天我們格外地要研究杜甫，這里確有“溫故而知新”的問題。
一 難得的杜甫的歌頌人民
現代的魯迅，在他還沒有認識無產階級，沒有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他自己說的，“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毛主席稱贊他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就表現魯迅的愛憎分明，愛人民，憎惡本階級。凡對魯迅的作品有所接觸的人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古代杜甫的最大的價值也正在這一點，我們讀他晚年在湖南寫的一首《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勞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愿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這里“愿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表現了杜甫的愛憎分明，和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樣，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在歷史上，在知識分子當中，確乎沒有第三人，像杜甫，像魯迅，從感情上站在“螻蟻”的一邊，站在“孺子”的一邊。
現代魯迅思想感情的特點，是從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產生的，他痛恨“國民性”，早期他還不知道他所痛恨的這個東西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中國的勞動人民，倒是他自己說的，“至于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我們試讀他下面的極為沉痛的話：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么？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么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于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復著先前的運命。（《魯迅全集》第三卷，14-15頁）
很分明，這是魯迅耽憂中國在現代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如果不把腐敗的統治階級推翻的話。他最初從愛國主義的感情出發，把這種腐敗叫做“國民性”，看上面所引的他舉的實例，顯然不是勞動人民的事，是中國的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在《寫在〈墳〉后面》里面他劃分清楚了，他這樣說：“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這說明魯迅從生活經驗當中“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支持中國歷史的是不讀書的“愚人”，——按其實指的就是中國的農民。
在唐代的中國封建社會里，杜甫是歷史的證人。那時天下遭了胡人安祿山之亂，乾元二年春從洛陽回華州的路上詩人有一系列的創造，在暴露統治階級的同時歌頌了農民。我們如果不懂得杜甫筆下的農民形象，就不會真正受這些詩的感染，也就不會向勞動人民學習，主要是學習勞動人民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富有正義感，他們捍衛了祖國。這一年三月里，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的兵在相州——鄴城遭了大敗，就是《新安吏》里寫的，“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郭子儀的部隊退到河陽，保衛東京。所以《石壕吏》的老婦人說：“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新婚別》的新婦對丈夫說：“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垂老別》的老漢對老妻說：“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這都是反映當時的局勢的。杜甫本人這時正從洛陽往西走，親眼看見了相州敗退后的情形。當他走在新安縣的路上，“喧呼聞點兵”，而所點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因為壯丁已經沒有了，“次選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起初是“喧呼”，后來是“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這就是說小孩子都已走了，母親們還在那里哭，其時是日暮。府帖是“昨夜下”的。這明明是詩人在新安道上以極大的同情心有意地寫下從“昨夜”到這一日日暮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不僅僅因為寫詩的技巧的關系故而把事情寫得精練。杜甫勸母親們不要哭，“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不是親眼看見哭的人耳朵里不離哭聲萬萬寫不出來的。往下還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新安吏》整首詩表現了杜甫的盛情。而在《石壕吏》里則是極怒，詩一開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直到終篇為“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兩句。這樣一個人投村出村，滿腹的憤怒和同情，作為千載下的讀者，我們誰都看得出來。毛主席指示我們，“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杜詩所反映的詩人對待人民的態度，到今天猶足以教育我們。我們更要注意杜甫筆下的人物形象，從這些形象證明杜甫是真正地歌頌人民，好比《新婚別》的女子，舊日說詩的人也都說她“既勉其夫，且復自勵，乃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什么叫做“發乎情，止乎禮義”呢？其實就是杜甫給我們寫了一個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從這個環境看，這個昨夜新婚的男子今天早晨是非從軍不可的，當然不能說他是愿意，他同一般的農民一樣，都是遭受壓迫的。從這個昨夜新婚的女子看，她憤怒得很，詩里并沒有寫男子，而是寫她，所謂“情”就是她的憤怒，杜甫把她的憤怒真寫得真實。但怎么辦呢？“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就是說丈夫不能不去，而自己不能不在家了。于是她勸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舊日說詩的人說她是“止乎禮義”，我們今天的分析則說杜詩刻劃人物性格的發展，人民有正義感，當生活事實暴露在面前之后，自己的態度還是積極的，丈夫非從軍不可。于是“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與君永相望！”這個夫妻之情該有多么重，他一定受了她的感動，她的兩句話對他有決定的影響：“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所以杜詩是歌頌人民。再看《垂老別》的老年人的形象，“投杖出門去”，寫這個老年人被催迫，要他去要得多么快！我們讀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當時有被催迫的老年人。“同行為辛酸”，我們又知道同去的有許多人，大家都可憐老年人。而老年人自己呢，乃連忙來一個幽默的動作：“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這是詩人借“介胄之士不拜”的成語，寫這個老年人投了杖之后已經是一個兵士了，來一個長揖不拜，逗得大家一笑。這是老年人轉而安慰同行者。仇兆鰲對這兩句解釋道：“此敘出門時慷慨前往之狀，乃答同行者。”這也是說明兩句詩的形象性。杜甫用的“男兒”二字真是善于刻劃，把“老”、把“兵”、把人民方面、把催逼的官吏方面，都寫出來了。最后這個老年人說著“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的話，同《新婚別》的女子最后說的話都是正義的人民的聲音。《無家別》的男子，從鄴城的敗仗中回來，“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像他這樣的話真可愛：“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這真是好農民的性格，一點也不表現著消極。杜甫不是為描寫而描寫的，他也沒有為寫詩而寫詩的必要，“方春獨荷鋤”的“春”，“日暮還灌畦”的“日暮”，反映著詩的真實性和具體性，記錄了鄴城吃了敗仗那個春天一個“無家別”的男子的歷史。
上面講的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杜甫從洛陽回華州路上寫的詩的真實性和具體性，反映了時代，歌頌了人民，我們從這些詩看出了詩人杜甫的一段生活以及他的整個的人格。另外還有一首詩我們又必須注意，就是普遍傳誦的《贈衛八處士》。我們把這首詩抄下來：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抄它是為得換一換空氣，這首詩很容易把我們引向“桃花源”的世界里面去。而這個世界并不是什么空想，確是唐朝地主階級的家庭生活，在戰亂當中這個家庭安靜得像“羲皇上人”。這首詩的編次，大家的意見是相近的，我們同意把它定為乾元二年春杜甫從洛陽回華州途中過了潼關之后訪他的一位舊友——衛八處士的家而作。那么這是說《贈衛八處士》是同“三吏”、“三別”在一個時間一條路上寫的了。是的，因此它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在《新安吏》里，農民的孩子都去當兵了，“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而衛八處士家里，兒女成行，見了杜甫，“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一點戰爭的影響沒有。所以我們把“三吏”、“三別”和《贈衛八處士》一起讀，才了解了唐朝封建社會的全面，一方面是農民從軍作戰，一方面是地主階級過著剝削安逸的生活，寄生的生活。我們當然不是說杜甫能夠對比著寫兩個階級的生活，但對于詩人杜甫也難說他心里絕沒有這個對比。他既然能把自己的家庭同一般的農民比過，如他在《自京赴奉先詠懷》里所說，“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現在是目擊新安縣、石壕村的情況之后，到了這個安靜的家庭里，詩人的思想感情一點沒有觸動之處嗎？在《石壕吏》的開始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在《贈衛八處士》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都寫出了旅途投宿的狀況。在《石壕吏》里“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贈衛八處士》里“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我們認為確乎反映了詩人的感情，前者他不能忘記路上的農民的一家，依依不舍，后者他和衛八處士屬于同一階級，雖然境遇不同，而“世事兩茫茫”，杜甫在這里分明看不見希望。
像上面的對比，一方面同情人民，對人民遭遇的痛苦抱不平，而在抵抗胡人的戰爭當中，把希望寄與人民，從《新婚別》的婦人口中表示出：“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另一方面“名不隸征伐”的地主家庭，《贈衛八處士》這一首詩是難得的史料，我們今天應該這樣認識杜詩是詩史，它告訴我們人民是歷史的主人。
“三吏”、“三別”是春天寫的，就在這年七月至十月杜甫遠客秦州，在秦州他寫了《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都是歌頌農民的詩，寫兵的詩。《前出塞》的主人公是唐代的一個農民，他從青年時從軍，那是太明白了。《后出塞》從第五首“我本良家子”句亦可證明這個人物是農民，因為如《哀陳陶》詩中所寫，“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良家子”指的是農民子弟。《前出塞九首》表示杜甫的歌頌詩達到最高的成就，我們真不應該忽視。“三吏”、“三別”如上所述，再從詩人更早寫的《兵車行》來看，“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言點行頻”，杜甫自己就是這個“道旁過者”，他同兵士談話，杜甫的詩都是從具體生活當中來，這是杜詩的真正價值之所在。乾元二年七月里他離開華州，度隴山，至秦州，在秦州住了一個短時期。這就是杜甫到了祖國的極西境了。他在這里看見了調往河北去的兵，如《秦州雜詩》第六首所寫：“城上胡笳奏，山邊海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這個詩的體裁是律詩，而它的創作源泉同《兵車行》、“三吏”、“三別”等古詩是一樣，是杜甫在秦州路上親眼看見了“士苦形骸黑”因而寫的，“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可能就是兵士同杜甫說的話。所有杜甫的秦州詩表現著詩人一面憂薊北，一面就憂秦州的吐番為患。如《秦州雜詩》第八首所寫：“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第七首有云：“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這是在秦州看見唐有將軍在，（《日暮》詩對將軍有描寫：“將軍別換馬，夜出擁雕戈。”）而連忙就想到薊北，記起“出自薊北門”的詩，當時薊北為史思明所占據，那么“薊門誰自北”呢？誰在那里走路呢？詩人自己這時是在秦州走路，他看見了許多可憂慮的事，如《寓目》有云：“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在他打秦州經過的第四年，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年），吐番果然入寇，并攻進長安都城。《前出塞九首》便是杜甫在秦州的不朽之作，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是愛國主義的詩，寫著被壓迫的農民形象，把階級憤恨和保衛祖國的正義情感交織在一起，是“三別”的創造性的發展。同《后出塞五首》聯系起來，杜甫又是有計劃地創造兩個典型人物了。這是毫沒有疑問的，“三別”是有計劃的創造，前后《出塞》也是有計劃的創造。《前出塞九首》于乾元二年作于秦州，作者在第九首里等于告訴我們了：
從軍十年余，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茍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按照向來的說法，“西方曰戎”，主人公在秦州，秦州與吐番接壤，故他說他“在戎”。“在狄”是附帶說的，也就是身在秦州，并憂河北未收復，按照向來的說法，“北方曰狄”。而乾元二年中原方面洛陽又為寇所侵占，合起來說當時唐朝的局勢就是這兩句：“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這時杜甫客秦州。那么《前出塞九首》不是乾元二年杜甫在秦州寫的，是什么時候寫的呢？它所表現的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真是巨大。它又啟示我們以典型塑造的方法，它說明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作家必須深入生活，作家創造人物必須有實生活作基礎。杜甫創造《前出塞九首》曾經把他自己這次登隴山的生活經驗結合起來寫人物的，我們讀第三首：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這個形象，不能是從“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的典故空想出來的，決定是杜甫運用了他自己登隴山的經驗。他在《秦州雜詩》第一首里說，“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而寫起兵士來，則寫這個兵士在隴水上磨戰刀（“磨刀嗚咽水”的“嗚咽”就指“鳴聲幽咽”的“隴頭流水”），這是唐代農民出身的兵，是杜甫寫的！杜甫的秦州詩，因為是邊塞詩，和他以前、以后寫的詩比起來，格外有著“蕭瑟”和“清新”的風格，說明杜甫受了庾信的影響。我們又必須懂得，杜甫是富有戰斗性的，他的詩是“磨刀嗚咽水”，“丈夫誓許國”，比起庾信文章“關山則風月凄愴，隴水則肝腸斷絕”，庾信是向關山“低頭”。（“低頭”二字是庾信自己用的，他說過“不暴骨于龍門，終低頭于馬坂。”）總之《前出塞九首》是文學史上的大事。我們從這第三首也應該相信它是杜甫從華州到秦州后寫的，詩人杜甫之為人，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感情，不能給我們留一個強烈的印象嗎？
《前出塞》作于秦州，如上所述。聯系起來，《后出塞》亦必作于秦州。《后出塞》第五首寫到“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這是主人公自述安祿山長驅洛陽他逃回家里，這是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的事，杜甫在十一月自京赴奉先以后沒有機會遇見這種人物，只有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他從華州回洛陽時可能遇見，因而寫出詩來。把這詩的寫作時期推遲一年或幾個月（從華州回洛陽是乾元元年冬，從洛陽回華州是乾元二年春，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客秦州）當然也可以，就是推遲到客秦州時。客秦州而寫《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分明是“三別”的創造性的發展，是有計劃地寫詩，是杜甫的歌頌詩達到最高的成就。前人也有把前后《出塞》編在一起，認為是同時寫的。如果把這兩組詩分開，如一般把《前出塞》編在天寶中年，《后出塞》編在天寶末年，并沒有根據，徒徒損害了杜詩的價值，不理解詩和生活的關系，不懂得偉大的詩人杜甫。
我們還必須把《前出塞九首》是階級憤恨和保衛祖國的正義情感交織在一起的情況說清楚。首先要說明這九首詩是寫一個兵士的傳記。杜甫的這個寫法本來是很明白的，所以舊日說詩的人都認為這九首詩“皆代為從軍者之言”，“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只是他們不懂得寫兵的意義，不懂得傳記的意義，因而他們的話近于“作詩法”。我們今天是學習了毛主席文藝思想，在美學上懂得“寫兵”的深刻涵義，讀杜甫的詩乃能“溫故而知新”。對這九首詩的內容，從前的人也說：“是公借以自抒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之勇，恤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杰圣賢兼而有之，詩人乎哉？”那么《前出塞九首》是“豪杰圣賢兼而有之”的形象，舊日說詩的人也是認識的，不過他們不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詩人，他能夠寫一個“豪杰圣賢兼而有之”的品質的兵，唐代的一個農民。詩第一首是：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是一個關中的老百姓，青年人，開始從軍到西北交河地方去。在這第一首里說明了他要去的地方，他的“故里”是關中即秦川，讀者到第三首“欲輕腸斷聲”句便知道（“欲輕腸斷聲”是從《隴頭歌》“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來的，就是這個兵士自己說他在隴山遙望故里秦川），杜詩的簡練每如此。這個人物最初是有怨恨的，有階級的怨恨，對農民說是很自然的。如果詩僅僅有這一首，也是好詩，那就是諷刺開邊之詩，但《前出塞九首》不如此，杜詩的人物性格是發展的。我們讀第二首：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比起第一首來，形象不同了。他還沒有忘記家，所以說著“骨肉恩豈斷？”他總有憤慨，所以說“男兒死無時！”這句話極深刻，因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隨時給人送死似的，然而他到底是馬上荷戈，所以道出“男兒”二字，有自負的氣概。連忙就顯自己的本事了，所以有“走馬脫轡頭”四句。
接著第三首便是登隴山而“磨刀嗚咽水”的形象，是一路往前走。“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二句把第二首里“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的感情又發展了一步，完全是男兒的氣概。他把“憤惋”丟在一邊。第四首：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者〔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說沒有憤惋，這又是憤惋！《前出塞》的價值是雙管齊下，一面寫階級壓迫，一面就寫勞動人民“丈夫誓許國”的正義情感，是很明白的。杜詩又是多么真實，多么具體，寫遠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第五首：
迢迢萬里余，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勛！
前面寫了四首，共三十二個句子，而實寫了這個兵士走了萬里路的生活。到這第五首，開始過戍卒生活了，而一下子又控訴軍中待遇不平等。而“隔河見胡騎”又動了立功之心，于是就發出天真的叫喊：“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勛！”這正是主人公感，悲憤于自己是在軍中做奴隸而已。這兩句詩舊日說詩的人最不能懂得，我們看一看仇兆鰲注，什么“衛青奮于奴仆”，什么“封常清始為高仙芝傔，……此亦起于奴仆者”，這就是士大夫的封建思想，與杜詩所表現的民主思想、愛國主義不可同日而語，杜詩的民主思想、愛國主義是從人民來的。
共是九首詩，從第一首到第五首，是實寫，杜甫已把他的人物寫給我們了，誰都不能忘記這個人物了，第六、第七、第八三首乃虛寫。第六首表示對國防的理想，“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因為這個人物是真實的，所以這個理想也是真實的，讀起來一點也不感到是詩人杜甫在那里發議論。第七首寫戍守，第八首寫臨敵制勝，用了“漢月”的詞匯，用了“單于”的詞匯。杜詩里常有這種寫法，《兵車行》里就有“漢家”，有“武皇”，然而我們并不懷疑杜甫寫的不是時事。現在這里第八首“單于寇我壘”，“虜其名王歸”，指的也是時事，據《通鑒》，天寶十載有“擒吐番酋長石國王去師王”的記載。我們當然無須穿鑿，但杜詩沒有為寫詩而寫詩的情形。至少這里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也就是充實詩里主人公的性格。杜詩的主人公的性格是發展的，當其離家時，表現他的憤恨，“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這是真實的，自然的，遭受壓迫的農民容易有這種憤恨。而自從到了邊疆之后，看見胡騎，就有立功之心。立了功，“虜其名王歸”，而表現著“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的思想感情。在這里我們還應該注意，一般史書上的記載，總把擒賊擒王的事記在某個大將的名下，杜詩則是描寫“潛身備行列”的士兵的功績。第九首便是“從軍十年余”的總結，我們開始已經講過了。杜甫在這總結的一首里，愛國主義的感情甚重，誰讀了都能受到感動，不要爭功，貴有“四方志”，捍衛祖國。而發出這個呼聲的是一個遭受壓迫的農民，他的個性已經充分表現在他的階級憤恨上面，杜甫把他寫得多么可愛，多么真實，多么理想。毫無疑問，《前出塞九首》是“三別”詩的創造性的繼續發展，是杜甫的歌頌人民的詩達到最高峰。同“三別”詩一樣，有了詩所寫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有了詩人的形象，我們讀了《前出塞九首》，愛好它的人物形象，于是它的創造者杜甫的形象對讀者說是太可景仰了，尤其是當我們了解了它是杜甫在秦州寫的。
在這里我們也另外抄一首詩來換一換空氣，廣德元年吐番攻進長安，杜甫在四川梓州寫的一首《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回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仿佛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這是杜甫寫他眼中的大將，這完全是暴露，是諷刺。這當然是真實的歷史。
以上我們說明杜甫以愛國的深心，滿腔熱情地歌頌人民，他又極其敏銳地暴露統治階級之無能。我們首先要這樣認識杜甫。
二 難得的自我暴露
杜詩的暴露，其本質是暴露剝削階級，包括作者自己。當然，這并不是說杜甫已經懂得“階級”，他有的時候階級偏見還很重。如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里同情天下寒士，同情自己這一階層的人，而對農村的孩子則大罵：“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這就是階級偏見，指“南村群童”為“盜賊”，失掉他本來有的“不為困窮寧有此”的胸懷。然而杜甫在復雜的社會現象當中確實看出了階級對立的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這都寫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在《兵車行》里，他把他自己作為一個道旁過者，同被征的兵談話，被征的兵答他：“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因為積了這些活生生的生活經驗，《自京赴奉先詠懷》里寫他自己到家時的情況才能寫：“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這就把自己的家庭和“平人”分開了。其所思的“失業徒”，所念的“遠戍卒”，在杜甫明明是有記憶的，他自己的家庭和他們比起來居于有特權地位之列。社會就是這樣的階級對立，一直到晚年，自己飄流在湖南，有《遣遇》一詩，寫著：“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缊袍。”這無意中把杜甫是一個寒士的形象寫得很生動，“花時甘缊袍”，而其“自喜”的心理也暴露得極有趣，就是僥幸自己這一家還沒有到民不聊生的地步，睜開眼睛一看，到處是“刻剝及錐刀”！凡這些，都表現杜甫看出了社會上分兩種人，一種是人民，一種是剝削階級，他自己雖然窮困，是屬于后一種的，“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暴露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像杜甫這樣的深入生活的人才能做到一些。深入生活的具體意義在舊時代就是深入到人民的痛苦生活當中去。要像杜甫的“夜投石壕村”，要像他在湖南真正地接觸了“石間采蕨女”，要像他“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確實做了“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的道旁過者。這樣的人才能暴露自己“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這樣的人才能寫出《狂歌行贈四兄》這樣的詩來：“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云，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有時又啼笑皆非，很難分出是暴露，還是自憐，還是自己炫耀，如杜甫寫過他長安過考的情況：“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又寫他做官的時候怕遇見上司：“徒步翻愁官長怒”，請假不去又提心吊膽的，“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所有中國的詩人，沒有像杜甫這樣的坦白的。陶淵明是很誠實的人，他寫起詩來就是含蓄，所以含蓄的原故，是他怕他說的話不誠實，他不肯自欺，這正是陶淵明的美德，如他的《飲酒》的一首：“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回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他本來是問他自己，當初為什么跑得那么遠呢？出來求官做呢？要答這一問，說是因為饑寒交迫，可以的，像什么“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正是好文章，然而陶淵明不肯這么說，他在早年家里還未必窮到這個地步，出來恐怕也是自己想做一做官，所以他的詩寫著“似為饑所驅”，一個“似”字，就是含蓄的寫法了。杜甫就沒有這個含蓄，他是暴露。陶淵明的詩也反映了陶淵明未曾深入生活，他很快就決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息駕歸閑居。”當他真正遇到饑寒的時候，也只能說著：“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這表現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問題，所說的“人皆盡獲宜”，是他自己所屬的這一個階級的人。“理也可奈何”的“理”正屬于維護其社會秩序的上層建筑的范疇，不像杜甫“自喜遂生理”的話暴露出一種“茍活”的心理，即是社會的不合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問題的確實不少，有些人向來稱之為憤世嫉俗，其實是本階級的矛盾，他們又喜歡歌頌自己，阮籍可以算是一個典型。阮籍作了《大人先生傳》，所謂大人先生，當然是阮籍自己一流，就是對自己歌頌。他所刻劃的褲襠中的虱，可謂真實得很，但這些虱也正是“君子”，“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裈中乎？”所以阮籍所暴露的矛盾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事。阮籍也是善于妥協的人，而在他的詩里把他的妥協也寫得很美麗，也還是自我歌頌，像這樣的形象：“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真非阮籍不能寫，感情真實得很，很有氣魄。他認為他同龍一樣，能夠“曲”，那么他的妥協也正是鳳毛麟角了。凡這些，都說明一件事，知識分子能夠把自己和勞動人民比是不容易的，他們注意的焦點是在一個階級之中，所以像阮籍那樣，“青眼”也是對本階級的人看，“白眼”也是對本階級的人看。只有唐代的杜甫，他深入生活，接近受剝削受壓迫的勞動人民，他的詩就能歌頌人民，暴露剝削階級，包括作者自己。后于杜甫有白居易，白居易的詩表現了暴露的性質，確乎是難得的，是白居易學習杜甫的暴露而且有所創造，他把暴露的主題給集中起來。同時我們必須指出，杜甫的詩和白居易的諷諭詩還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比如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屬于現實主義的批判性質，杜甫的《垂老別》就不能如此說，它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而在黑暗的社會里總是有光明的，所以它歌頌人民。杜甫的暴露，暴露和人民對立的統治階級，他自己也在內，白居易是自己居于人民之上，不過他確實要求做一個好官，如《新制布裘》所寫：“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這依然是自我歌頌，即是歌頌知識分子。
上面的話，不是為得抬高杜甫而把別的人都貶低一些，不是的，只因為在古代作家當中難得有杜甫這個人，他能夠暴露自己，歌頌人民。根據我們今天的學習，什么叫做暴露，什么叫做歌頌，還不是一個容易的課題。必須接近人民，才懂得歌頌，也才懂得知識分子的局限性，對自我暴露感到親切。魯迅的《一件小事》應該給我們說明了一個規律，他的話該是多么親切，“覺得他（一個車夫）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于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這就是兩個階級的對比，這說明了暴露和歌頌的規律。
三 杜甫走的生活的道路
杜甫何以能夠深入生活呢？這又是一個問題。有杜甫本人的個性的原因，有唐代知識分子所走的生活道路的原因，還有安史之亂，這是客觀方面。杜甫和他同時的詩人也確有不同，如他和高適、岑參諸人同登慈恩寺塔，大家都寫了詩，高、岑的詩和杜甫的詩比起來，杜甫反映了時代，高、岑寫的是自己個人方面，屬于一般的知識分子的詩，這說明杜甫較之高適、岑參能深入到社會里面去。再如李白，他同杜甫其實是處于同一時代背景的，杜甫有長安十年的豐富經驗，李白也有他的長安生活，也經過了安史之亂，也有長久的游走生活，但和李白比起來，杜甫深入民間，這應該說是他們個人的原因。然而杜甫之為杜甫，他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當中能夠深入生活因而接近人民，我們必須注意的，還在于唐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李白、杜甫的時期）所走的生活道路有其特殊的地方。他們的仕進，不同于隋以前完全由選舉決定，也不同于唐以后完全由科舉決定，他們還很有自己選擇的余地。還有，如孟浩然、李白，他們還可以不仕，孟浩然隱居而“風流天下聞”，李白離開長安，真是“奔流到海不復回”，這也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天下也容許這條路，唐以后的科舉時代便不能說有這樣的一條路了。杜甫所走的正是這個特殊的生活道路，沿著這個道路他便深入到社會當中去了。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應進士考試，這是走科舉的路。考試落第了，這并沒有對他起什么打擊，這以后八九年他“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不像后代的知識分子每每是一場考試決定了命運。從三十五歲的時候起，開始了他的長安十年的豐富生活，目的是一個，求官做。這證明唐代知識分子的仕進不止科舉一條路，因為杜甫在長安走了許多路子（都不像二十四歲時應進士考試那一條正式的科舉的路），以“天下通一藝者”的資格應過尚書省的試，自己向皇帝進過《三大禮賦》，結果“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于是“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還向皇帝進了一篇賦，兩篇賦。都沒有達到目的。他還走了向不少達官貴人投詩的門徑。到了四十四歲的時候，他得了官職了，在兩個官職之中還經過了自己的選擇，他決定就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之職。以上說明杜甫的仕進的路不止一條，雖然條條都是不好走的。不好走是當然的，而路不止一條，是科舉制度在杜甫時代還沒有絕對化，杜甫從各方面都碰了一下，因而深入到生活當中去了。
就了率府的官之后，作了《官定后戲贈》，又作《去矣行》，就是要像陶淵明一樣“歸去來兮”，而杜甫果然歸奉先家中去，寫了《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這首《詠懷》的內容就決不是陶淵明的《歸去來辭》可比，陶淵明的事情簡單得很，雖然也堅決得很，他回來就不出去定了，杜甫的《詠懷》太復雜，包括的問題太多，下一步我們真不知道作者將怎么辦。當然，這么一首劃時代的詩豈能是一時的感情作用，回去之后又回到長安來做率府的官？像仇兆鰲那樣的想法，那是太大的誤解。仇注杜詩把杜甫歸奉先后次年正月在奉先家中寫的《晦日尋崔戢李封》的詩認為是杜甫時又在長安寫的，再次年淪陷在長安城中寫的《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也認為同《晦日尋崔戢李封》是同一個正月在長安的詩，這樣杜甫歸奉先后又回長安做率府的官了，事實是大謬不然。關于這些詩的編次，楊倫的《杜詩鏡銓》是正確的。總之《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于杜甫的《歸去來辭》，倘若不是安祿山在天寶十五載（七五六年）打進了潼關，玄宗跑出長安了，肅宗即位于靈武，我們真不知道杜甫將怎樣實踐他的五百字的《詠懷》的。因為國難當前，肅宗即位于靈武，杜甫就很自然地采取了行動，從家里動身，“羸服奔行在”，在路上被捉住了，遂陷賊中，陷在長安。以寫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那樣嚴重的思想矛盾，以及它所反映的當時社會的矛盾，來一個奔赴靈武，在杜甫的主觀上確實是得到了解決，就是后來《喜達行在》詩的兩句：“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這樣的生活的道路，至此暫告一段落，是杜甫走的。我們認為很分明，擺在杜甫面前讓他選擇的道路不止一條，這樣在生活當中就產生了思想矛盾，他的思想矛盾又是以實際生活來解決的，所有這些都反映在杜甫的詩里。
我們考察一下杜甫長安十年以及淪陷長安又逃至鳳翔的詩。
所有杜詩的具體性、真實性，表現在細節描寫的手法上，杜甫在他的詩里一定要把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告訴讀者，通過細節的描寫。如《兵車行》，讀者從“塵埃不見咸陽橋”以及“況復秦兵耐苦戰”兩句，就知道了出發地點在長安，兵是秦兵。從“未休關西卒”以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就知道要到達的地點是西邊境。時間呢，是一年之中還沒有到秋收的時候，從“禾生隴畝無東西”句可以看出，所以接著就是“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這是說，到了冬天索租的時候，關西兵未休，男子沒有回來，家里的女人怎么辦？“且如今年冬”一句的具體性，同前面“塵埃不見咸陽橋”的具體性一樣，寫出了言者、聽者、身臨其境者面對面的真實，不是間接的描寫。而對讀者說又沒有不明白的地方，杜詩都是以高度的技巧傳達生活的真實，這才是“詩史”的價值。
再看《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這是杜甫長在長安水邊走，目擊的事情。最后一句：“慎莫近前丞相嗔！”這個形象的逼真不能是作者空想出來的，我們簡直可以說杜甫自己也在群眾之中，要“近前”去看一看，所以它同“塵埃不見咸陽橋”一樣是直接從生活中取得的形象。《兵車行》，《麗人行》，是杜甫的了不起的創造，是詩人“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的收獲。士大夫如果不參加到老百姓的一般生活當中去，對于這樣的詩只好是“望塵莫及”。杜甫以前和杜甫以后，便沒有這樣的詩，是當然的，因為作詩者自己都沒有杜甫的深入生活的機會，他們有一定的做官的路，其中陶淵明又自己說得明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他的路走得“未遠”了。
陶淵明一句話就決定了他的生活，“覺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則總是矛盾的，他沒有一個簡單的“今是而昨非”。杜甫的思想矛盾都反映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這五百字也就是生活本身的復雜的反映。“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這應該是杜甫的主導思想，綜觀杜詩全部以及詩人的一生，誰都承認的，但我們看他的“永訣”這兩個字，便和“生逢堯舜君”的思想矛盾，杜甫的“永訣”的感情甚重，“永訣”就是憤，就是他不相信有“堯舜君”的事實！在詩里他就這樣刻劃：“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這和《麗人行》是一樣的反映，所以接著就是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決不同《麗人行》那樣簡單，我們很難用一句話說明它的主題思想，就因為它所反映的矛盾太多了。“窮年憂黎元”，這個感情是杜甫在任何時候都有的，他沒有不“憂”之事，這也就是他解決不了問題，和“竊比稷與契”的思想矛盾，那就叫做“許身一何愚”。所以他又說：“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這兩句反映了杜甫常常有的“歸去來”的思想。這個思想，在他在長安十年，一直到他后來，表現在詩里。我們且說長安十年的詩，如《重過何氏五首》里他說：“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在《送裴二虬尉永嘉》詩里說：“扁舟吾已僦，把釣待春風。”《留贈崔于二學士》詩里又說：“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這都不是說假話，是真有那么的想法，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刺激起來的，是“獨恥事干謁”的唯一的逃路。他還沒有得到官職，他的家不知道什么時候從河南搬到長安來了，在長安杜曲卻也是一個小地主，這時他也發過感慨：“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我們已經說過，在杜甫的時代，如果真要歸隱，是可以的，當時不乏其人，但杜甫的這種思想，是他的思想里的矛盾的一面，他的思想不是靜止的，靜止的“隱士”的思想在他倒是沒有的。他自己說得非常好，“行歌非隱淪”，就是說他不作官而作詩人，他也不是隱士了。在《詠懷五百字》里又說：“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即是說還是求官做，不能有巢由之節了。到了得了率府的官，作了《官定后戲贈》的詩，又暴露了自己的矛盾：“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飚！”這是說做官沒有什么意義，對“故山”亦無歸興。其實他這時已沒有一定的故鄉，他的家已從長安移到奉先去了。連忙又作了《去矣行》，說著“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接著就歸奉先，一直以來他的生活，他的思想，集中表現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我們把《官定后戲贈》、《去矣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三首詩聯系起來，確實看得出杜甫長安十年最后等于賦一首“歸去來兮”，不過杜甫的《歸去來辭》是他深入生活、自己的思想矛盾以及社會的階級矛盾的記錄。《詠懷》的下文怎么樣，我們已經說了，是“羸服奔行在，遂陷賊中”。這是合乎邏輯的發展的，合乎杜甫的生活的邏輯，因為恰好是這一行動能統一他在《詠懷》里所反映的他的思想的矛盾，他奔向“中興”的皇帝那里去！
杜甫淪陷長安城中這段生活不到一年的時間，從肅宗至德元載（七五六年）八九月間至次年四月里逃脫了。這期間寫的《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春望》，《哀江頭》，向來都是有名的詩。這些詩是杜甫寫的，其形式，其內容，一望而知。這些詩表現了杜甫在國難當中的生活，也表現了杜甫在國難當中的思想，尤其是他肯定生活的態度，他對生活不喪失信心。如《春望》一開首就是這五個字：“國破山河在！”我們好像當面聽見了杜甫的聲音。一個“在”字，就是他后來在成都《登樓》詩中說的“北極朝廷終不改”的意思，不過在眼前“國破”的現實之下，“山河在”真喊得響亮。司馬光說，“山河在，明無余物矣”，這對杜甫的思想感情就沒有把握住。“草木深，明無人矣”，倒說得不錯。再看看《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我們也仿佛看見杜甫就在眼前，我們知道他從前寫過《麗人行》，也寫過《樂游原歌》，他現在在“黃昏胡騎塵滿城”的緊張日子里走到曲江來了，這個時候當然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的空氣不一樣，所以杜甫對唐明皇和楊貴妃很有一些同情，有一些感傷。但我們必須注意這兩句：“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這表現杜甫的真正的感情還是愛國，“淚沾臆”是少陵野老自己的淚，“江草江花豈終極”，仇兆鰲解釋得不錯：“江草江花豈終極乎？蓋望長安之興復也。”這個感情在同時寫的《一百五日夜對月》里就說得更明白：“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杜甫真是不喪失信心。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他游樂游園，他高唱：“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在《哀江頭》里他倒沒有蒼茫無歸之感，“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這表現詩人是多么的沉著，正合乎四月里自京竄至鳳翔的少陵野老的神氣。《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同以后寫的《潼關吏》一樣表示杜甫對重大事件的關心，而這三首詩是在危城中寫的，在危城中他怕“帝閽”叫不應，“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我們再看看這個春天里寫的一首《喜晴》，這又反映了杜甫的思想的矛盾，我們把全詩抄下來：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肅肅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干戈雖橫放，慘澹斗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
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
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雄遇尠軻，遠引蟠泥沙。顧慚昧所適，回首白日斜。
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眾口，咄咄空咨嗟。
這和淪陷期中其余的詩比起來，好像不是杜詩似的，其實這正是杜甫寫的詩，一面寫出了長安的蕭條景況，而一面表現了詩人是多么地振作，“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這是杜甫在饑餓中對著桃李和麥秀的好容顏！“干戈雖橫放，慘澹斗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這和后來寫的《無家別》的主人公“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是一樣的空氣，杜詩總不是悲觀的。而下面杜甫好像消極起來了，“商山”，“東門”，“鹿門”，“滄海”，正是一般隱士的口氣。我們認為這不是消極，這合乎杜甫的生活邏輯，他的思想里總是矛盾的，因為現實生活本來替他統一不起來，他感到自己的做詩等于“空咨嗟”，對古代的有些“英雄”起向往之情，不敢輕易疵瑕。當然他也總沒有走上他們的道路。這一段長安生活留下了杜甫的有名的詩，反映了他的光明的人格，千載讀者感到光榮，又喜于詩人脫難了，其實杜甫脫難奔到皇帝所在地，他的價值，如詩人自己寫的，“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如此而已。更凄慘的是我們讀一年之后寫的一首詩——這首詩的題目很長，不忍卒讀，寫出來是：《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我們把這首詩抄下來：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舊時代的社會就是這樣的不合理，反映在杜甫的思想里，當然有矛盾的，“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這才是杜甫。
上面的事實證明，杜甫在《自京赴奉先詠懷》里說著“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而他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至德二載至乾元初，他由京〔金〕光門，和長安永訣了。誰也沒有留他，他自己也知道他是“永訣”了。
我們回頭看一看他在長安做左拾遺的官的生活，也是有意義的。一句話，又是矛盾。杜甫寫的朝皇帝的詩，我們認為很有它的價值，不能輕易說它是封建的。這樣的詩，除了杜甫，誰都不能寫呢。杜詩的價值每每表現了兩點，一是詩的美麗，一是詩人性情的“真”。別人難得及他，就在于不及他的美麗和他的性情的“真”。他自己也說了，“為人性僻耽佳句”，這是美麗；“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這是性情的“真”。他寫的朝皇帝的詩正是詩的美和詩人真性情的表現。如《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旂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又如《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這都經得起“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考驗。到了今天，我們還應該感謝杜甫，他把唐代的朝儀完全用圖畫留下來了。如果我們寶貴古代的文物，為什么不寶貴杜甫的這些莊嚴性的圖畫呢？就是“天顏有喜近臣知”，也只見得杜甫可愛，他真正是“葵藿傾太陽”的性格，他認為皇帝應該是“圣人”！而事實上皇帝總不是“圣人”，他就埋怨起來了，“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可見他對于“圣人”并不是諂媚，而且他把人民的血汗看得非常貴重，“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他不懂得“圣人”是官的代表，他以為“圣人”是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把俸祿給官，這是他的局限性。正因為他以為“圣人”是代表人民的，所以他寫的朝皇帝的詩表現了詩人的性情的“真”。而思想上的矛盾也就來了。杜甫在長安做左拾遺的時候寫的游曲江的詩也真是詩的美麗和詩人的性情的“真”的表現，我們只抄《曲江對酒》一首：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梨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州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這就是思想的矛盾。杜詩總表現詩人對時光真愛好，而在美麗可愛的時光之下他的拂衣而去的感情是多么的真實！杜甫的歸隱之思和陶淵明總不同，在他不是哪里有一塊“自然”天地，所謂“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不是的，他寫的曲江的詩，都是良辰美景，只是良辰美景逗起了詩人思想的矛盾，思想的矛盾就是他解決不了的現實生活的矛盾。
杜甫在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六月里同皇帝“永訣”了，——這“永訣”二字是他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一口氣說出來的，包含著豐富的思想感情，生活上則到這回“自京（金）光門出”，果然有“永訣”的事實。他從此決沒有再回長安的思想，雖然他后來總是思慕長安，“每依北斗望京華”。他同他的故鄉也早已永訣了，雖然到后來他也總是思故鄉，“孤舟一系故園心”。長安不能回來，故鄉不能歸去，這兩個范疇，故國和故鄉，應該是杜甫靈魂的根據地，都喪失了，那么杜甫的生活道路從此就決定了，就是“行歌非隱淪”，——這五個字是他很早的時候在一首詩里一口氣說出來的，可謂光芒萬丈，偉大的杜甫的一生是這五個字的實踐。他走出長安后，不知到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路程，首先是華洛之行，再西至秦州，今天甘肅的天水，往南又走了一段極險的路到了四川成都。在成都好像是“卜居”了，然而沒有住下去。再就是夔州生活，很可以“蕭灑送日月”的，詩人還是出三峽，過洞庭，到了湖南的耒陽縣境，兩年之間，在湘江上死了，死時五十九歲。他的歌頌人民的詩，如我們所已講過的，都是在路上寫的。在生活當中培養了他的同人民站在一邊的感情，雖然他不忘記他的知識分子的身分，自己比作鳳凰，晚年寫了一首《朱鳳行》，但這個“朱”字就是“血”字，“血”字就是“淚”字，和《朱鳳行》同時寫的《客從》說得明白：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
在《朱鳳行》里卻是杜甫的極其憤怒的聲音，從古以來懂得憤怒的杜甫，還是少的。
在這里我們想提出兩首詩來，與杜甫的游走生活有關。一首是由秦州出發往同谷寫的《赤谷》：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一首是在湖南寫的《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已偏照。
可使營吾居，終焉托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
向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回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杜甫的這兩首詩是有聯系的，雖然寫詩的時間相隔了十年。《赤谷》的話是直說，“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表現了他的思想矛盾。他走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和“高人”不同，“高人”當然指的是從古以來的隱士一派，他沒有諷刺他們的意思，也并不是不相信自己，但死在道路上總是一個諷刺，他想到他要死在道路上了。《次空靈岸》則是經過十年之后，不妨說杜甫把天下的艱險都走過了，他的話就說得曲折，同時他的胸懷何其豁達，他沒有什么叫做“遺恨”了。“遺恨”兩個字即指《赤谷》詩里“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的兩句話。我們絕對地相信，所有杜甫的詩，他哪里有什么個人的“遺恨”呢？他的生活道路是和人民共走的，他的足跡是偉大的祖國山川，“得盡所歷妙”！
我們還應該注意杜甫過劍閣的時候寫的《劍門》一詩，看他胸中有些什么思想。我們大家知道，毛主席對昆侖寫了有名的詞，“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留中國。”這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古代的杜甫，他過劍門，思考的是古代中國的歷史。歷史上“并吞與割據”的局面，是不是因為“至今英雄人”高據險要的原故呢？“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他又知道這不是必然的原因，“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我們把他經驗的詩通讀起來，他對個人不是像對國家、對歷史那么關心的。
在《劍門》的詩里杜甫想到了“真宰”，他又認為“恐此復偶然”，就是不相信有“真宰”。在另一個問題上杜甫確實相信“真宰”，他在一首《遣興》的詩里告訴天下的惡勢力，你們的性命是不長的，等到你們遭滅亡的時候，再也不要說“真宰意茫茫”吧！我們今天知道，沒有什么神秘的“真宰”，社會生活是有它的客觀規律的，根據客觀規律，惡勢力決不能久長。杜甫用了“真宰”，是他相信惡勢力不能久長，有他的深刻的經驗。在另外一首《遣興》的詩里他用老虎的形象表現了他的思想，我們把它抄下來：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于斯，足以勸元惡。
這不是對真理有信心的人萬萬寫不出來，世上的老虎，它的皮不都是給剝下來了嗎？它有什么“睛閃爍”呢？
最后我們把個人的生活道路和它的社會原因再談一談。杜甫和李白，他們的生活道路，是他們的社會允許他們走的。李白以布衣而召到金鑾殿上去了，最后仍是“賜金歸之”，就是不給官他做，給錢叫他走了。于是李白就漫游起來。這是李白的被允許。杜甫在長安出來的時候是“移華州掾”，是調職，一直到后來到處走，他還是個官，“已老尚書郎”，不等于李白的“賜金歸之”。實際上杜甫是自己“歸之”。皇帝不要他在長安就是了，至于他到哪里去由他。杜甫的飄流明明也是社會許可的。這是政治的原因。但經濟呢？杜甫一家人從長安出來以后最困難的日子是在同谷的時候，史書上都是這樣記載，到了居成都草堂，日子就好過些了，是靠朋友的幫助，“故人分祿米”，“攜錢過野橋”。這以后的生活，如夔州時期有奴仆，有田，有園林，住的地方不止一處，都不知是怎么來的，有自己說是買來的，“古堂本買藉疏豁”，“春深買為花”，也不知道他的錢是怎么來的。這些財產后來都送給人了，自己走了。我們說這些，是指出杜甫所取的生活道路，在經濟上是有一定的條件的。我們想，主要是別人送錢給他，至于他的“郎”官的俸祿，照他自己所說，“事主非無祿”，似乎也是有的，但不知怎么給他。再看他從夔州出峽水上的生活，他的書籍都運走了，一定還不少，裝在船上，“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他所心愛的一張幾，也帶在船上，不過日久損壞了，要把繩子層層捆起來，所以他說“烏幾重重縛”，——在旅行當中倒是運費的問題，不管東西的破舊。船上杜甫也總有仆人，“仆夫問盥櫛”。凡這些，都說明杜甫的生活道路，還因為經濟上有可能，客觀上給了他一定的條件。否則如他自己在《悶》那一首詩里說的，“無錢從滯客”，走不動了。
四 杜甫的思想的特點
一般都說杜甫是儒家，其實這樣的提法，很是表面，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杜甫的思想，確實有它的特點，杜甫只能說是愛國的詩人，是人民的詩人，他的思想的特點就是他不屬于哪一家。
在身分上杜甫當然不否認“儒”字，他說他“儒冠多誤身”，這同說某人是一個商人或者是一個農民一樣，不等于有諸子百家的儒家的思想。他倒是明確地表示過：“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這就很像《齊物論》一派人說的話。有《齊物論》思想的人也可以有儒家思想，甚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陶淵明就是顯明的例證，但杜甫確不是儒家，我們看他說了這樣有風趣的話：“小兒學問止《論語》”。這樣的話連《世說新語》里面都找不出，到了韓愈、朱熹以后簡直沒有人敢說了。有許多人，如韓愈，是正統的儒家，他反對佛教，他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如陶淵明，他本來是曠達的，但不肯同和尚有來往，蓮社的和尚請他去，他說要讓他喝酒他就來，來了，“忽攢眉而去”。杜甫不知道同多少和尚來往，他對他們都很有感情，很佩服，杜詩中懷僧、游寺、以及有關佛教道理的詩，或全篇，或幾句，很不少呢。對我們有參考意義的有兩回的詩，一次是他淪陷長安時到大云寺去（這時他在長安等于各處乞食，“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到廟里去可能也是為得找飯吃），寫有《大云寺贊公房四首》，有云：“既未免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這說明和尚對遭難的詩人有幫助，杜甫接近和尚并不因為他相信佛教，他的交游廣，他對生活的興趣屬于多方面，卻是的確的。再一次是廣德元年吐番陷長安代宗一度出走的時候，杜甫在梓州寫了一首《山寺》，敘他同人在一個野寺里游，詩的開首是，“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這明明是受了時事的影響，因為當時“天子不在咸陽宮，……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最后六句很可注意：“窮子失凈處，高人憂禍胎。歲宴風破肉，荒林寒可回。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這豈不反映了杜甫有做和尚的思想？他笑他自己同小孩子一樣，怕苦。我們認為杜甫的特點在于他的生活面廣，他的思想的特點是他沒有哪一家的教條，我們不能說他是儒家，正如我們不應該說杜甫信佛。杜甫確有下面的思想：
市人日中集，于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谷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述古三首》第二首）
這種思想是他不同意法家，但也不是儒家思想。（他舉出了“舜”，是他相信有那么的君，不是儒家虛構的道統觀念。）同是這樣的思想，他有時又用起佛教的詞匯了，如《寫懷二首》之一：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
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
古者三皇前，滿腹志愿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
杜甫的這個思想是很真實的，也是素樸的，是農民的思想經過詩人用詩的句子寫出來，因而顯得華采些，說到“金仙”上去了。杜甫確乎不是儒家的思想，我們可以說他有一般農民的思想。他“自比稷與契”，在他的詩里就是沒有把自己和孔子的道理一起比較過，是很可注意的事。“稷與契”不過是素樸的農民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理想中的賢臣。我們讀他的《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
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
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
再讀一首《蠶谷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
這兩首詩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他的理想是具體的，素樸的，即男耕女織，沒有貪官污吏。這就是農民的思想。農民總不情愿打仗，杜甫當然要看打什么仗，如在夔州寫的《甘林》，記了他同一個老年農人的談話，“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這里的“賊”指吐番為寇，杜甫就勸農民不要逃兵役。《蠶谷行》是在湖南寫的，杜甫正逢著湖南有內亂，所以他自己就是“烈士淚滂沱”，替農民說話了。所有杜甫的詩，都是對現實生活表示態度和愿望，是一般老百姓的態度和愿望，儒家則是一種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的代表，杜甫的思想我們認為歸入不進去。
陶淵明的思想的特點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而一般還不感到陶淵明是儒家之徒。杜甫的思想的特點是他并不是儒家之徒，而一般認為杜甫是儒家思想的強烈的代表。這是什么原故呢？這恐怕因為陶淵明是學長沮桀溺的，要自己耕田，所謂“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而長沮桀溺是和孔子反對的；杜甫在歷史上是“忠君”的代表人物，儒家思想最顯著的一條就是忠君，所以杜甫公認為儒家。陶淵明學習長沮桀溺，但他最佩服的是孔子，他說“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接著他就嘆惜他自己的時代：“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這是他以長沮桀溺自比，他沒有遇見像孔子那樣的人了。他不以長沮桀溺和孔子為對立面。這是詩人陶淵明的特點，我們且不多說。人民詩人杜甫，在他的思想里，也不是反對長沮桀溺的，在他生活困難的時候，他也想到自食其力，他會種藥，他懂得藥物，在同谷時他想到“采藥吾將老”。總而言之杜甫沒有隱逸的思想，生活可以有長沮桀溺的生活方式，在他的靈魂深處長沮桀溺的生活方式和“忠君”不是對立的。這就表現杜甫不是儒家，因為孔子之徒對長沮桀溺式的生活是這樣批評的：“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杜甫的思想里當然沒有這樣的教條，他不認為一定要“仕”。他的生活實踐明明證明他“行歌非隱淪”。杜甫的忠君思想，也正是封建社會里一般老百姓的思想，如《洛陽》所寫：“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這是老百姓喜歡看見皇帝，杜甫自己也正是這樣忠君的。有時杜甫確實表現了封建思想，如《杜鵑》詩里竟寫著“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這真叫做腐儒。在《牽牛織女》一詩里，腐儒又有極不腐的話：“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大小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茍齟齬，丈夫多英雄！”這最后兩句，是說女子和男子地位不是平等的，不能鬧別扭，鬧起來女子是吃虧的，“丈夫多英雄”嘛！詩人多么站在被壓迫者一邊，這正是杜甫思想感情的特點，講到底杜甫不是儒家的面孔。
一種思想意識的代表派別都是有體系的，儒家有儒家的體系，好比陶淵明的思想就反映了儒家的體系。我們已經說過陶淵明推崇孔子“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這是陶淵明為儒家的標志。還有，陶淵明在喝酒當中說他“重觴忽忘天。”連忙又解釋：“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這樣的自我夸大，在陶詩里不止一次，“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空空洞洞地認為自己得著一個東西了，這個東西是絕對的。這種絕對思想，向來是“大儒”的標志。還有，陶淵明重視“樂”，就是宋儒所謂“尋孔顏樂處”的樂，他雖然家貧，他確實是樂，這是讀陶詩的人都能夠認識的。以這三個標志來考察杜甫的思想，杜甫的思想里都沒有。他不把“詩書禮樂”當作教條。杜詩里沒有人生的絕對觀念。杜詩里沒有“孔顏樂處”的樂。所以杜甫不是儒家一派。
儒家當然也口不談仙道。杜甫雖然和李白很有些不同，早年他說他“未就丹砂愧葛洪”，但杜甫并不是否認有葛洪這類人物的，他明明尋訪過這類人物。他的絕筆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里面正是把家事與丹砂并起來談，“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葛洪尸定解”呢？難說他相信，也難說他不相信。我們也無須研究他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我們必須說明，杜甫有這種思想，是和他帶著家人到處逃難的生活分不開的。我們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最后六句都抄出來：“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這只能是亂離人對身家之憂的反映，自己死了，一具尸身和一家老幼，付托給誰呢？詩人是求湖南親友了。又把同年同在這條路上舟中寫的《詠懷二首》里的話抄來比較一下：“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合受馳騖。”這是他在舟中想到如果再往前走就是葛洪和許靖從前走的路了，一個尸解得仙，一個攜帶親族避亂。杜甫這時自己總是病，他的詩真實地反映了他在這個環境當中的思想感情。他帶著一家人長途跋涉的生活當然是不容易的，他有多少次的長途跋涉，當他從同谷入蜀過飛仙閣時，寫有《飛仙閣》，飛仙閣是飛仙的地方，所以杜甫有句云：“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這是說他自己也應該作飛仙才好，但妻子為什么緊緊跟著自己呢？這是多么真實的話！一直到死的時候，還是嘆息：“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總括上面的話，把詩人杜甫說成儒家，是不能說明問題的，杜甫的思想的特點在于它真實地反映了生活。
五 杜甫的性格的特點
對杜甫的性格我們提出四個特點：一是激烈；二是樂觀；三是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詩，但他根本上沒有“卜居”的要求，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四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癖性。下面我們分別加以說明。
先說杜甫的激烈。“激烈”這兩個字是杜甫自己曾經用過的，他說：“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很明白，杜甫的“浩歌彌激烈”必須同他對現實生活聯系起來，必須看出他同“同學翁”的不同。就拿他同李白來說吧，他在最初認識李白的時候就有《贈李白》的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他是欣賞李白，并不是批評李白，李白也是激烈的，“痛飲狂歌”，“飛揚跋扈”，不過杜甫的激烈和李白不同罷了。他的這一首《贈李白》就寫得很激烈，異乎常調，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杜甫以后懷李白的詩都寫得激烈，我們抄一首：“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這真是激烈之聲，不平之氣。杜詩的激烈之處，明代的楊慎表示過不滿，他對“慎莫近前丞相嗔”，“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但有牙齒存，所悲骨髓干”，都認為是寫得不含蓄的。我們認為“激烈”正是杜甫的價值，同谷七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為什么一望而知是杜甫的詩呢？別人沒有這樣的激烈的聲音。“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激烈。“夜〔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這是激烈。為什么要“含蓄”呢？“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一望而知是杜詩，因為它表現了激烈的杜甫。當他初營成都草堂那年，好像過的是安靜的日子了，但他的心情還是激烈的，我們讀他的《晚晴》：“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疏簾。書亂誰能帙，杯干自可添。時聞有余論，未怪老夫潛。”（王符有《潛夫論》）這個“老夫潛”不像晉代的陶潛，倒像我們現代的魯迅。陶潛有時對著人不說話，如《飲酒》詩所說：“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他是心中有數，有些話他不肯說，不是不屑于說。杜甫的“潛”乃是激烈，表示了他的“不屑于”，像魯迅在一篇文章里說的“不說”。“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然而我們為魯迅這個“不說”的神氣所感染了，感得作者的激烈。杜甫的“未怪老夫潛”也是一樣。因為杜甫的激烈的性格，杜詩所取的形象常常出乎別人的意外，真真標志著杜詩的美麗。如《瞿塘兩崖》：“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須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這個“日車”的形象該有多么美麗！我們讀著感到這個太陽真有翻車的危險，比起李白的“搥碎黃鶴樓”、“倒卻鸚鵡洲”顯得利害得多，它確實是從杜甫平日的“愁”來的。又如《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杜甫以太陽為籠中鳥呢，在世界文學史上難得有這個美麗的形象，表現了詩人的靈魂是多么的激烈！在杜詩里絕對沒有“人生如夢”一類的話，“日月籠中鳥”出在他的口中。
其次說杜甫的樂觀。杜詩里動不動就是“憂”字，動不動就是“愁”字。杜甫他確實是“憂端齊終南”，他確實是呼吁自己“春來花鳥莫深愁”。然而杜詩的總的空氣是樂觀，杜甫的總的精神是樂觀。我們誰都相信他的“北極朝廷終不改”的信心，他的信心正是在“花近高樓傷客心”之下表現出來的。樂觀精神是能夠傳給人的，必須在困難之中才表現一個人的樂觀精神。杜詩的樂觀空氣，杜甫的樂觀精神，傳給了千古的讀者。他從同谷入蜀的路上寫的詩，我們可以想像他當時遇到的困難是很不容易克服的，讀了他的詩卻是感到他的天真爛漫，饒有風趣。讀《泥功山》這一首：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筑勞人功。
不畏道途永，乃將汩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
哀猿透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后來莫匆匆。
走在這個路上該不是開玩笑的事吧，不小心你就要“汩其泥”了，杜甫寫得多么有趣！他的小孩子當時也可能像泥菩薩了。杜詩傳給我們的是樂觀空氣。如在成都寫的《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
一日上樹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
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
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這是五十歲的杜甫，其實他還是“心尚孩”。“老妻睹我顏色同”，是說家里的人以為他在外面吃了飯喝了酒回來了，看了他一眼，而“顏色同”，即是同為饑色，寫得饒有風趣。小孩子的形象更妙。讀了這種詩，我們一點也不是愁眉苦臉的，為杜詩的樂觀空氣所感染了。再讀出三峽后寫的《江漢》：
江漢思為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杜詩的句子，杜甫的形象。“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也正是杜詩的句子，杜甫的形象，他向來是“日暮聊為梁甫吟”的。關于“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杜甫是一種幽默的說法，也就并不真是一位腐儒者的口氣，他是說古來存老馬，不必要老馬總在路上走吧。杜甫是有風趣地說他自己的飄流生活。
再說杜甫有大量的山川草木的詩，但他根本上沒有“卜居”的要求，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這關乎詩人性格的特點，必須指出來。人們將問，杜甫一到成都的時候就經營草堂，一開始就寫了《卜居》的詩，怎能說他沒有“卜居”的要求呢？我們把這一首《卜居》的詩抄下來：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尠尠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
我們認為這首詩真正表現了杜甫的性格，他開始寫《卜居》的詩，寫到第六句就想到走了，“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所以他確實沒有卜居的意思。他寫這首詩之前，在一年之內，該走了多少路。他寫這首詩之后，過了幾年，又該走了多少路，一直到死無葬身之地。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卜居”其實就是過地主的生活，像辛棄疾的《西江月》，就是地主家長“以家事付兒曹”，“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杜甫在夔州的時候幾乎像“卜居”的樣子，畢竟還是居不下去，走了。他在成都草堂，頭一年還顯得安靜，如仇兆鰲所說，“蓋多年匍匐，至此乃得少休也。”到第二年春天，自己就同自己鬧起來了，我們讀《絕句漫興九首》第一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叮嚀！
這簡直達到了一種顛狂狀態。在《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第一首就自道“顛狂”：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這是合乎杜甫的思想情況的，他經常有思想矛盾，他怎么會求一個安定的生活呢？所以我們說他沒有“卜居”的要求。同樣，他也不是“一生好作名山游”。他游了名山大川，他寫了大量的山水詩，他絕沒有為寫景而寫景的事情，他是“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罷了。我們引過他的《次空靈岸》一詩，在這首詩里有“可使營吾居，終焉托長嘯”的話，也有“回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的話，好像有“卜居”的要求，好像以游歷為心愿似的，其實不是，實質是杜甫對生活總有新鮮感，對自然世界和對社會現實一樣。所以在這詩里就有兩句：“青春猶無私，白日已偏照。”
再說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癖性。杜甫的這個癖性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他在青年的時候寫的《望岳》，出語就驚人，“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這決定是杜甫詩集的語言，別人的集子里奪不去了。又如他晚年寫的《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我們可以想像，這和他早年寫《望岳》是一樣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神氣，不是“老去詩篇渾漫與”了。當然，“老去詩篇渾漫與”的情況是有的，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癖性是年既老而不衰。我們必須注意，杜甫所謂“驚人”，和他的“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分不開，所有古代作家當中，要說尊重別人的創作成果，杜甫是第一。前乎他的，他把誰都贊美過；和他同時的，誰都經過他的贊美。他贊美過許多人的畫，他的題畫的詩也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定要把畫師的真本領寫出來。他贊美民間藝人的歌唱，他的《聽楊氏歌》這樣寫：“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里。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這種詩的手法真是“響遏行云”！這表現杜甫“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贊美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這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的這個癖性，是他懂得藝術之所以為藝術，詩之所以為詩。
六 杜詩的婦女形象
中國的作家，從屈原起，有一個“思美人”的傾向。《離騷》里“哲王又不寤”的上一句，就是“閨中既以邃遠兮”。所以劉安和司馬遷都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蕭統批評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他沒有了解到陶淵明的這一賦，是有傳統的呢。到了晚唐李商隱，乃是發展到一方面去了，他的“《小雅》怨誹而不亂”的一面就減了色。（其實從李商隱的“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的詩看來，他也還是有怨誹的。）杜甫，他在中國詩人當中，可謂最沒有“思美人”的一面。他有《佳人》一篇，這是我們特別要提出來講一講的。杜甫的“佳人”的形象，和屈原的美人，和陶淵明的美人，都不同。和他同時的李白寫的美人，也不同。杜甫所歌的“絕代有佳人”，她有著唐代封建社會里婦女自己的生活和人格。而且杜甫同情她的社會地位和男子不平等，她被棄。拿李白的詩來說，“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娥”，這已是李商隱式的幻想了，即是詩人自己腦中的女人。現實生活當中的婦女，她們自己不會有“奔月”的思想的。說實話，詩人詩中的婦女，并沒有離開男子的裝飾品的性質。杜甫的“佳人”則不然，她是現實生活當中的一個婦人。我們把這首詩抄下來：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發，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杜甫創造這個人物時，有沒有浪漫主義的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但這個人物的性格是真實的，她所處的環境也是有代表性的。民間文學的婦女，如《孔雀東南飛》的主人公，是現實生活當中的婦女，那是明白的事，杜甫的《佳人》的意義，也還表現了杜詩婦女形象的社會意義，我們必須指出來。
所有杜甫關于婦女的詩，都有反映社會生活的特點，《負薪行》寫的是夔州的勞苦婦女，《又呈吳郎》詩里是“無食無兒一婦人”。《聽楊氏歌》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人筆下都是有獨立人格作為民間藝人的女子。
以“為人性僻耽佳句”的杜甫難道他不能像別的詩人一樣會畫仕女圖嗎？當然不是，他有《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戲為艷曲二首》，我們抄下來：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玉袖凌風并，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云鬢儼成行。
立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杜甫的這個艷曲，有其特點，像“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正是杜詩的名句，但作者在這里是客觀態度，這個客觀態度是杜甫其他詩所沒有的。原因是杜甫對他的艷曲的描寫是受“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的思想指導的。當然，杜詩沒有道學氣。所以我們說這個艷曲有其特點。在這里我們想到一個問題，男女自由戀愛，是天經地義，但愛情是不是應該專一？容不容許泛愛眾？我們認為詩人杜甫是個榜樣。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也必有婚姻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蕭統對陶淵明《閑情賦》的批評，還是應當考慮的。
七 杜甫的一生對我們的借鑒
我們研究了杜甫的生活和思想，這對我們有什么借鑒的作用呢？
我們的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一項具體課程，是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的精神指導我們來讀杜詩的。在“五四”新文學以后，受了歐洲資產階級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影響，有它的好的一面，但也有消極的一面，主要是不懂得歌頌性質的文藝，仿佛文藝就是暴露，因此也不懂得暴露本身還有一個立場問題，要看暴露的是什么。毛主席指示我們：“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又說：“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在我們中國的文學史上，杜甫的詩明明可以作我們今天的借鑒，杜甫歌頌人民。不要光看到杜詩的藝術性高，杜甫的創作源泉明明是在彼時彼地的人民生活當中。
杜甫是唐代的一位知識分子。他一生的生活證明在舊社會里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就是沒有出路。他做官也不成，“歸去來兮”也不成。他的價值決定于他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人民的生活當中去。其余的只表示他一事無成。這明明擺出了古代詩人生活的路。毛主席向現代的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我們堅決地相信這是歷史必由之路。
杜甫對他自己的詩當然是肯定的，但他也說過“斯文亦吾病”（《早發》）的話，這話他說得極其真實。他的意思是說他有時不能不做一些應酬人的詩。我們感到他有時也并不選擇題材，什么都要寫一寫。難得的，他對為人民服務的民間藝人估價甚高，懷著真心尊重的感情，如《聽楊氏歌》里說：“古來杰出士，豈特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公孫大娘弟子李十二娘演出以后，杜甫和她很是惜別，“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以至共產主義社會，文藝是為人民服務。杜甫“斯文亦吾病”的話，對我們也有反面的借鑒作用。
談“語不驚人死不休”
杜甫說他作詩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語不驚人死不休”，不光是“語”的問題，同時包含了“語”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的問題，而首先是要思想感情飽滿。作者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傳達給人，就要有一枝熟練的筆，否則就不能更好地表達出來。古今中外所有的杰作都是如此。杜甫是屬于那些最用功的人中的一個，因此他的成績顯著。又是他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在當時那樣用功，作為千古后的讀者，我們完全可以感到他的一枝驚人的筆，讀了他的詩真喜悅，而且能夠推知他是怎樣下功夫的。我們且讀他的一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首詩的題目就驚人：“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知道他下筆將極快。極快是從思想感情的飽滿來的，是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神來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決不能慢吞吞地寫，因為安史之亂河南河北淪陷太久了，杜甫一家人離故鄉太遠了。官軍收河南河北是唐代宗廣德元年正月的事。在前三年杜甫初來四川的時候便寫有《恨別》一詩，開首四句是“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現在一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應該是“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了。象這樣的句子難道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證據嗎？我們不能想象杜甫當時下筆的神氣嗎？就詩的結構說，人在劍外，故鄉是洛陽，故事發生的時間是春天，八句詩里都交代明白了，然而沒有一點結構的痕跡，這叫做結構自然。這是我們最要向大作家學習的。詩一開始的“忽傳”“初聞”，都是快極了。“初聞涕淚滿衣裳”，非常合乎人情，這個突然之喜是容易“涕淚滿衣裳”的。接著“卻看妻子愁何在”便真是老杜驚人之筆，本來是寫妻兒之喜，而說著“愁何在”呢，連帶把一家人多年的愁都寫出來了，而今天則該是如何地狂喜啊！就作對偶說，下句“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喜欲狂”是定的，上句便只能用“愁何在”來對。這種地方都見杜甫的“苦用心”。“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兩句又把一個窮書生的杜甫，和他的家人避難異地的生活寫得極其真實，富有形象性。“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又最寫出了杜甫的性格，“白首”對“青春”在這里真對得好。官軍收河南河北是廣德元年春天的事，所以“青春作伴好還鄉”是寫實。“白首放歌”當然也是寫實，杜甫屢次說自己的“白首”，他的頭發早白了，現在有青春作伴還鄉之喜，故這個老頭兒縱酒放歌了。我們讀了能不為他喜？能不為他悲？實際生活里他這回并沒有能夠回鄉，他一直沒有能夠回鄉，他是漂流而死的。然而他作這首詩的時候，“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他是神馳故鄉了，也真是“下筆如有神”。“下筆如有神”這五個字也是杜甫自己說的，這句話可以說他有作詩的天才，也可以說他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我們認為杜甫的這一首詩對我們練習文學基本功可能有些幫助，就是要狠狠地用功。
談杜甫的“登樓”
我最愛杜甫的《登樓》。我想說出我的理由來。先把這首詩抄下來：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沈德潛對這首詩也贊美得很，他評道：“氣象雄偉，籠蓋宇宙，此杜詩之最上者。”我認為這是杜甫的一首抒情詩。抒情詩而是律詩，這是了不起的事，因為律詩講對仗，容易逞技巧，見作者的功夫，未必有抒情詩的效用。而杜甫的《登樓》是中國古典文學里一首偉大的抒情詩。我還沒有見過古代詩人有誰表現過象杜甫這樣深厚的感情。這首詩的表現方法是直接地寫出，即是把一剎那一剎那的感情記出來，然后給讀者以整個的藝術形象。第一句“花近高樓傷客心”，這一句詩就是杜甫了，除了杜甫沒有別人，他登上高樓，看見了花，并感傷于懷。這一句里面有一個“客”字，因為他在外面漂流很久了。就這一句說，也是直接的寫法，從最后一剎那寫起，要說登樓，而已在樓上，要說樓上，而已見高樓外，所以首先是“花”。又難得第六個字是一個“客”字，即登樓之人。此人是“萬方多難此登臨”了。所以這首詩的第二句是“萬方多難此登臨”。第一句“客”字的位置，第二句“此”字的位置，都是直接的寫法，其時其地其人自知了。杜詩所表現的感情總是極其直接的，作者不容許一點間接。然而直接的感情究竟是要傳達給讀者，于是不能不有三四兩句，即是解釋“此登臨”的“此”字。此是何地呢？此地水有錦江，山有玉壘，換句話說客在成都。但不能這樣告訴讀者，這樣告訴讀者，便不是直接的感情，是間接的文字了。所以杜詩只能是抒情：“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這樣的兩句就是沈德潛說的“籠蓋宇宙”。一句寫空間，一句寫時間。江上春色不就是世界的存在嗎？山上浮云不等于古今的變換嗎？杜甫一點沒有“人生如夢”的意思，他是寫景，他是抒情，他有的是對祖國的獻身感，對歷史的責任感。所以詩接著寫：“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這都是直接的感情，在杜甫寫《登樓》的時候，吐番曾經侵入到長安，然而被擊退了，所以有“北極朝廷終不改”句，這一句也確實表示杜甫的信心。在四川方面吐番也為患，故有“西山寇盜莫相侵”句。最后兩句我非常愛好，我認為杜甫的思想感情極深刻，表現得極直接，他是寫成都的劉后主廟，劉后主是亡國之君，所以他用了“可憐”兩個字，這一來與“北極朝廷終不改”的思想好象有矛盾似的。然而杜甫有信心，所以馬上接一句：“日暮聊為梁甫吟。”這用的是諸葛孔明的故事，諸葛孔明好為梁甫吟，這是一種興奮的精神。“日暮”兩個字我們應該注意，登樓是在日暮，所以“日暮”是寫實，但杜甫沒有一絲一毫“只是近黃昏”的意思，他有的是屈原的“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的精神。不過杜甫也和屈原不同，他這首詩表現的是現實主義，不是浪漫主義，他是“日暮聊為梁甫吟”。就作詩的技巧說，題目是“登樓”，作者應該告訴讀者他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登樓的，杜甫當然沒有這么笨，然而我們讀完了詩也都知道了，地方在四川成都，時間是春天日暮。
我愛杜甫的這一首詩，有兩點，一，它反映了中國古代長期封建統治的歷史，一方面詩人相信“北極朝廷終不改”，一方面又“西山寇盜”相侵；二，這首詩的語言充分表現漢語之美，它利于作對仗，而杜甫用以抒情。
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
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從古及今，可以說是得到普遍的承認的。在解放后，由于受了黨的教育，我們對舊的課題，每每能夠“溫故而知新”，關于杜甫和他的詩的問題，也確乎表現新的社會科學的偉大的指導作用。在這里我就來談談幾年來我學習杜詩的一些心得。
杜甫是忠君的，從古及今，這是一個普遍的認識。杜甫自己也說他是“乾坤一腐儒”。他的忠君的思想感情，就表現他是腐儒。在他的詩里，對于“君”，確實有他的愛戴之處，“云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圣顏”的描寫，不只一處。有趣的是，杜甫之為腐儒，就反映在一個“朝臣”的形象上面，此外他很少有“腐”的氣味。他一點也不像宋儒動不動把孔夫子抬出來，他曾經笑夔[kuí]州人“小兒學問止《論語》”。杜詩里引的孔夫子的話，無論是孔夫子的道理，或是孔夫子的詞匯，不像在陶淵明的詩里那么惹人注目，可見杜甫引用得少。所以除了“忠君”這一頂“儒冠”外，杜甫還不及陶淵明是真正學習孔子的。我們在講杜甫“忠君”的項目之下，把杜甫同陶淵明作比較，有什么必要呢？我認為很有必要。杜甫是很佩服陶淵明的，當他在成都草堂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陶淵明，“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就都是他了解陶淵明之為人。到了“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chēn]”，更是解釋了陶詩里常常提出的“真”字。在農村中最是合得來，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但杜甫決定不同陶淵明一樣做隱逸，整個杜甫的靈魂，除了一點“腐”氣，到處是奮不顧身。這樣一來，杜甫的“忠君”，不但同他的愛祖國的精神分不開，也同杜詩的人民性分不開，我們要從整個杜詩、整個杜甫的生活來看。當他感到生活失敗時，也就是忠君思想在實踐當中發生矛盾時，他又恐怕自己要為陶淵明一類的人所笑，這種感情在杜詩里常常有，發出“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的怨聲。偉大的杜甫！陶淵明的隱逸思想是很起了消極作用的，所以陶詩里沒有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不及時代相同的鮑照的詩有“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chī]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還有，陶淵明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兒女的態度也同他的隱逸思想分不開，而杜甫就在這一點上批評過陶淵明：“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在中國古代的封建文化里確乎有這一個對比，重點不在“君臣”一邊，就在“父子”一邊。杜甫當然也是慈父，是愛自己的孩子的，但他所表現的家庭之間的感情比起陶淵明來要博大得多，當天寶十四年他從長安回到奉先家里的時候，“入門聞號咷[táo]，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yè]。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jù]有倉卒[cù]。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這是由一家的貧困而想到天下的貧困，更確切地說是由剝削者家庭而想到勞動人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這就是杜甫忠君思想的自白。我認為杜甫的最偉大之處在于他在“忠君”思想支配之下，他“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綜其一生沒有安心做地主的傾向。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如果“蕭灑送日月”，就一定安心做地主。我們拿后代的辛棄疾為例，辛棄疾當然是豪杰之士，然而他說著“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也正是地主家長“以家事付兒曹”。陶淵明倒不是“蕭灑送日月”的人，他自己耕田，所以他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杜甫在他在長安沒有得到官職的時候，也想到“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晚年他在夔州也就是地主，可以過“蕭灑送日月”的生活的，然而他還是拋棄這種生活了，“天地身何在？風塵病敢辭！”事實證明是如此，他飄流到楚湘，死無葬身之地。我認為以上是分析杜甫“忠君”的思想的時候我們應該考慮的，他的“忠君”思想的對立面就是陶淵明的隱逸思想。
陶淵明不能做官，所以做隱逸。杜甫忠君，但也同陶淵明一樣不能做官。陶淵明做彭澤令，不肯“折腰”，回去了，寫了《歸去來辭》。杜甫也確乎有杜甫的“歸去來辭”，在天寶十四年他得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官之后。這包括三首詩，即《官定后戲贈》、《去矣行》和有名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一點沒有疑問，這三首詩是依次寫的。前兩首表示他不肯“折腰”之意，接著就“歸去來兮”了，一歸去，馬上就寫了《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那是多么偉大的“歸去來”呵，它是杜甫深入生活、揭露階級矛盾的深刻的記錄。這一點是現在人人都知道的，所以其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兩句今天最被稱引。有一個問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如果等于陶淵明的《歸去來辭》，那么杜甫歸奉先之后就沒有回長安來做率府的官，是嗎？是的，杜甫這回歸奉先之后就沒有回長安來，他在這一個短時期內所寫的詩告訴我們是如此，楊倫《杜詩鏡銓》的編次是正確的。這不是一件小事，這說明杜甫做官是做不下去了。同樣是做官做不下去，而陶淵明不能深入生活，因而不肯暴露自己，把話總說得好聽一些，什么“一世皆尚同，愿君汩[gǔ]其泥！”什么“紆轡[pèi]誠可學，違己詎非迷？”杜甫就不這樣，他深入生活，因而能暴露自己，這在所有的中國古代詩人當中是最難得的。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里他就暴露了自己，“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他寫他在長安十三年，“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他刻劃過他過考的情況，“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他寫他做官的時候怕遇見上司，“徒步翻愁官長怒”；請假不去又提心吊膽的，“東家蹇[jiǎn]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他有一首《狂歌行贈四兄》，詩云：“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云，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鞲[bèi]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看看杜甫的這些詩，有一點“腐儒”氣嗎？像一般“忠君”的人說的話嗎？
杜甫能暴露自己，因為他深入生活，他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必須接近人民，才能暴露自己，這是一個規律。他的《兵車行》就是他“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時期寫的，所以這四句詩上面的一句就是“行歌非隱淪”，《兵車行》就是“行歌非隱淪”的證明，是他深入生活的成果。“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這是杜甫同兵士談話。《新安吏》、《石壕吏》都是同寫《兵車行》的情況一樣，是杜甫在路上寫的，我們從兩首詩可以看出杜甫本人在旅途中的狀況，因而看出杜甫之為人。在《新安吏》里他還問了新安吏一些話，就是詩里的兩句：“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新安吏回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之后，杜甫更問：“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往下杜甫叫送兒子的母親們不要哭：“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杜甫在這首詩里真是說了許多話。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好像他把問題已經看得更明白了，一開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這個吏已經就是強盜了，杜甫不同他講話了。杜甫一夜沒有睡覺，他把事情都看見了，話都聽見了，深夜還聽見人家哭，“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再走他的路，“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杜甫這個人該是多么可愛呵！《新安吏》表現他的盛情，《石壕吏》表現他的極怒。我們再看當他從關中走到秦州的時候，他個人的生活是越過越苦，他的深入生活的精神卻是發揮到了極光輝的地步，我認為他的寫一個兵士的傳記，即《前出塞九首》，是在這個時候寫的，待下面講杜詩的成就時再說。現在且從《秦州雜詩二十首》里讀一首，看杜甫是不是在秦州接觸了許多兵士。這一首是：“城上胡笳[jiā]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這寫的是杜甫在秦州路上看見被征調到河北去的兵士，七八兩句可能就是兵士同杜甫說的話。所以這首詩正是《兵車行》一樣的寫詩的精神，不過詩的體裁是律詩罷了。再看一看他在四川看見逃難的人，他寫了這樣的詩：“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niè]臂時，回頭卻向秦云哭。”這也一定是他在路上親眼所見。他在湖南有一首《遣遇》，詩里有四句：“石間采蕨女，鬻[yù]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這無疑也是他親眼看見的了。這同《兵車行》比較起來，顯得寫《兵車行》的時候杜甫的生活經驗還不是太多的，所以《兵車行》里還說：“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到了后來的詩則總是寫丈夫死于兵役，而家中寡婦都在被追索。《遣遇》這一首的最后六句是：“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xiá]吏徒，漁奪成逋[bū]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缊[yùn]袍。”這就是把自己天暖了沒有衣服換穿破棉襖的生活同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生活比，自己依然是太好了。這樣的人就能暴露自己。杜甫的暴露自己就是暴露剝削階級，就是杜甫真正地接近人民。
杜甫把自己同陶淵明比，不止一次。杜甫又曾把自己同庾[yú]信比，不止一次。杜甫為什么同庾信比呢？杜甫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的靈魂總在江南故國，用他的賦里的兩句話就是：“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杜甫自己是思故鄉，杜甫自己是愛祖國。思故鄉，因為“飄泊西南天地間”；愛祖國，因為“支離東北風塵際”，遭了安祿山之亂。我們還要注意，“支離東北風塵際”一句，是以“東北”為代表，按杜甫的本意也包括西北，即指秦州方面的吐番為患。杜甫自己在《秋興八首》里倒是說了：“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身在西南，總是眼望西北，“江間波浪兼天涌”指西南，“塞上風云接地陰”就是望西北；“關塞極天惟鳥道”又是望西北，“江湖滿地一漁翁”指西南。過去對杜甫的秦州詩的價值認識得很不夠，倒是太注意了夔州詩，因之對詩人的“故國平居有所思”的感情是很有些距離的。庾信的思故國，集中于《哀江南》一賦。但杜甫的積極奮斗的精神卻是庾信所完全沒有的。杜甫的積極奮斗的精神就以極其美麗的形式表現在杜甫所寫的關塞詩中，就是杜甫的秦州詩。秦州詩的風格，有庾信的“清新”，有庾信的“蕭瑟”，同時杜甫的“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筑壇”的思想，“風塵苦未息，持汝（劍）奉明王”的感情，都是前面有光明，說明杜甫從來不失掉信心。
我還認為應該把杜甫和屈原比。屈原之死，舉世所知，他在水里死了。杜甫的死，還要許多人替他作考證，他到底是在船上死的，還是在旅寓中死的，還是“飫[yù]死”的（如果說“飫死”，其實等于餓死，因為久沒有得吃，所以一回就吃多了，這不很明白嗎？），不一其說。總之杜甫死無葬身之地是定的。杜甫自己就同屈原比過：“南方實有未招魂！”
我還認為應該把杜甫和現代的魯迅比。我引杜甫最后在湖南寫的一首《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勞勞。下愍[mǐn]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愿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chī-xiāo]相怒號！
這里“愿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不很像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嗎？杜甫雖然自比為鳳凰，但他一點沒有知識分子的驕傲，只顯得他一個有良心的剝削階級知識分子的處境艱難。杜甫和魯迅，都是憎惡本階級的感情極重，自己愿站在“螻蟻”的一邊，愿站在“孺子”的一邊。
以上說杜甫之為人。
再說杜詩的成就。杜詩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我在這里想集中談一個方面，即杜甫繼承而且發揮了我國民間文學的優良傳統。在我國民間文學里，有一個歌頌的傳統，前乎杜甫的兩首長篇民歌，《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都是歌頌詩。木蘭之為歌頌的形象，是容易知道的。《孔雀東南飛》里的兩個少年男女，也就是奇男女，——這一個“奇”字是從詩中主人公口里借來的，所謂“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所以《孔雀東南飛》也并不是暴露性的作品，是對愛情的歌頌。暴露舊社會的黑暗，是暴露統治階級，這個當然不易；歌頌光明就更難，因為必須認識被壓迫的人民的力量。這是杜詩的成就非后來白居易諷諭詩所能及的地方。杜詩的歌頌，都是歌頌人民，是杜甫繼承而且發揮了《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的歌頌詩的傳統。有名的“三別”的形象，非歌頌而何？杜甫把《新婚別》的女子，該寫得多么堅強，這個女子在出嫁前在家里是不敢露頭面的，不敢多說話的，“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現在她把她的話都說出來了，首先是表示她的憤恨，“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而到最后杜詩人物的發展是：“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所以《新婚別》是歌頌性質的詩。《垂老別》的老年人的形象是極生動的，“投杖出門去”，寫這個老年人被催迫，要他去要得多么快呵！我們讀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當時有被催迫的老年人。“同行為辛酸”，我們又知道同去的有許多人。大家都可憐老年人。而老年人自己呢，乃連忙來一個幽默的動作：“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這是詩人借“介胄之士不拜”的成語，寫這個老年人投了杖之后已經是一個兵士了，來一個長揖不拜，逗得大家一笑。這是老年人轉而安慰同行者。多么可愛的老人呵！杜甫用的“男兒”二字真是善于刻劃形象，把“老”、把“兵”、把人民方面、把催逼的官吏方面，都寫出來了。最后這個老年人說著“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的話，同《新婚別》的女子最后說的話都是正義的人民的聲音。杜甫寫勞動人民應征赴國難是如此盡情地寫，寫得人物個性突出，正義伸張。而當他以暴露統治階級為主題時，他的詩就沒有形象，表現在詩人筆下的是強烈的蔑視的感情，他不屑于寫這些東西。
《前出塞九首》表示杜甫的歌頌詩達到最高的成就。這寫的是一個兵士的傳記，寫了這個兵士的“從軍十年余”的生活，內容包括階級矛盾和保衛祖國的正義情感，比起木蘭的“壯士十年歸”的形象來，那《木蘭詩》就顯得簡單了。杜詩的寫法本來是很明白的，所以從前說詩的人都認為這九首詩“皆代為從軍者之言”，“九首承接只如一首”，這些話的意義就等于說杜甫寫的是一個兵士的傳記。對這九首詩的內容，從前的人也說：“是公借以自抒所蘊。讀其詩，而思親之孝，敵愾[kài]之勇，恤[xù]士之仁，制勝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諱窮，豪杰圣賢兼而有之，詩人乎哉？”那么《前出塞九首》是“豪杰圣賢兼而有之”的形象，舊日說詩的人也是認識的，不過他們不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詩人，他能夠寫一個“豪杰圣賢兼而有之”的品質的兵，唐代的一個農民。這樣的詩，當然有浪漫主義的因素，然而杜詩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寫出來的。我想把九首的形象作一說明。第一首詩：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這是一個關中的老百姓，青年人，開始從軍到西北交河地方去。為什么知道他的“故里”是關中呢？讀到下面第三首便知。這個人物最初是有怨恨的，有階級的怨恨，對農民說是很自然的。如果詩僅僅只有這一首，也是好詩，那就是諷刺“開邊”之詩，但《前出塞九首》不如此，杜詩的人物性格是發展的。第二首：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qiān]旗！
比起第一首來，形象就不同了。他還沒有忘記家，所以說著“骨肉恩豈斷？”他總有憤慨，所以說“男兒死無時！”這句話極深刻，因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隨時給人送死似的，然而他到底是馬上荷戈，所以道出“男兒”二字，有自負的氣概。連忙就顯自己的本事了，所以有“走馬脫轡頭”四句。我們可以看出杜甫對這四句詩不是不著意的描寫。第三首：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這第三首的形象真不易得，決不是從“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的典故空想出來的。杜甫自己就從關中登隴山到秦州，現在是把自己登隴山的生活經驗用來寫這個兵士了。我推定《前出塞九首》是杜甫在秦州寫的，這“磨刀‘嗚咽’水”就是一個理由（當然不只這一個理由）。在這個水上磨刀，多么偉大的想像，偉大的想像必須有實生活作基礎。我們從“欲輕腸斷聲”句，知道這個兵士是關中的老百姓。“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二句把第二首里“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的感情又發展了一步，完全是男兒的氣概。他把“憤惋”丟在一邊。我們非常容易看出杜甫的價值高出于庾信，庾信文章是：“關山則風月凄愴，隴水則肝腸斷絕！”美則美矣，其如向關山“低頭”何！（“低頭”二字是庾信自己用的，所謂“終低頭于馬坂”。）偉大的杜甫乃寫一個中國的兵士就隴水而磨刀！杜甫自己本來就是走過隴山的呵！第四首：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說沒有憤惋，這又是憤惋！《前出塞》的價值是雙管齊下，一面寫階級壓迫，一面就寫勞動人民“丈夫誓許國”的正義感，不是很明白的嗎？在杜甫以前的中國詩里，沒有像杜甫這樣具體地寫遠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的。第五首：
迢迢[tiáo-tiáo]萬里余，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shù]忽數百群。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勛！
前面寫了四首，共三十二個句子，而實寫了這個兵士走了萬里路的生活。到這第五首，開始過戍卒生活了，而一下子又控訴軍中待遇不平等。而“隔河見胡騎”又動了立功之心，于是就發出天真的叫喊：“我始為奴仆，幾時樹功勛！”這正是主人公感，悲憤于自己是在軍中做奴隸而已。這兩句詩舊日封建文人最不能懂得。
通過前五首，杜甫已把他的人物完全寫給我們了，誰都不能忘記這個人物了，六、七、八三首乃虛寫。第六首表示對國防的理想，“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因為這個人物是真實的，所以這個理想也是真實的，讀起來一點也不感到是詩人杜甫在那里發議論。第七首寫戍守，第八首寫臨敵制勝，用了“漢月”的詞匯，用了“單[chán]于”的詞匯。杜詩里常有這種寫法，《兵車行》里就有“漢家”，有“武皇”，然而我們并不懷疑杜甫寫的不是時事。現在這里第八首“單于寇我壘”，“虜其名王歸”，我想指的也是時事，據《通鑒》，天寶十年有“擒吐番酋長石國王[qiè]師王”的記載。我們當然無須穿鑿，但杜詩沒有為寫詩而寫詩的情形。至少這里表示了杜甫的理想，也就是充實詩里主人公的性格。
我們讀第九首即最后的一首：
從軍十年余，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茍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這最后一首又是實寫，“從軍十年余”是最具體不過的，“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兩句也是最具體不過的。我們讀到這一首，詩的形象完全了，一個兵士的傳記完全了。第一首說他“悠悠赴交河”，到中國的西邊境去，所以這第九首里就說“在戎”。按照向來的說法，“西方曰戎”。然而何以又說“在狄”呢？按照向來的說法，“北方曰狄”。是的，杜甫在秦州，是“西”“北”并憂的，我最愛《秦州雜詩》第十一首的兩句：“薊[jì]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征西是指西邊的秦州方面中國確有將軍在，杜甫本人此時在秦州見到了，而他連忙就想到薊北，記起“出自北門”一句詩，時為唐肅宗乾元二年，薊北尚為史思明所占據，未能收復，那么“薊門誰自北”呢？誰在那里走路呢？在《前出塞》的主人公的口里也正是西和北并憂，而中原方面洛陽又為寇所侵占，合起來說當時唐朝的局勢就是：“中原有斗爭，況在狄與戎。”所以《前出塞》主人公“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的思想感情，是杜詩人物性格發展到了高度愛國主義的地步，九首詩是一個整體，杜甫給我們寫了一個“豪杰圣賢兼而有之”的勞動人民出身的兵士的傳記。
《前出塞九首》的現實主義精神確實巨大。秦州西出吐番，杜甫走到這里，看見許多可憂慮的事，如在《寓目》一詩里所說：“羌[qiāng]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而在他打秦州經過的第四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吐番入寇，并攻進長安都城。我們安得不重視杜甫在秦州寫他的《出塞》詩的意義！可惜向來讀者沒有認真考慮《出塞》詩寫作的年代，宋人黃鶴倒是說過“當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寶間事而為之”。我堅決地相信《前出塞九首》是杜甫作于秦州，是中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的杰作，同時杜詩又啟示我們以典型塑造方法。我們只要想一想“磨刀嗚咽水”的形象，杜甫的創造人物是怎樣以生活作基礎的呵！如果承認《前出塞》作于秦州，那么《后出塞》作于秦州又是有理由的，因為《后出塞》第五首寫到“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這是主人公自述安祿山長驅洛陽時他逃回家里，杜甫在天寶十四年自京赴奉先以后沒有機會遇見這種人物，只有乾元元年他從華州回洛陽時可能遇見，因而寫出詩來。把這詩的寫作時期推遲一年或幾個月（從華州回洛陽是乾元元年冬，從洛陽回華州是乾元二年春，乾元二年七月至十月客秦州）當然也可以，就是推遲到客秦州時。這一來杜甫的前后《出塞》是同時寫的，有計劃寫的了。這是十分合理的事，合乎詩人創作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