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治天下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么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于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后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后的論調：“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于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于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鐘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愿不愿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復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只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么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于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復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后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團——肚里有數”，都是“歇后語”。講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么這樣答復？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復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只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飯更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后的皇帝“長于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歷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于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于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于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于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后，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于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后，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么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么，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須發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歷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紀以后，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后，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現代人一般講的封建，是指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后，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后，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后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