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哦，瞧瞧你
    我看看小多，她看看我。誰來把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兒從噩夢中叫醒？
    門越拍越急，越拍越狠。我繞過小多，走過去，開了一條小縫兒。外面是四個荷槍實彈的警察，其中的一個順手一推，我們的門被大打開來。
    “秦多方，齊慧慧？”
    我們倆的名字被怪聲怪調地叫出來，我點點頭。
    警察看了看一地的香煙，一掃剛才敲門時的急躁，忽然從容了，四平八穩地說：“你們兩位被懷疑跟一宗香煙走私案有關，請跟我們去警局協助調查。你們可以委托別人進行辯護，也可以自己辯護。從現在起你們說的每一個字都會被視為與本案相關。”
    已經出門的小多回頭說：“跟她沒關，她是我的室友。”
    我呆呆地說不出話來。
    我們兩個被四個警察前后看管著下樓，螺旋形的黑色樓梯像是個沒有底的深井，我們向下走，越陷越深。
    房東在樓下，倚在門邊上看著我們。
    后面的警察催促道：“請走快一點。”
    大門外面忽然進來一位西裝革履的年輕人，他手里拿著一個方形的金色盒子。他與剛剛下樓的我們打了一個照面，立時閃到一邊，給被警察簇擁的“囚犯”讓路。
    快要出門的時候，我聽到那位年輕人提到我的名字，他問房東：“齊慧慧小姐住在幾樓？”
    我回過頭來。
    房東努努嘴巴：“喏，就是她。”
    年輕人看上去蠻失望的，他雙手把盒子托起來讓我看：“能不能把這個禮物收了再走？”
    警察的手扣在我的頭上，向下一按，我被塞到了警車里。
    為了防止串供，我和小多在警察局里被分開。我被關押在一間不到五平方米的長方形的小房間里，沒有窗子，門是鐵柵欄的，就像動物園的籠子。挨著墻有一圈長條形的木板，寬不到二十公分，人坐上去，只夠支撐半個臀部，那是一個無比尷尬的姿勢。
    除了我以外，這個房間里還關著兩個人：一個白人女孩兒，年紀不大，畫著濃重的黑色眼影，滿臉的銅環鐵釘，她坐在我對面，雙腿交疊，不停地抖動著；另一個是看不出來年紀的黑人婦女，戴著花頭巾，身體臃腫，身上的氣味很大。
    我是在送我們來的警車上徹底醒過來的，不再發呆，此刻腦袋再清醒不過。只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從沒坐過任何一個國家的班房，也沒有自己的律師，更不知道應該做些什么。于是我開始回憶自己十九年的人生道路，我究竟做錯了什么，導致自己現在在這里。我不應該來法國，還是不應該念一個好學校？我似乎應該省下學費住一個干凈或者安全些的房子，也許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想著想著，我聽見嗚嗚的哭聲，從隔壁傳來，原來小多就在旁邊。我站起來，向門口走了幾步，聽見她說：“這個該死的小裴……”
    我說：“你為什么罵他？”
    小多在那邊說：“一定是他害我。”
    我們兩個隔著墻壁嘀咕，女警官從對面的位置噌地一下站起來，走到這邊來，手壓在腰間的警棍上，威嚴地看著我。她的意思很明白：要安靜還是要吃家伙？
    我也不知道從哪里來的那么大的勇氣和力量，我雙手抓著欄桿說：“怎么會是他呢？他是你的男朋友啊，怎么會害你呢？”
    女警官揮著手里的電棍說：“退回去！閉嘴！”
    后面那個白人女孩兒哈哈地笑起來，像烏鴉碰到了最好玩的事情。
    我看著警官說：“我渴了。”
    她用警棍指著我的鼻子說：“退回去！閉嘴！”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白人女孩兒被帶走了，黑人婦女也走了。我坐在地上，直到肚子疼，倒了三班的警官才過來叫我的名字：“齊慧慧，出來。”
    我從里面出來，跟著一個警察穿過長長的、陰暗的走廊，來到另一個房間，一個只有一張桌、一面鏡子、兩把椅子的房間，燈光是暗藍色的。一個便衣手里拿著卷宗，向自己的對面一指：“請坐在那里。”
    我走過去，坐在那把稍舒服一些的椅子上，說：“我渴了。”
    便衣倒了一杯涼水給我，我一飲而盡。
    便衣說：“有女孩子被利用，替人走私，跟我們合作后，陳述了她們知道的所有情況，我們不僅不予以起訴，還為她們安排了就業和上學的機會。有人之后一直奉公守法，直到入了法蘭西國籍。”
    我什么都沒有說。
    他說：“也有人拒不合作。可是做了的事情不能當作沒有發生過，證據確鑿，她們被送進班房。”
    “……”
    “法國電影不好，拍監獄的都是喜劇。其實根本并非如此，你想去看看嗎？”
    “你讓我說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說。
    “說你們的香煙從哪里經過誰弄來的；說你們是怎樣倒賣出去的—說跟這些相關的所有的情況。”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還是口渴。”
    我知道他在心里罵我是母狗。可是無論我是痛哭流涕還是歇斯底里地號叫，他都不會相信我與此事毫無關系，我沒有必要讓他看熱鬧。
    我與便衣相持了半個小時，直到他接了一個電話。那個電話的通話時間不到一分鐘，打電話的過程中，他通過鏡子打量我，神色有微妙的變化。
    沒過多久，一位衣著考究、模樣體面的先生進來說：“我是齊小姐的律師。從現在開始，她不會回答您的任何問題。我來為齊小姐辦理保釋手續。”
    便衣沒有任何意見。我后來猜測，他的上司應該已經在剛才的電話里告訴了他，他該怎么做。
    我在律師仔細審核過的一些文件上簽字，然后被帶出警局，走到外面的時候我才發現，已經是夜里了。律師先生說：“我的車子在附近，請等一等，我送您回家。”
    我擦了一下額頭上的汗水：“我的朋友呢？她怎么辦？”
    “她有點復雜，因為她直接涉案。不過，我會想辦法把她保釋出來的。怎么樣？齊小姐，您是要回家，還是要去吃些東西？我可以載您去。”
    “我還不知道您是誰呢。”我說。
    “我是傅里葉律師，為海格先生工作。”
    其實我剛才猜出了一半，只是我的心情是那樣的復雜—我眼巴巴地指望著被營救，又卑微地希望那不是丹尼·海格，而是別人，因為我不想在他面前那樣狼狽。我站在那里看著丹尼·海格派來的律師，好長時間一動都沒動。
    律師先生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是的，齊小姐現在在我身邊。”然后他對我說，“是丹尼，他問您是否愿意同他講話。”
    我把電話接過來，拿在手里，鼻子和喉嚨都疼痛起來，我很久說不出話來，哽咽著。過了好一會兒，丹尼·海格在另一邊忽然笑了一聲，很輕很輕的一聲笑，像一對打牌的伙伴，一個出錯了，另一個給她收拾殘局，又安慰又促狹：“哦，瞧瞧你。”
    他用親切的聲音說：“我本該去接你，可是在日內瓦有點急事，不得不離開里昂。”
    “嗯。”
    “微微，別為你的朋友擔心，好好休息。”
    “嗯。”
    后來，當我成了丹尼·海格的情人，當我們在香貝里那個臨著貝爾熱湖的房間里繾綣的時候，我會平白無故地回憶起這一天的事情，很多細節得以求證。
    “你在警局里有朋友？從上面施加壓力保我出來，是嗎？”
    “也沒有施加什么壓力，只是有朋友而已。”他說。
    “法國也搞這一套？你憑什么還說中國腐敗？”
    “哦哦。”他指著我的鼻子，“居然在這里等著我？聽我說，我們原來并非如此。有法國的公務員去了一趟意大利出差，回來后便有了這樣的風氣。”
    我笑起來。他壓在我身上，手指插在我的頭發里，親我的嘴巴。
    “等等，”我說，“我從警局出來的時候，你真的在日內瓦嗎？”
    “……我在對面的街上。”
    “……”
    “我想，你可能不愿意在那個時候見到我。”
    我翻一個身，背朝著丹尼：“當然不愿意。一整天我都沒有洗臉刷牙，頭發黏在一起，身上都是汗水味……我那么狼狽，誰都不想見，最不想見到你。”
    “對這個我倒是無所謂。”他在后面，手輕輕地放在我的腰上，“我只是覺得好奇，為什么這個孩子每次見到我，每次跟我說話，都是要哭出來的樣子？”
    我把臉埋在被子里，笑：“那個時候我又傻又小……哎，但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一天倒霉，被人帶到警察局去的？”
    “讓我想一想……哦，派去送禮物的人回來通風報信，幸虧有他。”
    哦，對了，還有那個裝在金色盒子里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