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尋根小說的特征、分類及意義

在分析尋根小說的風格特點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一下尋根小說的代表作家作品。目前，學術界對尋根小說的代表作家作品形成了大致相近的界定。

陳思和教授認為：“1983年以后，隨著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憶的《小鮑莊》、李杭育的《最后一個漁佬兒》等作品的發表和引起轟動，許多知青作家加入到 ‘文化尋根’的寫作之中，并成為這一文學潮流的主體。”另外，李銳的《厚土》系列小說和鄭義的《老井》，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小說，藏族作家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的歲月》《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等一系列小說，都屬于尋根小說的范疇。洪子誠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提到，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是“作為重視民族文化底蘊而取得成功的例證”。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阿城的《棋王》《遍地風流》，鄭義的《遠村》《老井》，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王安憶的《小鮑莊》，扎西達娃的《系在皮繩扣上的魂》，以至于張承志、史鐵生、陸文夫、鄧友梅、馮驥才等的一些小說，都被列入“尋根”系下。丁帆教授認為，“‘尋根小說’究竟從何時算起，有人追溯到吳若增和汪曾祺20世紀80年代初的作品，如因其重視民族文化底蘊而備受推崇的《受戒》《大淖紀事》等小說。但嚴格說來，它應以 ‘尋根’理論前后涌現出來的一批作品為標識，如阿城的《棋王》《遍地風流》，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憶的《小鮑莊》，鄭義的《遠村》《老井》，鄭萬隆的 ‘異鄉異聞’系列，賈平凹的 ‘商州’系列、李杭育的 ‘葛川江’系列，以及莫言、張承志、烏熱爾圖等人的小說。創作者的身份多為 ‘知青’，他們在 ‘文革’中所親身經歷的偏遠農村或者山區的 ‘原始’風貌與生活方式，在此成為他們書寫的主要對象，如湖南湘西、陜西商州、山西太行和呂梁山區、浙江錢塘江、山東高密、安徽淮北，以及大西北、內蒙古的大漠草原等。在1985年至1988年間，尋根小說的創作達到了頂峰。”從以上選取的論述看，學術界雖然對尋根小說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界定略有出入，但大同小異。應該說，尋根小說幾乎包容了各種各樣的創作個性。“但是，作為一種文學思潮，這些風格迥異的作家之間仍然存在著內在的同一性。這除了表現在他們對傳統文化所持的肯定態度以及大致相近的理解以外，更重要的還是共同的美學追求。在純潔祖國民族語言、恢復漢文化的意象思維，以及對完善傳統文學審美形式的追求上，他們大致都作出了相近的努力。”韓少功曾說過尋根文學是一個先有旗號，后有創作，先有理論，后有實踐的“有意為之”的文藝流派。這一說法是把尋根思潮僅限于1985～1988年的“尋根熱”。這其實與大部分文學史及評論界的說法不一致。因為文學史上提到的尋根文學代表作有很多是在1985年“尋根”宣言（韓少功《文學的“根”》）發表之前就寫出并發表。如果汪曾祺、鄧友梅、陸文夫、林斤瀾、何立偉等人的文化風俗小說只能算作“前尋根”文學，那么賈平凹的“商州”系列中的很多作品（如《商州初錄》《小月前本》《雞窩洼人家》《臘月·正月》等），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中的很多作品（如《最后一個漁佬兒》《葛川江上人家》《沙灶遺風》《土地與神》《船長》《珊瑚沙的弄潮兒》等），阿城的《棋王》，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鄭義的《遠村》，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鄭萬隆的“異鄉異聞”中的部分篇目（如《老馬——異鄉異聞之二》）等都是在1985年之前發表的。幾乎與《文學的“根”》同時發表的小說有王安憶的《小鮑莊》，阿城的《樹王》《孩子王》，鄭義的《老井》等。而這些幾乎同時發表的小說也很難說是“尋根”理論推動的結果。像王安憶就曾說：“那種尋根運動，很抽象。到底什么是文學的 ‘根’？俚語？風俗？還是野史？我創造時根本沒有想到去 ‘尋根’。”關于尋根小說的特征及分類，現摘取幾個有代表性的論述并進行比較和分析：

陳思和教授對“文化尋根”意識概括了大致三個方面：“一、在文學美學意義上對民族文化資料的重新認識與闡釋，發掘其積極向上的文化內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現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領略古代文化遺風，尋找激發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對當代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繼續批判，如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的深入挖掘。這雖然還是啟蒙主義的話題，但也滲透了現代意識的某些特征（如韓少功的《爸爸爸》）。但這三個方面也不是絕對分開的，許多作品是綜合地表達了尋根的意義。”洪子誠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對尋根小說的概括分兩大方面：在思想內容上，“表現了強烈地關心創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傾向”，但“在思想傾向和價值估斷上，顯然表現得復雜而曖昧”，既“產生對于‘傳統文化’的孺慕”，又對“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 ‘規范’的體制化的‘傳統’，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態度”。在藝術上，首先，“一些作家受到諸如福克納、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啟發，把對于生活情景、細節的真實描述，與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結合。”其次，“在小說語言上，或者向著平淡、節制、簡潔的方向傾移，或者直接融進文言詞匯、句式，以加強所要創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古奧。”最后，“小說的章法、結構、敘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說取法的情況。”丁帆教授總結尋根小說的特征為：“首先，描寫中國傳統文化籠罩下人的精神生活……其次，所有的 ‘尋根小說’都充分地表現出風俗畫的特征，作家們非常重視 ‘異域情調’和 ‘地方色彩’的發掘……”王萬森、吳義勤、房福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50年》中對尋根小說劃分了四類：一是對儒道文化的反思與追索，如阿城的“三王”小說，王安憶的《小鮑莊》，孔捷生的《大林莽》，鄧剛的《迷人的海》等作品；二是對神秘文化的反思與表現，如韓少功的《爸爸爸》，扎西達娃的《系在皮繩扣上的魂》等；三是對原始文化的反思與表現，如張承志的《黑駿馬》，莫言的《紅高粱》等；四是對地域文化的思考。這一類與前三類互為補充，如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鄭義的“太行山”系列，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等。以上列舉了一些文學史對尋根文學的分類、特征等方面的概括。關于尋根的特征，還有一些個人化的論述，如“尋根小說不再重視人物性格的刻畫，而是在對群體意識的觀照中，來展示民族的文化心態；它不再注重事物發展因果聯系的過程，而是在對客體有限的描述中，突出主體的自我體驗和瞬間的頓悟；它也不再人為地設置矛盾沖突，而是在人與自然、宇宙的交流融合中追求一種情韻和境界。”為了進一步了解尋根小說的特征，還需要再重申一下“尋根”到底尋什么？韓少功說過：“‘尋根’的準確含義我也講不清楚。我只是尋求我們民族的思維優勢和審美優勢。”首先，尋找文學之根。尋根文學打破了“五四”以來向西方學習小說語言、結構等的固定模式，也打破了中國歷來“文以載道”的正統之道，逐漸回到文學本身，恢復了文學的審美功能，并著重繼承和借鑒中國古代小說的美學傳統和東方的思維方式。李杭育曾說：“純粹中國的傳統，骨子里是反藝術的。中國的文化形態以儒學為本。儒家的哲學淺薄、平庸，卻非常實用。孔孟之學不外政治和倫理，一心治國安邦，教化世風，便無暇顧及本質上是浪漫的文學藝術；偶或論詩，也只 ‘無邪’二字，仍是倫理的，‘載道’的。”并進而指出：“兩千年來我們的文學觀念并沒發生根本改變，而每一次的文學革命都只是以 ‘道’反 ‘道’，到頭來仍舊歸結于 ‘道’，一個比較合時宜的 ‘道’，仍舊是政治的、倫理的，而決非哲學的、美學的。”其次，尋找文化之根。在韓少功、阿城、鄭萬隆、李杭育等人的理論文章中對“根”的表述雖然沒有十分明確的界定，但基本上與特定的地理空間及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尋根派”作家往往立足于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挖掘分析國民的民族文化心理積淀。既揭示其劣根性，又發揚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從總的文化背景上來把握我們民族的思想行為方式和價值道德標準，努力創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學。如阿城筆下的道家文化，王安憶筆下的儒家文化，韓少功筆下的湘楚文化，李杭育筆下的吳越文化，賈平凹筆下的三秦文化，鄭義筆下的晉地文化，張承志筆下的草原文化，鄭萬隆筆下的鄂倫春與漢族雜居的東北山林文化，烏熱爾圖筆下的鄂溫克族文化，扎西達娃筆下的西藏文化等。

最后，尋找生命之根。有些尋根文學力求尋找“人的生命之根，人的來歷與遺傳”，從而“將人的生命狀態原本地體現出來”。其實，“尋根”只是一種口號與姿態，帶有一定的籠統與抽象色彩，其實質就是對文化傳統的現代性關注。從總體上看，尋根文學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盡管韓少功說過：“贊成 ‘尋根’的作家也是千差萬別的，合戴一頂帽子有點別扭。”對尋根小說的分類，筆者借鑒前人研究成果，采取了三分法：一是對“優根”的歌頌，包括對文化“優根”和生命“優根”的歌頌。如阿城《棋王》中對老莊精神自由的追求與向往以及對世俗生活的肯定；張承志《北方的河》中對黃河“父親”的贊美，其實是對中國古代文化遺風的贊美；莫言《紅高粱》對生命中原始強力的歌頌。二是對“劣根”的揭示與批判。如韓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對民族心理痼疾和集體無意識的揭露與批判；王安憶《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中對遺傳劣根性的揭示。三是對文化之“根”的復雜態度。這是大多數尋根小說所持有的態度，如《小鮑莊》既有對“仁義”精神的向往與稱贊，又有對不仁義行為的諷刺與批判；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既有對人物形象某些民族劣根（如守舊固執等）的批判，又有對他們身上的某些優良素質（如向往自由、勇于拼搏等）的禮贊；鄭萬隆的“異鄉異聞”系列既有對落后民族愚昧心態的揭示與否定，又有對他們勇敢、強悍、執著性格的肯定；賈平凹的“商州”系列不僅展示了秦地獨特的民風民俗，還表現了新老兩代農民的矛盾與沖突，作家對筆下的很多形象都采取了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態度；鄭義在《老井》中更是突出地把新（巧英）、舊（旺泉）沖突直接展示在讀者面前。

關于尋根文學的重要意義有很多論述，如雷達教授說：“‘尋根派’的名稱因其自身的狹義可能會日益淡化，但是，創作中的文化意識和文化眼光，作為人類認識世界圖景的重要方法，作為文學思維方式的一種革命，作為綜合化的途徑，卻必然會在當代文學發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意義。”總之，尋根文學的意義可以概括出很多方面：尋根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轉型和重新摸索提供了契機，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主要是從社會政治層面表現人生，那么，尋根文學則是從民族傳統文化、從人類的歷史和生存上所做的一種具有現代意識的思考；尋根文學呈現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既充實了文學作品的內容，又提高了文學的審美價值及文化價值；尋根文學的創作體現了“尋根派”作家的自信，開辟了與世界文學潮流對話的契機；尋根文學大大激發了當時眾多文學青年及作家的創作熱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