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賈是位儒生，經常在漢高祖劉邦面前引用《詩經》、《書經》中的話，劉邦十分討厭，有一次竟破口大罵：“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你老子是騎在馬上奪取的天下，要靠《詩經》、《書經》干嗎？）陸賈反問道：“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在馬上得到的天下，難道可以在馬上治理嗎？）

生在亂世的知識分子是不幸的，他們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學條件，不可能安心地從事學術活動。但也是幸運的，因為在改朝換代、革故鼎新之際，知識分子獲得了施展才能、實現抱負的機會，比在太平盛世碌碌無為，終老于書齋中要強得多。

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并沒有殺掉所有的儒生，也沒有能燒掉所有的書籍，但對儒生和儒家經典無疑是一場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來順受，甘當順民；或避居山野，遠走他鄉。有的人守護著藏匿的書籍，有的人背熟了經典從事口頭傳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動。

陳勝、吳廣起義爆發后，群雄并起，儒生們也紛紛響應，連孔子的后代孔鮒也背著祖傳的禮器投奔陳勝，被封為博士，不久隨陳勝而死。但當時各路反秦首領和諸侯最關心的是如何打敗秦軍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對純粹的儒生并無多大興趣。孔鮒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說其他毫無知名度的儒生。

當時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將，驍勇善戰、能指揮軍隊的將才如魚得水，平步青云。如韓信由小軍官提拔為統帥，三年內就成為大國諸侯。英（黥）布出身群盜，以軍功被項羽封為九江王，是楚漢之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降漢后被封為淮南王。劉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盜、小販、農夫出身，他們的發跡靠的就是沖鋒陷陣、攻城略地的軍功。好在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像后世那么的純，依然有“六藝”本色，文武兼資，這類人完全可以優先發揮武的功能，或者以武為主，也不愁沒有出路。

知識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謀士。他們了解形勢，諳熟韜略，能為主子出謀劃策，有的還能調度和指揮軍隊。像張良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陳平，原來是個“好讀書”的知識分子，但投奔劉邦后主要是起參謀作用，曾經“六出奇計”。項羽的謀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也是這類人物。

另一類是辯士。他們繼承春秋戰國以來辯士說客縱橫睥睨、翻云覆雨的傳統，或充當使者，或擔任說客，在劉、項和各諸侯間大顯身手。

再一類是行政管理人才。劉邦、項羽與各諸侯國都需要這類知識分子，在秦朝覆滅，各諸侯國處于草創，又互相對抗的情況下，這類人物不可或缺。他們能維持日常行政機構，安定后方，征調戍卒，籌集、輸送糧食和物資。劉邦手下要是沒有蕭何這樣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勝利的。但這類人中的絕大部分是默默無聞的，他們既不上前線，又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史籍上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在當時的條件下，純粹的儒生的確派不上什么用場，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實實守住自己的學術傳統，為保存文化盡力。這樣的知識分子也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如魯（今山東曲阜市）的諸生，他們即使在劉邦軍隊的包圍之下，照樣“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所以魯地的儒家文化傳統始終沒有喪失。又如濟南人伏生，曾經擔任秦朝的博士，《書經》被禁毀后，他將書藏在墻壁中，戰亂中外逃，回家后發現藏著的書缺少了幾十篇，但還剩下29篇，他就在齊、魯一帶傳授。漢文帝時征召懂《尚書》的人，伏生已九十多歲了，無法再進京，就讓晁錯去他家學習。儒家文化和《尚書》能夠流傳下來，離不開魯諸生和伏生的努力。盡管他們在楚漢之爭中沒有為哪一方面建功立業，但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永存的。像孔鮒那樣，明知自己既無勇力，又無奇計，既當不了說客，又管不了行政，卻要背上禮器投奔陳勝，實在是走錯了門路。

漢高祖劉邦從小沒有讀過《詩經》、《書經》一類儒家經典，只是上過識字班。家庭出身和當小亭長的經歷使他沒有機會結識大知識分子，他的密友蕭何是沛縣“主吏”，大約相當于現在縣政府的秘書長；曹參是縣獄掾，相當于縣警察局長；樊噲則是賣狗肉的小販。蕭何、曹參在縣里雖然稱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權勢，但他們熟悉的是吏治法規，應對上司，而不是詩書禮儀。所以劉邦養成了輕視儒生的習慣，在他起兵以后更討厭投奔他的儒生，認為他們只會添麻煩，一概不予理睬。對那些死皮賴臉求見的儒生，劉邦干脆當眾摘下他的儒生帽子，當成尿壺解小便。誰向他介紹儒生，就會招來一頓臭罵。正因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裝，將自己的信仰、主張以至服裝掩蓋起來，以避免劉邦的惡感。

就是這樣一位主子，還是有知識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舉酈食其、叔孫通、陸賈三人為例。

陳留高陽（今河南杞縣西南）人酈食其是個“好讀書”的儒生，雖然“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卻志向遠大，瞧不起路過高陽的數以十計的反秦將領，因為他們都缺乏“聽大度之言”的氣魄，相反他對那位傲慢無禮但“有大略”的劉邦卻情有獨鐘，決心追隨。起初他不知道劉邦的好惡，讓一位在劉邦部下當騎兵的同鄉通報：“我有位同鄉酈生六十多歲了，身長八尺，別人都稱他為狂生，自己卻說不狂。”同鄉告訴他劉邦不喜歡儒生，他就讓同鄉將見劉邦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一件件詳細告訴他。

酈食其求見時，劉邦正靠在床邊讓兩個女人給他洗腳。門房通報后，劉邦問：“來的是什么人？”門房說：“樣子看起來像個大儒，穿儒服，戴著一頂高山冠。”劉邦馬上說：“給我回絕他，就說我正忙著打天下，沒有閑功夫見儒生。”酈食其一聽，瞪圓了眼睛，手按著劍柄，怒喝道：“滾進去告訴沛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門房被嚇得沒有報告就進了劉邦的房間，把酈食其的話重復了一遍，劉邦這才說：“請客人進來。”酈食其見劉邦后沒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禮，問道：“足下是想幫助秦朝攻諸侯，還是率領諸侯滅秦朝呢？”劉邦罵道：“混賬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諸侯聯合起來攻秦，怎么說我幫助秦朝？”酈食其說：“你真要結聚民眾組成義軍，去消滅無道的秦朝，就不應該在見長者時如此無禮。”劉邦趕快停止洗腳，穿好衣服，請酈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酈食其說了一番六國合縱連橫的情況，劉邦大喜，請他吃飯，并虛心求教。酈食其說：“足下不過集合了一些烏合之眾，收羅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滿萬人，用這些力量直接去進攻強大的秦軍，真是所謂探老虎口。陳留（今河南開封縣東南）地處沖要，四通八達，城里又有許多儲備糧，我與縣令關系很好，請派我去與他聯絡，讓他聽命于你。如果他不聽，你就發兵攻打，我做內應。”攻下陳留后，劉邦封酈食其為廣野君，經常派他出使諸侯，充當說客。要是酈食其不知深淺，開口就談儒生的一套，早就給劉邦罵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孫通也是飽學的儒生，秦二世時受到征召，充當待詔博士。陳勝起義的消息傳到咸陽后，二世召見博士和儒生，問道：“楚地的戍卒在蘄（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陳（今河南淮陽縣），諸位有何高見？”30位博士和儒生都說：“臣子違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饒恕的死罪，請陛下趕快發兵消滅他們。”二世聽了怒形于色。叔孫通站出來說：“他們所說都不對。如今天下合為一家，郡縣城墻已經拆除，武器已經銷毀，明確告訴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況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盡自己的職責，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還有人敢造反！這不過是些盜賊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這里討論？讓郡里的官吏抓起來法辦就行了，何足憂慮！”二世大喜稱是，又一一問了儒生，有的說是造反，有的說是一批盜賊。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將認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監獄審訊，因為他們發表了錯誤言論；將認為是盜賊的儒生都釋放了。二世賜給叔孫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為博士。出宮回到住處，儒生們指責他：“先生怎么這樣當面拍馬屁？”叔孫通說：“你們不懂，我差一點脫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陽，回到故鄉薛（今山東滕州市南），投奔了項梁，以后又在項羽部下。劉邦攻占彭城，叔孫通降漢。但不久劉邦兵敗西撤，叔孫通認準劉邦必勝，率領弟子們繼續追隨。

古代瓷器叔孫通穿的是儒服，劉邦見了就生氣。他知道劉邦是楚人，就換上了按照楚地式樣裁縫的短衣，劉邦大喜。叔孫通了解劉邦的需要，向劉邦推薦的都是一些當過盜賊的壯士。劉邦非常滿意，封他為博士，稱為稷嗣君。隨他降漢的百余個弟子恨得在私下罵他：“跟了你幾年，好不容易降了漢王，可是從來不舉薦我們，倒專門介紹那些江洋大盜，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孫通知道后，對他們說：“漢王正冒著槍林彈雨爭奪天下，你們能打仗嗎？所以我要先推薦能斬將奪旗的勇士。你們好好等著，我忘不了你們。”

酈食其和叔孫通其實都沒有拋棄儒生本色，只是為了適應劉邦的現實需要，暫時改變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酈食其沒有等到劉邦最終奪取天下，就給齊王田廣扔進油鍋“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說客辯士的形象；而叔孫通卻在劉邦鞏固漢朝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劉邦統一天下，諸侯共同尊他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舉行后，叔孫通奉命制定朝廷的儀式制度。但劉邦嫌秦朝留下的禮儀太繁瑣，全部刪除，只求簡易。結果一幫大臣在朝堂上邊喝酒邊爭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寶劍在柱子上亂砍，劉邦見實在不成體統，擔心沒法收拾。機會終于來了，叔孫通知道劉邦心里已經非常討厭這種現象，就提出建議：“讀書人在打天下時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們一起守城。我可以召來魯地（今山東曲阜一帶）的儒生，與我的弟子一起為陛下制定上朝的儀式。”劉邦問：“會不會太難辦呢？”叔孫通說：“五帝所用的音樂都有差異，三王不采用同樣的禮制。禮制應該根據時代和人情的需要來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禮制都有所增減，并不相同。我可以廣泛采納古禮與秦儀，結合起來制定出一套新的。”劉邦同意試一試，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學，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來定”。

叔孫通從魯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劉邦派來學習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場地上排練了一個多月。叔孫通見練得差不多了，就請劉邦來看。劉邦讓他們演習了一遍，覺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學習排練，到十月一日（當時的元旦）舉行大朝會時正式采用。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長樂宮落成。十月一日，諸侯和文武百官齊集新宮，完全按照新的朝儀舉行朝會。天剛亮，警衛宮殿的兵車、騎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齊，舉著武器和旗幟。負責指揮調度的官員——謁者，在檢查合格后，將諸侯百官依次序領進殿門。大殿的臺階兩旁排列著數百名郎中，“趨”（快步輕聲上前）一聲令下，百官魚貫而入，功臣、列侯、諸將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東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東面，西向而站。一切準備妥當后，在殿上的典禮官接受百官的逐級報告，又接力傳聲，請皇帝起駕。皇帝坐著轎子離開住所，由儀仗隊開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禮官引導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員依次拜賀，諸侯王和百官嚇得大氣都不敢喘，沒有一個不畢恭畢敬。朝見后，皇帝賜酒，有資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著頭，俯著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職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謁者下令“罷酒”。在飲酒過程中，始終有御史在監督，發現有不遵守儀式的人就立即將他帶出，整個朝堂中沒有人敢喧嘩失禮。

劉邦好不得意，說：“我今天才體會到做皇帝的尊貴。”他龍顏大悅，封叔孫通為太常，賞給他500斤金子。叔孫通說：“我這些儒生弟子跟隨我很久了，與我一起排練了朝儀，希望陛下封他們為官。”劉邦全部封為郎。叔孫通將劉邦賞他的金子都分給了弟子們，這批儒生又當了官又有了錢，皆大歡喜：“叔孫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當今最重要的事務。”

漢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調叔孫通擔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員），讓他制定宗廟的禮儀，并繼續制定各種禮儀制度。

如果說叔孫通所制定的還只是表面的禮儀，可以立竿見影地讓劉邦見到成效的話，那么陸賈所堅持的就是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信念，通過他的努力，劉邦也接受了他的觀點。

陸賈早就投奔劉邦，以賓客的身份隨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眾而聞名的辯士，不僅一直在劉邦身邊，還經常出使諸侯。西漢初，陸賈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說服趙佗接受漢朝南越王的封號，向漢朝稱臣，回朝后被劉邦封為太中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