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類序

口述是當事人的語言表達。口述調查是通過當事人的語言表達而獲得調查依據的一種調查方法，在當下愈來愈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手段。

人類社會是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人類不斷前行，需要從走過的路尋求啟示，于是需要記錄歷史。歷史不僅是客觀發展的事實，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人們記錄甚至塑造出來的事實。人類為了順利前行，必須全面、準確、真實地記錄歷史，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對歷史的選擇性塑造可以使人獲得某種短期效益，但最終會受到歷史的懲罰。因為歷史與自然一樣，都有規律可循。只有全面、準確、真實地記錄或者還原歷史，人們才能夠科學把握歷史規律。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歷史感特別強。在中國，歷史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感。正因如此，長期以來，中國特別重視對歷史的記錄。傳統中國設有專門的史官職位，民間社會也有記錄歷史的特殊方法。今天，對歷史的記錄愈來愈全面，有人將國史、地方志和族譜視為記載歷史的三大支柱，但還遠遠不夠。口述史因此應運而生。

過往對歷史的記錄有兩個特點：一是以上層人物為主，二是以文字記錄為主。人們經常講，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歷史何以記錄蕓蕓眾生的創造活動？在歷史中保留和傳承下來的仍然是少數大人物。即使是蕓蕓眾生也熱衷于大人物的活動，從而放棄了歷史本身。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記錄歷史的方法主要是文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文字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只有讀書人才能記錄歷史。讀書人讀什么書，怎樣記錄歷史則受到人為的約束。因此，由讀書人記錄下來的歷史總有一定限度。許多歷史事實因此可能被舍棄、遮蔽，甚至塑造。

口述的出現是對歷史記錄的一場革命性變革。隨著社會進步，對歷史的記錄不再是被壟斷，而是發展為一門科學。對歷史的記錄也不再為大人物主導，那些過去根本不可能進入歷史的小人物也可以因為口述而進入歷史。特別是口述可以反映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生動性和隱秘性，大大豐富以文字記錄的歷史，從而有利于促進全面、準確、客觀、真實地記錄歷史。

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古國，無數的農民是農業文明的創造者。但長期以來，農民作為一個群體并沒有進入歷史記錄之中。即使是在口述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的當今時代，也很少以農民為口述對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巨大遺憾！更重要的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傳統農民正在迅速消逝，成為“最后的農民”。盡管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歷史進步中人的生命和活動則是需要給予充分記錄的。如果沒有對這些“最后的農民”的歷史記載，也許這將成為歷史無法挽回的巨大遺憾。

作為一個農村研究機構，除了與其他機構一樣，要匆匆往前趕，完成各種任務以外，我們在農村實地調查中也深深感受到搶救農民歷史的緊迫性。歷史責任感驅使我們記錄農民的歷史，口述則為我們提供了最為合適的方法。因為對于農民來說，有關他們的文字記錄太少了。

農民是以土地為生的人。土地對于農民不僅僅是一種生產資料，而是一種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深厚的感情，甚至崇拜。如許多鄉村田野都供奉土地神。因此我們所做的農民口述首先圍繞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而展開。

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有著獨特性。一則中國是在一個傳統農業文明保持相對完整的狀態下一步跨入現代化門檻的，二則中國跨入現代化門檻之后的變遷特別迅速。這使得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發生著深刻而急劇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深度、烈度、廣度、彎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對農民的生活及國家政治的影響也是世界少有的。

如果從現代化進程看，中國的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變遷經歷了四個階段：土地改革、土地集體化、土地承包、土地流轉。

土地改革是邁向現代化大門的起點。現代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農民是傳統社會的主要因子。就中國而言，農民的命運對于現代化具有特殊意義。一則中國農民在進入現代化之前，沒有如英國一樣發生內部演變過程；二則中國傳統農民人數太多，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0%以上。這一狀況使得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在中國政治關系中具有基礎性地位。中國現代政黨一誕生，就將解決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作為基礎性議題。在中國，土地問題不僅僅是產權問題，而且是政權問題，土地問題承載著大量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因子。因此，到20世紀中葉，土地產權改革一直伴隨政權的變革，并帶來了全面、深入的社會變革。這一變革是歷史性的，它將變革引向中國的基礎性部分。而這一部分在歷史的王朝變更中是從來沒有被觸及的，因此它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也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如今，經歷過土地改革的當事人正在迅速走向人生的終點，他們的口述可以讓我們對這樣一場歷史大變革有更多的認識和理解。

對于中國而言，20世紀中葉是狂風驟雨的年代。土地改革完成不久，中國就開展了農業集體化。集體化對于中國農民而言，特別新奇。因為數千年以來，中國農民都是以一家一戶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經營的。而在推動集體化的主政者看來，正是這種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造成了農民的貧窮。土地改革讓農民有了土地，但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有可能再次造成農民的貧窮，于是以國家的力量推動農業集體化，農民的土地、生產，直到生命活動都以農村集體的方式加以組織。集體因此成為中國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基礎，其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下，“大集體”成為當事人難以遺忘的歷史記憶。

在土地集體化進程中形成的人民公社，其興也勃，其廢也忽。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體制得以廢除，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得以興起，并被確立為農村基本制度。土地承包實行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在形式上與傳統的家庭經營相似，以致有人一度認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歷史不會倒退，也難以簡單回歸。土地承包畢竟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的一種新的經營方式，并因為這種承包關系使得土地具有了所有、承包、經營、收益等多重性。這種多重性的產權關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它既促進了農業發展和農民保護，也會給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帶來許多復雜性。當事人的敘說也許與土地關系一樣有不少復雜元素。

土地給農民帶來生存和希望，也可能造成對農民的束縛。不斷增長的人口使土地負載過重更是農民貧困的基本原因。農民與土地關系的調整和變革，有可能解決農民一時的生存問題，但難以從根本上避免重回貧困的陷阱，而走出土地或許會獲得一片新的空間。20世紀80年代，世世代代視土地為生命的農民開始離開土地，尋求新的產業和發展空間。土地流轉因此得以啟動。流轉必須建立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進入20世紀，由國家主導進行土地確權，并第一次全面深度介入農村產權領域并擔負著保護產權的功能，其深刻意義也許還要許多6年才能顯現，但它對農民的生活和意識的改變則是無疑的。

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是農村基礎性關系，但并非全部。中國農村已經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不僅僅體現在不同領域，不同人群在其中也有不同的狀況。我們還將從不同領域和以不同人群作為特定的口述對象，更全面、充分、廣泛地記錄大歷史中農民小人物的生活與命運。比如，我們稍后啟動的農村婦女口述史調查，就是圍繞“關系·慣行視角中的農村婦女”主題，記錄農村婦女與家庭、家族、宗族、村莊、市場、國家、政黨等的互動、互構關系以及農村婦女自身的發展變遷歷程。

當下，口述史調查愈來愈多，我們的口述調查除了特定對象以外，還有以下特點。一是專業性。盡管我們的口述對象主要是農民，但我們的目的是用于學術研究。因此特別注意客觀性，以口述事實為依據，避免主觀傾向性。二是可分析性。我們的口述調查不是一般的描述事實，更不是講故事，而是能夠從事實中獲得發現，其事實具有可分析和二次、多次開發的價值。因此我們設計了結構化的基本調查提綱。三是規模性。學術性開發需要一定的樣本數量，我們的口述調查注意規模和比例。考慮中國地域大，不平衡性強，我們的調查盡可能照顧到全國各個區域，如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口述調查力求全國農村每個縣級單位都能夠有所反映。

我們的口述調查從土地改革開始。為此，我們特別請本院初創人張厚安教授做了口述，并作為口述類第1卷導語。一則在于張先生作為土地改革工作隊隊員，親身參與了土地改革，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二則在于張先生長期從事政治學和農村研究，具有專業功力和眼光，他的真知灼見具有啟發意義。

歷史的生命在于真實。但歷史的真實與真實的歷史總是有距離。與其他方法一樣，口述也有限度。口述對象同樣會產生對事實的選擇、加工，甚至塑造。小人物與大人物一樣，都希望在青史上留下好名。我們在進行口述調查過程中，力求客觀、準確、真實、具體，只是所希望的與所能達到的還是會產生距離。但無論如何，農民口述可以為農村農民史保留一份珍貴的記憶，也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大規模中國農村調查的重要組成部分！

徐勇

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