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這批燼余典籍于“一·二八”后仍暫存金城銀行保險庫中，張先生痛心涵芬樓數十年苦心積慮的收藏在一夕之間的覆滅，深感于藏書“慮其聚久必散也”，即有將這些善本書編一燼存書目之念。但是，“編一目錄”的念想，很快又被“撰寫解題”的計劃所代替。因為編一目錄所能體現的僅是一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并不能鉤稽所遺善本之內涵。因此張先生乃有重寫《書錄》之計劃，即將幸存善本逐書撰寫解題，期借此留存各書詳目，恐日后如仍遭難，尚可尋其始末。

此說可見1932年3月28日，張先生致趙萬里信，云：“四年之前，曾檢取二三千冊寄存金城銀行庫中，其余盡付一炬，言之痛心。現擬編一目錄，留待后來紀念。”（《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冊，第891頁）次年4月18日張先生復丁英桂信，云：“現編《涵芬樓燼余書錄》，尚未完畢。”“是月，續編《涵芬樓燼余書錄》。”（《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冊，第920頁）

此處所云“現編《涵芬樓燼余書錄》，尚未完畢”，是指1933年4月時“尚未完畢”，仍在寫作編撰中。其另一依據可見傅增湘跋《宋本周易要義》，云：“菊生手檢別儲之書幸逭于烽火者，編為《燼余書錄》，已成經部、史部各二冊，因舉以見示，朝夕相過，虛衷下問，商榷得失。”（《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頁）此跋寫于癸酉五月朔，即1933年五月初一。可見其時僅完成了《書錄》中的經、史兩個部類。

顧廷龍《涵芬樓燼余書錄》后序云：“當先生初辟圖書館，以為只便閱覽，未足以廣流傳，遂發愿輯印善本，博訪周諮，采摭牉合，成《四部叢刊》《百衲本廿四史》等，皇皇巨編，嘉惠來學。先生嘗言：景印之事早十年，諸事未備，不可也；遲廿年，物力維艱，不能也。此何幸于文化銷沉之際，得網羅僅存之本為古人續命，而又何不幸于甄擇既定之本，尚未版行，乃嬴火橫飛，多成灰燼，是真可為長太息者也。館中藏弆，毀者什七八，存者什二三。然猶幸宋、元精槧，名家鈔校，大都留遺，先生因編次為《燼余書錄》，考訂詳明，于流略之學多有裨助。所毀善本原有目錄，猶可考見，其中稿本抄本，或竟未刊行，或刊傳未廣，或為祖本，或有名校。如目中所載金亦陶手鈔元人詩，為吾家俠君先生選元詩時所據底本，一線之傳，實賴于斯，今亦絕跡人間。披覽存目，為之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