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地理環境對審美活動的影響

自然界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人的審美活動與人的一切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一樣，不能脫離自然界。自然地理環境必然融入人的生活世界，成為人的生活世界的一個部分。自然地理環境不同，則“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龔定庵語），必然會對人的審美活動產生影響。

在西方美學史上，法國的孟德斯鳩、杜博斯和德國的文克爾曼都曾經談到地理環境對審美活動的影響。文克爾曼曾說過“希臘人在藝術中所取得優越性的原因和基礎，應部分地歸結為氣候的影響，部分地歸結為國家的體制和管理以及由此產生的思維方式，而希臘人對藝術家的尊重以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廣泛地傳播和使用藝術作品，也同樣是重要的原因”希臘是一個半島。碧藍的愛琴海，星羅棋布的美麗的島嶼，島上有扁柏、月桂、棕櫚樹、橄欖樹、谷物、葡萄園。那兒吹著暖和的海風，每隔二十年才結一次冰，果樹不用栽培就能生長。居民從五月中旬到九月底都睡在街上，大家都過露天生活。“在這樣的氣候中長成的民族，一定比別的民族發展更快，更和諧。”希臘的海岸線很長，港灣極多。“每個希臘人身上都有水手的素質”。希臘的自然環境還有一個特點：希臘境內沒有一樣巨大的東西，外界的事物絕對沒有比例不稱、壓倒一切的體積。一切都大小適中，恰如其分，簡單明了，容易為感官接受。就是大海，也不像北方的大海那么兇猛可怕，不像一頭破壞成性的殘暴的野獸，而是像湖泊那樣寧靜、光明。這里的天色那么藍，空氣那么明凈，山的輪廓那么凸出，海水那么光艷照人，用荷馬的說法是“鮮明燦爛，像酒的顏色，或者像紫羅蘭的顏色”。泰納說：“我正月里在伊埃爾群島看過日出：光越來越亮，布滿天空；一塊巖石頂上突然涌起一朵火焰；像水晶一般明凈的穹窿擴展出去，罩在無邊的海面上，罩在無數的小波浪上，罩在色調一律而藍得那么鮮明的水上，中間有一條金光萬道的溪流。夏天，太陽照在空中和海上，發出燦爛的光華，令人心醉神迷，仿佛進了極樂世界；浪花閃閃發光，海水泛出藍玉、青玉、碧玉、紫石英和各種寶石的色調，在潔白純凈的天色之下起伏動蕩。”正是這樣一種天然景色，形成了希臘人那種歡樂和活潑的本性，并使得希臘人醉心于追求強烈的、生動的快感。希臘人的這種氣質，表現為荷馬史詩和柏拉圖對話錄中那種恬靜的喜悅。希臘人的這種氣質，也表現為普通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那種美感：晚上在園中散步，聽著蟬鳴，坐在月下吹笛；或者在路上采下一株美麗的植物，整天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晚上睡覺時小心地放在一旁，第二天再拿著欣賞；或者上山去喝泉水，隨身帶著一塊小面包，一條魚，一瓶酒，一邊喝一邊唱；或者在公眾節日拿著藤蘿和樹葉編成的棍子整天跳舞，跟馴服的山羊玩兒。希臘人的這種氣質，使他們把人生看作行樂。“最嚴肅的思想與制度，在希臘人手中也變成愉快的東西；他的神明是‘快樂而長生的神明’。”“希臘人心目中的天國，便是陽光普照之下的永遠不散的筵席；最美的生活就是和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宗教儀式無非是一頓快樂的酒席，讓天上的神明飲酒食肉，吃得稱心滿意。最隆重的賽會是上演歌劇。悲劇，喜劇，舞蹈，體育表演，都是敬神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從來不想到為了敬神需要苦修、守齋、戰戰兢兢的禱告，伏在地上懺悔罪過；他們只想與神同樂，給神看最美的裸體，為了神而裝點城邦，用藝術和詩歌創造輝煌的作品，使人暫時能脫胎換骨，與神明并肩。”正因為如此，所以希臘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家。希臘人性格中有三個特征，正是造成藝術家的心靈和智慧的特征：第一，感覺精細，善于捕捉微妙的關系，分辨細微的差別，這就能使藝術家能以形體、色彩、聲音、詩歌等原素和細節，造成一個有生命的總體，能在意象世界顯現人生世界的內在的和諧；第二，力求明白，懂得節制，討厭渺茫與抽象，排斥怪異與龐大，喜歡明確而固定的輪廓，這就使藝術家創造的意象世界容易為感官和想象力所把握，從而使作品能為一切民族、一切時代所了解；第三，對現世生活的愛好和重視，開朗的心情，樂生的傾向，力求恬靜和愉快，這就使藝術家重視當下的直接感受（這是美感的重要特點），避免描寫肉體的殘廢與精神的病態，而著意表現心靈的健康與肉體的完美，從而造就希臘藝術（雕塑、建筑等等）那種絕對的優美和和諧。我們從泰納對希臘文明的分析，可以看到，他的思路是：地理環境、天然景物必然會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而這種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又必然會影響一個民族的審美情趣和審美風貌。

在中國美學史上，似乎只有梁啟超對這個問題給予關注。他在《地理與文明的關系》和《中國地理大勢論》這兩篇文章中探討了地理環境（天然景物）對審美情趣和藝術風格的影響的問題。

東漢《乙瑛碑》（局部）

他主要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不同的天然景物，影響一個朝代的氣象（審美風貌）。如我國歷代定都黃河流域者，“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熏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闊，其氣魄常磅礴英鷙，有俊鶻盤云、橫絕朔漠之概”。而建都長江流域者，“為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熏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觀”。第二，不同的天然景物，也影響人們的審美情趣，產生雄渾悲壯與秀逸纖麗這樣兩種不同的意象與風格。如文學，他舉例說：“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詩于文于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于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米芾《虹縣詩帖》（局部）

梁啟超所說的審美情趣與藝術風格的這種南北之不同，在歷史上確實存在。當然這種不同，并不完全是由于地理環境（天然景物）的影響，其中還有社會政治、經濟、風俗等多方面的影響。但是地理環境（天然景物）對于人類的審美活動確有重要的影響，這是不能否認的。

梁啟超本人并沒有把天然景物對審美趣味、藝術風格的影響絕對化。他提出了一個命題對他以上的論述作了補充，那就是：“‘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他說：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則漸微，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于統一，而唐代君主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孫之定樂，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書家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顏（真卿）、柳（公權）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獨開生面。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為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恒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

梁啟超說的“政治地理”是一個涵義很廣的概念，不僅包涵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的統一，而且也包含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上，影響審美情趣、審美風尚、藝術風格的，一方面是自然地理環境，另方面更重要的是社會文化環境，而社會文化環境包含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風俗等多方面的極其復雜的因素。這就是我們下一節要談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