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政之悲歌
《金瓶梅》是一部有著強烈的政治傾向的小說，是“國之悲歌”。但是，在書寫政治時，作者不是籠統地停留在國家衰亡這個表面的層次上，而是更為深刻地寫出晚明政治體制中種種弊端，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官商勾結”，因此它又是一部“國家政治的悲歌”。也正是這個主題把宋徽宗所代表的國家命運和西門慶所代表的西門氏家族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晚明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其標志就是商業化的興起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這一時期隨著晚明城市化、商業化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眾多的商人，商人在社會上地位逐漸地抬高。晚明時期的商人主要是販運型而不是生產型的商人，他們發家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地區之間的商品的差價來牟取利潤。如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就是一個商販，而西門慶所做的買賣——販藥、販布、販鹽都屬于販運型經濟。
中國地大物博，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極不均衡，這有利于販運型經濟的發展。而販運型經濟的顯著特征就是囤積居奇，以求暴利。這種利用地區之間差價來賺錢的方式，涉及商品資源的獲取、貨物的運輸、商業稅收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都與官府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商人階層向官僚階層靠攏是這種經濟發展的必然。此外在古代中國這樣的專制體制下，一個商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借助于官方的保護。故商人階層向官員尋求保護也是當時社會普遍的風氣。尤其在晚明這個時代官員腐化墮落，不僅是商人向官員靠攏，官員為獲得利益也在向商人靠攏，于是官商之間的勾結成為社會的最普遍現象。
西門慶是一個市井商人，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有“痞子氣”的商人，西門慶發家的歷程就是交通官吏。如他借助于自己女兒西門大姐的婚姻，結交上陳經濟的父親陳洪，而陳洪又是四大奸臣中八十萬禁軍都督楊戩的親家，以此西門慶和楊戩建立了關系。當西門慶因武松的案子將被陳文昭所抓時，就是楊戩求助于蔡京，蔡京給陳文昭下密書，才赦免了西門慶。而當楊戩倒臺后，西門慶又投到蔡京的門下，并在蔡京身上不惜重金。也正是因此蔡京賞給西門慶一個官職：山東提刑所副提刑官。對這個官職是作者精心設計的，因西門慶本身就是個不法的痞子，而作者讓他成了主管司法的提刑官，這本身就是對大宋吏治腐敗深刻諷刺。在此后西門慶利用蔡京的關系販鹽，又拜蔡京為干爹，從而在經濟、政治上迅速崛起。西門慶向蔡京靠攏，蔡京也把西門慶當成自己賺錢的工具。因此才有第五十六回西門慶到東京給蔡京拜壽時，蔡京單獨招待他一個人。這種情況的發生，可見蔡京對西門慶的“厚愛”。但是西門慶和蔡京走的是兩條路，西門慶所走的路線是金錢—權勢—更多的金錢，而蔡京所走的路線是權勢—金錢—更大的權勢。如果說西門慶是錢的符號，而蔡京就是權的符號，西門慶與蔡京之間的交易就是典型的“錢權交易”。在晚明時代笑笑生就能從政治腐敗、權力尋租這個角度來寫社會的政治問題，這是相當深刻的。因此本書認為這也是一個“悲歌”，寫出了晚明時期國家政治的可悲之處。
圍繞著西門慶的發家史，作者給我們展開了一幅官場的“百丑圖”。如蔡蘊這個蔡京的假子，在回家省親的路上要繞道到西門慶家來打秋風；蔡京的管家翟謙向西門慶要女人；宋御史到西門慶家中索要八仙鼎；而為了迎接六黃太尉，官員們不顧西門慶家正處在李瓶兒的喪禮期間，強行讓西門慶在家中大擺宴席，這實際上是在勒索西門慶。這種官商之間的勾結，最后發展到令人發指的地步。西門慶不僅升為正提刑，而且能左右官員的升遷，能隨心所欲地做任何買賣。如他要販鹽，馬上就有蔡蘊可以為他提前放鹽；他要做古玩生意，馬上就可以到宋御史那里拿到批文；他的貨物要過關，把關口的錢老爹只象征性地收點關稅后馬上就放行。正是官商之間的勾結，西門慶可以橫行霸道，而這個社會對他沒有任何的束縛力。
官商勾結對于國家來說是破壞了國家的政治體制，動搖了國家的經濟基礎，于國則是亡。西門慶靠官商勾結起家，橫行霸道，當他死去后，樹倒猢猻散，于家則是破。而借助官員勢力暴富的西門慶縱欲無度，以身殉色，于個人就是一個悲劇。這三點就是作家在書寫官商勾結這一主題時想要告訴讀者的。
官商勾結問題是《金瓶梅》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這表現在作者對西門慶這個人物的態度上。作者寫西門慶是個精明的商人，但是他對西門慶勾結官府，依權仗勢是十分憤恨的。作者寫到西門慶依仗官府，行賄于官僚，屢做壞事而受不到懲治。他毒死武大郎，發配了武松，氣死了花子虛，遣送了來旺，導致了宋惠蓮上吊而死，暴打并氣死了宋惠蓮之父宋仁，可以說是奪人妻、霸占人家的產業。但這些壞事不僅沒使西門慶受到任何的制裁，反而使他步步高升。在寫這些事情時，作者對西門慶是嚴厲批判的。但當西門慶當上官之后，與那些無比貪婪的官員相比，西門慶反而還要好得多。在此時作者對西門慶肯定之處反倒多了一些，如寫他的豪爽、大氣、一擲千金，等等，而對那些貪賄的官員卻無比憤恨。
作者對西門慶的態度是矛盾的，這反映出作者對西門慶這類新崛起的商人階層的看法是兩重性的。作者既看到其惡，對之加以批判；但同時又看到這些人物所具有的“能量”，對之不免羨慕。這種態度與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對待那些資產階級暴發戶的態度尤為相像。巴爾扎克對法國的貴族階級充滿了同情和好感。因為他看到了法國資產階級暴發戶對貴族階級日甚一日的沖擊，看到了這一階級必將取代貴族階級。巴爾扎克雖然在內心了瞧不上那些滿身銅臭的暴發戶，但對這些人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種欽佩之情。既欽佩又憤恨也是笑笑生對西門慶的態度，對這一問題，本書在分析西門慶這個人物形象時將做進一步的闡釋。
《金瓶梅》全書中寫出權勢之盛，寫官商之間勾結時氣焰之囂張，但實質所奏響的卻是對國家政治的哀嘆之調。我們說此書是“以艷當哭”，當作者寫權勢之艷時，實際上是哭，哭的是那種清明的政治不在，哭的是正義、公平、法律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