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麻風病的墾荒牛李桓英

2016年12月27日中午，一場不同尋常的入黨宣誓儀式在北京友誼醫院舉行。

一位鶴發童顏的老奶奶——李桓英，在鮮紅的黨旗下，和十幾位穿白大褂的年輕醫務人員一起舉手向黨宣誓——為了這莊嚴的時刻，她特意選了一條大紅圍巾，打頭站在第一排的第一個，分外顯眼。

李桓英是誰？耄耋之齡為何還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說老實話，對這位世界著名的麻風病防治專家，在中國擔當了幾十年根治麻風病的墾荒牛的人，她的名字不一定人人都叫得上來。

李桓英1921年出生于北京，那一年，中國誕生了一個偉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黨的同齡人，李桓英入黨的時候已經95歲。所有的媒體記者，當然也包括我，都不能不問：“您為何在這個年紀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李桓英先是回答：“入黨還分先后嗎？”然后又說：“入黨和搞科研一樣，都是為了追求真理。我為國家服務快60年了，現在，覺得自己可能合格了?！?/p>

入黨像搞科研？95歲才認為自己“可能合格了”？

李桓英不愛說大話：“這些年，我取得的成績，都與黨的關心和支持分不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披上一面黨旗，會落下遺憾……”

2019年7月，因為不慎，李桓英在家中摔倒，住進了醫院。治傷期間，還查出了心臟有問題，里面有一個“室壁瘤”，占據的位置十分兇險。為此醫生不許她激動，不許她長時間接受記者的采訪。沒辦法，我只能趁2021年春節給老人家微信視頻拜年時順便聊了聊。

李教授在視頻里看著非常精神，其實她很愿意跟我講一講。經李教授的助手袁聯潮老師同意，我開始慢慢地詢問：“除了‘科研’‘合格’，李教授您還有沒有其他的入黨想法和機緣？”經這一提醒，李教授說：“2016年9月，我搞出了一件大事——這一年，第十九屆國際麻風大會決定在北京召開，我獲得了‘中國麻風病防治終身成就獎’。那時候我就想，這是什么？算蓋棺定論了吧？我應該有資格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了吧？因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人生走到這一步，李桓英覺得“自己可以定型了”“不會走錯路了”。她心底那個“沉甸甸”的愿望——入黨，可以實現了。身為科學家，嚴謹的她做什么事都要等見了“成果”才宣告成功，入黨也一樣，她一生用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此時此刻，可以說出來了。

歲月年輪

新中國成立初期，史學家后來總結了四個突出的特點：工業技術水平低下，物資緊缺、物價飛漲，農業生產落后，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梢哉f，共產黨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同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拼命地封鎖和擾亂，國內尚存的敵對勢力更是盼著共產黨出師告敗，有些民主人士也擔心年輕的共產黨缺乏經驗，治理不好國家。

但是，人民群眾擁戴和支持共產黨，相信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四萬萬民眾一定能翻身做主人，建設好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

20世紀50年代早期，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跟著，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農業、手工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三大改造”）。到了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我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多少有志青年報國無望，出走海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朝陽讓這些人看到了新國家的曙光。很多人紛紛離開美加、歐洲，不遠萬里回到祖國。他們看準機會，投身國家建設，用自己的青春、熱血澆灌有一天一定能夠看見的國力軍力強盛、人民生活富裕的廣袤大地。

1950年，核物理學家朱光亞寫下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得到了52名準備近期回國的中國留學生的支持；同年，數學家華羅庚在歸國途中發聲：“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建設和發展奮斗?！?/p>

大約在同一時期，地質學家李四光秘密回到祖國，空氣動力學家錢學森克服險阻回到祖國，核物理學家鄧稼先謝絕了恩師挽留，生物學家童第周謝絕了重金續聘，材料科學家嚴東生沖破回家的重重阻撓。20世紀50年代前后回國的還有鄒承魯、梁思禮、吳文俊、汪聞韶、梁曉天、師昌緒、汪德昭、鄭哲敏、曹錫華……

一 “我要回國，就是要回國！”

1958年，對于37歲的李桓英來說，這一年，她站到了人生躲不開的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留在美國讀書，續簽世衛組織的聘書；還是回到祖國，融入新中國那一片絢麗的晴空下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李桓英在世衛組織已工作7年。“李，你的年薪已經從6000美元漲到了9000美元，不僅收入令人羨慕，而且學術上也應該是滿足了的吧？”世衛組織人力資源的主管拿著合同要跟李桓英續約。但李桓英禮貌地回絕了：“是的，我沒有什么不滿。但，我必須跟你實話實說，這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p>

What?Why?（什么？為什么？）

因為她要回國。

2021年春節期間，我視頻采訪她時刨根問底：“黨和國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吸引了您，讓您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執意回國？”

李桓英想了想說：“我今年整整100歲了，我親眼見證了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需要一個黨來凝聚人心，把十幾億的老百姓團結在一起，這樣才能干大事。我后來做麻風病的治療與科研，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國家對全體病人都免費治療，哪個國家、哪個政黨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當初沒有回國，而是選擇在美國或在世衛組織，或在其他國家其他地方工作，都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這不是一個人的‘個人能力’問題，是有沒有人給你這樣大的‘一個舞臺’……”

李桓英作為一個科學家，她不信天、不信命，只信事在人為，這和共產黨員是堅定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立場相同。而且，共產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李桓英的志向也是希望自己這一生，只為“人民的需要”而工作——國家與她，她與國家，休戚與共，同體相連。

從小，李桓英在大人們眼中就是一個愛學習的好姑娘。5歲時，她已經跟著在北京懷幼小學教書的母親開始上小學。隨后的12年里，她先后換了9所學校，不僅跟隨父母在中國的北京、上海、杭州、南京、香港等地生活和學習，還隨著留德的父親在柏林生活過一段時間，因此會說德語，且見多識廣，“主意”也越來越“正”。

1946年，已經大學畢業的李桓英在母親的堅持下，考上了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成了公共衛生研究院細菌系的一名“特別研究生”，主攻流行病學。因為是中國學生，一定要為中國爭氣。這是年輕的李桓英內心的種子。慢慢地，品學兼優的她引起了美國教授的關注。一開始，一位叫特納的性病專家聘請李桓英做自己的助理研究員，接著又推薦她成為剛剛成立不久的世界衛生組織的首批官員之一和性病專家。李桓英先后被派往印尼、緬甸等國工作。

“在緬甸，我與我的祖國僅隔著一條河。每當夕陽西下，我回到住處都會情不自禁地遙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家。”此番情景出現的次數多了，李桓英就明白自己想回國的念頭是越來越濃了。這種感覺后來被她總結為“在海外漂的時間越長，思鄉之情便越難以抑制”。

終于，當她在世衛組織7年任期屆滿，對方向她提出續簽合同時，李桓英婉言拒絕了。

李桓英要回國，是受了同時代人愛國情懷的影響，也是她自己近乎本能的沖動。她說：“回國的路，其實很不平坦。當時美國和中國還沒有建交，我手上的護照還是聯合國的護照……遙遠的祖國并不知道我要回來，也無法主動幫到我。”最后，她想盡了一切辦法，先拿到了回國的簽證，然后一個人繞道羅馬、雅典、列寧格勒，最后來到中國駐英國的大使館，找到了回國的機會。

1958年冬，她終于如愿以償，回到了祖國。此時她再看北京的北海、景山、天安門、正陽門，發現時光匆匆，這一晃，自己竟然已經離開了整整12年。

二 “名字是爺爺給我取的！”

李桓英的“桓”字，和寰宇的“寰”同音，本義為表柱，是古代立于驛站、官署等建筑物旁的標志木柱，后稱“華表”。在今天，“華表”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某種象征。在過去，“華表”還有實際的用途，除了做“路標”外，還做“望柱”，用來提醒皇帝要時常外出體察民情，同時不要忘記按期歸朝治國理政。到了明清時期，“華表”又被叫作“謗木”，平民百姓想向國家表達自己的心聲時，就把文字寫好貼在謗木上。在信息閉塞的時代，這已經是人們能想出來的很不錯的辦法。

說起李桓英為什么那么想家、想念北京，今天，這位已經100歲的老教授操著一口地道的京腔兒對我說：“誰會忘得了‘自己的根兒’呢？”

我又問：“您在海外學習生活了十幾年，為什么使用的英文名字還是李桓英的漢語拼音——Li Huanying?”

李教授有點急了：“我是中國人啊，我只有一個名字，而且這個名字還是我祖父給我取的！”

祖父給孫子、孫女取個名兒，本是很常見、很普通的事情，為什么李桓英把它像“證據”一樣跟我交代，而且說這話時，還顯得特別自豪？

李桓英的祖父，名慶芳，字楓圃，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愛國人士、詩人。根據北京市西城區整理的《百歲老人口述歷史》，李桓英告訴眾人：“我祖父出生于1878年，自幼聰明，喜愛讀書，記憶力超強。1902年和閻錫山等人被國家官費派往了日本，入學東京慶應大學，在法律系就讀，屬于中國歷史上第一代留學生。”

1909年，李慶芳學成回國，參加了科舉考試，中了舉人。1913年，在山西上黨被選為眾議員赴京。中華民國成立后，李慶芳擔任過國會參議院的秘書廳長，主辦了《民憲日報》《憲法新聞》，竭力主張立憲，在政界和文壇都很有影響。他后來受山西督軍閻錫山重視，被任命為總司令部司法處處長兼交通外長，同時兼任山西駐京代表。

在北平生活和安家期間，李慶芳創辦了很多以“懷幼”為名的慈善機構，包括學校、女校、工廠、印刷廠等，現在北京很知名的寬街小學，其前身就是由李慶芳等人創建的。

1937年11月，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太原，華北的大部分城市也已經失守，李慶芳因長期在北平做國會議員，還在閻錫山手下擔任過很多要職，自覺“目標過大”，深恐被日本人脅迫去做漢奸，便喬裝打扮回到山西老家——襄垣避難。

此后，國破山河在，抗日的主旋律中總夾雜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怪音，把槍口對準了不該對準的地方。“于家避難的爺爺，后來發現共產黨和八路軍，他們一直都在無條件地抗日，因此看到了新希望，從此在思想上傾向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

1939年2月5日，日本人不知怎么聽說了襄垣縣的陽澤河村有一些八路軍在活動，旋即派出500多人，殺氣騰騰地包圍了村子。李慶芳此時恰巧在村里，當時同38名八路軍、民兵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面對敵人的恐嚇和明晃晃的刺刀，李慶芳用日語怒斥日軍，并亮明了身份，說自己與日軍駐上黨的司令官關今由長治是東京慶應大學的同學。日本兵聽到這里，以為有了“重大發現”，立馬把李慶芳請到了日軍位于夏店鎮的指揮部，設宴誘降。

“爺爺當然不會背叛自己的國家，但是他要想辦法救八路軍，救那些民兵?！?/p>

第二天，關今由長治真的與李慶芳見了面，并答應釋放所有人，但接著就對李慶芳威逼利誘，要他擔任山西省地方的維持會長。李慶芳不從，到最后也沒有點頭，日本人無奈，只能軟禁了他，把他整整關了40天。

李桓英的生命里，延續著祖父大義、耿直的愛國基因，她說愛國并沒有什么特別值得自我標榜的，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2011年，李桓英應邀參加了由日本財團、北京大學、中國人權研究會聯合舉辦的號召消除對麻風病及其康復者的歧視和偏見的“全球倡議書2011啟動儀式”。她感覺這是中國人向世界發出的偉大的呼喚，備感驕傲與自豪！

“我這一生總結不出什么（輝煌）來，我就是能心跳一天，就為需要我的人做一天的事。我的心是正的，雖然我不會寫書法，但我要用我的心寫出一個大大的正心。”

“正心”，這是集大成的兩個字，也是李桓英用一輩子的行動塑成的一座豐碑。

1958年，李桓英輾轉從歐洲回到祖國。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親切地接見了她，根據她的特長，把她安排到了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工作。從那以后，她就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不能辜負了總理、黨和國家對她的信任——她要為新中國做事，為人民大眾做事。

2021年春節，我在微信采訪她時，李桓英說完了“入黨的理由”，又說起了“愛國”。她用因骨質退化已經變形的手指反復敲擊著自己的面孔說：“我是中國人，黃皮膚！”然后又揪著自己的頭發說：“我的頭發是黑的，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你說黨和國家在我心里的分量……”

回想當年她在美國讀書，特納教授為什么肯聘請李桓英做自己的助理研究員，然后又力薦她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首批官員之一和性病專家？想來當時特納看中的就是李桓英這位中國女學生的勤奮，除了認認真真對待必修課，各門成績都很優秀，她還時不時地去聽很多不拿學分的輔修課，目的就是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和眼界。

特納覺得自己發現了一棵“好苗子”，而李桓英也抓住了這個機會，在特納教授的指導下，整天跟小兔子、小白鼠打交道。這種實驗室經歷對她一個留學生來說真是非常難得。

幾年時光過得踏踏實實，李桓英沒有辜負特納教授對她的期望，她利用梅毒螺旋體感染的實驗兔，開始研究4種青霉素的療效，幾乎每天不分晝夜地在實驗室里觀察、記錄，比較4種青霉素（G、F、K、X）的制動作用，最后證明了青霉素G有快速殺菌的作用，為人類有效治療梅毒和控制其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

果敢、博學，也是書香門第的家傳遺風。李桓英說她一生能夠趕上好家庭、好國家，能夠做自己畢生喜愛的醫學研究，就已經很幸福、很幸運了。“真的，我是幸運的——我是個幸運兒。”

后來為什么會和麻風病結緣？又怎么成了中國終結麻風病的墾荒牛，同時也為世界防治麻風病提供了“中國方案”？

李教授那天對我說：“這就是后話了，國家的需要、患者的疾苦、時代的使命，正好讓我遇見了……”

我本想再多聊聊，但又擔心李教授的身體。反倒是她笑呵呵地安慰我：“沒事兒，咱還有時間，回頭我再好好地跟你說，好好地跟你說，哈哈哈……”

三 “是麻風病選擇了我！”

一個人究竟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青春，選擇一條正確的路？這是一道選擇題，只有一次機會，只能一次過，無法悔棋。

李桓英選擇了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后來更把目標瞄準了麻風病。她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麻風是一種病，一種慢性傳染病。患者短期沒有危險，長期也不會死，只是“麻風”這個名字聽起來讓人恐懼，它把“病”的“可怕”程度放大了。

當然，很多重癥麻風病患者到了晚期，出現的一些癥狀確實嚇人——“麻風桿菌”入侵體內，致使患者從皮膚到骨骼逐漸潰爛，慢慢變得鼻塌目陷、面目猙獰，四肢也會出現殘缺，往往表現為禿手禿腳，軀干變形。

英文用“leper”來形容麻風病患者，這個單詞還有一個意思，是“被大家憎惡、躲避、厭棄的人”。李桓英不同意，她堅持用“leprosy”（麻風病的通用英文翻譯）。但是不可否認，麻風病患者“恐怖的外表”常常給人帶來心理上的恐懼，尤其是在迷信思想濃厚的時代和地區，人們視麻風病患者為“鬼”，為“魔鬼附體”，認為那是他們造孽得到的報應，他們自己不死，卻會禍害接觸過他們的所有人。

作為一種古老的疾病，麻風病與人類相伴至少有3000年的歷史，它與梅毒、結核并列為世界三大慢性傳染病。早期的歐洲，人們因“怕”生“恨”，用船把麻風病患者大批運到海上，投入茫茫大海，使其溺死，又或者將其火燒、活埋。人道一點的，是把他們趕到遠離人煙的荒山深谷，令其自生自滅。有些地方或責令麻風病患者如果出門走動，必須在腳上和身上綁上鈴鐺，或者打板出聲，以警示他人趕快躲避。

在中國，自古以來，人們對麻風病的恐懼也伴隨著排斥與歧視。相傳，1935年，廣東軍閥陳濟堂在白云山下一次槍殺的麻風病患者就有300多人；1936年，高要縣縣長馬炳乾在趙鎮一次活埋的麻風病患者也有20多人；1940年，西北軍閥馬步芳曾強令青海各縣將麻風病患者一律槍斃，焚尸消毒，慘無人道。

不論東方還是西方，視“麻”如虎，談“麻”色變。因此，麻風病不僅僅是一種傳染病，更衍生出了許多社會問題?？蓱z的病患往往在忍受肉體痛苦的同時，還要忍受更痛苦的精神上的折磨。

人類幾千年來與麻風病的斗爭，一直都以失敗告終，因此，“隔離”是大家的共識。哪怕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麻風村”也依然被保留，成了麻風病治療和管理的特殊組織機構。

1950年，中國的麻風病患者大約還有50萬人，涉病的地區包括廣東、海南、福建、云南、貴州、西藏等。1958到1959年，僅僅一年，麻風病的發病率就高達5.01/100000，而且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病根本無藥可治。

李桓英回國后，先被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分配到了1954年創建的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現為皮膚病研究所），從事與皮膚病有關的科研工作。當時從國外回來的她，盡管看到研究所的實驗條件“簡陋到要命”，比如連最基礎的“紫外線消毒設備”都沒有，但是國家信任她，很快將1960年“五一”節要獻禮的一項艱巨任務——梅毒螺旋體制動試驗交給了她。這讓她備受鼓舞，天性愿意接受挑戰的她，不會被任何條件上的困難嚇倒。

“我那時就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用石碳酸的噴霧水來消毒，同時還自制了二氧化碳孵箱，很多用于實驗的小白兔和豚鼠，當然也都要自己來養。”

“獻禮任務”如期完成，李桓英受到邀請，參加了全國“五一大游行”。此后她又相繼完成了提取麻風抗原、從麻風桿菌中提取出特異性的酚糖脂的工作。為了試驗其有效性，她干脆擼起衣袖，在自己的雙臂上進行驗證。這是羊入虎口，一旦感染，她從此也會成為一個麻風病患者，到時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她比誰都清楚，但是她依然……以致后來，她的胳膊上永久地留下了“光田氏反應陽性試驗結果”的明顯疤痕。

“只要能為國家做事，做什么我都愿意，何況我所從事的科研還與我的專業、興趣相關，已經是很好了?！?/p>

1965年，李桓英被派到北京雕漆廠與河北贊皇縣割漆現場，對工人們容易患上的接觸性皮炎進行調研。之后又到丹東，研究為什么冬季運煤工人在洗過熱水澡之后，很容易發生物理性的刺激性皮炎。

1970年8月，根據中央戰備1號令的精神，衛生部軍管會指令皮研所全體人員下放到江蘇泰州。為何選擇下放到泰州？因為當時的三泰（泰州、泰興、泰縣）地區是中國麻風病的高流行區。當時又恰逢“文革”時期，作為從國外回來、深受“資產階級思想熏陶”的李桓英，需要“好好地改造”，被下放到泰州也是“正好”。

但是被下放并不等于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李桓英被分配在蘇北地區的蘇陳公社，她在這里一天也沒有荒廢，相反積極參加巡回醫療，從一只灰黃霉菌株受到啟發，開始利用當地的農副產品做霉菌的培養基，又利用舊式的培養箱，成功研制出了灰黃霉素，為蘇陳公社160多名患了頭癬病的兒童，摘掉了頭上厚厚的“盔甲”，解除了他們的痛苦。這項成果后來被推選參加了1972年在北京舉辦的全國科學技術成就展覽。

“是金子總會發光，但發出來的光要有用，才是金子的價值?！边@是李桓英的人生哲學，也是她無論被放在什么崗位都不會放棄自己對科研的執著的內心動力。

到我2021年要為李桓英“寫傳”，她所在的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提出要先看看我的提綱，這要求合理，雙方事先有所準備，采訪起來才更順利。于是我一口氣列了26個問題，其中一個就是：1970年，您怎么走進了江蘇的一個“麻風村”？這一進村，受到了什么刺激？對您日后幾十年開展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有什么影響？

話說到這，“故事”和“緣分”就要來了。

下放時，有一段時間，她被指派到了長江北岸的一所醫院——濱江醫院。在那里工作的時候，她來到了一個風景優美的江邊小村，這個村就是一個“麻風村”。進到村來，有一個小女孩兒拉著一個中年婦女的手，小心翼翼地蹭到李桓英的跟前，說：“醫生阿姨，你快幫我媽媽看看吧，她身上爛，臭，也不能為我做飯，我很餓……”李桓英輕輕地拍了拍中年婦女的胳膊，然后讓她抬起頭來。當那女人猶猶豫豫地抬起了頭，李桓英心里著實給嚇了一跳。這是她第一次面對面地接觸麻風病患者，那位患者的一只眼睛已經失明，另一只眼睛根本閉不上，一只腳潰爛著，流著膿，身體歪歪地，走路必須得讓女兒領著……

害怕是一種生理反應，李桓英內心更多的是對患者的同情。作為醫生，在她被世界衛生組織派往印尼、緬甸等東南亞國家服務的那些年，尤其是在印尼，流行一種叫作“雅司”的傳染病，患者的樣貌也大致如此，渾身潰爛，肢體變形，面目可怕。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李桓英對麻風病是了解的，只不過當她在自己國家的“麻風村”，突然這么近距離地看見了這樣的一個麻風病患者，她依然感到深深地震撼。

因此，當后來很多記者問李桓英為什么會選擇去防治和研究麻風病，她總是說：“不是我選擇了麻風病，而是麻風病選擇了我?！?/p>

望著那位痛苦的中年婦女，李桓英聯想到了自己在國外工作的經歷，她心里深深地明白：像雅司、頭癬，以及麻風這樣的傳染病，往往都跟貧困、落后緊密相聯，這也正是她立志要回國，要為尚未脫離貧困的國家、為在苦難中掙扎的同胞提供服務的原因。

“文革”后期，李桓英被借調回北京的科研機構，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實驗室。那是1972年，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的老所長胡傳揆到上海開會，順路來看望已經整體搬遷到泰州的老同事。他見到李桓英，立刻想到北醫皮膚科正在開展的“熒光抗體”工作非常需要專業的人才，而李桓英早在1962年就已經開始了“熒光抗體”在梅毒血清診斷中的應用研究，因此邀請李桓英回北京。對李桓英來說，這個機會是非常難得的。

突然降臨的機會，讓李桓英非常高興。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那么興奮，或許是她從小就在北京生活，“根兒”就在北京。北京這座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古老城市，對她有著極大的吸引力。然而，當她再次回京，理想抱負還沒來得及施展，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卻先陷入了窘境。

怎么回事？

離京前，她一直住在北京甘水橋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的集體宿舍?；鼐┖?，她因為不是“正式調入”哪一家單位，所以沒有戶口，也沒有地方住，自然就成了“一沒單位，二沒身份，三沒住處”的“三無”人員。

回想當初她的祖父把家安置在北京時，李家無論在東城、西城，甚至在京郊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房產。李桓英從小最熟悉，也是在此度過了她美好童年的兩條胡同，一條是東城區的燈草胡同，另一條是西城區西直門的馬相胡同。馬相胡同離動物園（當時叫萬牲園）很近，小時候祖父經常帶她去那里看動物。

這一段故事很重要，本來2021年春節拜年前，李桓英是同意跟我“好好地談一談”的，但她住院了，醫生緊跟著又發現，這兩天李老的心臟指標突然有了些波動。一問才知道，是因為要接受采訪，100年來的很多往事在她的心里波瀾起伏，她兩個晚上都沒有睡好覺?！安恍?！萬一人一激動，她心臟里的那個室壁瘤一旦破裂，即便是人在醫院，也很難搶救！”

我和她都得聽醫生的話。就這樣，我倆之間的“面對面”就只能往后先放一放?？晌壹敝牴适拢罱淌诰妥屗闹怼摮崩蠋熛冉o我接著往下講。

沒了地方住，她要怎么辦呢？我實在是想象不出一個那么重要的專業人員，回到北京，竟然……

袁老師說：“李教授借住過中國醫學科學院、衛生部外籍顧問馬海德先生的家，也借住過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老書記戴正啟的家，后來又在西山自己租了民房。直到5年后，她正式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才在北京前門東大街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面積很小的單元房?！?/p>

從“居無定所”到“再次安家”，李桓英沒有叫苦，也沒有抱怨。袁老師說：“李教授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她當年不顧父母反對一個人回國，就是只想到發揮自己的專長，沒有想過一旦回國、回到了北京，‘我住哪’？只要能工作，有實驗室，這對她就足夠了。”

正式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之前，李桓英可以說是一邊做著“新北漂”，一邊到處“打零工”。除了在北醫皮膚科開展“熒光抗體”實驗，還曾到北京阜外醫院皮膚科開展“紅斑狼瘡”的“熒光抗核抗體診斷實驗”，跟著又來到北京協和醫院進行學習，做了免疫學的新理論研究……

“工作著就沒有煩惱，也沒有工夫去煩惱?！边@是李桓英對自己的安慰。對于事業，她馬虎不得，嗅覺也很靈敏。

那是1978年3月17日，她在報紙上看到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剛剛落成。該所是一個集熱帶病診治預防和研究為一體的科研單位，是我國成立最早的北方唯一的熱帶醫學研究機構，也是中國最早被世衛組織認定的合作中心。李桓英心里的火苗一躥老高：“啊，這是我該去的地方！”

于是她又找到戴正啟書記。老書記深深地理解她，也為國家珍惜這樣一位特殊的人才，于是幫忙介紹。通過審查和面試，李桓英正式調入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從此，她才有機會大面積地接觸麻風病，一顆深埋于內心為國為民效力的種子，才找到了最合適的土壤。

我跟袁老師感嘆：“真是想不到，李教授還曾有過這樣的一段難！”

“是啊，整整5年，身份、居所不確定?！?/p>

“那，即使是遇到了這樣的不順，李教授也沒有后悔過回國嗎？”我心里都有點替李桓英打抱不平了。

“她不是有實驗室嗎？她的工作可一直沒停?！?/p>

1981年，李桓英憑借自己的資歷和影響力，成為國際麻風學會理事、印度麻風協會終身會員，同年還應邀參加了在緬甸當時的首都仰光召開的西太區麻風免疫和化學治療科學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李桓英獲得了一個天大的“利好”，那就是世衛組織已經有了對麻風病聯合化療的最新治療方案，下一步就要找國家進行實驗。她可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于是回國后立刻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并提議希望中國趕快向世衛組織遞交申請，國家完全采納了李桓英的意見。

機會，有時你不知道它會躲在什么地方，但是李桓英要讓自己的國家進入終結麻風病的世界第一梯隊。她該出手時就出手，正好利用自己在世衛組織工作過的經歷和便利，向麻風病宣戰。這一次，她要整裝出發了！

四 麻風病不是不治之癥？

1940年，曾被日本人軟禁了40天的李慶芳因為憂憤，感染了傷寒，又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在這一年不幸逝世，享年62歲。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專門刊載了李慶芳“被日軍虜獲四十日拒不屈從”的事跡，盛贊其勁節可風。

那時候李桓英已經深受五四運動新思想和無數愛國志士為了祖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影響，知道祖父的“勁節可風”是什么意思，她在心底暗暗下定決心：要做像祖父那樣的人——祖父了不起，將來我也要“了不起”！

為了參加祖父的追悼會，李桓英和父母、妹妹弟弟們回到了山西老家。她聽到了更多的關于爺爺的故事，也知道了父親跟爺爺一樣，盡管做著民國的“大官”，但為人正直、磊落，不愿意與惡勢力同流合污，同時兩袖清風，是個當官只想做事，“不懂得數錢”的人。

說起父親，他是李桓英成長路上又一個正面的榜樣。

早在1917年，李桓英的父親李法端，從北京匯文預科學校畢業并被官派前往德國留學。李法端被分配到柏林工業大學的電機工程專業，學成后也像他的父親一樣回到祖國，先后任民國杭州電機廠代總經理、政府交通部技士、材料司司長、國家行政院物資供應局顧問，以及中央銀行駐關島代表、中國經濟建設協會副總干事、中國工程師學會材料試驗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要職。

祖父和父親兩代人言傳身教，并沒有因為李桓英是一個女孩，就不支持她讀書獲取知識。李桓英的上面原有一個哥哥，7歲時因為白喉夭折，從此，祖父和父親就拿小桓英當“長子”來養。因此無論在德國，還是后來在國內的很多城市，都要求李桓英好好學習，長大了要報效國家。

李桓英不止一次跟她身邊的人說她這一生之所以幸運，一是因為有一個好家庭，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二是因為長大后回國，更有戴正啟、胡傳揆、馬海德這些對她有知遇之恩的前輩相助。因此個人遇到了一些暫時的困難、冷遇，她根本就不會往心里去。更何況若論吃苦，她本就是經歷過抗戰的人，和平年代再苦，還能比得過戰時？還能苦過躲炸彈、餓肚子，顛沛流離，生死難測……

1939年，她從香港考上了同濟大學醫學院。當時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同濟大學被迫從上海搬到了昆明，同學們都住在翠湖的八省會館，不僅生活苦，吃的是牛皮菜和蒿子、蕁葉子，生命安全也因為隨時會趕上日寇對昆明的轟炸而完全沒有保障。

“后來學校不得不再度搬到四川南部長江邊上的一個偏僻小鎮——李莊。在李莊，日子過得就更艱難了，七八個人擠在一間宿舍，沒有電，同學們晚上看書只能點油燈。”

不過恰恰是李莊的生活，讓李桓英真正有機會接觸到了中國的底層社會，看到了國家被外敵欺辱、蹂躪，更深地懂得了祖父和父親裝到她心里的那顆拳拳愛國之心的種子。

早年間，有人問她：“您在美國學習了4年，又在世衛組織工作了7年，收入很高，已經習慣了西方的生活，為什么要回國？”

李桓英總會反問一句：為什么我不回國？如果不是因為被世衛組織邀請，讓她覺得在這個平臺上對她將來的事業有益，李桓英說她一畢業，就會像祖父和父親那樣早回國了。

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的鐘惠瀾所長對李桓英的工作熱情非常肯定，尤其看到她有在世衛組織工作多年的經歷和學術研究基礎，聽說世衛組織要上馬治療麻風病了，便提議李桓英以訪問學者的身份，接受世衛組織的資助，先去出國考察。

面對難逢的良機，李桓英非常珍惜。9個月的時間，她跑了6個國家，訪問了9個麻風病治療中心。特別是當世衛組織同意將中國作為“實驗新療法”的地區時，李桓英根據中國的特點率先拿出了聯合化療的短程實驗方案。

她拼命地爭取項目，不是為了個人的學術地位和名譽，而是看中了聯合化療對麻風病患者是一份救命的大禮，她一定要為自己的祖國和患者爭取到這個機會。

當時的醫學界對“聯合化療”并非沒有爭議，比如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動物實驗”的可靠性；同時，醫護人員也不清楚應該給病人施以怎樣的劑量和指定多長的服藥期限，更不知道究竟要對患者治療多久、何時停藥、會不會復發……

但是李桓英身為傳染病專家，她明白聯合化療是由利福平、氨苯砜、氯苯吩嗪三種藥物組合而成的一個新套方，這個方子對患者是安全的，而且沒有不良的副作用。它就像三顆手榴彈被捆綁到了一起，對治療麻風病來說，是人類智慧終于綻放出來的一道曙光——為了祖國，為了讓中國幾十萬患者盡快擺脫麻風病，她一定要積極實驗，把這件事情做成功！

結束了9個月的學習和考察，她興奮地“殺”回祖國，急著跟領導匯報，并拿出了具體方案。接下來，為了選擇實驗地區，她先后來到云南的麻風村寨和山東濰坊的麻風病地區，對80位多菌型患者實施了24到27個月（云南用了27個月，山東用了24個月）不等的精確治療。此時，李桓英已經57歲了。

在這個年齡，中國大多數婦女都在做什么？頤養天年、含飴弄孫。但是李桓英沒有，她把80位患者當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關愛對象——一路治療、一路呵護，直至療程結束，這些人沒有一個失敗，都被治好，完全康復，從此遠離了“麻風村”，重新回歸了正常的生活。

五 “李教授，您就不怕被傳染？”

李桓英從不避諱自己這一輩子為了醫學研究和治療傳染病，沒有結婚，沒有后代，沒有普通人家的天倫之樂。因此經常被人問道：“您不后悔嗎？為什么會選擇單身？特別是看到別人家逢年過節，熱熱鬧鬧，老了也有兒孫繞膝，三世或四世同堂，您不羨慕？”

李桓英總是笑笑說：“我這人比較笨，做什么事就得全情地投入，如果又是老公，又是孩子，牽絆太多，我就做不成‘治麻’‘防麻’這件事嘍。”

如此“交換”意味著什么？是一種犧牲嗎？

李桓英卻不這樣認為，她覺得當事業和個人生活必然發生沖突的時候，她選擇了事業，而且樂樂呵呵，這沒什么不好：“人生有很多種幸福，我有我的收獲，那就是幸福。”

1979年，她把推廣世衛組織聯合化療的試點對象選在了云南省西雙版納的勐臘縣，從此就把生活、時間、情感都給了勐臘。

我在李桓英的辦公室看到了一張12寸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中有一個中年男子，懷里擁著一個小男孩，卻看不見那男人的手，估計是拍照時讓攝影師給故意遮擋了。袁老師告訴我：“照片中的男人叫刀建新，兩只手都殘疾了，爛得只剩下指根的一點點；那個男孩是他的兒子，初期感染時讓李教授給治好了。父子倆先后擔任了‘麻風村’的村主任，這張照片也有著長長的故事?！?/p>

在勐臘，李桓英篩選出了回菁村、孟捧鎮的納所村、勐侖鎮的曼南醒村三個村寨作為自己定制的“短程聯合化療”的試點對象。這些“麻風村”山路崎嶇，偏僻封閉，難進難出。比如曼南醒村，這個村子過去叫南顯村，在中國的地圖上根本找不到它的身影。1983年元旦剛過，李桓英坐了三天的火車，帶著從世衛組織爭取來的免費新藥，又一次來到曼南醒村。她從勐臘縣先乘車走六七個小時的公路，然后從鎮到村還有七八里牛馬踩出來的小道，路旁不時會出現十來米深的斷崖，好不容易看到村子了，要想進去，辦法只有三種：滑鐵索、走獨木橋、乘獨木舟。

2017年，北京西城區委宣傳部在得知李桓英做出“95歲高齡入黨”的驚人舉動后，組織三位作家編寫了《大愛初心》一書，書中有很多照片，其中三幅狠狠地攫住了我的眼：

一張是獨木舟——那“舟”真的是一棵大樹被鑿空了軀干；

一張是獨木橋——那“橋”也是一棵大樹被放平在河面上；

還有一張滑鐵索——照片上，李桓英正綁著安全帶，雙手抓著鐵環，臉朝天，彎腿收膝，身體懸在河面上。

李桓英怎么都忘不了第一次走進曼南醒村時的景象。那時，村里的人，走著的、站著的、蹲著的、坐著的，各種形狀。什么意思？就是人們的臉上、軀干、四肢大多都“奇形怪狀”。人們的眼神黯淡無光，麻木中緊繃著委屈、自卑、怨恨、絕望，李桓英知道，“連他們的心，其實也是殘疾的”。

曾經有記者請她回憶：“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女，撩起褲腿，腿上全是潰爛了的皮膚；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脫下鞋子，腳指頭已經完全不見了……”

麻風病患者不會死，他們只是因為受到麻風桿菌的侵襲，身體一點點喪失對外界的知覺，然后萎縮、潰爛、變形。但患者告訴她：“這病不會死人，可活著比死了還難受！”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多年，“麻風寨”也不是沒人管，政府時不時就會派醫生來給大家送藥。但醫生都把自己裝扮成“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鞋套、帽子、口罩，整個人臉上只能看見兩只眼睛。放藥的桌子離患者一米遠，醫生用棍子把藥一份份推到患者的面前……盡管患者都知道醫生“這樣做”實在是“沒辦法”，但面對整個社會的躲避、歧視，同時也面對自己“吃了什么藥都好不了”的現實，麻風病患者有一個算一個，心灰意冷，情愿躲避到“世外麻源”，不與正常人來往。

李桓英進村可與眾不同，更與之前的醫護人員不同。她進村后，頭臉、手上什么“防護”都沒有，見了村主任，也就是刀建新，她自然地先來了一個大大的擁抱，然后跟大家一一握手，接著巡診，給患者打針、喂藥。她不僅經常住在村子里，一有空還會幫助失去勞動力的患者料理生活，有的人臥床不起，大便干燥，她甚至還會親手為患者摳大便。這下，整個村子的村民都流淚了：“北京來的女摩雅（醫生），天哪，不怕麻風??！”

勐臘縣皮防站的工作人員驚訝為什么李桓英不怕被傳染，而且她還把“實驗室”搬到“麻風村”，就地組織大家在村子里做病理、做涂片——一開始，人們真是不理解！

李桓英緩慢而堅定地說：“我這樣做就是要打破陳規，不僅不隔離地在現場為患者檢查、治療，而且要把‘實驗室’搬進‘麻風村’。這是因為短程聯合化療方案要求我們每天都要給患者服藥、觀察、做記錄，同時還要研究這些患者在接受了‘新方案’以后的各種反應。因此不要說‘實驗室’得放到村里，我們醫護人員也要做好長期在‘麻風村’工作的思想準備。”

其實，1949年以后，中國對麻風病的防治工作已經有了兩個大手筆：其一，對全國的麻風病患者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與隔離；其二，基于當時的條件和醫學水平，國家安排力量，在合適的地方，建了一批“麻風村”。這才使得我們國家后來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既實現了麻風病患者的大量減少，也使一些“麻風村”逐漸荒廢。跟著，才逐漸完成了從人們對麻風病很少問津，到麻風病患者大規模地“被隔離”，再到逐漸“消失”的全過程。

李桓英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麻風村寨”工作。她這個說著一口北京話的女摩雅不僅什么都不怕，而且和大家一起吃、一起喝，疲了累了也同意讓村民們給她“做做按摩”。

有時候她讓患者當著她的面脫下鞋子，那鞋子泥里踩、水里蹚，有多臟多臭？患者往往不從，尤其是一些大小伙子、老少爺們，哪里好意思。但李桓英“命令”他們脫！麻風病患者因為神經受損，感覺不到傷痛，他們的腳指頭被老鼠咬了也不知道疼。因此他們下地干活，鞋子里進了沙子或被釘子等硬物把腳劃破了也沒有知覺。但如果受了傷，傷口會繼續感染，也會增強傳染性。

整整27個月的治療、觀察、陪伴，李桓英開始是治療麻風病的醫生、專家，然后是患者的朋友、老師，再后來就和鄉親們情同家人。

她不斷地告訴患者和家屬，麻風病是傳染病，但它的傳染力其實并不強，10個人里有9個人是傳不上的。而且如果我們能早發現、早用藥，就不會潰爛，也不會落下任何殘疾。

2019年，我的同事、《面對面》欄目主持人王寧采訪過李桓英，當時有這樣的一句提問：“雖然很難被傳染，但那也還是有被傳染上的可能啊，您不怕？”

“不怕?！?/p>

李教授回答得很淡定，口氣里帶著一種科學家的權威。過去人們總以為麻風會傳染，一見面、喘口氣就會被傳上，那是缺少醫學的常識。

“再說，怕也沒有用啊！戰士上戰場都知道子彈的厲害，但打起仗來，不是還得照樣往前沖？”

李桓英拿自己舉例：“你們看我跟麻風打了40年的交道，什么時候走進‘麻風寨’，我都是坐下來就喝，趕上了吃飯就吃，從來也不躲著患者，我也沒有事。如果什么時候，我真的被傳染上了，那我還盼著呢！那樣，我就可以給你們看看我是怎么把自己給治好的。”說完了還“哈哈哈”！

李桓英盡量與患者打成一片，她的這一行為，我相信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主觀故意”的，醫生要消除患者的自卑，讓他們的心情首先輕松起來，然后才能很好地配合治療。多少患者聽說麻風病不是“不治之癥”“麻風病能夠被治好”時，漸漸發出的笑聲里裹著淚，淚水里飽含著嶄新的希望。

當世衛組織有了聯合化療的治療方案，中國有了像李桓英這樣的好醫生，這種折磨人類數千年的麻風病，在中國，是到了該“拔根兒”的時候了。

六 堅持到奇跡出現

現在要說說那個長長的故事了。

曼南醒村的村主任刀建新，因為患上了麻風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人”變成了“鬼”，在得到國家的治療后，他又從“鬼”變成了“人”。因此這一輩子，他怎么說感謝李桓英的話都不為過。

原本，刀建新在傣族長輩的眼里是個有出息的后生仔。他畢業于昆明民族學院，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政治上進步得非常快，年紀輕輕就已經成了勐臘縣的縣委副書記。但是1965年，人們發現他忽然從縣委的機關大院消失了。一打聽，原來他被查出得了麻風病。這對他來說，不啻為一場晴天霹靂！

刀建新措手不及，得了這種病，如果能治好，“水牛角都能被扳直”！他萬念俱灰又別無選擇，生怕傳染給別人，因此不得不離開工作崗位，也不得不跟妻子離了婚。而且有件事兒像一根大刺兒，一直深深地扎在他心里。那是他離開工作崗位之前，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忘記要給黨組織最后交一次黨費。他伸出手、舉著錢，但沒有人敢接——突然，刀建新醒悟了：“我已經成了鬼，成了災星魔鬼，誰還愿意跟我接近？！”

他急慌慌地跑出辦公室，離開縣城，逃進曼南醒村，從此開始自我封閉。病治不好，也死不了，但生活還得繼續。不久，村民看到刀建新有文化、有能力，選他做了村主任。十多年來，刀主任也曾嘗試過上山采藥，熬煮、內服、外貼，盡量為自己和鄉親們治病，但是都沒用。他只能看著自己的手指、腳趾一天天地爛，殘疾程度越來越重?；茧y中走到一起的妻子咪香，身上、手上長出了很多的節、紅斑，尤其臉上還時常出現類似螞蟻爬過的感覺，她不知道這是不是也得了麻風病。

李桓英進村，要得到村主任的支持，村子里沒手術室，她得先找人幫忙用帳篷搭起個能做手術的地方。開始的時候，李桓英并沒有自己的助手，她是單槍匹馬進村的。后來她聽了村主任的故事，心也被狠狠地刺痛了。李桓英決心要幫他，還要依靠他，一定要把他和所有鄉親的病都治好！但常年的醫治無效，刀建新是絕望的，他不相信李桓英，不相信世衛組織，更沒什么興趣去嘗試短程聯合化療。

為了解開刀建新的心結，李桓英覺得得先和他“走近”。一天中午，她不請自來地推開了刀建新的家門，說：“主任，我的駐地離你們村有十公里，今兒要回去再返來，時間就都耽誤在路上了，我想在你家蹭頓飯?！?/p>

刀建新懵了，人人躲避麻風病患者唯恐不及，這李醫生怎么還來蹭飯？還沒等刀建新想好怎么回答，李桓英已經端起了碗，坐下來自己開吃了。李桓英一邊吃還一邊說：“你家的苞谷飯真好吃，我在北京可很難吃到，我得多吃點?！背酝?，又起身去盛了一碗。

這還讓他說什么呢？刀建新從此以后像變了一個人，從排斥到協助，從一個人到后來組織全村人都主動配合李摩雅。

就這樣，李桓英用實際行動溫暖著麻風病患者的心，疏解著他們心頭已經擰成了疙瘩的自卑。在她看來，身為醫生，首先應該讓患者感到尊重和平等。她堅信：“德不近佛者不可以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以為醫?！贬t者仁心，從來都不是說說而已。聯合化療的不隔離短期治療，既然在中國已經開始，就一定不能讓患者“空歡喜”！

1984年5月，李桓英在對曼南醒村全體村民進行復查的過程中，發現刀建新剛剛5歲的兒子巖糯的屁股上出現了一小塊紅斑。盡管孩子自己沒有任何感覺，但李桓英知道這是一塊未定類麻風。由于發現得早，馬上給孩子進行了治療，因此巖糯體內的麻風桿菌很快就被徹底地殺死了。孩子成了“早發現、早治療”的一個鮮活樣板。李桓英用這個實例教育了村民，也在教學當中將知識傳授給其他醫護人員。果然，十幾二十年后，小巖糯已經長大成人，他不僅健健康康，再也沒有復發，而且還向爸爸學習，努力工作，勤力為民，后來也當上了曼南醒村的村支書。

什么叫作苦盡甘來，春風化雨？盡管一開始推行短程聯合化療的時候，李桓英遇到了很多困難。這些困難中不僅有在村寨要吃苦、孤軍奮戰、一眼看不到結果，而且還有不被人理解。比如，她非常敬重的一些老專家、老領導，對她的短程聯合化療一開始并不信任，大家紛紛提出質疑：患者長期服藥都沒有解決的問題，你用只有兩年的“短程”，能成？試都不用去試！

說這話的老專家、老領導都是權威，而且多年以來一直在很多事上都支持自己、關照自己。但科學就是科學，很多時候，“新的世界”恰恰是因為我們“走錯了路”，才偶然被發現的。何況李桓英本來就是“實驗室出身”，她最相信實驗和數據，而且短程療法副作用少、見效快，也符合中國“多快好省”的國情需要——“那節省下來的藥，還可以治療更多的患者”！

性格率真的她，一方面努力說服老專家、老領導，另一方面也叮囑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用事實說話，堅持，再堅持，堅持到最后——讓“奇跡”出現。

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上蒼也不能不為李桓英的真誠、付出而感動——24個月、27個月的短程聯合化療堅持到最后，都獲得了大豐收。老專家、老領導們也都笑了，很多同行更默默地為她豎起了大拇指：干麻風的科研，大家都知道太艱苦、太危險，很多人常年對這個題目繞著走。可人家李桓英，卻敢沖到第一線，實干、苦干、悶頭干——做科研真是要有點“殉道”的精神??！

當然，除了領導、專家的質疑，短程聯合化療在一開始還有一“難”，那就是村民在服用了一段時間的藥以后，身體漸漸地出現了一種“鬼氣”，這讓人們一下子感到恐慌、害怕和懷疑了。

什么情況？原來短程聯合化療的藥物是紫色的，患者服下去之后，藥物會慢慢進入細胞，然后再反應到體表，這就會使患者的面部和患處呈現紫色。這本是很正常的藥物反應，但患者不理解啊，就開始疑神疑鬼了，有人甚至趁李桓英不注意，偷偷把藥扔進了水里。

這樣做李桓英可不答應！她一個個找患者談話，說明這種藥的療效和反應，反復地告知大家可以放心，同時也口氣強硬：“沒什么說的，必須遵醫囑，嚴格用藥，除非你們不想擺脫麻風的困擾，不然就好好地聽我指揮！”

奇跡終于出現了，患者按療程服藥，最后一個個都出現了療效。大家都說李摩雅說得真對。

面對療效，面對康復者一個也沒有出現反復，李桓英的短程聯合化療被證明取得了成功、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很快，世衛組織收到了李桓英的報告，并且不斷派人來進行考察。

李桓英的臨床醫治，在“時間”“用量”“反應”“是否復發”等問題上都為短程聯合化療獲取了臨床參數。因此，世衛組織非常感激中國，也非常感激李桓英。

不過，面對事業上的“首戰成功”，李桓英可絲毫沒覺得“自己已經走到了這一步”，就可以好好地停下來歇一歇，或過一過安逸的退休生活，或實現多年來她的父母和4個弟弟妹妹一直盼著她“能回美國和我們團聚”的夢想。她覺得勐臘的成功、濰坊的成功，都只是“局部的”，中國除了勐臘、濰坊，還有很多地方、很多人，依然受著麻風病的侵擾，她要趕快請求國家把“戰果”擴大、推廣，她眼前還有“更大更大的一片任務”！

事實上，國家隨后很快便批準了李桓英的建議，這就有了之后的30多年，李桓英跑遍了云、貴、川等7個地區的59個縣，開始新一輪醫治麻風病的“工程”。這項“工程”最終也取得了患者“全部康復”的結果，且復發率只有0.03%（世衛組織的標準是1%）的好成績。一方面，中國基本阻斷了麻風病的傳染，李桓英為自己的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另一方面，李桓英也為世界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中國“治療方案”。她哪里有時間坐下來歇歇腳呢？

七 為國爭光，福莫大焉！

57歲開始接觸麻風病的李桓英沒有覺得當年自己已經“并不年輕”，到68、78、88、98歲，她依然要求自己堅持工作，且精神飽滿。

“與麻風病結緣”的40年里，她的團隊、助手、領導、同事經常看到她背著一個小包，每天從家或坐兩站公共汽車，或步行，來到她的辦公室，來到她永遠都不想離開的實驗室。

說到李桓英的辦公室，只有8平方米，很小，和她小小的住所一樣，但氣氛很溫馨，工作起來很方便。

2021年春節前的一天，我被李桓英的助手袁聯潮老師領著，來到了位于北京友誼醫院內科研2樓的一層，推開一扇雙開門，里面是一處不大的套房，外間是實驗室，擺著很多實驗要用的設備和大大小小貼著“麻風室”字樣的塑料盒子，側身穿過這兩間實驗房，我來到一個過道，那里很緊湊地擺著6張桌子，6名科研人員正專注地工作。再往里走，有一道窄門，里面就是那8平方米的辦公室——李教授如果在北京，每個工作日她都會出現在這里。

袁老師指著對面頂頭放置的兩張辦公桌給我介紹：“長江老師您看，這邊是我的，那邊是李教授的?！?/p>

我點點頭，看到腿邊有一張很簡易的長沙發。袁老師看到我想問，立刻說：“哦，還有這靠門的沙發，每天中午，李教授都會在這兒靠一靠，簡單地瞇上一小會兒?！?/p>

“哦，那吃飯呢？”我還有疑問。

袁老師：“一般都是我從食堂給她打飯，然后就在辦公室的辦公桌上鋪一張舊報紙，坐下來吃，就是普通的盒飯，一餐吃不了還會打包，晚上回家熱熱再吃。”

李桓英的生活極其簡單。她自己會做飯，但通常最愛做的是西紅柿雞蛋面，因為一頓吃不了，還可以再吃第二頓。

“早餐呢？那可就沒有食堂的供應了?！蔽依^續問道。

袁老師：“早餐就更簡單，因為李教授有早年在國外生活的經歷，每天早餐就是一個蘋果、一杯咖啡，這幾乎日日雷打不動。”

我坐在李桓英辦公桌后面的扶手椅上，看著擺在桌上的老照片，思緒飛到了1958年……

當年她的父母和她的4個弟弟妹妹，為了能跟她聚在一起，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但是家人剛到不久，有一天父母卻發現大女兒竟然“悄悄地溜了”。李桓英先是借口到英國學習，然后輾轉回到了中國。父母形容她是“悄悄地溜了”，李桓英也承認：“那是因為我回國，真沒有跟父母商量，怕的是‘一商量了，就走不了’。”

1964年，李桓英的弟弟靠自己在美國加油站、餐館打工掙來的路費，讓父母到香港與姐姐見面。當時李桓英所在的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領導是冒著很大的風險才批準了李桓英“出境赴港”。她走后，有人議論：“看著吧，李桓英此去香港，見了父母，怕是就不會回來了?！蓖瑫r，父母那邊，此行還真是有“強烈的目的”要帶走女兒——他們年齡越來越大，需要女兒，同時也心疼女兒只身一人在國內，沒有家庭，沒有丈夫，無依無靠，萬一有個病有個災……因此，這次在香港的會面，父母是“一定要說服”女兒跟他們“回美國”的。

三天的見面，李桓英跟爸爸媽媽說了很多體己話，多次說到對不起父母，“看你們年齡慢慢大了，我也不能在身邊盡孝”。但是她也很堅定地告訴父母：“我需要祖國，祖國也需要我，我能用我的醫學專長為國家做事，能解救很多很多痛苦的病人，這是我無法不堅持下去要做的事……”在機場送別的時候，老父親望著漸漸走遠的女兒滿含熱淚。性格倔強的媽媽不等女兒走到看不見身影，就自己先一轉身，生著氣走了。

后來李桓英講起這段往事，說那一刻的畫面永遠嵌進了她的心里。對父母的虧欠，讓她永遠都不能原諒自己，但心頭所能安慰的就是“或許自己對父母的不孝，能換來對國家的大孝”。因此只有工作能夠忘記煩惱，唯有工作能夠讓她暫時地不想爹娘！

投身防治麻風病這個值得自己終身為之奮斗的事業，就像“回國”，李桓英從來沒有后悔過。

在最艱難的“實驗階段”，曙光已現，但工作非常艱苦，條件簡陋，資金匱乏，她就借助自己曾經在世衛組織工作時的關系、聲譽，馬不停蹄地向世衛組織匯報，利用一切機會向世衛組織申請藥物，申請國際專家的技術支持，當中也包括“伸手”要資金、要設備、要車輛……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睕]辦法，我們國家經歷了十年“文革”，剛剛才邁開經濟建設的步伐，我們還很窮，政府對于所有麻風病患者的治療又都是免費的，所以我們需要、需要……

云南和山東第一輪的實驗證明了短程聯合化療的100%有效，接下來，李桓英又拿出整整10年的時間，繼續實驗、繼續探索。1986年11月，中國衛生部在成都召開了全國麻風聯合化療座談會，宣布全國要普遍推行麻風短程聯合化療治療方案。這對李桓英的工作是一個學術上的極大肯定。

1994年，世衛組織開始向全球推廣中國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

1998年，第十五屆國際麻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向世界宣布：“我們已經成功消除了麻風病。”世衛組織官員諾丁博士在會上緊緊握著李桓英的手說：“全世界麻風病防治現場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榮譽漸次向她走來，但“名與利”根本不是李桓英長期從事麻風病防治工作的心理期許。想當年，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讀完了碩士，她是兩年后才從學校拿回了畢業證書；回國后，她先后供職于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領導多次為“評級”的事找過她，一個“正教授”的頭銜，她拖了整整20年才認真地去填寫了第一張表格。

“為了一個沒有麻風的世界”——李桓英覺得自己能夠成為“中國符號”，替中國人在世界麻風病治療領域站到最高的實驗臺，這已經是對她最好的回報。除此以外，她還在乎什么呢？

1990年，云南西雙版納慶祝潑水節時，勐臘縣人民政府在曼南醒村敲鑼打鼓地開了一個大會，宣布了一個“大好消息”，那就是：長達30年，一直戴在我們縣4個村寨頭上的“麻風寨”的帽子——從今天開始——徹底地被摘掉了！從此，在云南西雙版納的地圖上，人們再也找不到“麻風寨”的存在。

那一天，李桓英也被邀請回去，很多在外面生活和工作的老病友們知道李教授也會回來，便紛紛趕回“麻風寨”。人們抱住李桓英，緊緊地拉住李桓英的手，說：“謝謝謝謝，謝謝李教授，謝謝李摩雅。沒有你，哪有我們今天的新生？”

李桓英則說：“我們相信科學，也相信自己！我們的黨和國家要終結麻風病，你們，當然也包括我，都趕上了好時代、好機會。”

其實新中國成立不久，針對當時中國人所患疾病的四分之一都是皮膚病（比如麻風、梅毒等）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周恩來總理就曾說過：“要建立一個與普通衛生系統區分開來的垂直系統，就叫‘皮防系統’吧?！眹译S即派出專門人員“搞皮膚病的防治”，在防治目標中，麻風病是最大的一個工作重點。

李桓英作為醫學專家，當然很懂得防治傳染病的三個辦法：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染途徑、保護易感人群，必須“三管齊下”，但是具體怎么做？她想到社會主義中國有自己的體制優勢，可不可以利用過去的“皮防系統”進行“垂直管理”？跟著，她積極嘗試并創立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工作模式。這個“垂直”的好辦法，1996年被國家認可，隨后便在全國展開了“消除麻風病”的攻堅運動。世衛組織后來也知道了，還把“中國的做法”推薦為“全球最佳治療行動”——李桓英和她所帶領的團隊，用有效的實踐，把“垂直管理”的這張大網，織得更密，也更牢固了。

八 “百歲算什么？我的事還沒做完！”

1972年，李桓英正在江蘇泰州的麻風病防治前線沒日沒夜地工作著，突然收到了一封電報：母親去世。她悲痛難抑，深深地自責——自己這一生，長大成人，性格養成，都跟母親分不開，這不只表現在當她還沒到適學年齡時，母親就把她送進了學校，而且從小到大，母親反復叮囑：“作為女人，要受教育，要獨立，要有自己的胸襟！”

學醫是母親的主意。當年，李桓英好不容易從同濟大學畢業了，母親又建議她到美國去繼續讀碩士。母親初中畢業，跟同齡者比，文化已經不低，但是在舊社會的大宅門，她忍氣吞聲，明白上學的重要，她要讓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強大。

母親走后很多年，包括2021年我采訪李桓英的時候，她還說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父母接過來，趕快接過來，就在我的病房，讓我陪伴他們，我要為他們養老送終……”

但是，1964年，李桓英和父母的會面，已經是此生最后一別。

后來出國便利了，去美國看看父母已不是什么難事，但每一次都是因為忙……不知不覺，父母走了，她自己也將近百歲。

1988年，領導考慮到李桓英的身體已經不能夠再獨立支撐科研工作，遂派了翁小滿醫生作為她的第一任助手。年底，翁小滿到首都機場去接從云南回來的李桓英。從機場出來的李桓英，頭上纏著繃帶，一只胳膊吊在胸前，羽絨服也只能半穿半披著——這是怎么了？

車禍。自從李桓英把“實驗室”搬進了“麻風村”，云南對她來說就是常來常往，經常坐車翻山越嶺，已經不知道“翻車”過多少回。受的輕傷就不說了，就說1987年夏，正值雨季，李桓英從云南文山返回昆明的途中，因為坡陡路滑，汽車不慎翻到了路邊的玉米地，造成她右鎖骨骨折。緊跟著，1989年1月，她只身參加完西昌聯合化療工作資料的年終會審，趕著回成都，途中，因為雪天，汽車行駛到大涼山籬笆山的時候，一下子滑到了50米以下的山底，造成她左手骨折，三根肋骨骨折，頭上還縫了七針……

受傷回來的李桓英住進了友誼醫院，因為身邊沒有親人，翁小滿就想來陪護，但李桓英說：“我的腿又沒斷，生活還可以自理。你趕快回去做實驗，這次我帶回來的200多份血液標本，都放在冰箱里……”

1989年，非隔離短程聯合化療試點在云南全省推開，時年68歲的李桓英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2001年，李桓英因為主持“全國控制和基本消滅麻風病的策略、防治技術和措施研究”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這讓她心里感到非常興奮、非常欣慰?！耙粋€科研人員，有什么能比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來得更重要？這一點就像醫生救死扶傷，患者好了，起死回生地活蹦亂跳了，那是對醫生最大的獎勵。”

從事麻風病治療與研究的40年，用李桓英自己的話說，她得到了來自國家的太多的榮譽，先后獲得了“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全國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以及“感動中國十大新聞人物”候選人等榮譽，后來又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北京‘三八’紅旗手”“北京有突出貢獻專家”“全國麻風防治先進個人”“全國醫德楷模”“最美奮斗者”等30多項榮譽……2005年，北京市李桓英醫學基金會在友誼醫院成立。2010年，李桓英研究員學術思想研討暨90壽辰座談會在友誼醫院召開。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高度肯定了李桓英的工作，北京友誼醫院歷屆的領導和全體同仁更把李桓英教授當作“鎮院之寶”。

面對這些不曾想過的收獲，李桓英能不高興嗎？悠悠百年歲月，她初心未改，初心沒變。

因為麻風病的傳播方式、發病機理、檢測方法還沒有被徹底地突破，李桓英雖然年近百歲，但始終都覺得自己還沒有把這件事情做好。

2021年，她跟我說：“云南是我的第二故鄉，等我好了，新冠肺炎疫情也過去了，我還要再去云南！”

我說：“是嗎？太好了。您什么時候去，我也跟著您去采訪?！?/p>

她說：“好啊好啊，到時候我一定通知你?！?/p>

“那您就得好好地保重身體，等您出院了，醫生也同意了，我們就去?！蔽医ㄗh。

李教授聽完，爽朗地大笑，語氣非常堅定、聲音非常洪亮：“沒問題，你放心。我現在吃得下、睡得著，還不做夢。”

“啊——吃得下、睡得著，還不做夢？！”這句話猛烈地撞擊著我的耳膜，氣貫長虹又讓我渾然不覺她的年齡。

難道永遠“忙”就可以讓人狀態逆襲？青春就可以“常駐”“永駐”？

保重吧李教授，等機會到了，云南——我真的，真的還要跟您一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