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天，路遙高小畢業(yè)并順利地考上了延川中學。當他興沖沖地把錄取通知書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卻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媽不讓他上學了，要他回家來好好“過光景”。

這個決定在現(xiàn)在的人看來簡直不近情理，但在當時的陜北農(nóng)民看來，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他們這樣的家庭的實際，是過日子人應有的考慮。現(xiàn)在，讓我們看看他大伯是怎么考慮問題的。

就在路遙整天想入非非的同時，他大伯卻在考慮著完全不同的問題。那時陜北人普遍早婚，許多孩子在十四五歲前就訂婚了，一到十八歲就該結婚了。俗話說，“老人欠兒子一個婆姨，兒子欠老人一口棺材”，王玉德最著急的正是這件事情。年輕人到了這個年齡還沒有訂婚，做家長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頭。王玉德那年四十多歲，路遙也十四歲了，村里同齡孩子都訂下了婆姨，唯獨路遙還沒有，這使王玉德感到很大壓力。在他看來，念書是個小事，能認識自己的名字，能算開賬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窯洞，給路遙娶個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過日月的正道”。

他反復把這個道理講給路遙聽，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遙就是不聽，兩個人越說越遠，有時甚至爭了起來。這時他動搖了，不是覺得路遙說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的方法不對頭。于是，他放下手里的莊稼活，連著趕了幾次集，把親戚、朋友拜訪了一遍，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三個臭皮匠，合一個諸葛亮”，在這個大問題面前，他表現(xiàn)得慎而又慎。

他能找到的人都是窮人，日月過得比他更緊巴，這些人的看法是“窮不供書，富不教學，吃飯穿衣得看家景”。他們以為，像王玉德這樣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學簡直就是笑話，并告誡他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孩子不懂事，大人要做主。可不敢誤了孩子的前程。”這話一下子說到王玉德的心坎上了，不但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反而覺得自己的態(tài)度還不夠強硬，因為他覺得路遙“說起來‘精’著哩，其實‘憨’得什么也不懂”。如果任其下去，會“城里的誤了，鄉(xiāng)里的也誤了”，鬧不好，還會慣成個 “二流子”。“力出當墑牛，事出冤家口”，這個主意得自己來拿。

王玉德本來就不多說話，打定主意后話更少了，路遙提起這個事，他只是打哈哈，直到開學那天才說了實話：“這學肯定不上，天王老子說了也沒用。”說完遞給路遙一把小镢頭和一條羊毛繩，要他上山去砍柴。路遙一下子愣了，默默地接過小镢頭和繩子，一到山里就掄圓了扔進溝里，然后獨自進城去了。

路遙給我說過那次進城時的心情，他說：“感覺特別孤獨，就像一只小羊羔獨自處在茫茫雪原上那樣孤獨。”為了上學，他找過所有要好的同學，許多同學都支持他，情愿幫他籌集報名費，有一個同學還帶他見了家長，希望家長出面幫助。那位可敬的家長也很同情路遙的處境，但卻不同意路遙背著家里人報名的想法，擔心以后的事不好辦，“上學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必須把基礎打好”，他建議路遙去找村里的領導，爭取當?shù)攸h組織的支持。路遙接受了這個建議，返回村里直接找村里的領導。當時村里的領導叫劉俊寬，是一個十分有眼光且很仗義的人，他當即答應了路遙的請求，并借給他二斗黑豆，讓他換成錢去交報名費。當路遙前去學校報名時，已經(jīng)過了最后期限，學校不再接受，那位可敬的農(nóng)村領導又幫他過了這一關。

這件事在路遙的一生中影響巨大，不僅僅是上學本身，更重要的是在關鍵時候，路遙通過自己的人事關系把住了命運之船的航向。從這時候起，路遙已經(jīng)成了一個獨立的人，而不再是一個平常的孩子；他已經(jīng)離開大伯為他設定的人生軌道，走上了自己的路子。通過這件事，大伯在他眼中的權威感消失了，他覺得關鍵時候要自作主張，“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命運自己安排”。當同齡孩子都把身子緊緊地依偎在父母的懷里時，路遙已經(jīng)開始主宰自己的人生。這似乎是悲涼，反過來看也不乏豪邁。